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论文选题的区别

罗小凤现执教于 。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南宁市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桂学研究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网特约记者。参与编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中国诗歌年选》等选本；著有《中国新文学史一百年》教材与“作品导读”各1本（合著，任副主编）。目前主持教育部课题一项，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获广西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奖项；八十余篇论文见诸《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民族文学研究》《文艺争鸣》《南方文坛》《诗刊》等，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转载。业余时间从事诗歌、散文创作，数百篇（首）诗歌作品、散文、随笔等见诸《诗刊》《诗选刊》《星星》《诗歌月刊》《文艺报》《羊城晚报》等各种报刊；作品入选《中国诗歌年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2011中国年度优秀诗歌》《中国诗歌选》《大诗歌》等各种选本。获“中国‘80后’诗歌十年成就奖入围奖”，被收入“湖南籍最具代表性十大80后诗人”“中国80后诗人名录”“中国80后诗歌的脸”等。著有诗集《或远或近的距离》（合著）、《空心人》（收入西川主编“中国80后诗系”）等。 1980年腊月出生于湖南武冈。2003年9月考入广西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2006-2008年于广西梧州学院从教，担任写作教研室主任；2008年9月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王光明教授，201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7月入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担任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语文学科教学两个专业的硕士生导师。 参与编写《中国新文学史》教材与作品导读各1本（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任副主编；参与编选《九博士联合编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中国诗歌年选》等选本 （1）主持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倾向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C751057；2013年度广西教育厅教育改革项目“驻校作家制度：当下高校文学教学改革的新路径之研究与实践”。（2）参与项目（4项）：广西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广西70后女性小说家作家群研究）（已结题，项目批准号：06FZW009，主持人：费振刚、邓玉莲）；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广西形象”（在研，项目批准号：11BZW005；主持人：李仰智）广西教育厅课题“文化生态视野下的西江文学研究”（在研，项目批准号：201106LX572；主持人：钟世华 ）；广西梧州学院“2008年度院级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在研，项目批准号：wyjg2008A002；主持人：邓玉莲） 获第十二次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获奖论文：《被遮蔽的承传——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探察》（省部级，授予单位：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获广西第九届文艺评论奖三等奖，获奖论文：《被遮蔽的承传——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探察》（省级，授予单位：广西文联）获广西妇女联合会“先进性别文化建设”征文赛三等奖，获奖论文：《“超性别”：女性诗歌话语新策略——当下女性诗歌的一种性别策略》（省级，授予单位：广西妇女联合会）。 《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1930年代新诗的一种倾向》，《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3年第2期全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13年第4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13年第4期“论点摘编”。《被遮蔽的承传——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探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第1期全文转载（原载《江汉大学学报》2010年9月）《从非个人化到“感觉”——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中“感觉”的再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4．《姿态美学的建构——何其芳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5．《“来自灵魂最本质的声音”——吉狄马加诗歌中灵魂话语的建构》，《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追踪诗的精灵——诗学家吴思敬浅论》，《文艺争鸣》2012年5月刊《论壮族作家冯艺的散文艺术》，《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2期8．《“晚唐诗热”现象的诗学启示透析》，《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9．《新世纪以来广西的新诗发展倾向与困境探察》，《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10．《震出来的诗潮——从《诗刊》“抗震救灾诗专号”及“地震诗潮”看诗歌的社会功能与艺术功能之关系》，《诗刊》2009年5月上半月11．《穿行于现实与虚幻间的精神轨迹——李轻松近期诗作浅论》，《诗刊》2009年3月上半月12．《广西“70后”女性小说家话语方式探究》，《南方文坛》2009年6月刊13．《在现代与非现代之间——被诗歌史忽略的诗人李小雨诗歌之探》，《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新世纪以来的“生态诗”景观透视——兼论“生态诗”之我观》，《南方文坛》2013年第1期《废名话语系统中“诗的内容”新解》，《学术论坛》2013年第2期《诗意瞬间的潜水采珠人——庞白诗歌浅论》，《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17．《论郑愁予的孤独感》，《名作欣赏》2010年11月刊18．《灵魂叙事视阈中的“我们”》——读周庆荣散文诗《我们》，《青年文学》2010年11月刊19．《安琪的词语实验》，《诗刊》2009年11月上半月《切近舒婷诗歌的精神层面——〈神女峰〉赏析》，《青年文学》2011年12月下旬刊21．《70后诗歌的重量》，《青年文学》2012年5月刊22．《令人“朦胧”的朦胧诗——朦胧诗命名的再思考》，《星星》诗刊2010年1月（下半月理论版）《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精神的再发现》，《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废名对含蓄传统的再发现》，《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边缘之边缘的“突围”——新世纪十年散文诗发展态势探察》，《诗探索》2010年第5期《灵魂话语缺失的迷途——当下诗歌病症之浅窥》，《艺术广角》2011年第6期 谢冕评语：罗小凤是一位创作、评论和学术研究同时并举的全面发展的新学者，以突出的创作成就和富于个人“发现”的学术成果成为“80后”中成绩突出的优秀者。吴思敬评语：她的现当代文学，尤其是现当代诗歌研究与创作，已取得可喜的成就，并开始被学术界所瞩目，这是很难得的。费振刚评语：“80后”博士罗小凤不仅研究与评论诗歌，自己也创作诗歌，以其数十篇公开发表的论文、评论和数百篇的文学作品显示了其多方面的杰出才华。

外国多理论，议论，抒情。中国多故事。

你想啊，中国的诗词翻译成外文一下子就变味了，中国的话，别的国家表达不出来呀，比如水浒传，外国翻译成了《战争与士兵》了，像“涓涓”一词，中国拥有着中国美。 抱歉，我表达不是很好 区别大了，不能这么说的。你要是拿它写论文肯定枪毙。毕竟东西方的文化区别太大了。比如诗歌，中国古典诗歌少叙事多抒情，西方相反。

春晓　　年代：【唐】 作者：【孟浩然】 体裁：【五绝】 类别：【记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注释】　　注释：　　1．春晓：春天的早晨。　　2．闻：听。　　赏析：　　诗歌从春鸟的啼鸣、春风春雨的吹打、春花的谢落等声音，让读者通过觉， 然后运用想象的思维方法，转换到视觉，在眼前展开一夜风雨后的春天景色，构思非常独到。诗歌语言自然朴素，通俗易懂，却又耐人寻味：不知不觉的又来了一个春天的早晨，不知不觉的又开始了一次花开花落。思想着这一年一度的春色，人生的感慨便会油然而起，或淡或浓地萦回心头。　　2001年3月20日 星期二 ）　　人 的 季 节　　济 慈 （英 1795-1821)　　一年之中，有四季来而复往，　　人的心灵中，也有春夏秋冬：　　他有蓬勃的春天，让天真的幻想　　把天下美好的事物全部抓到手中；　　到了夏天，他喜欢对那初春　　年华的甜蜜思想仔细的追念，　　沉湎在其中，这种梦使他紧紧　　靠近了天国；他的灵魂在秋天　　有宁静的小湾，这时候他把翅膀　　收拢了起来，他十分满足、自在，　　醉眼朦胧，尽让美丽的景象　　象门前小河般流过，不去理睬；　　他也有冬天，苍白，变了面形；　　不然，他就超越了人的本性。　　（屠 岸 译）　　【老人曹树厚赏析】济慈是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此首诗是十四行体的诗。在这首诗中，他把人的一生同一年四季相比，浪漫地说明了人一生的哲理：年轻时，朝气蓬勃，精力旺盛，也有天真的幻想；人到壮年，事业顺利，他的梦靠近了理想；到了中年，想休息了，把翅膀收拢了起来；到了老年，自然规律要老要死。济慈讲的人一生的哲理，是他的想法和体会，这是19世纪的观念。到了当前的21世纪，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到了中年不能想休息，中年正是干事的时候，正是实现理想的时候；第二、年轻的时候，不能光是天真的幻想，还要脚踏国情、社情，努力实干方能有成。　　从以上两首诗歌可以大致看出：中国唐代以后出现的近体律诗和绝句讲究格律，如句数、字数、平仄、用韵等等。规定很严格。中国诗歌含蓄、精练，讲究意境。 外国诗歌没有中国古典诗歌的讲究，比较自由、奔放。中国现代诗歌（自由诗）已经与外国诗歌没有多少区别。　　诗歌被誉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同时诗歌也是时代、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中西方诗歌迥然不同，分别体现了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美学、文论的综合成就。对中西诗歌进行比较既是文化交流的客观必要，也是研究和发展我国诗歌的主观要求。　　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西方的诗歌同样的耀眼夺目，我们可以从数量浩大的诗作中发现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中西的诗歌在体式、内容、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但也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一）前论　　西方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曾经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确有所反映，中西的诗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非（也没有可能）完全隔绝。　　我们从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现代诗歌说起，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的影响从汉诗英译开始。　　从埃兹拉·庞德翻译的《中国》和一些英美译者的翻译作品来看，中国诗的意境逐渐渗入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中国诗歌文字简洁，意义深刻的特点逐渐为他们所接受，而且也逐渐为他们所学习。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曾经说过，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一个“新希腊”，从而发动了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中国的古典诗词不仅影响他们的创作，还影响着他们的诗歌创作理论。　　由于古汉语是一种没有词尾变化的语言，它不像英语那样有明显的人称、数和时态变化，表达上不如西方语言那么精确，因此汉语更具有模糊性，更加含蓄。艾米·洛威尔曾经说过：“含蓄是我们从东方学来的东西之一。”中国古典诗词的显著特点就显现在简洁具体。这要求诗人必须具有行文简洁和表达含蓄的才能。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点生动的意象和诗中有画也融入了他们的创作中。这种借鉴的结果就是“汉风诗”的出现。英美译者翻译最多的是我国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商隐、李贺的诗和李清照、柳永、李煜的词，他们的创作手法对英美现代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流传的佛老思想、逃避现实、完善自身的思想也深入他们诗歌的创作中。勃莱一首名为《想到<隐居>》的诗，就是受白居易的启发而写的。他的朋友赖特走得更远，他曾经给自己的一首诗加上这样的一个标题：“读了一卷坏诗，心情抑郁，于是走向一处闲置的草场，央昆虫来作伴。”这种白描方法明显是受到中国唐诗的影响。　　（二）相似之处　　中国古典诗词用词凝练，意境含蓄，诗画合一，形象生动的特点在交流中融入了英美现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先来比较下面的两首诗：　　饮酒　　（晋）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茵纳斯弗利岛　　（爱尔兰）威廉·巴勒斯·叶芝　　我就要动身去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　　支起几行云豆架，一排蜂蜜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　　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去了，因为我听到，　　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心灵深处听见这声音。①　　从上面的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意境和用词是非常相似的，“结庐”与“造屋”如出一辙，“采菊”与“种豆、养蜂”异曲同工，“山气”与后一首的中间四句的意境完全可以互相补充。两位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要离开这个充满痛苦的红尘世界，去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表现了宁静致远的思想和远离尘嚣的真意。从写作手法上看，两者都用了近乎白描的艺术手法，没有加入主观色彩，客观真实地描写景物，直白地道出胸臆。这至少可以证明中西方文化之间是有共通性的。　　两首诗所表达的飘逸、洒脱的意境在古典诗词和英美现代诗歌都是屡见不鲜的，从李白“笑而不答心自闲”到杜甫“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还有更多的例子举不胜举，而英美现代诗歌中不乏其例，如T·S·艾略特著名诗歌《荒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充分表现了这样的意境。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两者也有许多共同点。中国古典诗词最大的特点是含蓄，生动凝练。气氛只用寥寥数字便可烘托，意境只需片言只语就可表达。英美现代诗歌的创作显现出含蓄、凝重、集中、富有感情的特点跟他们的诗歌理论受中国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一些表达方式也基本相同。埃兹拉·庞德的名震西方诗坛的两句短诗《在地铁车站》含蓄、凝练，令人回味无穷：　　这些面庞在人群中涌现　　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朵瓣瓣　　这与中国古典的“人面桃花相映红” 、“杨柳青丝” 、“梨花带雨”的意境是大致相同的，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但笔者个人认为，西方的诗歌这些比喻所表达出来的意境没有中国的那么美，那么让人富于想象。诗歌很形象地再现了那些漂亮的面庞在人流中涌现的情景，但缺乏了一个让人思绪飞扬的空间，语言上也欠缺了美感。这与中西方的思维形式不同有关，本文将在后面论述。　　（三）不同之处　　比较可以看出共性，也可以看出个性。中西诗歌虽然在渊源上能找到一定的源头或能证明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影响，但在比较之中我们还是不难地发现两者的差异。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是由其本质不同、思维形式不同带来的。　　中国诗词善于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英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从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是由两者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表现，西方人注重再现，这种思维模式指挥下发展而来的诗歌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自然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形成了意境说、教化说，西方则形成了典型说，因此中国的诗词更注重的是一种意境的创造，追求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效果，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人写诗歌依然追求意境的营造，如果说得太白了，就没有意思了，当然当代一些新新人类作家的作品追求一种直白，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这些人并不代表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　　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很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待爱情方面，中西方的诗歌特点在此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中国诗人描写爱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终不把那种爱表达出来，而西方诗人会高喊“你是我的太阳，爱情之火烧得我浑身焦灼。”这种直言不讳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产生差异的实质在于彼此的审美取向不同。　　另外，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而英美现代诗歌多以揭露为主。中国诗词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永远把诗人的情感埋藏于诗词之中，只有通过“感悟”才可能感觉出其美，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他几乎没有用一个表达感情的词语，只是把“枯藤” 、“老树” 、“昏鸦”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凄凉寂寥的景象，后面两句把七种静物列在一处，却恰如其分地渲染了寂寞、惨淡的气氛，“夕阳西下”更是给整幅画面涂上了一层昏黄的颜色，最后一笔带出“断肠人在天涯” ，感觉上前后好像并无直接联系，但感情是连贯的，思路也是连贯的，读者一口气读下来，仿佛自己就是诗人所描绘的画中的游子，引起强烈的共鸣。然而十种静物的并列，虽然没有任何的主观感情，却比再多的语言都要强烈地表达了一种孤寂凄清的感情，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相比之下，英美现代诗歌强调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畸零人的心理，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直抒胸臆，而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但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　　（四）相异的分析　　上文中曾经提及中西的思维形式不同造成文化的相异，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思维的相异，这是一个连科学家都在研究的问题，笔者实在无法回答，只能从表面分析思维差异的表现。　　与西方商业性、开放性社会所形成的重视概念、范畴内涵的明确性，分析、归纳的逻辑性，和抽象性强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早在先秦已经形成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前者持“天人相分”的哲学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故努力明确事物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后者持“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偏重于统一，偏重整体、直观的把握，而忽视了精密和抽象的逻辑分析、归纳，是一种典型的“以物观物”的方式，明显不同于西方的“以我观物” 的方式。这样一来造成了语义含糊，难以进行分析研究，只能靠感悟来理解其中的意思，没有精确的尺度去衡量其中的含义。例如《老子》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直以来“道”的含义备受争议，在翻译中更找不出合适的能表达其意思的词，只好用“dao”来表示，这是直觉思维下的典型产物。这种直觉式的思维上升为理性后，仍不离感性。当它运用于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时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特有的概念，如风骨、风雅、阳刚等等。也就不像西方那样先对概念作明确的界定，经过推理过程，然后才建构理论体系。它起源于感性体验，经过感悟，后又约定俗成，在前后沿用中逐步发展完善，具有具体与抽象、体验与概括结合的特点。②　　中国在长期的认识活动中，又形成了运用朴素的辩证法观察事物的传统，以及相应的辩证思维方式，体现在文学上就是既重视并揭示文学与社会的内在联系，也能够揭示文学自身的规律。　　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之下，中国的诗歌创作特别强调一个“悟”字，“顿悟”成了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悟”往往带来神来一笔，它不一定与上文有直接逻辑的联系，但感情上具有连贯性，这种写作方式是直觉思维方式的产物，它铸造了中国诗歌特有的美丽。杜甫有一首诗很能突出这个特点。　　舟月对驿近寺　　（唐）杜甫　　更深不假烛，月郎白明船。金刹青枫外，朱楼白水边。城乌啼眇眇，野鹭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钩帘独未眠。　　虽然全诗只有最后两句表达诗人的感情，但前面的景物为后面感情的连贯做好了铺垫，渲染了气氛，使诗人的感情的流露在诗歌有一气呵成，不会产生唐突之感。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这些作品比比皆是，是中国诗歌的一大特色。而反观西方诗歌则很少采用这种方式，究其原因是中西的思维模式不同引起的。　　（五）后论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和费伊阿本德提出了一条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原则，认为科学史上的各个链条之间不可通约，即几乎不存在约数。这个原则用于现代人类文化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具有不同的经验，提出和解决的又是不同的问题。③我们从中得到了启发：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的民族文化沉淀中产生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在比较中不应确立一个所谓的中立标准去判断其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文化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清楚认识问题和提高完善自己，而不是为了推倒一方、否定一方。　　交流中还存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地位的问题。　　中西审美习性及倾向不同产生很大的差异，这些与各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以及民族思维有关。任何一种其他民族的东西在进入一个陌生的民族内部时，不可能完全不发生变异，这种变异既是其融入其他民族文化的必要条件，也是自身发展吸收的结果。而这种变异的结果有两种：一是消灭其他文化，特别是落后民族的文化，一是两者的结合，最后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国古代前一种现象经常发生，而到了近现代，由于每个民族的文化沉淀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一种情况司空见惯，而且世界文化交流的趋势客观上也要求异文化之间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融合是不以消灭一方文化为代价的，毕竟每个民族的发展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消灭文化的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文化一体化的论点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文化存在的不可通约性决定了文化的个性。偏激一点，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文化一体化等于没文化，消灭文化。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只共同拥有一种文化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景，每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甚至灭亡都有客观规律的支配，如果以非客观手段强行消灭一种文化必然会受到惩罚。在中外历史上这种教训不是不深刻。因此我们并不能提出单纯的融合要求，中西的交流不能以消灭一种文化为目的，否则后悔的必然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　　通过中西诗歌的比较，我们不可能得出谁好谁不好的结论，每个民族、每个地域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只存在差异，不存在优劣。我们的诗歌在很长时期内有令我们甚至子孙后代骄傲的地方，但诗歌的发展不以人为的意志转移，值得骄傲并不代表可以固步自封，只有不断完善、发展，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文学才可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最后，以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结束本文，这也寄托笔者对世界文学的展望——　　登鹳雀楼　　（唐）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首先是不同的历史传统。　　大致地说，西方重叙事诗，比如荷马史诗；但有向抒情诗发展的趋势，如萨福、品达等。中国诗歌重抒情，《诗经》、《楚辞》无不“诗言志”，叙事诗就少很多了。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像西方“英雄史诗”那样大规模的叙事诗呢？因为，中国文学歌颂英雄，不是用诗而是用历史、小说来歌颂，并且中国自古以来认为，诗的功能在于抒情，陶冶情性，而不在于叙事。再者，西方民族生性好动，其理想的人物是英雄；中国民族个性好静，理想的人物是圣人。　　第二，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都有着很丰富的田园诗作。　　中国古代有陶渊明、王维、孟浩然，西方也有维吉尔、斯宾塞等人。中西隐逸诗人，都有不满现状，逃避现实，归隐田园，自寻乐趣的倾向。所以中西山水田园诗，都表现了对大自然、对田园生活的欣赏和赞美，表现了中西诗人向往自然，返朴归真的思想。但二者也有差异。茅于美《中西诗歌比较研究》曾说，西方田园诗多写牧民生活，中国侧重农民生活，西方田园诗多写爱情主题，中国的田园诗往往涉及政治；不同的宗教观念：西方诗人受基督教影响，置身大自然时会情不自禁感到上帝的存在，中国田园诗中，缺乏那种具有原罪意识的宗教情绪，求心理平衡的老庄思想时有反映；表现了不同的哲理思考：西方田园诗除了上帝和爱情之外，还常表现一些发人深思的哲理；中国诗人的哲理思考往往涉及宦海浮沉，穷通蹇达的个人遭遇，或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　　第三，各呈异彩的爱情诗。　　纵观古今，爱情一直是文学、戏曲、影视等媒介表现的重头戏，中国是这样，西方也不例外。中西爱情诗都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有《诗经》，西方有古希腊时期的萨福等人，且都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而冲突阻力的发展过程，尤其以漫长的封建时代为甚。两者的差异表现在，一是数量上的不同，爱情诗在西方诗歌中的比重，比它在中国诗歌中的比重大得多。二是主题上的差异，中国关于“婚后恋”、“死亡恋”的诗比较多，如《钗头凤》、《长恨歌》等；而西方关于“婚前恋”、“婚外情”的诗较多，如萨福的《相思》等。三是情感或情调上的差异，中国情诗多写“怨”情，多悲苦与悲愤之情，多“悼亡诗”而少“求爱诗”；西方则多写“慕”情，多“求爱诗”而少“悼亡诗”，多欢快幸福之情。　　第四是情景上的差异。　　中国多是闲庭深院、沉香亭畔、月影阑珊；而西方多是碧草如茵之大地，月光皎洁之林间，白雪皑皑之小径，浪卷细沙之海滩。五是风格很不相同，即众所周知的，西方爱情诗多采用一种开放式的、奔进的表现方法，笔调直率、大胆，往往先写景，然后让感情一泻而出；我国的古典爱情诗则主要使用含蓄蕴藉的表现方法。　　钱钟书先生在《七缀集》中说；“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色彩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 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的。”究其根源，大体上有三种：　　一是社会与文化根源；二是不同的恋爱观和婚姻观；三是不同的诗歌价值观。　　总之，关于文学有没有标准，应该以何为标准，尚且没有定论。毕竟文学是一种审美的精神活动，很难有很明确的界限，加之诗歌语词凝练、结构跳跃、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和抒发思想感情，较其他的文学体裁更难把握，所以我们只能找出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加以分析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