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教育教学杂志2017年第3期是什么时候写的

对于这个问题，就自己而言需从三个时期作答。第一个青少年时期，写作目的受当年普遍崇拜作家时代影响想当作家。为此，本市当地有什么写的培训，自己都想尽办法争取参加，杂志上有什么写作辅导班同样去报名学习。本地的，八几年就参加过《黄石日报》、黄石广播电台新闻写作时间比较长的培训，参加过歌词创作学习。短期的(寒暑假)什么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对联、公文等等。杂志上参加过《黑龙江青年》黑龙江大学主持的汉语言刊授大学培训学习，参加过贵州《电影评价》贵州电视大学举办的电影剧本写作培训学习。收获肯是有的，发表了相关学习过的练笔稿件文章等，也得过什么奖的许多许多。现在想起来，什么出名呀稿费呀，这都不重要。最大的收获，还是激发了这方面的兴趣，学习到了一些相关写作知识，为已后的写作爱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第二个时期，中年阶段。写作向务实主义方向迈进。这时期主要写教育教学论文，目的就是一个为竞争晋级职务职称服务。先后在《当代教育论文集锦》、《当代专家论文精选》、《中华现代教育》、《教育管理与科研》、《中国教育基础论坛》、《国际优秀作品(论文)》、《世界优秀学术论文(成果)》等报刊杂志书籍上，发表《浅谈学生主动学习的方法》、《做好小事才能做好大未来》、《用心和创新才能做好家访工作》、《船小亦能扬高帆》、《刍议素质教育教案的编写》、《培养毅力迎接挑战》、《发展创新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当代新型办学思想研究》等。先后获，市省国等一二等奖几十余次，入书入典几十余部。收益，八二年街道首批评为小学一级教师职务，九三年开发区第二批小学高级教师职务，还参评过副高职称评定(由于，当年全区只有三个名额，指标都让给当校长了)。就是人事局长叫我这一让，成了当年快退休的本人终身遗憾了……最后阶段，退休了。这个时期的写作目的，很纯粹，就是打发时光，想增添一点精神快乐。其次，就是发表一下自已对人生对社会所悟所见……

朱子家训全文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　　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　　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　　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　　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　　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　　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　　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　　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　　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　　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生禽。　　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　　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　　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　　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　　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　　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　　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　　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　　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1927年11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了。这被公认为是我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标志着我国新闻史研究由零碎的探索阶段走上了系统化研究的道路，成为在很长时间里无人超越的高峰。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问世；稍后，由他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攀上了新的高峰。两座学术高峰的耸立，熔铸着几代学人特别是戈公振和方汉奇两位巨擘的智慧和艰辛。 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 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几乎是与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诞生同步起始的。最早的文章应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1838年写的《京报分析》。较早对中国新闻事业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有：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中土》、1873年《申报》上的《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等。这些文章中只有相关的一些文字论及中国新闻史，既不全面更不系统。较为系统地论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是1895年李提摩太的《中国各报馆始末》，1901年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以及1917年《上海闲话》一书中姚公鹤所写《上海报刊小史》一节。这些文章都注意到了中国古代报刊与近代报刊的本质差别，启发人们去思考中国古代新闻事业的起源与变迁，关注尚很年轻的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由此而产生了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不过，作为起步阶段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很粗糙，线索模糊，史料单薄。就是具有中国最早的新闻史专著之称的《上海报刊小史》，整篇文章很难找到报刊的确切创刊日期、发行数量等，大量使用的是似是而非的模糊语言。而李提摩太和梁启超的文章则更为简约，主要是提供了一些线索。总的来讲，1927年前中国新闻史研究尚处于零碎的非系统状态。 1920年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开始设置新闻学专业，最初叫做“报学系”。伴随教学活动的开展，作为新闻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期间，虽然没有专著和代表性的文章问世，但新闻史的教学活动在客观上却明显地促进了新闻史研究的系统化发展，使之迈出了新闻史研究的史前期，而跨上了积累资料、总结规律的新台阶。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说就是这一阶段的历史积累所结出的硕果。在《戈公振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25年)上海国民大学开设报学系，戈公振任教《中国报学史》……根据多年的教学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资料，戈公振开始撰写《中国报学史》，将我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戈公振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劳动。为了证实史料的可靠性，他多次写信虚心向别人求教。为了觅得第一手报刊资料，除了在《时报》刊登‘访求旧报’广告外，还不辞辛苦地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处消磨了大量的时光。10余年来，他一直不停地广泛搜集史料，致使摆设在他那书房兼卧室的4张高大的书架上，全部堆满有关新闻书籍和各种稀有报刊与剪报。他那如痴如醉的治学精神，使同事和朋友们都大为惊叹。”〔1〕 完成于1926年底的《中国报学史》于1927年11月出版了。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新闻史专著，“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2〕《中国报学史》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大致脉络，确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这在我国新闻史学史上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此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展现出全面铺开之势，通史、地域史、断代史、人物史、专题史等方面的专著纷纷问世。据统计，解放前，我国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不下50种，绝大多数是1927年后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在新闻史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开拓，取得了不少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3〕 二、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徘徊时期 1927年至1949年前，我国的新闻史研究是有进展的，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大突破。在这50多部作品中，“率尔操觚，展转抄袭，缺少新意”之著，十之七八。不少作者根本不做调查研究，干脆闭门造车，连基本的史学求真的精神都没有。如蔡寄鸥的《武汉新闻史》，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讲述武汉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专著。作者记述了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虽有一定的可信度，但都是一些感性的东西，没有对武汉新闻事业发展的实证考察和总体把握，语言模糊，结构松散，全无史书应有的严谨态度。这些专著在解放后连再版的价值都不存在了。方汉奇先生曾评价道：“多数新闻史著作的水平还不高，分量也稍显单薄。”其中“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响最大……是旧中国的新闻著作当中惟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惟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史学专著。”〔4〕由此可见，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不仅是中国系统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著，还是解放前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登峰造极之著，代表了解放前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以致“日本人编写的《中华新闻史》，林语堂用英语写的《中国报业及舆论史》，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白瑞华所著《中国报业》等书，都是根据《中国报学史》提供的材料写成的〔5〕”。 不过，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史料丰富而不确切，后被考订出有200多处错误；阐述系统而不深入，“叙述不免偏颇，如上海报业介绍较详，其他地区则显简略”；并且，“戈著体系欠完整，任何学术专史著作，应以时为经，以其发展为纬。戈氏强分中国新闻事业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立章，实属武断，与发展史实多所不合”。〔6〕不难看出《中国报学史》本身尚属不成熟之著，有待发展与完善。 解放后直到1978年，新闻史的研究继续在海峡两岸同时进行，但成就都不大。大陆研究的重点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共领导的革命报刊和进步报刊的历史。这部分历史在解放前尚未有人研究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一大空缺。但受“左”的影响比较深，对古近代报刊史和现代同期其他类型的新闻事业的研究不足。还谈不上对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全面开展。台湾在此期间累计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有30多种，但同样缺乏深度与力度。台湾在新闻学的教学中长期使用的仍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台湾新闻史专家朱传誉在1966年曾无奈地说过：“尽管戈著缺点很多，不合时宜，但他以后，国内始终没有出现过第二本系统性新闻史著作。”该年出版的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应该是台湾在通史方面的代表著。翻阅此书不难发现，它在古近代部分基本沿用旧说，没有进行应有的补正，在现当代部分又材料不足；在体例上，它分主题进行阐述，“无异专史”，违背了通史按时间顺序进行全面阐述的基本做法。由于台湾偏居一隅“现存大陆出版的报刊不多”这一先天不足，加上对大陆明显的敌对情绪，无形中限制了台湾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总的来讲，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要比解放前规范、扎实，出了不少的成果，但缺乏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整体、客观的考察。中国新闻史研究处于徘徊状态。 三、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成熟与繁荣时期 经过30多年的积累，1978年夏，方汉奇开始了《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写作。1981年《中国近代报刊史》问世了。在这部50余万言的著作中，作者先就“中国早期的报纸”为题，对我国自唐代以来的新闻事业进行了必要而简略的阐述，随后将上自1815年下迄1919年100年间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状况进行整体描述。此书一出“在海峡两岸新闻学界曾经引起一定影响，也受到了国外新闻学界的注意”，〔7〕被公认为是，自戈著之后“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8〕 从《中国近代报刊史》所覆盖的内容跨度来看，它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基本一致。但比较两著，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质的不同。首先，在史料的拥有上，戈著之所以能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材料的丰富性，在当时的新闻史专著中确属少见。1928年5月“天津《大公报》文学周刊刊载署名‘素痴’的《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文章‘……此书搜讨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来著作之罕见者……’”。〔9〕不过，作为开山之著，它又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考证。相应地，因事实错误而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立。方著则大量地吸收了50多年来的新闻史研究的成果，对近代报刊进行了全面的考证，纠正了以往新闻史研究中的大量的错误，可以说，该书是在全面纠正以往错误的基础上写就的，不仅对戈公振书中的200多处错误一一予以纠正，还纠正了50年来新闻史研究中的各种错谬之处。此外，书中大量补充了新的史料。考订之精良，单从注释中就能看出：作者在叙述1902年到1911年这十年间我国新闻摄影发展的情况时，说：“清朝政府原来对新闻摄影活动多方限制。”在这句话的注释中，方先生举了直隶总督端方在1909年迎送慈禧、光绪灵车时，因沿途摄影而被弹劾“大不敬”、被革职一事作解释，说明当时布衣在摄影方面更是动辄得咎的情形。其次，从戈公振以来，人们对中国近代新闻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大突破。在这50多部作品中，“率尔操觚，展转抄袭，缺少新意”之著，十之七八。不少作者根本不做调查研究，干脆闭门造车，连基本的史学求真的精神都没有。如蔡寄鸥的《武汉新闻史》，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讲述武汉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专著。作者记述了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虽有一定的可信度，但都是一些感性的东西，没有对武汉新闻事业发展的实证考察和总体把握，语言模糊，结构松散，全无史书应有的严谨态度。这些专著在解放后连再版的价值都不存在了。方汉奇先生曾评价道：“多数新闻史著作的水平还不高，分量也稍显单薄。”其中“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响最大……是旧中国的新闻著作当中惟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惟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史学专著。”〔4〕由此可见，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不仅是中国系统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著，还是解放前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登峰造极之著，代表了解放前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以致“日本人编写的《中华新闻史》，林语堂用英语写的《中国报业及舆论史》，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白瑞华所著《中国报业》等书，都是根据《中国报学史》提供的材料写成的〔5〕”。 不过，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史料丰富而不确切，后被考订出有200多处错误；阐述系统而不深入，“叙述不免偏颇，如上海报业介绍较详，其他地区则显简略”；并且，“戈著体系欠完整，任何学术专史著作，应以时为经，以其发展为纬。戈氏强分中国新闻事业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立章，实属武断，与发展史实多所不合”。〔6〕不难看出《中国报学史》本身尚属不成熟之著，有待发展与完善。 解放后直到1978年，新闻史的研究继续在海峡两岸同时进行，但成就都不大。大陆研究的重点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共领导的革命报刊和进步报刊的历史。这部分历史在解放前尚未有人研究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一大空缺。但受“左”的影响比较深，对古近代报刊史和现代同期其他类型的新闻事业的研究不足。还谈不上对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全面开展。台湾在此期间累计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有30多种，但同样缺乏深度与力度。台湾在新闻学的教学中长期使用的仍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台湾新闻史专家朱传誉在1966年曾无奈地说过：“尽管戈著缺点很多，不合时宜，但他以后，国内始终没有出现过第二本系统性新闻史著作。”该年出版的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应该是台湾在通史方面的代表著。翻阅此书不难发现，它在古近代部分基本沿用旧说，没有进行应有的补正，在现当代部分又材料不足；在体例上，它分主题进行阐述，“无异专史”，违背了通史按时间顺序进行全面阐述的基本做法。由于台湾偏居一隅“现存大陆出版的报刊不多”这一先天不足，加上对大陆明显的敌对情绪，无形中限制了台湾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总的来讲，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要比解放前规范、扎实，出了不少的成果，但缺乏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整体、客观的考察。中国新闻史研究处于徘徊状态。 三、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成熟与繁荣时期 经过30多年的积累，1978年夏，方汉奇开始了《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写作。1981年《中国近代报刊史》问世了。在这部50余万言的著作中，作者先就“中国早期的报纸”为题，对我国自唐代以来的新闻事业进行了必要而简略的阐述，随后将上自1815年下迄1919年100年间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状况进行整体描述。此书一出“在海峡两岸新闻学界曾经引起一定影响，也受到了国外新闻学界的注意”，〔7〕被公认为是，自戈著之后“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8〕 从《中国近代报刊史》所覆盖的内容跨度来看，它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基本一致。但比较两著，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质的不同。首先，在史料的拥有上，戈著之所以能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材料的丰富性，在当时的新闻史专著中确属少见。1928年5月“天津《大公报》文学周刊刊载署名‘素痴’的《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文章‘……此书搜讨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来著作之罕见者……’”。〔9〕不过，作为开山之著，它又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考证。相应地，因事实错误而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立。方著则大量地吸收了50多年来的新闻史研究的成果，对近代报刊进行了全面的考证，纠正了以往新闻史研究中的大量的错误，可以说，该书是在全面纠正以往错误的基础上写就的，不仅对戈公振书中的200多处错误一一予以纠正，还纠正了50年来新闻史研究中的各种错谬之处。此外，书中大量补充了新的史料。考订之精良，单从注释中就能看出：作者在叙述1902年到1911年这十年间我国新闻摄影发展的情况时，说：“清朝政府原来对新闻摄影活动多方限制。”在这句话的注释中，方先生举了直隶总督端方在1909年迎送慈禧、光绪灵车时，因沿途摄影而被弹劾“大不敬”、被革职一事作解释，说明当时布衣在摄影方面更是动辄得咎的情形。其次，从戈公振以来，人们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描述总是粗线条的，材料准备不足，总体把握不够。而方著则对这两方面都实现了突破。方汉奇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描述细腻而全面。不仅有对重大事件与人物来龙去脉的详细阐述，还有对新闻业务点点滴滴的发展状况的描述，既使人看到了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总趋势，同时又使人对各个阶段发展的特点与重要的细节有深入的把握。基于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了解，方著中按我国新闻事业在各个时期发展的总体内容以及特点的不同进行了规范而又科学的分析，使人们对此阶段新闻事业发展的了解清晰明了。从而在体例上确立了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以时间为经，按新闻事业自身发展中所显示的主题不同，分别划列出各个时期，按严格的历史分期依次进行陈述。这是在戈著和此前的其他新闻史专著中所不曾确立的。第三，方著充分尊重事实，不轻易褒贬人、事。真正做到了论必有据，“论从史出”，无一字空谈。方著中对新闻史的分析与论证一般都是拿事实来说话的，持论公允、客观，有说服力，能使人了解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基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信史。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材料的充分占有、体例的完备这些学术规范上来看，还是从指导思想的明晰与科学、持论的公允与客观这些新闻史研究的科学化程度来看，方著都是一部新闻史研究的成熟之著。他不仅为社会提供了一部完整、系统的近代报刊史，他还树立起了新闻史治史的科学精神；充分地占有真实的材料，以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去探讨新闻史发展的特殊规律。 从此，中国新闻史研究走上了《中国近代报刊史》开拓的科学道路，开始结出累累的硕果。以《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为代表的断代史、以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为代表的通史研究、以《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新华日报史》为代表的专题史、以《邓拓传》为代表的人物史、以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为代表的编年史等等新闻史著述在以后的十余年间相继问世，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一个个空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中国新闻史研究真正走向了全面、深入开展的新里程。改革开放20年来的新闻史研究，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出1978年前所出新闻史专著的总和，而且在质上与此前的新闻史研究截然不同，具有以下突出特征：治史严谨，注重考证；论述系统、周密；反映历史客观、忠实。总体上展现出成熟、科学治史的新风貌。 四、两个里程碑的启示 戈公振以其考证较为翔实、论述较为系统的《中国报学史》开辟了我国新闻史整体性研究道路。此后，在经历了五十余年的摸索之后，终于有了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方著以其考证之精良、体例之完备、总结之全面、持证之客观，树立起了新闻史研究应当遵循的科学的方法与思路，是我国新闻史研究走向成熟、科学的标志。戈公振与方汉奇分别开启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同阶段，是我国新闻史研究历程上的两个里程碑。 从中国开始启动系统化新闻史研究到新闻史研究的成熟发展，期间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比较两个里程碑之间的变革，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新闻史研究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其开展的程度与总体水平，无形中要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其一：新闻事业本身的充分发展是新闻史研究得以开展和深入的前提。1920年之前，我国没有出现系统的新闻史研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育不足。当时我国近代新闻事业虽然有了百年的历史，但新闻传播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全面冲击则是始于戊戌变法期间。到辛亥革命时期，我国报纸与刊物的分离明显，新闻事业的业务特征与各种社会功能充分显示出来。新闻事业开始走向了成熟。从而才萌发了为新闻事业系统做史的必要与意识，开始了系统新闻史的酝酿。而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空前繁荣，为新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课题内容，从而促进了新闻史研究的领域拓展和步伐加快。其二：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是新闻史研究得以顺利开展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外部条件。在戈公振之后到建国之前的历史中，中国新闻事业本身是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电子媒体的产生与发展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很多新鲜的课题。但这期间之所以没有产生突破性专著，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动乱频仍。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事接连不断。在战火中收集资料是极其困难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离开了必要的史料，新闻史研究是无法进行的。新闻史研究既受制于这些外部条件，更受一些内在因素的影响。首先，“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10〕开展新闻史研究以占有丰富、翔实的资料为前提。离开了必要的史料积累，不可能有突破之著。台湾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对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始终不够深入，主要是无法充分地占有这方面的材料所致。其次，研究新闻史的指导思想也决定了新闻史研究的深度与力度。1949年到1978年大陆与台湾新闻史研究中受限制较大即是指导思想的约束。大陆长期受“左”倾思想的影响，致使新闻史研究不能全面开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味强调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抹杀了新闻事业的其他特性，限制了研究者对新闻事业本身规律的探索。台湾则受地域限制及对大陆敌对态度的影响，折射到新闻史研究上就是不能客观实际地对待历史。台湾新闻史专著中对大陆称“匪”，一味地污蔑，不能解释历史与现实。总之，没有了科学治史的态度，也不可能有科学的成果。而方著之所以成功，首先在于思想的解放。这一点在方著中有明显的体现。《中国近代报刊史》的风格前后稍异，后半部展开得充分而精彩。方先生在该著《后序》中提到“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当时乍暖还寒，‘左’的思想和‘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还没有完全解除，思想解放的程度，前后不一……前紧后松，很多地方没有充分展开。”可见，指导思想对新闻史研究的影响。 自《中国近代报刊史》之后，我国新闻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环境宽松，社会稳定，正是“盛世修史”的好时机。在充满希望的21世纪，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肯定会创造前所未有的辉煌。

朱子家训全文：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生禽。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施惠无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译文：黎明的时候就要起床,要清扫院落要内外整洁 。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就休息,把门窗都关好,一定要亲自检查一下 。一碗粥一碗饭,应当考虑它们是来之不易的(衣服,布料上的)半丝,半缕线,一定要想他们来的是很困难的 。最好未雨绸缪,不要到了渴了才想起来掘井。自己生活,养身的时候一定要勤俭节约,而请朋友的筵席上不要吝啬 。如果用的器具干净整洁的话,即使是瓦做的也比金\玉为材料的要好,如果吃饭吃的少而精的话,即使是普通的蔬菜也是珍馐美味 。。不要盖奢华的房屋,不要谋取肥沃的田地三姑六婆那些人,她们实在是荒淫和盗贼的媒人(这里不是"三姑六婆,而是指一些爱搬弄是非的女人,象水浒里面的王婆)美丽的婢子漂亮的妾,这并不是家内的福气 。童子和仆人不要选面貌俊美的,妻妾一定不要浓装艳抹 。祖宗虽然距离我们遥远,但是祭祀的事情不可不诚心子孙即使是愚钝,经书也不可不读 。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平常做人修身一定要品质淳朴简约,教育子孙一定要用好的方法 。不要贪图以外得来的财富,不要喝过量的酒 。与那些挑着扁担做小生意的人做买卖,不要占人家的便宜见到贫苦的亲戚或者是邻里,要多加体恤安抚如果为人刻薄主持这个家的话,天理是不会让你九享福气的如果违背伦常,乖戾叛逆的话,马上就会消亡 。对于兄弟 叔侄,要多多安抚贫寡,长幼内外,应当家法严格听从妇人的言论,溺爱骨肉,这那里是大丈夫的作为偏重钱财,不孝顺父母,不是人的子孙的行为 。嫁女儿要选择品质好的女婿,不要要贵重的聘礼娶儿媳要求端方的淑女,不要计较厚重的陪嫁 。看见富贵的人就生出陷害之心的人,是最可耻的遇到贫穷的人故意作出不可一世的人,是最卑贱的, 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朱子家训全文：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生禽。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施惠无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译文：黎明的时候就要起床,要清扫院落要内外整洁 。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就休息,把门窗都关好,一定要亲自检查一下 。一碗粥一碗饭,应当考虑它们是来之不易的(衣服,布料上的)半丝,半缕线,一定要想他们来的是很困难的 。最好未雨绸缪,不要到了渴了才想起来掘井。自己生活,养身的时候一定要勤俭节约,而请朋友的筵席上不要吝啬 。如果用的器具干净整洁的话,即使是瓦做的也比金\玉为材料的要好,如果吃饭吃的少而精的话,即使是普通的蔬菜也是珍馐美味 。。不要盖奢华的房屋,不要谋取肥沃的田地三姑六婆那些人,她们实在是荒淫和盗贼的媒人(这里不是"三姑六婆,而是指一些爱搬弄是非的女人,象水浒里面的王婆)美丽的婢子漂亮的妾,这并不是家内的福气 。童子和仆人不要选面貌俊美的,妻妾一定不要浓装艳抹 。祖宗虽然距离我们遥远,但是祭祀的事情不可不诚心子孙即使是愚钝,经书也不可不读 。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平常做人修身一定要品质淳朴简约,教育子孙一定要用好的方法 。不要贪图以外得来的财富,不要喝过量的酒 。与那些挑着扁担做小生意的人做买卖,不要占人家的便宜见到贫苦的亲戚或者是邻里,要多加体恤安抚如果为人刻薄主持这个家的话,天理是不会让你九享福气的如果违背伦常,乖戾叛逆的话,马上就会消亡 。对于兄弟 叔侄,要多多安抚贫寡,长幼内外,应当家法严格听从妇人的言论,溺爱骨肉,这那里是大丈夫的作为偏重钱财,不孝顺父母,不是人的子孙的行为 。嫁女儿要选择品质好的女婿,不要要贵重的聘礼娶儿媳要求端方的淑女,不要计较厚重的陪嫁 。看见富贵的人就生出陷害之心的人,是最可耻的遇到贫穷的人故意作出不可一世的人,是最卑贱的, 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来自百度知道认证团队 2018-10-02朱子家训全文：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生禽。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施惠无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译文：黎明的时候就要起床,要清扫院落要内外整洁 。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就休息,把门窗都关好,一定要亲自检查一下 。一碗粥一碗饭,应当考虑它们是来之不易的(衣服,布料上的)半丝,半缕线,一定要想他们来的是很困难的 。最好未雨绸缪,不要到了渴了才想起来掘井。自己生活,养身的时候一定要勤俭节约,而请朋友的筵席上不要吝啬 。如果用的器具干净整洁的话,即使是瓦做的也比金\玉为材料的要好,如果吃饭吃的少而精的话,即使是普通的蔬菜也是珍馐美味 。。不要盖奢华的房屋,不要谋取肥沃的田地三姑六婆那些人,她们实在是荒淫和盗贼的媒人(这里不是"三姑六婆,而是指一些爱搬弄是非的女人,象水浒里面的王婆)美丽的婢子漂亮的妾,这并不是家内的福气 。童子和仆人不要选面貌俊美的,妻妾一定不要浓装艳抹 。祖宗虽然距离我们遥远,但是祭祀的事情不可不诚心子孙即使是愚钝,经书也不可不读 。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平常做人修身一定要品质淳朴简约,教育子孙一定要用好的方法 。不要贪图以外得来的财富,不要喝过量的酒 。与那些挑着扁担做小生意的人做买卖,不要占人家的便宜见到贫苦的亲戚或者是邻里,要多加体恤安抚如果为人刻薄主持这个家的话,天理是不会让你九享福气的如果违背伦常,乖戾叛逆的话,马上就会消亡 。对于兄弟 叔侄,要多多安抚贫寡,长幼内外,应当家法严格听从妇人的言论,溺爱骨肉,这那里是大丈夫的作为偏重钱财,不孝顺父母,不是人的子孙的行为 。嫁女儿要选择品质好的女婿,不要要贵重的聘礼娶儿媳要求端方的淑女,不要计较厚重的陪嫁 。看见富贵的人就生出陷害之心的人,是最可耻的遇到贫穷的人故意作出不可一世的人,是最卑贱的, 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主持家道一定要防止争吵讼告,如果 讼告会导致凶险的祸患处世为人要戒除多说话,言多必失不要依仗着势力就去凌辱威逼孤弱的人不要贪于嘴上的享受就恣意屠杀牲畜性格乖僻自以为是,后悔的事情和失误肯定会多颓废懒惰自甘现状,家道是难以成就的与那些恶少交往,久而久之一定会被他们拖累与老成的人交往,如果碰到急的事情可以依靠他们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不要轻信别人的谗言,要想象是不是别人的污蔑,应当忍耐多思考因为事情互相争吵,要想象是不是自己的不是,要平心静气再想 。帮助别人的事情别再整日耿耿于坏,受到别人的恩惠一定不要忘记做什么事都要留出余地,取得成功就要适可而止人家有喜庆的事情,不可生出妒忌的心理人家有祸患的时候,不要有幸灾乐祸的情绪有善心一定要让别人知道,不是真正的善心有恶心怕别人知道,这就是大恶见到美色而起淫心,报应就会在妻子女儿身上藏匿怨心而暗箭伤人,祸患就会延及到子孙如果家中人人关系融洽,即使是吃不上饭,也有高兴的事情 。国学的学习完毕,即使口袋里面没有什么钱,也自得其乐读书是以学习圣贤为志向的,不是仅仅为了科举考试作官的时候心里要有国君和国家,哪里仅仅计较自己的家庭 。守住做人的本分安于命运,顺从时令听从天意如果做人是这样的话,可以说很完美了。扩展资料：《朱子家训》言简意赅，内容丰富。它从生活的方方面面诠释了做人处事，待人接物的正确态度。“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让我们想到了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化社会，这样恬静的生活让人神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这种简朴的生活作风值得我们所有现代人去学习，尤其是当代大学生，更应该去践行这种价值观。在这个竟争激烈的社会，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去牺牲他，人的利益，欲望让人类变的更加自私。从轰动一时的三鹿奶粉到时下蒙牛检出强致癌物，各种各样的食品问题出现在我们身边，迫使我们对中国的食品安全倍感失望。“勿营华屋，勿谋良田”“勿贪意外之财”“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刻薄成家,理无久享”，古人都能学会知足，为什么我们却总要为了名利奔走，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呢?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朱子家训查看全部7个回答【官站】粥饭世家加盟 ，加盟送设备关注加盟的人也在看粥饭世家加盟 ，营养早餐七大系列，免费培训，专人指导广告 【官站】粥饭世家加盟热线 ，成本小最近1小时前有人咨询相关问题粥饭世家加盟热线，900+成功案例，免费培训，一年四季广告 相关问题全部“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是什么意思意思： 我们吃每一碗粥、每一碗饭时,应该想想这粥饭里有多少人的付出,多少能源的消耗,真的是来之不易；我们生活所需的每半根丝、每半缕线, 都要常想其中包含几多物质能源和几多人的心血,应该好好珍惜。 出自：《朱子家训》 作者：朱柏庐（清） 朱伯庐(1627-1698)，名用纯，字致一，号柏庐。清初江苏昆山（今属江苏）人。《朱子家训》的作者。 自幼致力读书曾考取秀才志于仕途。清入关明亡遂不再求取功名，居乡教授学生，并潜心程朱理学，主张知行并进，一时颇负盛名。康熙曾多次征召，他坚辞不应博学鸿词科。著有《删补易经蒙引》、《四书讲义》、《劝言》、《耻耕堂诗文集》、《大学中庸讲义》和《愧纳集》。其《治家格言》，世称《朱子家训》，流传很广。 《朱子家训》通篇意在劝人要勤俭持家安分守己，如中有一联：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 《朱子家训》仅522字，精辟地阐明了修身治家之道是一篇家教名著。当然其中封建性的糟粕，如：对女性的某种偏见等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我们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扩展资料： 《治家格言》全文: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 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逾珍馐。（一作：园蔬胜珍馐） 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 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 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 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 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 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 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 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 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居家诫争讼，讼则终凶；处世诫多言，言多必失。 毋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生禽。 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 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 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 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 施惠勿念，受恩莫忘。 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 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 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 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 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庐治家格言》），全文524字，文字通俗易懂，内容简明赅备 ，对仗工整，朗朗上口，问世以来，不胫而走，成为有清一代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教子治家的经典家训。其中一些警句，如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 等，在今天仍然具有教育意义。 《朱子家训》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深。《朱子家训》通篇意在劝人要勤俭持家安分守己。 讲中国几千年形成的道德教育思想，以名言警句的形式表达出来，可以口头传训，也可以写成对联条幅挂在大门、厅堂和居室，作为治理家庭和教育子女的座右铭，因此，很为官宦、士绅和书香门第乐道，自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