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儒学的发展论文摘要

主要著作《熊十力》（世界哲学家丛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6月版《梁漱溟评传》（合著，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版；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修订版《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版《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版《熊十力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当代新儒家》（编著），三联书店1989年4月版《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编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百年中国哲学经典》（5卷本，主要编选者），海天出版社1998年9月版《理一分殊》（编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熊十力全集》（9卷10册，合作整理校点），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积薪集》（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传薪集》（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熊十力选集》（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文明对话》（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全球化时代的儒家伦理》（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拾薪集》（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主要论文(1) 试论熊十力的体用观，《深圳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2) 熊十力先生论著考略，《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3) 论合理利己主义的幸福观，《青年学者论学集》，《深圳大学学报》增刊1986年(4) 熊十力小传，《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5) 国内熊十力哲学研究综述，《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6) 当代儒学思潮简论，《深圳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1987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1987年第7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1987年第9期）(7) 熊十力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九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8) 老子道德关系论，《深圳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伦理学》1988年第1期）(9) 熊十力早期著作《心书》研究，《晋阳学刊》1988年第2期(10) 熊十力与中国现代哲学，《东西方文化评论》，《深圳大学学报》增刊1988年(11) 唐君毅先生之生平与著作述略，《深圳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12) 略论熊十力哲学思想的演变和形成，《玄圃论学集》，三联书店 1990年(13) 唐君毅先生对华严思想之阐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论文集》（Ⅱ），香港法住出版社1990年(14) 中国哲学体用论的源与流，《深圳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1991年第5期）(15) 春意满园先发枝——郑家栋《现代新儒学概论》评介，《深圳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16) 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17)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重要成果，《学术论坛》1991年第2期(18) 唐君毅的新人文观试探，《东西方文化评论》（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9) 熊十力与中国近代佛教唯识学，《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第四辑），三联书店1991年(20) 略论唐君毅对华严思想的阐释，《学术论丛》1991年第5期(21) 宗教化的新儒学——略论唐君毅重建中国人文精神的取向，《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22) 简议“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深圳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23) 牟宗三的文化哲学及其历史观析论，《深圳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24) 当代儒宗熊十力，《20世纪中国十大学问家》，青岛出版社1992年(25) 略论中国近现代佛学发展的精神方向，《文化与传播》（第二辑），上海文化出版社1994年(26) 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受容，《深圳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27) 和而不同两大师——熊、梁辩难所引发的问题与思考，《学人》（第七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当代新儒学的关怀与超越》（第三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28) 梁漱溟早期思想论略——以佛学研究为中心，《文化与传播》（第三辑），海天出版社1995年(29) 朱子哲学体用观发微，《深圳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30) 梁漱溟的出世间与随顺世间，《中国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文化与传播》（第四辑），海天出版社1996年(31) 古籍整理的三种境地，《图书馆》1996年第6期（《新华文摘》1996年第9期）(32) Liang Suming’s Understanding and the Embracing of Western Culture，The Fourth Soka University Pacific Basin Symposium，Soka University P1996(33) 从傅伟勋看当代中国哲学辩证的开放性，《文化与传播》（第五辑），海天出版社1997年(34) 当代儒学走向多元化，《明报》（纽约），1997年7月8日(35) 儒学发展的新出路，《明报》（纽约），1997年7月18日(36) 傅伟勋对当代佛学研究的贡献，《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号(37) 现代性与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阐释，《学术研究》1998年第10期(38) 从仁厚先生所赠书观其“昭熊述牟”之志，《蔡仁厚教授七十寿庆集》，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39) 简议牟宗三圆善论的理性主义困限，《深圳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1999年第4期）(40) 香江哲人刘述先，《香港书评》1999年第5期(41) 试析容格评论《太乙金华宗旨》的意义，《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3期；《道家与道教：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42) 从《剑桥哲学词典》看当代中国哲学，《学术研究》1999年第8期(43) 儒学草根性的当代省思，《鹅湖》1999年第9期(44) 儒学定位的历史脉络与当代意涵，《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0年第2期）；《中国文化的检讨与前瞻》（新亚书院五十周年金禧纪念学术论文集），八方文化企业公司(USA)2001年(45) 儒学在全球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定位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0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国际儒学研究》（第十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中国儒学年鉴》（2001创刊号），商务印书馆2001年(46) 清末经学的解体和儒学形态的现代转换，《孔子研究》200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0年第7期）；《现代儒家与东亚文明：问题与展望》，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47) 叶适的社会历史本体观——以“皇极”概念为中心，《哲学研究》2001年第4期；《叶适与永嘉学派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48) 陈白沙与明初儒学，《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1年第8期）；《陈白沙研究论文集》，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49)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深圳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1年第5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年鉴》（2003），人民出版社2003年(50) 学科创制过程中的冯友兰——兼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历程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1年第10期）(51) 解释学与中国哲学，《哲学动态》2001年第7期(52) 中国哲学的诠释学境遇及其维度，《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2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2年第3期）(53) 汤一介先生与中国解释学的探索，《诠释与建构——汤一介先生75周年华诞暨从教5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4) 傅伟勋对当代新儒家的批判性超越，《求是学刊》2002年第1期；《玄圃论学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55) 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传统儒学、现代儒学与中国现代化》，新亚研究所（香港）2002年(56) 近代中国禅宗第一高僧，《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28日(57) 儒学的现代转型与未来定位，《儒学现代性探索》，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58) 文明研究：从横向视域走入历史的深处，《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25日(59) 三十年的畜艾——《杜维明文集》出版感言，《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25日(60) 中国诠释学的几种思路，《光明日报》2002年9月26日(61) 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丰碑——写在《熊十力全集》出版之际，《孔子研究》2002年第6期(62) 小康社会的历史语境和时代意义，《深圳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63) “诠释”考，《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2期(64) 儒家诠释学的三个时代，《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诠释》，商务印书馆2003年；《经典与解释的张力》（《经典与解释》·1），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65) 从“哲学”到“中国哲学”——一个后殖民语境中的初步思考，《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66) 中国哲学面临的挑战和身份重建，《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3年第12期）(67) 从后殖民主义反思现代中国哲学，《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第1期）(68) 哲学史类型与中国思想的叙述方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5期）(69) 儒学的现代转化与价值自觉，《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论文集），商务印书馆（香港）2005年(70) 现代中国哲学的身份意识和形态特征，《萧萐父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台湾）第六期，2006年6月(71) “哲学”东来与“中国哲学”建构，《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72) 中西思想激荡与交融的壮丽历史画卷，《学术研究》2004年第10期(73) 从训诂学走向诠释学——中国哲学经典诠释方法的现代转化，《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1期）(74) 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光明日报》2005年1月4日（《新华文摘》2005年第7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5年第5期）(75) 中国文化形象的世纪性转折，《齐鲁学刊》2005年第1期(76) 文明对话与当代新儒学的发展，《深圳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5年第9期）(77) 张岱年先生教我“学”史料，《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8) 论柏格森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现代哲学》2005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5年第10期）(79)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哲学化路径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6年第1期）(80) 熊十力与柏格森，《儒林》（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81) From“Philosophy”to“Chinese Philosophy”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Fall 2005(V37 N1)2006(82) Modern Hermeneutics of Confucian Thought: The Path to Philosophical Status and Its Significance，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utumn 2006(83) 儒家伦理的形而上追寻，《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人大复印资料《伦理学》2006年第12期）(84) 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家伦理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国际儒学研究》（第十五辑），九州出版社2007年(85) 哲学史与中国思想的叙述方式，《儒学、文化与宗教——刘述先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06年(86) 儒家诠释学的当代发展，《香港中文大学的当代儒者》，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学术集刊》第十九期），2006年(87) 从“三纲五常”看儒家的宗教性，《孔子研究》2007年第1期(88)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对新时期中国哲学的贡献，《探寻真善美——汤一介先生80华诞暨从教55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9) “三纲五常”辩义，《鹅湖》（台湾）2007年第5期(90) 汤一介与新时期的中国哲学建设，《深圳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91) 儒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哲学化诠释，《儒学释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92) 以制度化为背景的中国哲学建构，《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7年第6期）(93) Rethinking Confucian Ethic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Spring 2007(94) 国学：从书本走向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1期(95) 中国哲学“体知”的意义——从西方诠释学的观点看，《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7年第7期）(96) 从传统理解现代 以现代解释传统——景海峰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97) “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拾薪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8) 重新定位儒学：从书本走向生活，《社会科学报》2007年9月20日(99) 汤一介先生谈儒学，《今日中国论坛》2008年第1期(100) 20世纪儒学的三次转折，《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8年第1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8年第5期）(101) 五伦观念的再认识，《哲学研究》2008年第5期；《国际儒学研究》（第十六辑），九州出版社2008年(102) “体知”的意义——从诠释学的观点看，《中国儒学》（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03) 文明对话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新华文摘》2008年第22期）(104) 诠释学的研究现状及前景，《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5) 国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是何种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8日(106) 在文明对话中发展儒学，《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9月(107) 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变化与前景探索，《文史哲》2009年第5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9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9年第12期）(108) 中国现代佛学发展的四个路向，《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0期(109) 中国文化形象的重塑，《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2006年讲座精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110) 20世纪儒学的三次转折，《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2007年讲座精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111) 软实力的出场，《特区实践与理论》2010年第1期(112) 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0年第3期）；《第二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9月(113) 现代三圣：熊十力与梁漱溟、马一浮，《中国文化》第三十一期（2010年春季号）(114) 国学的三种形态，《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2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0年第5期）(115) 启蒙与教化之别——一个诠释学的分析，《现代思想衡虑下的启蒙理念》（胡治洪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116) 儒家诠释学的当代发展，《中国诠释学》（第八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情理之间——冯达文教授七秩寿庆文集》，巴蜀书社2011年5月(117) 教化：理解中国哲学的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9日(118) 从诠释学看儒家哲学的教化观念，《深圳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2年第1期）(119) 简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叙述方式，《江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治道新诠》（黎红雷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120)在全球化视野下阐释中国哲学，《中华读书报》2012年2月29日(121) 当代中国哲学的叙述脉络与融通取向，《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122) “理一分殊”释义，《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演变特点：1、从儒学的发展条件来看，它具有适应小农经济文明需要的特点。2、从儒学的核心内容来看，它具有哲理化与神学化双重趋向的特点。儒学主要是一种“人学”或曰“人本哲学”，十分自然，人的问题特别是人性、心性问题，必然成为儒学探讨的核心内容。3、从儒学的社会功能来看，它具有既维护又制约封建专制制度的特点。儒学从本质上讲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是其根本使命。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

从世界各国的精神道德、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实际情况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和价值。正如1988年一月，75位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开会结束时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从精神方面来讲： 21世纪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将普遍提高，但是如果人们只追求物质享受，不注重精神道德方面的修养，将会出现诸如暴力犯罪、道德沦丧、个人主义、精神空虚等问题而严重危害社会。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则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所说：“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少进步也好，当今是一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人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泰勒博士对以孔孟的儒家文化在精神道德方面的当代意义和未来价值给予了中肯二恰当的评价。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当今世界政治、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等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化并存的世纪，不同文明之间的出现新的繁荣。但是当今世界仍不太平，局部地区仍弥漫着战争的硝烟。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并存、避免战争、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做出贡献，也将成为世界各国屏保认同的思想观念，还将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准则。儒家文化提倡的这些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世界各国调整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c从经济管理方面来看：正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临近的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却正在悄悄进行着工业革命，经济迅速崛起，而他们全都以儒家文化为基础，运用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指导自己的工业建设。这一实例证明，启示人们去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人甚至提出“第三种工业文明”，进而提出“现代新儒家学”的概念。这说明儒家的思想不仅可以用来建设精神文明，而且可以用来搞工业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人类物质文明。人与自然： 儒家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提倡一种普遍的和谐。如果世界各国都能重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对它做出适应现代化社会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就能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也将更加美丽，我们人类也将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快乐！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上个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当时，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资本的积累、劳动力技术等等。但这时的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东亚这样的经济奇迹？同时，人们又考察了非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些国家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大不相同。人们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产生了：儒家文化对于亚洲这五个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有利影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女娲、伏氏、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在《孝经》中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在《荀子?王制》中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之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沦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中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所以说，儒学是一种积极人世的人生哲学。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这种精神鼓舞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2、“内圣外王”思想 在积极肯定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等。“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之爱，以及由此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为了达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礼”的概念。“礼”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孔孟还强调忠君孝父、友信仁义。在此，儒家为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规范。至于怎样实施这些规范，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学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先行。“外王”思想中，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故此，孟子主张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恒产”，因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 基本要求。继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说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外，儒家还有许多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内圣”与“外王”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一致的。孔子认为“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认为“圣者”可以为王，圣者就是王者，圣王是合一的，即修养自己，安顿好家庭，达到至圣，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3、“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提倡“天人合一”，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反神教的同时，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如今的生态系统失衡与这一“戡天论”思想是不无相关的。 孔子所讲的天命，不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说：“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2]如《论语?阳货》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显然，其目的旨在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功能 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并体现出其文化价值。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出：“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文化价值，由于这个缘故，文化现象或者是被产生出来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3]儒家文化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是它对于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1、价值的整合。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化熏陶，就难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达成大体一致的观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几千年，在于它为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2、规范的整合。统一的价值观需要统一的规范去维持，文化的整合规范因价值的需要而产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统化和协调一致。因此，不仅要制定统一的规范，而且要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儒家文化的规范整合在于它提出了“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并强调人们修身养性，通过人们的这种内在的教化来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实现规范的整合。 3、结构的整合。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系统，是由众多互相分离而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和单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联结起来才能实现，才能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即所谓的功能互补。由于统一文化的作用，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协调的功能体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爱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忠君”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爱民”是为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为了巩固君主制，从而，实现了君主阶层与百姓阶层的结构整合，以进一步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同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实现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整合。还有人圣思想，即只要人人潜心修养，都可以成圣等等。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所以说，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并不过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衰微而重新让人们认识它的价值，是由于近些年来西方经济的萎靡不振和东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人们发现，东亚经济的起飞除了科技、经济等物质性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支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核心文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说：“当代的日本人，虽然已经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伦理观。” (一)儒教的整体性原则 本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损害了经济组织和集团的正常运行，而东亚人虽然也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他们也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并显示了集团整体性的效率。如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二者．是同时加强的。在日本、新加坡都莫不如此。这主要源于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东亚的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它们都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虽然君主制在近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但以“忠孝”为支柱的儒家伦理秩序经过长期在人们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把优于其他文化的整体号召机制保留至今，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预定目标的能力”[5]。 (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西方的科层制被称为现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而风靡全球。家族式的管理被韦伯看成是传统落后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如今，它却在东亚国家的经济组织管理中体现了它的有效性。东亚国家把国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团都以家族主义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企业中，人们的地位虽然不同，却使人们有一种家族一体的感觉，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家族般的人际关系，忠孝相统一的行为模式。在韩国，许多企业把职员称为家族成员。在日本，家不仅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单位，而是扩大化了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集团或组织。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管理的全部秘密在于“家庭意识”。一个公司如同一个家族，每个职员为了维护公司的名誉，要忘我拚命地工作，甚至忘掉自我和自己的小家庭。而公司对职员实行终生雇佣制，以此对职员和家庭负责到底，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职员的归属感、责任感，使职员把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发挥集团的整体性效率。 (三)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以儒家礼义、忠孝为基础的规范体系中，东亚国家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的人际关系，以克服个人主义膨胀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新加坡独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在一二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针对物质享受骤增，个人利益受重视，却心灵空虚，忽视国家观念和责任感的现象，他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重视儒家伦理，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以调节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学说中，赋予儒家伦理以新的适合新加坡现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释。日本有“大和”民族之称，这种“和”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调和、和谐的意识，即讲人与人关系的义理人情。这种“和”被运用于企业之中时，就形成了日本式的竞争，即竞争与协调的融合，也就是说，群体外的排他性与集团内的和谐性。所以，日本企业界认为，日本企业的精髓就是“和”。当这种“和”的方式用于日本纵式社会结构关系时，“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将日本社会上下等级关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凝聚力，为着一个目标而同心协力。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东亚社会的特征之一。 (四)教育优先原则 20世纪初东亚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还得力于它们的教育成就。这一成就渊源于儒家的重教传统，儒家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主张首先要对个人进行教化，提倡“有教无类”。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主张科举取才，强调通过学习和考试竞争来取得社会的成就和地位，通过学习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有用人才。这一传统使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政府还是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在韩国，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无论生活多么贫寒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上学。同时，韩国政府实行“教育超前”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很高，发展中国家里，除以色列之外，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最高。我国台湾从 1968年开始实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在日本，教育立国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的教育经费增长很快，从1950年到1972年增长了 25倍，教育经费占行政经费的20％以上。而同期，美国占15％，前苏联占16％，西德占12％，英国占13％左右。日本政府认为：“教育投资的成果，其特点是以培养人的才能的形式积累起来的。所以一旦作了投资，从其效果具有持久性这一点看，可以认为它是生产上的重要投资。”[6]教育的发展，人才素质的提高，无疑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纵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充分说明了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管理经验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植于本国本地的文化传统。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继承，并对之进行适应现代化的转化、改造，从而，使儒家文化不同程度地对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正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所说：“发展经济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必须引进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或经济原则，而在于必须处理好这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同经济的内在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7]儒家文化倡导忠诚、责任感、献身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优先的价值观，无疑对东亚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儒家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将来也会适用。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内容(本文列举尚不完全)，人们就不能仅凭某个事件和某个方面妄下“儒家思想过时”的断语。如果站在客观和历史的立场上来评价的话，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发展繁荣，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时至今日，其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依然存在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地方。当然，儒家思想成型于两千多年以前，发展于封建社会，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也必然存在着糟粕，这是我们必须舍弃和批判的。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其主张”仁爱”．”诚信”、“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精髓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启迪着今天的企业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绵延数千年，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焚书坑儒”的洗礼．而后居于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这同儒家思想本身丰富的内涵所具有的综合’陛，感召力分不开的．因而儒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及中国社会。 1．“仁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为核心与基础，它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二人”才能定义“一人”，仁即“二人”的意思，故”仁者．人也”。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里，在亲人与朋友的相处中，尤其应该体现这种态度。其次要将仁爱之心推延出去，并充实个人．尽力让世界和谐。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义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千年之中，为无数识字与不识字的人所接受．成为其核心价值信仰，正在于它指点出人性的根本需要。社会文明尽管快速演变．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价值．生命终究不免空虑失落。而儒家所重者，正在于如何认识并满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义理，其重点在于以仁心爱人、敬天惜物，这种价值提炼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 2儒家思想的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在于这种思想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没能割断同氏族血缘关系的联系，反而将其继承、延续下来。由于血缘关系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因而由血缘关系所结威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式．父对子．长对幼均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平等。加之血缘关系是先验的．超个体．超意愿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摆脱和超越。个人只能是认可．服从、顺从这种关系，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这就是中国家庭本位制建立的基础。儒家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坚持“人禽之辨”．进行道德教化，有利于敦化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对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同时．又坚持“大一统“思想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思维路径上以”中庸”为至德，要求“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颇具有善于守成的优势。最后．它主张内圣外王。既希望用自己的理论来教化并转化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积极入世：同时又主张正人先要正己．坚持自身的身体力行。儒学内涵具有大众性、生活’陛，感号力的特点．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需要，因而易为社会认同。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以信取仁、勤劳节俭，严于律己、重才尚贤。 1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人是目的。在企业管理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2以义统利 孔子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苟子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儒家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如何认识”义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指整体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对于任何事物不应强调过分，若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人民结合起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以德服人 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谓之人义也”，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尚．使人们高米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做之事。如孔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又日：“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制度、法妻律．规范应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不可或缺的关系。道德规范垂作为～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4以信取仁i 诚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耄行必果”，”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i欺”的牌子，作为其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 5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中华民族勤俭这一美i德．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炎黄子孙。不论读书治学，还墨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儒家认为勤俭是心灵净化的妻因子和快乐因子．它不仅让人舒展筋骨，更让人舒展心情。经常劳动、喜欢劳动之人．多豁达开朗，快乐常在。勤俭的价值观念耋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任何企业都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 6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这些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先要正己。作为一管理者．应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方面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7．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这些阐述了重才尚贤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互为独立、又互为影响的，在猛进如潮的2 1世纪．儒家文化必将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