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化论文

转来的，可以参考一下季羡林先生认为，中印文化交流历史久远，尤其“佛教于公元前传入中国后，也由于同样的原因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扩大其影响，不但在群众中流行开来，而且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传统思想核心之中，如果不是佛教传入中国，中国的哲学的发展将会迥然不同，这一点我们很难想象。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博大精深的印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也随之传入进来。所以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现象，十分突出，令人难以忽视。”。因此，季先生认为：“不研究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这些话说得非常精辟和中肯。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落后，为改变这种状况，季先生多年来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几部重要著作，如《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等。但是，文化交流是相互的，双向的。因此，季先生认为，“如果中印两国之间没有相互学习和交流，两国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他就中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发表不少著作，诸如《中印文化交流史》、《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等，填补了这个研究领域的空白。季羡林治学六、七十年，涉及的领域之广之深之杂之多，在国内外实属罕见，很难用一两句话所能包容，涉及到印度、中印文化交流等学科的就有很多。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印度学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翻译著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散文创作等。在印度学研究方面，季先生卓有建树，贡献巨大，首屈一指，是他几十年来用力最甚、花时间和精力最多的领域。所谓印度学，包括印度的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等等。他不仅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等书籍，这为他从事语言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方面，他突出的贡献是发现并证明了古代印度语言各种形态变化特点，他的论文为判定佛教经典产生的年代、地点、流传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把佛教梵语的研究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解决了印度佛教史上的许多问题，发现了佛教梵语的发展规律，为丰富和发展语言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印度语言发展史的研究意义重大。他通过对语言学的研究，还促进了自己对其它学科的研究。他把语言研究与佛教史实的探索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探讨古代佛教语言时，并不严格限于语言的形态变化，而是努力探究隐蔽在形态变化后面的东西。季先生的大量细致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为世界各国学者所敬重，在世界梵语学界和语言学界受到高度重视。他的代表作《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原始佛教语言问题》等。在印度文化学方面，季羡林先生继往开来，功勋同样卓著。他对印度文化的形成、其特征、优点与长处、缺点与不足，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中国文化的区别等，都有明确地阐述，对印度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和重大影响，也有科学地说明。他指出：“中印两大文化圈之间，相互学习和影响，又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也是现实”。这话千真万确，一针见血。他身体力行，不仅介绍了印度文化，而且还做了大量研究，大大推动了中国对印度文化的研究，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和彼此了解。他代表作有《季羡林论印度文化》、《古代印度的文化》、《中印文化交流论文集》等。在他的垂范和积极倡导下，我国一批又一批学术著作相继问世。 在历史学方面，季先生高屋建瓴，辨伪辟谬，新义迭出，发前人之未发，这是他的研究特点之一，诸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与途径问题等，就是例证之一。季羡林先生主张，研究历史要有“史德”，实事求实，注重考证。“考证的目的在于求真求实，而真实又是历史研究的精髓。对史料不做考证求实的工作而妄加引用，或歪曲原意，或削足适履，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是不道德的行为，为真正有良心的学者所深恶痛绝。”他还主张，研究历史切忌教条主义，他强调指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历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他不仅对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了看法，更对印度历史研究发表了高见。关于印度历史，季先生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印度历史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他主张要历史唯物主义地划分历史时期和确定社会性质、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比较方法来研究等，他身体力行，为中国学者做出了光辉示范。他除了发表过《印度简史》、《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等著作外，还写了许多涉及印度历史的重要学术著作，如《罗摩衍那初探》、《中印文化交流史》、《糖史》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对许多前人未注意到或没有解决的有关印度历史问题，做了科学探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填补了印度历史研究的空缺，起到了开拓印度历史研究的作用，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盛赞。在佛教学方面，季羡林先生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够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的学者。他用大量的梵文、巴利文、佛教梵文、印度古代俗语及汉译佛典等原始资料进行研究，就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与一些国际学者进行研讨、辩论，最后匡正了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的错误结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代表作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季羡林文集第7卷）等；在吐火罗语言研究方面，他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为中国争得了荣誉。代表作有《吐火罗文研究》、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见季羡林文集第7、11卷）。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但佛教曾又“倒流印度”。这一反馈现象鲜为人知。这在印度佛教史上，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甚至在世界宗教史上，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在佛教中出现这种现象，对研究佛教史、对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对研究世界宗教史，都有深刻的意义。但至今还没有哪一部佛教史或有关书籍，认真地谈到这个问题。季先生通过研究和分析大量史料，对佛教倒流的现象、原因等做了精辟阐述，对倒流印度的史实做了科学结论，解释了这一特异现象，从而为佛教学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新贡献。可参阅《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等。

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文章类型：现当代文学 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内容提要]文化批评作为重新回到文学外部研究的批评，它的可能性如何证明？当年形式主义批评对于外部批评的指责是这样脱离了文学本身，那么文化批评有多少为自己加以辩护的理由呢？本文从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以及它的言说的有效空间这样三个方面，对于文化批评的基本状况作了一些分析和说明。并且认为，文化批评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不是追求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对待文学现象，而是更这重于对于文学研究提供思想的解剖刀和反思。 [关键词]文化批评 理论 方法 话语权力 “文化批评”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共识，即文学研究除了应该深入到对于文学自身的剖析，尤其是语言分析之外，还应该有着一种文化层面的眼光。那么这里的文化可以是文化人类学意义的范畴，探讨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中的基本样态，也可以是着眼于当代生活中或隐或显地起着引导、支配或者影响人们生活的事体。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到后者，就有可能面对各种生活事实，这些事实是刚才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缺乏成系统的言说渠道，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理论范式和话语规则，因此有必要对于其中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讨。 一、 批评的根基：为何理论与如何理论 事实上，人们看待事物都是内含理论或依靠理论的。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们有“早晨”的观念，而“早晨”除了是一个特定时段，同时还是一种循环的、多次重复的时辰。古代人们更多地从周而复始的意义理解它，今天人们主要从矢量发展的角度看待它，这里分别就有不同理论作为内在依据。除了日常生活有着理论的背后的依托，就是在学科研讨中，也同样有着理论的先行。在实验室里，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的对象，这是非常客观的了，可是这种客观中也有发现的预期，而预期就有某种假设，它是依据理论的。诸如现代高能物理在探测新粒子时，要预先建立大型设备，投资巨大，探测的结果实际上是有着理论预期成分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 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认为，理论应该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到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说”——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 通过这种回顾可以见出，仅仅依靠经验的基础面对事物，这既是不可能的，也不是科学所推崇的态度。 为何理论是回答理论支撑的必要性，在此之后就有采用什么理论即如何理论的问题。这里当然应该包含经典的文艺学教材和专著的理论，也应该包含从文化学角度看待文艺的有关理论，此外还应该吸纳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引发的理论思考。 马克·波斯特在结合电脑写作问题时，联系德里达关于说与写即语言与文字对立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他指出，纸笔的书写方式使显现的文字有物质性质，难以抹去；这些纸面的文字脱离了作者，它的意思是在相应语境确定而不是听命于作者，因此也可以说这些文字成为作者的敌人，对抗作者。可是电脑写作中，屏幕显示的亮点能够轻易消除，它还没有成为物质存在，这样书写与说话就有了同一性。[2]它颠覆了笛卡尔以来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电脑是一种物质存在，可是它是模拟人脑的，在电脑的工作中，我们面对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遭遇拉康那种儿童照镜期的心理骚动。同样地电脑阅读也有相应的尴尬。马克·波斯特讨论的现象不是专指文学，可是对于文学也适用，那么这里的理论属于交织了德里达、拉康、笛卡尔的思想以及关于网络社会学的理论。 如何理论实际上不是采用一种现成的理论按图索骥，而是针对一个问题，从不同侧面对于问题进行梳理。这里可以明确的一点在于：20世纪初文学研究有一种“内化”倾向，即研究文学着重于文学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重点关注文学的语言，二是文学作为艺术，它的根本存在方式是文本，不能把精力抛掷到文本之外的社会因素方面。这种文学研究的“内化”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道重要的风景线。但是对于文学的文化批评成为文学研究重新“外化”趋向的发起者和生力军。作为美国耶鲁学派批评家的希利斯·米勒指出：“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3]这种文学研究的趋向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文学的文本和语言的研究，不过它更多地把这一内部研究置于文化研究整体中，使之成为整个研究工作的有机构成之一。由于它涉及的方面广泛，因此在采用的理论上? 梢愿�菪枰�依�负跛�械娜宋难Э贫�皇亲ㄗ⒂谀骋恢痔厥獾睦砺邸?BR> 二、 批评的方式：寻求方法与创造方法 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的一种研究途径，它需要一定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从何而来？ 一方面，由于文化批评涉及相关的多种理论，那么理论与相应方法总是联系的，因此它所包含的方法也就有多样性；另一方面，它又有着一种挑剔的眼光，既然文化批评要从社会的整体看待文学，那么，象形式主义批评那样以一种专门化的方法对待文学，或者如精神分析批评那样只是关注作者或作品中人物内心世界的方法，以及我们熟悉的政治批评侧重于政治立场的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或许有时也会用一些，但是至少不会象它们那样执著于一种视角。更关键的在于，这种批评不是专家立场的研究，而是着眼于我们生活的现实场景，从现实状况的分析出发，发现可能有价值但是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 利奥塔指出，“文化存在于一个民族与世界和与它自身的所有关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被接受的存在。”[4]这就是说，文化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而关于文化的思想则是对于文化的阐释和引导。譬如，自从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在近代问世后，它就渗入到人们生活中，尤其每天固定时间出版的报刊影响更甚。对于这种Daily news（每日新闻）的定期阅读，我们可以从人们需求对于社会近况的了解来说明，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非得了解它的规定性。这时参照黑格尔的阐说就可以见出颇有意味，他认为当时的欧洲人已有了每日早餐后阅读报纸的习惯，这是现代人的“晨祷”，即人们已把读报培养成了固定程序，如果哪一天无报可读或没有时间去读，则这一天就相当于没有祷告那样，生活就沦为空虚和没有意义。黑格尔关于读报的阐说，就给报刊阅读赋予了一种文化意味，而我们看来也是揭示了读报的文化意义。由这样一种对于报刊阅读的文化意义的解释，也完全可以推及到人们对于其它媒体的认识。 诸如当今的电视走入了家庭，观看电视的行为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冲击性效果，原先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交流信息、沟通感情的就餐场合，可能被观看电视的行为所取代了，于是电视中剧情成为牵连他们的线索。一些家庭电视剧如《闲人马大姐》，之所以选择在晚上6时左右播放，就是因为剧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当餐桌上日常生活内容的交流缺席时，“马大姐”可以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符码。如果《闲人马大姐》在收视率取得成功，那么艺术上高低也可以忽略不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众文艺的市场反响，其实大多就是这样的市场因素所致，批评活动着眼点不是针对艺术因素，而是背后的文化因素。艺术因素只有通过文化因素才能发生作用。 回到批评方法问题，文化批评不是一种严密组织的批评派别，它也没有一种专一的批评方法，因此，它主要地不是创造自己的方法，而是寻求自己合适的方法。法国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对于1955年出版的一期《巴黎竞赛》（Paris Match）杂志封面的图象进行了符号学角度的分析。该图象是一个黑人法军士兵正在向法国国旗致敬，那么，法国的主体民族是属于欧洲血统的法兰西人，这里却是黑人，而作为法军成员，他必须具有法国国籍。因此，这一图象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法国作为一个伟大帝国，它所有的子民，无论肤色，都受到它的关照，同时，他们也都忠心耿耿地为这个帝国恪尽职守。在罗兰·巴尔特这一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图片具有的殖民主义色彩。这样一种思想意蕴当然要从对于图片本身的表达中看出，不过罗兰·巴尔特在后来整理以英语出版的《图象—音乐—内涵》（伦敦，Fontana Press，1977，）一书中又认为，图片的涵义还需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包括展示的语境的因素。斯道雷解释说：“如果这幅黑人士兵向国旗敬礼的照片出现在《社会主义评论》的封面的话，其隐含意义就可能大不一样了。读者们可能会对其大加嘲讽。它不但不会被作为法国帝国主义的一种? �嫘蜗螅�喾椿够岜坏弊魇堑酃�饕灏�骱筒僮莸谋曛尽！盵5]这里涉及到符号学（国旗的象征意义）、社会学（帝国主义形象）、民族学（白人—黑人）、文艺学（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分析的思路和方法。 这种结合到生活情境进行批评的方法，甚至不排除批评家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也置于批评场景。美籍印度裔批评家斯皮瓦克生于印度，在印度读完中学，然后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并且工作，作为美国的少数民族女性批评家，她感到三重压力：即作为少数民族的东方人压力，作为女性面对男权话语的压力，作为第三世界移民在第一世界话语面前失语的压力。印度作为西方的殖民地，印度历史是在西方世界的审视中被叙述的，如印度宗教林立，可是西方学者将之统称为“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除外），并且西方人以他们基督教《圣经》教义的重要性诠释印度教，其实印度教核心的内容不是教义，而是宗教仪式和习俗，这些内容是“不落言筌”，只能意会的。斯皮瓦克在《他者的世界里》一书中希望自己能够为被“臣属”的印度文化重新命名。[6]但是当她这样努力时，她感到一种尴尬，即她是以身处第一世界学术殿堂学者的身份进行这样的工作，她的工作目标是重新命名对象的性质。可是，这种重新命应该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那么印度文化的立足点她已经不熟悉了，甚至经过殖民化之后，印度本土的学者也都如此。她只能以西方的学术话语表达这种意向，结果仍然是落入西方叙事的视点，而且她也只能在这种话框架中才能获得发言机会。? 纱耍�蛊ね呖讼萑肷矸萑贤�奈；��饫镏魈宄晌�恢秩笔А?BR> 可以说，文化批评在进行这种批评的操作时，采用的已经不是“文艺的”方法，而是其他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方法，这不能由批评家自行创建，而是需要广泛寻求。 三、 批评的状况：文化批评的可能空间 文化批评立足于一个广阔的空间进行批评活动，这种广阔包括采用的理论的多学科性、批评方法的多方面性，由此也就有批评空间的多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空间最主要的或者关键的方面在于：它通过对于文艺文本及文艺现象的阅读，发掘出这一文本或现象的内在的因素，从而使得文艺批评活动不只是对于文本意义层面的讲述，而且进入到文本作用于人们无意识领域的探究，于是批评活动在意义层面之外又获得了超越意义，同时又是具有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当然，这种“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并不是批评家凭空杜撰的，而是由于文本表达的语境、接受者心态、以及作者的话语权力影响关系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指认了创作活动的权力影响。他说，“文化生产者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拥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应的象征性权力，这种象征性权力还表现在文化生产者，用一种清晰的、对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乱的、模糊的、没有系统阐释的，甚至是无法系统阐释的体验，并通过这一表述赋予那些体验以存在的理由。”[7]这种话语权力不是强迫人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是在于他通过讲述赋予世界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即使是有根据的，但是也还有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看待的问题，而讲述的话语权力就是把作者认可的那种秩序作为正宗的表述，而别人可能具有的其他秩序则居于次要的或者从属的地位。我们进行思想和行动大多要有一? 隼碛桑�庖焕碛傻母�揪驮谟谖颐嵌杂谑挛镏刃虻乃伎迹�闭庵止赜谥刃虻慕彩鍪怯杀鹑烁嫠呶颐牵��颐亲约好挥兴伎蓟�岬氖焙颍�敲次颐且簿统晌�吮槐鹑怂枷胝鞣�耐纺苑矫娴闹趁竦亍?BR> 真正值得文化批评努力的方向不是对于文艺鉴赏或者文艺创作提供可以参照借鉴的资源，而是从事一种对于文艺状况加以文化批判和社会反思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好似与文艺本身远了一些，但是通过这样的工作，才可以使得文艺作品真正融入到社会。而文艺作品既可以作为象牙塔的珍玩看待，也应该可以作为社会话语的一种方式来认识，或许，文化批评就是着眼于后面的路子。 好莱坞拍摄的“越战影片”就给批评家提供了文化分析的素材。20世纪60年代，美国卷入到越南战争。这场战争美国阵亡将士达到5万余人，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人数，并且美国没有达到阻止“越共”向南部渗透的目的，最后还把老挝、柬埔寨也搭进了“共产化”圈子。以致于当老布什在指挥攻击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取得预期成果时，首先表达的就是，这一行动洗刷了美国民众多年来挥之不去的阴影。 美国这越南战场上经历了事实层面的失败，可是在讲述行为中却获得话语层面的成功。同样都有对于这一战争的电影的表达，越南方面有《琛姑娘的森林》等译介到中国的影片，不过艺术上和制作技术上都非常拙劣，恐怕没有多少人留下印象。反之，美国则有《猎鹿人》、《第一滴血》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大片。在这种讲述的行为中，它告诉我们，越南本来是一个不为人们熟悉的国家，然后美国人去了，发生了一些事情，再然后美国人走了，留下一些沉重的记忆。这里，越南只是作为一个被讲述的对象。当美国人未去之时，它没有影响；当美国人已走之后，它也同样无足轻重。越南不过是只有当美国人“发现”它之后才可能具有意义。于是，在战场上失败的美国，通过这种讲述获得了主导地位。那么美国的这种讲述的成功依靠的什么呢？依靠的是美国具有的广大市场、依靠的美国的先进科技、美国的雄厚资本，以及依靠它从欧洲继承的那种中心视角，即以美国视角看到的世界就代表了世界的基本形貌，而其他视角看到的世界不过属于一些侧面甚至假象。 约翰·斯道雷从所谓东方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他说：“好莱坞在处理东方问题方面的主要形式是：‘说明它、认可对它的看法、描述它、讲述它’。好莱坞影片将越南‘虚构’为美国的一个‘对照形象’和‘替代物及……潜在本体’。好莱坞影片——与其他离散实践、歌曲、小说、电视连续剧等一起——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创作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有关越战的话语：通过一系列‘真理的程式’告诉美国和全世界，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之所以发生这些事是因为越南本来就是那样的。”[8]斯道雷认为，这种讲述有着美国对于这场战争的反省，不过在这背后，是美国的一种替代性补偿，即美国已经不具有对于越南的事实层面的“管辖权”，于是经由这种话语讲述的方式获得二者关系上的定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艺表达的娱乐方式是如何进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利益要求之中的。这里，文化批评包含了社会批评、政治批评、心理批评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又不同于这些批评之中的任何一种，其中关键在于，它是多学科化乃至泛学科化的，它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生活常识，而不是要着力于改变人们的常识。 文化批评不是包打天下的文学研究的类型，但是，在今天全球化渗透到世界各地，当代科技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构织时代神话的现实下，文化批评毕竟可以给予我们思想的解剖刀。 注： [1]《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09页。 [2]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0~151页。 [3]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122页。 [4]《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5][8]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115页，第133页。 [6]Spivak, Gayatri C:In Other World,267, New York:Routledge, [7]《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冷战时期印美关系研究 在线阅读　整本下载　分章下载　分页下载 【英文题名】A Study on the India-US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作者】陶莹;【导师】刘德斌;【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学科专业名称】世界史【学位年度】2008【论文级别】博士【网络出版投稿人】吉林大学；陶莹【网络出版投稿时间】2008-10-20【关键词】印度; 美国; 冷战;【中文摘要】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与我国的外交及安全息息相关。二战后的半个世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直在包括南亚地区在内的第三世界地区进行对抗和争夺。由于地缘关系,美苏特别是美国与印巴的关系对中国和印度、巴基斯坦、美国、苏联的关系影响很大。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南亚各国,尤其是印度政治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印美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印度独立后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变化入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综合运用各种已有材料,对冷战时期印度与美国的关系进行考察和研究。 冷战时期的印美关系一直在友好与淡漠之间徘徊,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呈现出一种非结盟却并不完全交恶的状态。印美关系是冷战“中心一外围”关系的典型案例,正是印美两国基于各自国家利益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导致双方在四十多年时间里的微妙关系。对于印度而言,冷战时期的对美关系一直是其外交政策中的重点之一。在印美关系中,印度追求与美国的对等状态,并力图排除大国在南亚的介入。对于美国而言,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明显的间歇性,因此,美国对印政策的典型模式是“干预—退出”,缺乏连贯性和长远性。总之,冷战时期,影响印美关系疏远或改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英文摘要】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 and America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iplomacy of our During the half-century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he two superpowers, USA and USSR, had been confronting and contesting with each other in the "Third World Region" which included South Asian R Considering the regional matt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USA and USSR, especially the relations between USA and India & Pakistan, can b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Pakistan, USA【DOI】CNKI:CDMD:128942【更新日期】2008-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