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献研究对现代中药研究的启示

马继兴，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1945年毕业于华北国医学院。中医领域首批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药学会常务理事、药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首届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文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还担任北京中医药学会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的首届主任委员。致力中医药历史与文献研究，完成《神农本草经辑注》、《中医文献学》、《马王堆古医书考释》、《敦煌古医籍考释》、《敦煌医药文献辑校》与《针灸铜人与铜人穴法》等一系列中医药古文献研究学术著作。《中医文献学》是第一部中医文献学专业论著。全书系统阐述中医文献学研究范畴、研究对象与任务、研究方法等系列理论问题。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基础研究一等奖。《神农本草经辑注》收集155种古代本草文献与非本草文献记载，针对《本经》佚文和古注资料，经多方研究、勘比，作出确当校注；分23个专题详论《本经》药数、药名、三品目录、《本经》辑本等学术问题；对古今诸家不同观点提出己见，俱以翔实文献记载作为依据。该书与有关这一课题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立夫医药研究优秀著作奖、科技部“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一大批简帛医籍，其成书时代较之现存古典医籍《黄帝内经》为早，马继兴研究员以精通古医籍研究的学者身份参加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的研究工作，并著《马王堆古医书考释》，对其中的简帛医书进行全面研究，运用古音韵学原理与训诂学方法，考证其中存在的大量古代通假及俗讹文字，为帛书的修复与复原扫清许多障碍。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基础研究奖一等奖。敦煌出土医学卷子系十分珍贵的古代医学文献，敦煌医学卷子的很大一部分保藏于海外。敦煌卷子已形成专门研究领域，《敦煌古医籍考释》《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全面系统研究敦煌出土医籍，充分占有原始资料，旁征博引大量相关文献，复原其卷、篇、段原文，顺序排列，确定名称、考证成书年代。又应用古代音韵、训诂学知识，校释字词。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医学会科技奖二等奖。《针灸铜人与铜人穴法》对宋以后不同时期针灸铜人、铜人经、铜人图、铜人穴法予以全面深入研究。探明宋明清时期针灸铜人流传情况。铜人经、铜人图历经千年流传于今，变衍繁复，书中采用大量文献依据，将其一一梳理，同时考证铜人穴法规律与特点，经穴位置变迁与确定部位，形成一整套甚为全面的铜人腧穴数据。《古佚医学丛书》将12世纪以前（包括先秦、汉魏、六朝、隋唐及北宋各代）失传古医学文献进行考证与复原，参阅大量古代医学文献与文史类古籍，通过按步骤地反复点记、标号、抄录、校勘、剪贴、分类、核查等诸多工序，辑成书稿。这是现代系统辑复古医书较早的重要成果。并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院基金重点课题“发掘出土亡佚医药典籍文物的研究”。1981年赴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鉴定其收藏的中医古籍版本，撰写《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所藏中医药古籍目录》。多次访学日本，积累海外收藏中医古籍书目。又数次申请课题，展开这项研究。主持课题“国内失传中医善本古籍的抢救回归与发掘研究”获2004年度中华医学会科技二等奖，2004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开辟出土中医药文献、佚失中医药文献辑复、中国针灸史与针灸文献、本草史与本草文献、海外收藏中医药文献等诸多研究新领域，其系列学术著作为古代中医文献研究的开拓性科研成果，为中医药文献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形成奠定厚实的学术基础。从事专业研究工作近60年来，学术著述160余种（著作16种、论文146篇）。分别荣获国家与部局级、院级科研成果奖19项，1994年被批准为国家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2000年又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近几十年，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有较大的进展，在用传统方法进行系统研究的同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及西医学的研究手段，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探索，在一定范围内揭示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并为人体生命科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但是，由于中医学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由于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的某些缺陷，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不尽人意，甚至陷入某些误区，因此必须认真考虑和探讨。 习惯上把中医理论的研究分为两种形式，即文献型的传统研究和借助现代科学理论的现代研究。文献型研究往往是继承性研究，而现代研究被认为是对中医学的发展研究。这种划分是对中医理论研究的误解，客观上阻碍了中医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不应该把是否借助现代科学作为区分继承和发展研究的标准，关键在是否有利于中医学或整个医学的发展，是否能够为人类提供新知识。 当前，有些研究如果不能科学的评价其结论就会阻碍中医学的发展。假如在解剖学找不到经络的实体，就认为人体的经络现象不存在，势必动摇对中医学理论和概念的信念，影响中医学的发展。很多临床医生不从中医角度思考组方，而只考虑中药的药理，就是受这种研究思路影响的结果。究竟采用怎样的研究思路，才能真正有利于中医学的发展？ 中医理论产生在古代，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别，古代科技手段的限制，中医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表现在理论概念的模糊不清，理论之间缺少严密的逻辑关系和某些理论的明显的主观倾向，造成中医理论研究，不论传统研究还是现代研究很难通过理论或实践来否定某些理论。 中医学是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医古代哲学的基本思想如气一元论思想、阴阳学说等，使得中医先辈在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进行观察研究和总结时，注意的焦点多在人体的整体联系和人体的某些整体规律上。在长期的发展中，中医学对人体的某些整体规律或人体的某些深层规律有比西医更深的认识，这恰好是西医学的研究最易忽略的。因此，中医理论的现代研究，必须立足于这个基本出发点。要在全面了解中医理论的基础上，透过中医理论本身的表达，寻求中医理论中蕴藏的对人体深层规律或整体规律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提出某些新的理论和假说，推论某些结论，预测某些事实，从而推动中医学乃至整个医学科学的发展。 中医基本理论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从《内经》的构成看，涉及到医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气象学、物候学、食物学、农学、哲学、逻辑学、史学、社会学、伦理学、理学等多方面的内容。此后又有两千多年的发展，是长远的研究对象，有取之不尽的研究课题。但也必须看到，在这些理论中有些古人对长期临床实践的忠实记载或是对人体某些实际信息和现象的客观描述，并结合当时先进的哲学思想加以理论阐释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体生命活动的内在规律或多种联系。尽管在其理论表达上可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以临床医疗实践实际现象观察为基础的真实记录以及所反映出来的规律都是实实在在的，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这正是中医理论科学价值所在。因此，进行中医理论现代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很可能有某些新的发现，或揭示出西医学乃至整个现代科学尚未认识到的人体生命规律。 在中医基础理论中，依赖思辩所得的结果和臆说是大量存在的。如用五行学说、五运六气学说进行的机械甚至僵化的演绎推理，用人体构造牵强附会的类比自然界构成的“天人相应”等，都是以主观臆测的联系代替实际存在的联系。事实上，中医理论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且随着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化，知识和经验的逐步积累而不断更新，不断淘汰。 中医和西医是从不同的角度把握人体的，中医强调整体性，从宏观上动态上并通过系统分析的方法认知生命；西医强调个体分析，从微观上形态上，并通过还原分析的方法认知生命。对疾病的认识上，中医认为肌体局部失调与全身机能失调并重，主要诊断依据是临床表现出的症状和体征，特别强调局部与全身状态的综合判断；西医重视局部器官的病变，主要诊断依据是理化指标与局部器官的症状和体征，并特别强调局部器官病变的多层次检查分析。 因此，在中医理论现代化的今天，中医基础理论急需解决的问题不是用西医学的理论验证中医理论，也不是追随西医的发展亦步亦趋，更不是以西医理论代替中医理论，而是在保持自身特色，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引进现代多学科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手段。进一步完善中医自身的理论，创立新观点，提出新学说，以便指导临床实践，提高中医的治疗效果。只有这样中医学才能在整个医学科学、生命科学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然中医理论乃至整个中医学将会面临主体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