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历史教学论文范文

任教四川师范大学期间，负责主持部（省）级科研项目6项，主研部（省）级科研课题9项。主要有：教育部《师范院校文科历史专业（师范类）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主持）、四川省教育厅《高等师范院校历史教育课程模式研究》（主持）、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委托项目《历史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开发与实验研究》（主持）、四川省教育厅《高中历史新课程师资培训研究》（主持）、四川师大校厅级科研项目《中学历史课程内容改革与高师对策》（主持）、四川师大校厅级重大研究项目《高中历史新课程实施与教师培训研究》（主持）、国家“八五”教科重点课题《农村普通中小学课程改革与实验》（主研）、教育部《历史学教育专业培养目标、规格和课程方案的研究与实践》（主研）、教育部《面向21世纪（中学历史教学概论）课程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主研）、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普通高中新课程理论与实践研究》（主研）等。　　任教四川师范大学期间，出版、合著学术著作近20部。主要有：《高中历史新课程的理论与实践》（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历史课程教材教法新探》（主编、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历史研究性学习论》（独著、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新教材疑难问题研究与解决（初中历史）》（副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历史教师教学用书》（副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世界历史教学案例及点评》（副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走进高中新课改——历史教师必读》（合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新编历史教学论》（合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走向未来的农村中学教育研究》（合著、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参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基础教育研究》（参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参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教育实习教案精选》（下册）（参编、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历史教学案例及点评》（参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全国优秀历史教学案例选》（参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学历史教学法》（第三版）（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等。 　　任教四川师范大学期间，曾在《历史教学》（CSSCI、核心期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CSSCI、核心期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CSSCI、核心期刊）、《历史教学问题》（CSSCI、核心期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CSSCI、核心期刊）、《中小学教材教学》、《四川师范学院学报》、《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中学历史教学》、《学科教育探索》、《绵阳师范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主要代表作有：《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历史课程设置》、《试论农村初中地方课程的建设》、《我国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改革20年回顾与评析》、《高中历史选修模块与教师选课指导》、《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历史课程改革述评》、《社会公德意识培育与历史教育三论》、《从选修课的设置谈高中历史课程改革》、《让学生成为历史学习的主人》、《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学记〉教与学探微》、《革命根据地学校历史课程设置与改革述论》、《民国时期学校历史教育变革研究》、《面向21世纪中学历史教师培养模式研究》、《新课程与研究型高中历史教师的专业发展》、《论教师专业背景下的高师历史教育实习》等，其中部分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小学教育》、《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全文转载，或被收录教育部《高等师范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成果丛书 （历史学分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任教四川师范大学期间，领衔申报并一举中标的四川省级骨干教师培训项目主要有：《四川省基础教育新课程省级培训初中历史教师培训项目》（2004年）、《四川省民族地区高中历史骨干教师培训项目》（2007年）、《四川省省级骨干初中历史教师、省级农村骨干初中历史教师培训项目》（2008年）、《四川省省级骨干高中历史教师、省级农村骨干高中历史教师培训项目》（2008）、《四川省送教下乡培训农村教师（初中历史）项目》（2008年）。　　任教四川师范大学期间，所获得的部分荣誉奖项如下：合著的《走向未来的农村中学教育研究》一书，获国家教育部高等师范院校面向基础教育实验研究成果二等奖；所撰写的论文《历史教材教法课程内容的构建与实践》获四川师范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三等奖。荣获“四川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评建工作先进个人”、四川师范大学“首届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优秀导师”称号。多次被评为四川师范大学教育实习“优秀指导教师”等。

第三世界的兴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大的事件，对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亚洲经济的发展在第三世界中非常突出，这其中的经验值得所用发展中国家借鉴。教学思路 本课的教学内容时间跨度较大，从50年代中到90年代初。教材三目的内容的内在联系的把握对初中学生由一定的难度。教师应帮助学生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总体上把握教材。 亚非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教学可以播放经过编辑的视频资料，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在进行分析。 亚洲经济的发展。不同地区的发展速度不同，在教学中应引起学生注意。对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应更多地结合当前实际，调动学生参与。教学重点：亚非会议是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者参加的重要的国际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亮点。对第三世界的崛起有着重要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为推动亚非国家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亚非会议是在亚非国家纷纷独立，各国之间出现了联合进行反帝、反殖斗争愿望的背景下召开的，它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它标志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主宰亚非各国人民命运的终结；标志着亚非国家开始作为一支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这次会议进一步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合作与团结；此后，许多中小国家纷纷开始摆脱了大国的控制，走上了团结合作、共同维护自己利益的道路。因而，这次会议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折性事件。教学难点以新加坡、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是本课的难点。 新加坡和韩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条件并不突出，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惊人，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如果我们把这些经验与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会大有益处。探讨相关问题可以帮助学生很好地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 新加坡、韩国是亚洲经济发展的代表和典型。举一反三，从它们的发展，可看出亚洲各国经济发展的状况。纵观亚洲各国经济发展，其基本经验是：抓住机遇，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结合国情，制定适合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学习这一内容，有助于正确了解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吸取它国成功经验并加深对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正确认识。重点突破方案亚非会议是本课的重点。关于亚非会议召开的背景，可以引导学生回忆20世纪50年代，亚洲和非洲有哪些国家先后独立？在此基础上总结，独立之后的亚非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在国际事物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些国家都认识到:形成合力是对抗殖民主义最有效的手段。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体现了中国在亚非会议上的突出作用。通过播放精选的视频资料，增强历史教学的直观性，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求同”的基础是什么？ “存异”是指的又是什么？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能力。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教师指出“求同”是反对殖民压迫，争取独立发展。“存异”与会各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难点突破方案关于韩国和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教师在充分的课前准备的基础上，运用多媒体大量展示有关韩国和新加坡发展的图片，数字、图表使学生切实感受到这两个国家的飞速发展。运用讨论法分析它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查找到的资料，各抒己见，给他们充分的发挥的空间。同时引导学生将历史和现实紧密的联系起来。指出他们经济迅速发展对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哪些借鉴作用。课堂导入：A常规导入： 请同学们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当时世界上存在的几种势力分别产生了什么影响？教师简单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法西斯主义；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促进了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力量也得到发展，各国的民族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这一切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15课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B兴趣导入 提出问题：当今的亚洲，哪些地区形势比较紧张？ 学生的答案可能包括巴以地区，海湾地区，朝鲜半岛，教师在此基础上补充南亚次大陆的形势也比较紧张，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素来不睦，而双方矛盾的根源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印巴分治。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相关内容。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69，及格率只有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排名：士 农 工 商 商业在那时的地位很低，在最后一名，之后到汉朝、三国、魏、晋一直到宋、元、明、清 商业一直在攀升。现在，商业几乎已经攀升到了最高点 人们对商业和经济的认可已经很高了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秦国与其他国打仗，不分上下，最后打了个平手。按古代的规矩，这种情况发生就会交换两国皇帝的儿子做人质。一来二去呢，秦国就选上了后来的秦庄襄王。那个国有个叫吕不韦的人，他是个商人，想帮助那位不速之客，便去给他钱让他回国。但是秦王的儿子却看不起他，不愿接受帮助还一看见他就生气就“破口大骂”。 现在就不是这样了，这不就是商业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吗？

张骞的故事你知道著名的“丝绸之路”是谁开拓的吗？是西汉时期伟大的探险家——张骞。张骞是汉武帝时期的人。公元前139年，他受命率人前往西域，寻找并联络曾被匈奴赶跑的大月氏，合力进击匈奴。张骞一行从长安起程，经陇西向西行进。一路上日晒雨淋，风吹雪打，环境险恶，困难重重。但他信心坚定，不顾艰辛，冒险西行。当他们来到河西走廊一带后，就被占据此地的匈奴骑兵发现。张赛和随从一百多人全部被俘。匈奴单于知道了张骞西行的目的之后，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把他们分散开去放羊牧马，并由匈奴人严加管制。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一是监视他，二是诱使他投降。但是，张骞坚贞不屈。虽被软禁放牧，度日如年，但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逃跑，以完成自己的使命。整整过了十一个春秋，匈奴的看管才放松了。张骞乘机和他的贴身随从甘父一起逃走，离开匈奴地盘，继续向西行进。由于他们仓促出逃，没有准备干粮和饮用水，一路上常常忍饥挨饿，干渴难耐，随时都会倒在荒滩上。好在甘父射得一手好箭，沿途常射猎一些飞禽走兽，饮血解渴，食肉充饥，才躲过了死亡的威胁。这样，一直奔波了好多天，终于越过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