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杂志

随着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和电视剧《三十而已》的热播，“30+”女性自信自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引发广泛认同。在近百年前，也有一群“姐姐”在文字的海洋中乘风破浪，竭尽全力发声，向女性同胞传递温暖和勇气。1944年，张爱玲特意谈及一本风靡沪上的女性时尚杂志《玲珑》，说它一面传授美容秘诀，一面教女性如何严防男性攻击。这本颇具女权意识的杂志创刊于1931年，核心理念是“提倡社会高尚娱乐，增进妇女优美生活”。它的受众主要是受过教育、思想相对先进的女性，它虽不是中国第一本女性杂志，却是第一本直呼读者“姐妹们”而非“君”的女性杂志。早在1915年，商务印书馆就发行了面向女性读者的《妇女杂志》，涵盖社论、文学、艺术、家政等诸多领域，在全国乃至海外畅销，直至1937年停刊，它仍是民国时期发行最广、时间最长的女性杂志。《妇女杂志》固然有进步意义，却被部分学者评价为“充满男性说教的厌女刊物”，毕竟，在该刊发行早期，能识文断字的女性只是少数，一些掌握话语权的男性知识分子纷纷变成“女德讲师”，在刊文中细数女性的不是，一面抱怨传统女性既没尽到妻母本分、又抱残守缺如家庭蛀虫，一面嘲讽接受西方教育的新女性是流连社交场合、只懂莺歌燕语的“花瓶”。其实不只《妇女杂志》如此，“厌女”几乎是当时中国所有女性杂志的基调。在刊文中为弱势同胞仗义执言的女性，不仅会被一些读者批判挑起性别对立、扣上“仇男”的帽子，还可能招致对其发言身份的攻击。这种窘境，直到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伦常、再度反思妇女问题后才逐渐好转，《玲珑》正是这一阶段的产物。探讨婚恋也是《玲珑》永恒的话题，其中不乏独身主义女性现身说法，劝告为婚姻感到迷茫的女性同胞，“良禽择木而栖，若无良木，也可以不择。”《玲珑》刊登的《怎样玩玩男子》一文，成为当时女性的“恋爱宝典”—与如今备受诟病的“好嫁风”不同，该文不是教导女性如何迎合男性，而是充满“姐很高贵，渣男不配”的底气，风格活泼，调侃意味十足，即使放在如今的网络语境也不过时。这期的《玲珑》还别开生面地提出“现代女子之三从四德”：从自己的志向、从众人的公意、从人类的公理；公德、私德、节俭的美德、好学的美德。1936年，《玲珑》刊登《这时代需要哪一种女性》一文，或许可以看作当时新女性的标准，“有能力、有思维、能够劳动，拥有强健的体魄、新颖的思维、不做‘性’的依附、娶亲不要妨碍前程。”在这类文章中，作者普遍强调女性要实现经济独立、灵魂远高于外貌。此外，《玲珑》也向沪上名媛广泛邀稿，如创刊号中的《我的交际》一文就出自名媛梁佩琴之手，她在文中说：“女子交际要抛开‘一见钟情’的弊病和‘男子都很优秀’的见地。”这与之前男性在《妇女杂志》中嘲讽新女性是“花瓶”形成绝妙的互文。谈及交际，《玲珑》还有对“女性友谊”的探讨，说女性挚友间的情感绝不亚于兄弟之情或男女之情，可惜很多女性出嫁后就彼此疏远了。《玲珑》从外观到内涵都领先于它的时代，甚至领先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女性杂志的“继承者们”忘了它在女性议题上的先锋意义，只顾延续它浮华的一面。翻开如今国内的女性时尚杂志，满眼都是奢侈品的广告，除了利用“粉丝经济”收割“饭圈女孩”的钱包，它们似乎都在蛊惑读者沦为消费主义的洗脚婢。两相对比，让人感慨万千。

一、中国真的有女权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近日在个人公众号撰写了“中国真的有女权吗？”一文。他提到，“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似乎正在被围剿”，可见其并非认为中国没有女权，而是看到了太多歧视女性的现象，令他感慨中国女权的能量之小。发布短短几日，这则短文的阅读量已超过两万，这再次说明今日中国之女权虽然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中国到底有没有女权？中国女权状况如何？真的到了该让大众了解的时候了。细细品味张鸣教授的文章，虽然有些观点有待商榷，但不难发现他其实是为女权说话，是看不惯世界到了今日，歧视女性的事还彼彼皆是。文中列举的歧视女性的种种现象都是事实，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女权主义者确实在这些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虽然无法立刻改变现状，但对社会确有触动，性别不平等以及性别歧视的现状并非没有希望改善，只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张鸣说：“这么多年来，（就业歧视）又见过几起相关的诉讼呢？众多被歧视的女性，面对用人单位的明里暗里不接受女性的先决条件，都选择忍了，掉头他去。”但近年确实出现了一些针对就业歧视的诉讼，这些行动正是女权主义的行为。如2015年马户诉中国邮政就业性别歧视，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北京邮政对马户实施了就业性别歧视，马户获胜，获赔2000元。马户还致信千位人大代表要平等就业选择权。2016年广州女生高晓诉“惠食佳”拒绝雇佣女性，一审法院判定“惠食佳”就业性别歧视，高晓获胜，获赔2000元。多年来，众多遭受就业性别歧视的女性因为害怕耗时费钱还不一定能获胜而放弃诉讼，但马户和高晓的案例证明，只要你有确凿证据，诉讼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是能够获胜的。而对于那些不再将“只招男生，不招女生”的歧视语言写上广告，但实际操作中还是歧视女性的用人单位，既需要那些受到就业歧视的女性要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维权，也需要政府部门出台有力的政策和全社会的监督。女权主义为此付出了很多实际的努力。 2015年，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在杭州启动了每年一度的性别平等与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参与的企业率先承诺自己的企业招工时绝对不会出现性别歧视。为了进一步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在女权主义群体的倡议下，2016年，九地女青年向全国112所211高校发出倡议书，要求高校就进入高校招聘的企业的就业性别歧视言行进行监察，将那些具有就业性别歧视言行的单位拒之高校门外，有一半高校回复：他们会严格把关。就是在这几天，一些女权主义者成立了“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专门监察那些就业歧视的招聘广告和事件，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举报。有关招生中的性别歧视，女权主义者也多有行动。有些学校的有些专业，因为女生人数多于男生，就提高女生分数线，这是不公平的做法，女权主义者向这些学校寄去公开信问责。2015年，福建省实施男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这种免费政策将女生排除在外，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女声网联合发布《2016年中国免费师范教育性别歧视报告》，叫停这种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近些年来，女权主义者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书斋走向行动，哪里有损害女性权益的事情发生，那里就有女权主义者抗争的身影。网络、新闻常常报道公交车上的咸猪手，广州女青年张累累向325位广东人大代表提交关于防止公交车性骚扰建议书，呼吁建立公交反性骚扰机制；南方日报男记者涉嫌强奸女实习生，新媒体女性联合各女权者跟进，收集网上800人签名，到南方日报门口举牌，呼吁建立防治性骚扰机制；海南万宁一小学校长带小学生开房，就有民间女权主义者举牌抗议，甚至有女教授为引起社会关注而裸露上身抗议。女权主义这些年最大的成就是促成《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多领域专业女权主义人士为反对家庭暴力而结成联盟，在2003年全国“两会”上，第一次提交为反对家庭暴力专门立法的建议，附带一部完整的专家建议稿。这个议题获得了全国性的关注，防治的诉求聚焦到专门立法，从那时起，立法既是目标，也是载体。围绕着这个倡议，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论证和试点。一桩桩典型个案，也被用来证明立法的必要性，发声从未间断，就是在这样公众意识不断提升、经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反家庭暴力法被从民间推上国家议程。这部法律的出台耗时十多年之久，从2003年起，每到联合国国际反暴力日女权主义者们都会进行宣传，平时也会开展研讨会，跟进各种个案，在大学及社区进行反家暴立法宣传，十年如一日。在很多其他女性议题上，她们也是这样长期、不懈、辛劳、细致和乐观地推进着性别平等与社会进步，但她们的付出很多时候并不为社会大众所了解。女权主义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件事件是2015年的“女权战春晚”。女权主义者们通过微信群吐槽春晚各种歧视包括性别歧视，发起万人签署行动，最后向广电总局寄送举报信，抗议春晚含有歧视性内容。正是从2015年的“女权战春晚”开始，才有了这两年网友对春晚的吐槽式监督。也正是从“女权战春晚”开始，女权主义者发现，中国潜在的女权主义者人数是无法估计的。那些遇到性别议题蜂拥而上的网络女权主义者也不可小觑。广大年轻女性是中国社会实现性别平等的希望，千千万万青年的觉醒，就是女权的未来。虽然社会上存在种种歧视妇女的现象，甚至男权思想似乎有回潮的倾向，但女性的普遍觉醒、社会的进步是毋庸置疑的。看了这些，你还能说中国没有女权吗？二、中国女权三十年今日中国女权的成就不是凭空而来的，是酝酿三十年后的水到渠成。女权，可以分作两部分理解，一是女权主义者在争取女性权益过程中的种种努力，一是女权的实际成果。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女权主义者们一直在努力工作，也许革命尚未成功，但不能因此否定革命的发生。中国的女权不像西方的女权那样，有过浩浩荡荡的全社会运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及长达几十年并成果显著的对父权制性别文化的批判、改造与重构。这些成果不仅体现在多不胜数的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上，也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不能有任何歧视妇女言行成为。试想在美国社会中，如果教授说“招生要看胸”、“女性应该花更多时间打扮自己”，肯定是要被“下课”的。2005年，哈佛校长萨默斯说，女性在科学和数学领域成功几率小是因为男女先天性别差异，引起师生抗议最后被迫辞职。中国的女权主义者正在努力促使中国成为这样一个尊重女性、性别平等的理想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女权萌芽、成长、壮大所依赖的资源毋庸置疑是来自西方。改革开放前，作为中国的女性，我们完全不知道其实我们的祖母们是读过马君武翻译的《妇女的屈从地位》等书籍，更不知道西方有批判父权制男权思想的《第二性》等著作。熟知“妇女能顶半边天”口号的我们完全没有社会性别观念与视角（改革开放前女性政治参与度并不高），也没有接触过全面批判父权制男权思想的女权主义理论。最初，几位赴美留学的女学生，在做中西文学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将西方女权主义的术语与词汇介绍给中国。后来一些到美国学习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留学生，开始把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历史与理论介绍到中国来（《女性的崛起》）。她们与中国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们里应外合，开始了女权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继之对中国的老师与学生进行女权主义理论的培训，女权主义思想就这样开始进入中国的视野。改革开放后，不仅许多女权主义书籍被介绍到中国来，而且许多大学成立了“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女权主义思想通过高校教育传播开来，此后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学生们像种子一样开始零零落落地撒向各个领域，那时虽人数有限，但可谓星星之火。1990年代后，女性学教材逐渐增多，至此女权主义的各个学科得以建立，或者说各个学科开始用女权主义的思想与方法进行分析。可以说，女权主义者是从高校走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人们的印象中女权主义总是和高校联系在一起的缘故。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这次世妇会于中国女性主义者们犹如甘露，受到启发的她们兴奋莫名、奔走相告。她们摩拳擦掌，充满高涨的工作热情，想为女性争取权益，成立了一些妇女组织与妇女民间组织。在这一背景下，郭建梅创办了“北京大学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冯媛等女记者在北京女记者协会的基础上创办了“妇女检测传媒网络”。《中国妇女报》等有性别意识的报纸开始刊登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文章以及各种女性话题讨论。女权主义在媒体与社会上开始传播，女权主义从校园走向社会。此后，供女权主义自我成长与学术讨论的各种学习小组、沙龙、培训开始形成。女权主义杂志《中国女性文化》、《女性主义》等也开始创办。各个高校的“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以及妇女研究所等则开展了妇女问题的各种研究，19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近二十年间，妇女问题的深入研究涉及到各个学科、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研究能力的研究队伍。这些研究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了数据依据，也为开展争取妇女权益工作提供了事实依据。从新世纪以来有关女权主义或用女权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学士、硕士、博士论文之多，就可以看出女权主义在学界的蔚然成风。近些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新媒体的蓬勃发展，诸如“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女声网”、“反家暴网”、“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女权之声”公众号、“网易女人”等等，使女权主义的传播更加广泛。鉴于女权主义仍然未能为社会大众熟知的现实，女权主义者开始直接面对社会大众进行启蒙。例如妇女组织“一元公社”，全年不间断地面向全社会的所有人群开展女权活动，勇敢的女权行动派小伙伴正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至此，学界、传媒界、妇女组织、妇女民间NGO、个体女权者形成了一个互动的网络，女权主义已经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但即便女权发展到这一步，似乎力量还是不够，也许行动是最有力的方式。于是在大约五年前，女性行动派成为女权最具生命力的队伍。当一个新的女权议题出现，当女性受侵害事件暴光，年轻的女权行动派就举牌抗议，这确实扩大了社会对女权议题与行动的关注，女权的影响越来越大，开始走向大众。上述即是女权大略的简史，中国有女权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一位女权中坚人士在她的“辞旧迎新2016”中写道：从离开学校至今整整三十年了，为女权从青丝到花发。（文/张红萍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所研究员）

《MarieClaire》，《DAZEDkorea》，《BAZAAR》，《COSMOPOLITAN》，《W》，《ELLE》，《VOGUE》等。《CeCi》杂志是韩国位居榜首的女性杂志，94年10月创刊，以其独具的风格成为韩国杂志的典范教材。是第一本进入中国的韩国主流时尚杂志。

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实际上就几个这种人，比如我上面一楼的仁兄就是这种人。他们每天闲着没事就散播伪女权思想，你可以看看楼上那位怎么回答问题的真令我恶心。其他的搜伪女权他们都说了，我说的是中国网络女权超越现实女权20年，这也是特色吧。很多伪女权主义我没在现实中见过，我们这边的女孩都不是那种人，最起码我没见过(可能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吧)。如果你关注一下那些回答青红皂白不问，上来就吐苦水，把所有男性拉起来批斗的，你可以看看他们这些人在其他问题上怎么回答的，很有意思很自私的一些人，如果这些人是男人，就是渣男。

《新京报》大概是近十年来最新锐的一份报刊，自从《南周》被修整一番奄奄一息之际，该报顿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态势。虎父岂育犬子，作为《新京报》子弟兵的书评周刊，自然虎虎有生气。该报的特征是严肃主题，趣味讲述，主要评介国内外大众类优良图书；它还喜欢搞专题式推文，比如女性主义专题、从罗马人的故事看中国专题、诗人余秀华专题等，专业有深度，又都为大众所喜闻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