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论文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中国文化史、考古学通论、历史地理学、古代汉语、中外历史文化原典导读与选读、中国断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和国史、中国当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当代、等历史文献学、地理历史、史学史、史学理论、考古学等；每个大门类还会分成不同的小方向，如中国古代史包括先秦史、两汉史、魏晋史、唐宋史、明清史等。本专业主要学习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史实及史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具有从事专业工作所需的基本能力

500字左右能论出来点儿什么呢，是作文吧。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

读本科的时候，一位负责中国史课程的老师曾经提出过这样的意见，先秦秦汉的历史太早，史料太少，很多研究进行不下去，明清以至近现代的历史太近，史料太多，一个人穷尽一生的精力也读不完，宋朝的历史在中间一段，史料的数量也正好合适，一辈子勤奋用功可以读完。原话已经模糊了，大致意思就是这样，这位女教授自己正是从事宋史的研究，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触。回顾以前读过的中国古代史的论著，并对比了一下近现代史的研究，确实有各自的优长与短处，而且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联系、难以分割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秦汉的研究，很多时候由于史料匮乏，在旁征博引之后只得出一个并无新意的结论，同样的内容在近现代史领域只会以寥寥数语简单提及，决不会长篇大论。职是之故，为了让自己的研究显出深度和新意，古代史研究者又经常会走入小题大做、过度解释的误区，即使许多名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辛德勇对田余庆《论轮台诏》中汉武帝晚年政策转变问题的反驳，有些地方未免强词夺理。然而，史料匮乏这一限制条件，却又促使古代史研究形成了某种比较优势，以个人的阅读体会，这种优势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第一个方面，由于史料相对有限，迫使研究者不得不更加深入细致地进行解读，做到每一个字句都弄懂弄透的地步，也因此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第二个方面，研究者为了扩大论文的容量，在选题时会有意无意将时段拉长，以解决资料不足的问题，而这样也就获得了以长时段观察问题的视角。以胡宝国对于《史记》《汉书》中籍贯书法的对比研究为例，他发现，《史记》在列举人物籍贯时，经常还会有赵、楚、燕、齐等诸侯国名称，而《汉书》则基本上改为郡县的名称，由此考察了在汉朝中央集权强化的背景下人们区域观念的变化。这样的研究，在近现代史领域就颇为罕见，首先，研究者面对浩如烟海、横无际涯的史料，似乎很难以同样的细致去捕捉到这样一个问题，其次，近代史的许多研究往往倾向于对“一时”“一地”“一事”进行掘井式的深入探索，并且引以为傲，而鲜少在更长的时段上进行比较。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研究的利弊得失，与古代史可以说是正相反对的。由于时间相对较近，许多史料都没有湮灭，甚至还有不少当事人在世，因而可以聚焦到某一个点进行深入的研究，然而往往也由此失去了长时段的视角，形成为价值不大的重复建设，不论甲地乙地，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特别是有些问题，至少需要以几个百年的时段来分析，才会看出它的本质，较短时间的个案研究就不免显得局促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