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研究杂志2022年第二期读后感

《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中国刑法学的现状、传统与未来”《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盗窃罪中的被害人同意”《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的关系”《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假定因果关系、结果避免可能性与客观归责”《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扒窃入刑：贴身禁忌与行为人刑法”《中国法学》2012年第1期，“自我决定权与刑法家长主义”《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被害人同意的体系性地位”《中外法学》2008年第5期，“被害人同意在故意伤害罪中的界限”《政法论坛》2009年第3期，“从间接正犯到直接正犯”《政法论坛》2006年第3期，“犯罪论体系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展开”《法律科学》2008年第6期，“刑法上的被害人同意能力”《法学评论》2010年第1期，“论推定的被害人同意”《法学》2011年第8期，“从李昌奎案看邻里纠纷与手段残忍的涵义”《法学》2008年第9期，“从华南虎照案看罪中的受害者责任”《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6期，“德国关于被害人同意之错误理论的新进展”《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6期，“被害人视角下的持枪抢劫”《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年第9期，“复数法益下的被害人同意”《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1期，“承诺还是同意？——从语境差异看概念移植与翻译”《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从大众到精英：我国犯罪论体系话语模式的转变”《刑事法评论》2003年第13卷，“被遮蔽的世界：监狱同居楼里的性和生育”《刑事法评论》2002年第11卷，“刑法公法化的背后—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反思”《中国法学》2004年第6期，“中国刑法学研究会2004年会综述”《刑法评论》2009年第1卷，“论被害人同意的对象”《人民检察》2008年第15期，“行政许可的出罪功能”《刑事法研究》2005年第1期，“从体系角度审视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缺陷”《北大研究生学志》2002年第1期，“大同的梦想与流放者的困惑——《刮痧》观后” 《犯罪论体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撰写第2章、第7章《刑法总论精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撰写第12章、第14章《刑法学读本》，上海交大出版社2010年版（

犯罪心理学具有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 现代科学技术在犯罪心理学研究工作中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同时也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人们更加认识到犯罪心理并不是纯主观的东西，而是诸多主观和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犯罪心理运动过程中，影响犯罪心理发展变化的因素很多，其中必然有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如对一个性格暴躁、攻击性强的人来说，他暴躁的性格和易发生攻击性行为可能是遗传的原因，也可能是病理上的原因，也有可能是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或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犯罪心理学研究工作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片面夸大社会因素而排斥自然生理因素，或过分强调自然生理因素而忽略社会因素都是和犯罪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原则相违背的。 实践是检验犯罪心理学科学性的唯一标准。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都是社会实践需要的结果，并且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其价值，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也同样适用于犯罪心理学。 犯罪心理学知识在打击、预防犯罪的实际工作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在侦查破案时，通过现场勘查和现场访问，对犯罪人的作案动机、作案方式和作案过程等做出假定、推理和判断，分析犯罪人的经验、知识、性格、兴趣等特征，可以帮助侦查破案。在审讯中，审讯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实际上是直接的心理对抗，审讯人员除要掌握证据外，还必须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点和心理状态，并根据其心理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审讯策略，使用适当的审讯方法，促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在起诉、审判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要通过对案件情况的分析，明确被告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以准确认定其犯罪性质。在监狱管理工作中，要促使罪犯认罪服法，服从管理，改恶从善，监狱管理人员必须掌握罪犯在服刑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并采取有效手段促使罪犯的心理向好的方向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