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学研究为什么不能深入实践的原因

编辑评职称，不看“发稿”看“发表”。这一实行多年似乎是行之有效的行业规则，却颇有商榷之处。 按照有关规定，评副编审除了“有较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还要“对某学科有较深的研究，有一定水平的著译（或编辑了一批好书）”；评编审除了“科学文化知识广博”外，还要“对某学科有系统的研究和较深的造诣，有较高水平的著译”。虽说没有“著译”，只要“编辑了一批好书”，也可以聘为副编审；但在实践中，不止编审，就是副编审，有无发表“著译”与发表“著译”多寡，越来越成为职称评审的决定性指标。其他条件相同，有“著译”的先上；都有“著译”，则数量多者为高。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除了“担任编辑/副编审职务五年以上”之类的规定，其他条件如何，由于缺乏具体明确的标准而难以判定。比如，掌握多少科学文化知识才算“广博”或“较广博”？“较深的研究”与“较深的造诣”，究竟“较深”在什么地方？这些都难以讲得清，道得明。结果往往是，“集体田埋头干难得好报，自留地勤耕作名利双收”，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得不到应有的承认，本职工作没做多少或敷衍了事却因有所谓“著译”倒占了先。 然而，这貌似有理的说法，却丝毫经不起推敲。编辑与学者，各有业务范围，虽然两者密切相关，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业。历史上分工不发达时代的“编著”合一，在今天已经很难行得通。当今的学问是越来越专，学者往往毕其生只通一两门。所谓“专家”，所谓“对某学科有系统的研究和较深的造诣”，其实就是对其他学科不甚了了，就是科学文化知识不那么“广博”。编辑常被戏称“杂家”，其中不乏贬抑，但杂家自有杂家的优势；编辑即便没有深入研究某个问题，也不见得不能把握该问题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可能把握得更好。套用一句经笔者改造过的俗语———没吃过猪肉还没有看过吃猪肉？由于吃猪肉比看吃猪肉要费时费力，不吃猪肉就可以多看吃猪肉，还可以看各式各样的吃法，眼力自然不俗。这对一个编辑来说，就足够了。因此，说编辑没有做过专业研究，就不能胜任编辑工作，实在是没有道理。 但非常遗憾，目前学界的风尚是：“万般皆下品，惟有科研高”。编辑没有发表过科研成果，就是没有真本事，甚至被讥为“无学”。更为糟糕的是，不仅学者看不起，而且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些编辑为了表示自己不比学者品位“低下”，还生造出一个新词———学者型编辑。有人甚至提出，编辑的“归宿”就是成为社会科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好像编辑只要“傍上”学者这个“大款”，就高出同辈一等；靠着玩弄辞藻，就可以攀上科研“高枝”，改变名分而身价倍增了。这不是妄自菲薄、自己看不起自己，又是什么呢？ 其实，对编辑来说，检验水平高低的惟一标准，是他编发的稿件质量如何，而不是他本人发表过什么“著译”。就如评价守门员称职与否，不是看他是否进了球，而是看他是否被进了球。不会踢球，不懂球场规则，当然不能做守门员，但进球并不是守门员的职责。编辑虽然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素养，搞科研却并非做编辑题中应有之义。既然守门员经常阻止住对方的进攻，就是一位优秀的守门员；那么编辑经常编发优质稿件，严格把关，就应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先不说大多数专家学者的大多数稿件，必须经过编辑加工才能发表；更不用说其中有些稿件，如果没有编辑亲自或提请作者反复修改与精心润饰，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发表的水平；就是那些编辑未改一字的文章，难道就没有编辑的功劳？实际上，未改一字更能体现编辑的水平，因为他有能力组到（或选择）特别优秀的稿件。古人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不战”更是编辑的真本事。由此看来，编辑不是“无学”，而是“有学”，而且是大大的“有学”。 如果某位编辑大才大智，编辑工作顶呱呱，又在研究方面非常出色，那自然很好。但是，我们能因为某位守门员有打前锋的实力且进过球，就将进球作为评价守门员的标准吗？如果足协规定，凡是没有进过球的守门员，一律不得评为“优秀”甚至应定为“不称职”，又如何呢？而这种“以尺量米”用学者标准要求编辑的荒唐规定，竟出现在一向以讲理著称的学界，岂非咄咄怪事。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编辑搞科研是好事，在学风浮躁的今天，也不宜倡导。当前泡沫学术大盛，除了编辑出于种种原因（比如精力放在发表“著译”上）不能严格把关，对学术泡沫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外，编辑本身是不是也制造了不少泡沫？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编辑生产的泡沫更容易作为“成果”推出。故编辑搞研究对提高水平就是有益，也要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应提倡与鼓励，更不可作为其任职条件。因为这样做必然要产生一种误导，促使编辑都向科研方向发展。不止增加泡沫，而且使那些真正踏实敬业、埋头苦干的编辑，在精神与物质方面受到双重损害。很显然，这种不合理的规定不仅背离分工原则，亦有失最起码的公道。 因此，我们对于编辑的评价，应当从“干什么吆喝什么”出发，以稿件编辑的质量好坏为标准，而不应看编辑是否发表过“著译”。当然，如果某位编辑科研能力特别强，且认为做研究特别风光，完全可以专职搞科研。若暂时无法另谋高就，作为个人爱好，搞点副业，自留地种上个三分二分的，也不是什么坏事。但其前提就是，副业搞得再好，也不应作为主业的评价标准。

自己去学习，让东西的时候始终感觉无法学的深入，是因为你对这种学习方法还不算太入门，或者说你的基础知识不太扎实，因此不能掌握这个学习问题的精髓，当然还需要你不懈的努力。

编辑出版学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出版产业发展需要、具备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和技能、扎实的语言文字和文化科学基础，以及编辑数字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能在书刊出版、新闻传播、文化教育和企事业文化宣传等部门从事传播内容策划、编辑、出版项目经营、版面设计、校对以及印刷质量管理等岗位工作的复合型的现代编辑出版专业高级人才。　　1983年，武汉大学和新华书店总店密切联系和相互合作，由国家教委批准，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设立了图书发行学专业，专门为新华书店系统培养高层次人才。　　1987年该专业改名为出版发行学专业，不再局限于为新华书店系统培养人才，培养对象拓宽为出版发行行业培养高层次人才，毕业生多分配到各出版社、出版物发行单位从事营销策划和市场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1998年，华中师范大学编辑学研究中心（出版科学研究中心）成立，从事编辑出版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在教育部1998年公布《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后，　　1999年武汉大学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编辑学专业与出版发行学专业合并，改称编辑出版学专业。但在课程设置和学科体系方面仍强调突出书业企业经营管理的特色，注重学生经营管理能力的培养。在武汉大学设立图书发行学专业后，安徽大学也在图书馆学系设立了图书发行专业（曾经停办，后恢复招生）。　　　　这一类型专业的课程体系，以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编辑出版学专业为代表，其核心课程有出版发行学基础、书业营销学、书业经济学、编辑理论、编辑实务、电子出版概论、书业企业管理学、书业财务管理、书业计算机应用、书业法律基础、图书学、期刊学、出版物市场管理、对外图书贸易、世界书业导论、中国出版史等。

因为科学研究一定是要在相应的程度上说明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的，诸如一定时间段，一定范围内等的机制这样一些带有普适性的内容。如果只是停留在实践经验的水平上，就不可能是科学的研究了，只能是经验总结。

“知易行难”，自古如此。我觉得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旧的习惯的惯性强，旧的习惯并非完全一无是处，比如，吸烟能缓解压力；二，新的习惯的形成有层层阻碍（barriers），比如，没能合理安排出时间去运动，周围环境不是很适合运动。

自己去学习一样东西的时候，始终感觉无法深入的学习，还是应该想一想，学习这样东西的时候会给自己带来好的结果，想想好的结果就会努力学习了。

缺失的一环”：是指学到的知识和实际做法之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 出现“缺失的一环”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信息超载：信息超载。人们接收到的信息太多，知识来得非常容易，但却并不会实际改变他们的行为。第二个原因是消极过滤。人类的信息处理系统其实相当混乱，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发臭思维症”’是指对他们积极的，哪怕是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半信半疑，或者干脆拒之门外的症状)，这种消极思维会让他们止步不前。第三个原因就是缺少跟进。改变习惯或行为都需要他们付出真正切实的努力。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该如何采取切实的行动，去改掉自己的习惯，改变自己的行为。关键就在于重复、重复、重复！这就是那缺失的一环。重复是克服所有知行差距的3个原因的关键。 重复实际上是指间隔性重复。间隔性重复是一种学习技巧，在使用这种技巧时，你不止在一种场合接触某一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