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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秋2013
首页 > 论文问答 > 关于李白的论文选题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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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atisp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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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关于李白的论文  李白的文化性格与待诏翰林政治失败漫议  诗人李白的一生,可以说始终都是以追求政治上的成功为其毕生奋斗目标的,而天宝初受玄宗征召并被命为翰林待诏,则可说是最接近政治成功同时又与成功失之交臂的一段经历。从天宝元年秋奉诏进京,至天宝三载春离京,其实际居京的时间仅一年半左右,旋即被“赐金放还”,离开了长安这个政治中心。就李白的一生而言,这次进京的荣耀与离京的失落,不仅构成了他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而且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对于这样一次最接近政治成功却又以失败告终的经历,不论是倾慕李白的同时代人,还是后代热爱李白的读者,无不表现出某种同情、慨叹乃至痛惜,并从不同的角度为李白的政治失败做出诠解。但是,如果将李白的从政方式放在盛唐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则可以发现李白的政治失败,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必然性。生活于盛世的诗歌天才的政治落魄,实际上凸现的是一种由文化疏离与冲突所造成的文化性格的悲剧(1)。  一  就李白的仕进道路来看,一个众所熟知的事实是,李白没有像一般士子那样,试图通过科举之路进入仕途。他从一开始就有着与众不同的选择,这就是希望以奇人名士的风采耸动天庭,进而直取卿相,甚至幻想成为帝王师式的人物。从李白天宝之前的行迹来看,他的一切活动,似乎都是围绕着培养自己的名士声望而展开的。  在中国士文化传统中,“名士”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并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大约始于东汉后期(2)。桓、灵之际,当宦官、外戚干政造成东汉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时,士人以对黑暗政治的对抗与批判,展示了其独特的操守,从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形成了一批虽遭迫害但却在个人品格上受到尊敬与仰慕的名士群体。《后汉书·党锢列传序》即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藩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故、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精神品格的卓异而著称的名士群体。至魏晋六朝,名士在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仍很活跃,虽然由于时代的变化,他们所呈现的精神风貌与其品格内涵已有所不同,但却仍是作为政治与文化的精英而受到士林的宗尚的。据《世说新语·文学》载,当时袁宏曾作有《名士传》一书,其书今不传,详细内容无从得悉,但刘孝标在为《世说》作注时则云:“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可以大致了解其时名士的概况。《世说新语》一书,记录的多是汉末迄魏晋名士的言行,除上述刘孝标注所提及袁宏《名士传》中的人物外,还有其他一些人物,也常受到称赏,后世士人所乐道的魏晋风流,就是由这一群魅力独具的名士构成的。这些名士,也许性情、思想、趣味、作风不同,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名士,原因却并不复杂,那就是一定要能够超越世俗的平庸,显示出自己精神、品格或才性上的迥拔流俗,而率性、洒脱乃至任诞,又往往是他们最显著的标徽。也由于此,由对名士的崇拜,甚而导致一些人视任诞、放浪为名士,“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但总体看,魏晋六朝名士群体的个体风貌并不相同,其或者才华超群、或者潇洒风流、或者任诞不羁、或者品德高尚,而不论何者,都构成了他们赢得士林声誉并为朝野所瞩目的重要因素。  大致也是李白谪仙人称号出现后,中国人对谪仙特征的理解。但这已与唐前有关谪仙形象有了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由于谪仙人李白的出现,原来的谪仙观念已被重新改写增加了新的内涵。人们对它的认识与理解,已脱离了仙传文化的传统语境,而更多地带有了由李白所产生的直觉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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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的深入化、多样化,人们纷纷从意象、意境、创作手法、创作心理等多方面对李白诗歌艺术进行综合的研究,尤其是在对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和酒意象的广泛、深入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成果。以此同时,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却很少有人论及,这不能不说是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特别是意象研究)中的缺陷,更加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进一步深入、细致、广泛地加以研究,并试图通过一定的科学手段和理论成果来填补其中的空白。  《论李白诗中的“水”意象》的文献综述  指导教师: 孟修祥教授 (长江大学文学院)  学 生: 王强斐 (长江大学文学院)  “水”作为一种包容性极大的自然意象在李白的诗歌中频繁出现。据统计,在李白一千余首诗歌中,共出现“水”字四百七十六个,平均每两首多诗就出现一个,其中并不包括与“水”相关的江,河、湖、海等。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对李白诗中宏伟自然意象进行过统计,其中写到江(江水)六十次,河(黄河)四十一次、波(波涛、波澜等)七十四次,海(沧海、沧溟)六十四次……(《李白的宇宙境界》,载《中国李白研究》一九九0年集•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这些精确的数据在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对李白诗中的“水”意象的研究。然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的深入化、多样化,人们纷纷从意象、意境、创作手法、创作心理等多方面对李白诗歌艺术进行综合的研究,尤其是在对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和酒意象的广泛、深入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成果。以此同时,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却很少有人论及,这不能不说是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特别是意象研究)中的缺陷,更加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进一步深入、细致、广泛地加以研究,并试图通过一定的科学手段和理论成果来填补其中的空白。  我们知道,李白诗中的“水”(这里所说的“水”含概所有一切与水相关的自然物质,包括上述所说的江河湖海以及泉溪泽泊等等)意象具有非常丰厚的蕴意。诗人笔下的“水”千姿百态,它们不仅出现的次数多,而且涉及的范围广,与中国文化意义上的“水”意象和其他诗人笔下的“水”意象相比有着自身的特点,而且与诗人的生命精神息息相关。因此,笔者拟以李白诗中的“水”意象为考察对象,探考它们所涉及的内容、特点和蕴涵,并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水”意象比较,进行合理的归纳、梳理,探讨与“水”意象相关的诗人的生命精神和“水”意象的建构对其诗歌风格的影响等等。  李泽厚先生在其论著《美的历程》一书中这样高度评价李白的诗歌:“盛唐之音在诗歌上的顶峰当然应推李白,无论从内容或形式上,都如此。”对于如此“顶峰”之上的李白的诗歌,更值得我们去深入、广泛地进行研究。对李白其人其诗的研究,从上世纪到本世纪初一直保持着经久不衰的热度。李白研究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热点,备受人们的关注。李白是属于中国的,李白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的。他和英国的莎士比亚一样,引领着不同角度的文坛。李白不仅给我们留下许多美好的不朽诗篇,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他那傲岸的气骨,开豁的胸襟和自信乐观的人生态度使我们深受鼓舞,积极奋进地去改造自然、创建美好家园。可以说,研究李白诗歌艺术,就是研究李白其人和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而李白诗中的“水”意象探究,实际上就是对诗人一生的生命精神的解剖和袒露;客观地挖掘、审视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的内在意蕴,对于研究李白和重现盛唐时代面貌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化历史价值。这是因为,中国的诗学是一种生命的诗学,“意象正是生命感觉和文化的一个载体,”(杨义);所以,“我们对意象的分析也就是对当时的文化环境的分析。”(杨义)这同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环境意义上的解释和分析,而且还具有“关于精神关注点及其凝聚浩散过程的文化分析”的重要意义(杨义)。因为,诗歌的情感抒发和意象表达,往往委婉地潜伏在意象经营和文化展示的皱折之间,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合理的、客观的把握“水”意象建构对李白诗风的影响和透过这个意象来审视李白的人生感悟、生命精神以及更深意识的思想和思维,再现“盛唐之音”的瑰丽画卷。这就需要我们细致、深入和新颖地运用各种学术理论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铲子”和“钥匙”,研究、挖掘出属于诗人自身的诗歌奥妙,打开诗人的生命精神的密码,客观地审视和评价其人其诗。对此,杨义先生有一段精彩的阐释:“我们对古代诗人审美意象的发生,发展和变迁过程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古代中国诗人精神现象史的分析,意象分析实际上和文化是有联系的。”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意义所在。  文学作品和诗歌既然是一种生命的投影,势必打上作者的生活烙印和生命痕迹。因此,只有通过认真地剖析李白的诗歌,特别是诗歌中的“水”意象,我们才能更加真实清楚地找到他所留下的生活痕迹和生命投影,以及一些至今还未解开的谜团的“密码”;在这些十分重要的生命历程的烙印里,蕴含着十分重要的文化研究价值。  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以其简洁精练的语言、丰富多义的意蕴让人们难以解读。对李白诗歌艺术中的意象研究至今还不超过三分之一个世纪,其可以借鉴的研究的理论成果亦十分有限,这难免给我们的研究者带来很大程度上的困难。笔者对此专门作了一个统计: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李白诗歌意象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房日晰的《论李白诗歌意象的跳跃性》(《唐代文学论丛》总第三辑,1983年版)、姬默的《李白与月亮》(《中日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10月版)、卢燕平的《“飞”意象与李白诗的飘逸美》(《天府新论》1993年第3期)、李浩的《李白诗歌中的鸟类意象》(《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张天健的《论李白诗歌月亮的意象》(《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版)、褚兢的《论李白诗歌中“水”的意象》(《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贺超的《试论李白诗歌中明月的意象建构》(《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傅绍良的《论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和哲人风范》(《陕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陈吕洪的《月光下的李白——李白诗中的月意象简析》(《大理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姚星的《略论李白山水诗的意象特征》(《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张春义的《简论李白诗歌的心态意象化与意象心态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9月第5期)等;二本世纪初到至今关于李白诗歌意象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张炳蔚的《论李白诗中的太阳意象》(《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2月第1期)、张保宁的《试论李白诗歌中的人格意象》(《荆州师范学院》、2002年第1期)、杨洁梅的《浅析李白诗水意象的审美境界》(《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9月第16卷第3期)、孙太玉的《略论李白诗中的黄河意象》(《济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13卷第4期)、陈娟的《李白诗文中的大鹏意象》(《语文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32期)等。以上这些论文的统计是通过对资料进行人工检索和中国期刊网搜索所得的,相信还有遗漏之处。通过上述论文的检索、统计,我们不难发现,关于李白诗中的“水”意象研究成果不是很多,这里面似乎除了姚星、褚兢、杨洁梅、孙太玉等人的4篇论文外,关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文章微乎其微,更不必说有关于李白诗歌水意象研究之类的专著了。如果在将以上4篇相关的论文进行分类和细斟,那么符合本题的论文只有褚兢的《论李白诗歌中“水”意象》和杨洁梅的《浅析李白诗中水意象的审美境界》这2篇文章了。因为这2篇论文都是从水作为包容性的自然意象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探讨的,而姚星和孙太玉二人则分别从山水意象和黄河意象的方面来探究诗人李白的生命精神,以及山水意象、黄河意象的建构对李诗诗风的影响的。  下面主要就上述四位作者的论文作简要的综述:一孙太玉认为李白诗中出现的黄河意象有五种情况:李白亲自泛游黄河的感受。诗人站在岸边远眺黄河;诗人登上泰山、华山之巅远眺黄河; 叙述平生经历,关涉黄河;以黄河做比喻,抒发诗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作者认为,这些黄河意象反映出诗人李白赞美黄河和以黄河自喻,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文章认为,李诗中有关大量的黄河意象描述是来自于黄河这一博大壮美的意象适应于诗人的审美追求,与诗人的个性、人格和感悟符合;李白诗歌中的黄河意象造成了李诗壮浪纵恣、豪放刚健的诗风。二姚星在其文中指出,李白的山水诗,往往具有独特的意象。他认为,李诗不仅从意象的选择上典型、明确,而且在意象的组合方式等方面上独具匠心,以完整的形式、具有独立的生命区别于其它诗歌样式,呈现出明显的特征。三 褚兢文认为,李白诗歌中关于“水”的意象,除了以创作意象的形态直接出现外,还以象征或隐喻的方式写水。文章指出,李白诗中显现出水美学意象的那部分内容可分成三个不尽相同却有相互关联的意义的义,即:时间意识;忧郁情结;生命观照。作者强调,以上这三类意义在不同场合下出现,寄寓了诗人不同的情感,但其后二层意义却无疑是由第三层意义衍化和派生出来的。在李白的诗里,水的意象的三层不同内涵,具有紧密的关联和递进关系;由水而派生出来的时间意识(如“人生苦短”、“时不待我”等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和珍惜。)转化为内心忧郁情结,最后有潜意识压入心灵深处作为文化基因遗传下来,成为一种审美观照,最终又化为一种文学意象而重新表现出来。作者从“水”意象的意蕴出发探源,结合心理分析的理论提炼出自己的观点,新颖生动、言之有理。四杨洁梅文认为,李白在诗歌中大量使用水的意象,不仅对其作了形态万端的精彩描绘,同时还在对它们的审美中注入了自我生命感受的诗情体验,使其具有极富个性的丰厚审美底蕴。文章指出,水在李白诗歌中是具有很强的整合力的意象、与月、山等组合成复合意象群,构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审美系统。作者还将李白诗中的水意象进行分类:流水意象;清水意象;达到“天人合一”审美境界的“水”意象。文章还认为,通过对上述的流水意象、清水意象的分析,可探究出李白诗中水意象中“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在文中,作者指出,李白诗中的流水意象体现了伤逝情结和对抗力量,反映出诗人典型的个性和审美倾向,最具有代表性和引人注目;文章还指出,清水意象不仅表现了水之明净的性状,而且还体现了诗人的精神性质;清水意象正是诗人融通自然的那种富于生命色彩的、质朴的气质禀赋的映现。最后,文章结论出李白诗中的“水”意象建构而成的清莹明净的水之审美世界,乃是诗人投身自然、超越现世功利和人生愁苦的精神品格,体现其卓然而立、至真至纯的人格美——此乃“天人合一”的至高至美之境。作者最后还指出,正是由于李白诗中的那些汹涌澎湃、惊心动魄的流水意象和清莹明净的清水意象,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构成了李诗诗风的特色。  以上所列均为四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它们有的着力于阐释李诗中“水”意象的结构或建构,如水意象的选择和组合方式等,有的侧重于探讨水意象的内在意蕴和内涵之间的关系,也有的针对水意象的分门别类上的分析,挖掘不同种类的水意象所体现的抒情个性的生命精神,重在分析水意象的建构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等等。在这见智见仁的探讨中,在这宏观把握和微观细梳中,难免会有所偏颇,留下一些遗漏和不足,有待我们去深入研究,弥补阙口,止于至善。  针对这种解读和评析,孟修祥先生是这样阐述的:“迄今为止,我们对李白诗所作的一切说明、描述和阐释,都是在诗的存在论意义上进行的,我们所作的这一切阐释的有效性的后面,都带着某种片面性和局限性。”这是因为,解读李白及其作品“在一个内在的系统中作整体性的理解”是有“困难性”和“复杂性”的。(孟修祥《谪仙诗魂》、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这里所说的“李白诗所作的一切说明、描述和阐释”就包括了所有一切关于李白诗歌艺术的研究,而所谓的李白诗中的“水”意象研究也含在其中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解读上的局限性呢?它和研究李白诗歌艺术中“水”意象的剖析有何内在的关联?在此,除了孟先生所说的对李白诗歌解读上的“困难性”和“复杂性”之外,似乎还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李白诗歌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内涵,而我们主观上的理解则造成了不能客观、全面地综合深入分析李白诗歌,以及诗歌内部语言相互之间的结构关联,因此也造成了透视李诗中的“水”意象的局限和不足;从研究的时间跨域上看,李白诗歌艺术中的意象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还不足30年。在这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研究的理论系统还不太完善,研究的学术成果参考、借鉴还不十分充分,这就影响到研究角度的展开。所以,李白诗歌中“水”意象的研究有待重视和突破其局限性。从研究者自身的角度和研究环境来看,每个李白研究者研究的角度也许会存在着异同,他们自身的才力和关注点就直接影响到研究领域的进展;还有,由于研究环境的局限,我们在有限的学术成果理论的借鉴和运用基础上,很难做到完整意义上的阐释。这就是李白诗歌研究和其诗歌中“水”意象研究的一些问题。这其中包括理论知识扩充量的不足、研究时间的过短、研究环境的制约、解读意义上的偏狭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笔者认为,关于李白诗歌中“水”意象研究的缺陷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研究者的不够重视。我们知道,李白诗歌中大量出现水的意象,并不是偶然的情况,里面必然夹杂着诗人的审美倾向、生活体验、生命感悟等思想意识,以及“生命痕迹”内在的意蕴,其潜伏着巨大的思想文化价值。然而由于这个研究领域的外在的口径小,人们往往会不够重视,从而将研究的眼光转向那些研究的热点和大范围的领域;他们认为这样会更有研究的意义和重要价值。从而造成了“水”意象极少有人问津的“尴尬境地”。殊不知在出现次数过多的“水”意象里蕴涵的价值实在。由于研究者的精力有限,往往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对于李诗意象研究中的“水”意象分析,在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属偏僻地带,李诗中的水意象不论从其结构、组合,还是从承接文化意蕴、独具特点的方面都有着其独特的典型性,用一个词来概括它们,就是“包罗万象”。的确,对于研究者的精力和时间上的考虑是个问题。这里面不仅仅涉及诗歌艺术、文化、宗教、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且对于水意象在李白诗歌中的分类和归纳上存在的一定的复杂性和困难性。由于种种原因,李白诗中“水”意象的研究得不到很好的开展,从而也留下了研究的缺憾。  至今,李白研究的领域已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探索,如对李白生平、宗亲关系、旅行交游、思想情结和诗歌艺术上的综合研究,不断运用新的理论成果和开放独到的研究眼光,逐渐走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当代学术研究道理上来,影响着人们在研究中开放头脑、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不断从多个角度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细致和新颖生动的研究了。也只有通过“面面俱到,多管齐下”的宏、微观研究,才能促使李白研究的局面呈现出多样性和时代性,这才符合当代李白研究的典型特征,也顺应了学术研究发展的浪潮。所以,在保持研究热度的同时,注重从各个研究的角度掀起“李白热”的热潮,不断发掘有价值的学术,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打通研究的渠道,为今后的李白研究作好铺垫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像诸如李白诗歌艺术中“水”意象的探讨应多下些力气,并注意保持研究力度的集中和平衡。  综上所述,李白诗中“水”意象所具有的丰厚内蕴在更深层的层面中折射出诗人的审美倾向、个性特征、生活体验,在“水”意象的背后,隐藏着诗人李白的生命精神和哲理思索。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既传承中国文化意义上一般水意象所具有的意蕴,如水隐喻和象征着时间意识和人格品质,又典型地独具自己的特性,是中国古典诗词和其他诗人笔下的水意象所不具有的。  意象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范畴。研究李白诗中的“水”意象不仅仅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尤其是水文化所代表着的象征寄寓知识,而且还需要我们对李白其人其诗有着比较清楚的了解,从而能作出合理的判断和客观的评价。否则,难免会造成意义上的曲解和以一概全的片面理解,以及研究过程中的局限和缺漏。  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的大量出现,绝非偶然,我们应当重视它们的存在,深入研究它们。因为,在这些包容性极大的“水”意象里,不仅融入了诗人的生命感悟,而且强烈地体现了诗人的生命精神,反映了盛唐文化和时代背景,寄寓了深刻丰富的含义;从他的诗歌中的“水”意象的客观真实探讨中,我们定会找到诗人生活的“生命密码”,以及重现盛唐时代绮丽壮美的画卷。同时,诗中的“水”意象建构还深深地影响了李白诗歌风格的呈现。正是这些清莹明净的水意象,撑起了李白诗风清真自然的典型特征,正是这些奔宕雄奇的水意象,造成了李诗豪放飘逸、奇之又奇的艺术表现境界。我们也可以说,水的平静、洁净、澎湃和舒缓造就了李白诗歌意境的独特气象;而李白诗中的这两种动静不同和蕴涵不一的水的有机结合为一体,使得李诗绽发出天仙般的瑰丽色彩和迷人魅力来。  “水”意象在李白诗中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正符合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哲学观点:“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感到不满意的人才幻想。未能满足的愿望,是幻想产生的动力;每个幻想包含着一个愿望实现,并且使令人不满意的现实好转。这些驱动着人的愿望,依愿望者的性别、性格以及所处环境而变化。”((奥)弗洛伊德著、孙恺祥 译《论创造力与无意识》中的《诗人同白昼梦的关系》、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8月第2次印刷)正是由于这些“感到不满意”、“未能满足的愿望”的压抑和痛苦折磨中,诗人才寄情山水、移愁化苦,并借用“水”意象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抒发内心的彷徨和苦闷。可以说,自然的山水给了诗人安慰心灵的作用。诗人投身于自然之中,徜徉在明媚祥和的山水之中,感受大自然所带来的身心上的愉悦、静谧、温馨和浪漫,忘忧止痛,将个人的荣辱得失统统卸下,尽情地娱乐在湖光山色的美好景色之中。是大自然的具有柔情和灵性的水消解了诗人的烦恼和忧伤,同时又是自然美好的水,赋予了诗人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正是那种舒缓的柔和矛盾的急,在交织碰撞中喊出了诗人内心真实的呼声:“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苦闷压抑,“行路难,行路难,今安在?”的迷惘困顿——这些压迫感和痛楚感一旦注入诗歌的语言之中,必定会发出异样的响声;这响声就具体表现在李白诗歌的自然洒脱、不拘一格的流畅;同时,由于诗人内心的苦闷和愤懑因害怕政治迫害而不能直抒胸臆,而造成其辞闪烁的特点,使得诗歌艺术上呈现出强烈的跳跃性来。过度的失落,理想的破灭、现实的残酷在矛盾中对抗着,使得诗人在创作时思路开阔、思维敏捷,加之意象飘忽,一时天上,一时地下,形成了时空的快速转换、意象的节奏性也在跳跃起伏中流露出来。李白把他个人的政治失意、孤独冥思完全消解和融化在这或缓或急的流水中。同时,他的感慨人生苦短、时不待我的悲剧意义,在这正常又不平凡的岁月交替规律中感悟人生、体察万物,从而投归自然的怀抱里,与山水同乐,达到了“物我一如”、“天人合一”的至高至纯的审美境界。可以说,自然的山水(特别是自然的“水”)使李白得到了重生和超越。可见他诗中的“水”意象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水意象在李白诗歌中完全摆脱了先秦和传统文化中“水”的浓厚的“比德说”的束缚,水在李白的诗歌里得到了转换和重生。在李白眼里,自然的水不仅有灵性,而且还和人一样可以交心倾诉,当为知己和挚友,既能同欢娱,亦能共忧愁。水在李白诗歌中一立体生动的形象凸现在世人面前,这是古代诗词中难以具备的高度,是不能具有的。惟有李白才可以做到。诗人笔下的水各呈形态,各具特点,解释李诗中的水是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水的。我们在研究时应当区分对待、正确把握。  研究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可以采用宏观把握和微观梳理想结合的方式进行,从大处写意、小处着眼,充分挖掘李诗中水意象的深刻内涵。同时,还要注意水意象与其他的自然意象的特殊组合规律,分析这些与水相关的复合意象里头所包含的意蕴,如水月、人水、山水、舟水、鱼水及水禽等,才能做到具体、全面和更加客观地认识。  水意象作为诗歌结构的重要载体打上诗人李白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烙印。今天我们对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探析实际上就是对李白其人其诗的探析,水意象真切地反映了诗人的生命精神和盛唐时代和文化特征。因此,李白诗中的水意象具有一定的文化研究价值。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对李白诗中水意象的形成的原因、内容、特质等进行细致入微的探讨,更深一层地挖掘李白诗歌的文化内核和诗人的生命精神的实质所在。本文正是站在这个研究的角度和立场上出发和进行分析和阐述的。  中国的诗学是“生命——文化——感悟”的多维诗学,对抒情个性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文化价值由人来树立评判的标准,只有在高扬关注个体的终极人文关怀中,才能建立起一套完整人文学术系统,使学术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扩张。换句话说,也仅仅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深入李白诗歌这口丰富的“大油田”,开凿挖掘出灿烂的优秀文化,不断展示在世人面前。  以上这些语言是笔者在研究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的分析中的感想,写下来并期望得到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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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笼0113

李白是继庄子、屈原以后的中国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杰出贡献在于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 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技巧, 并使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表现手法, 在诗篇中达到高度的统一, 把浪漫主义艺术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研究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重点应了解他的浪漫主义特色, 才能真正得到李白诗歌的精髓。关键词 李白 诗歌 浪漫主义 表现手法 艺术特色李白是唐代诗坛的一位最杰出的作家。他的作品很多, 现存《李太白全集》30 卷, 除赋、序等文章外, 有诗九百八十余首。这是他诗歌创作中的一小部分。在他死后不久, 他的诗歌就已经“十丧其九”(李阳冰《草堂集序》) 。就从这余下的十分之一的诗歌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庄子、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 并且以他在唐朝由盛转衰, 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中, 形成了那种坚持进步的理想, 反抗黑暗现实, 相信自己才能, 鄙视腐朽权贵的斗争精神。在李白诗歌中, 理想主义、反抗精神和英雄性格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达到高度的成熟。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在反庸俗和追求理想的斗争中展示了比屈原更为深刻的矛盾, 更为强烈的快乐和痛苦。因而李白的诗比屈原的辞所概括的生活更深更广, 他着眼的不是一个集团, 而是整个时代。屈原主要是通过浪漫主义的独白, 表达了政治上的失败而产生的痛苦与矛盾, 而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却渗透到一切主题中去, 接触到封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 李白在继承庄子、屈原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 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 使浪漫主义的诗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浪漫主义诗人中, 李白是伟大的, 也是最典型的。杜甫称赞李白的诗说: “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这正说明李白的诗歌有着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而这些艺术魅力正是从诗人的种种浪漫主义手法中表现出来的。因此, 在我们探讨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的时候, 应该重点探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一、豪迈而奔放的气势元稹说李白的诗歌: “壮浪纵恣, 摆去拘束。”这正道出了李白诗歌的这种豪迈而奔放的气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描写客观事物, 表现出不可羁勒的力量。如诗人笔下的黄河:黄河西来决昆仑, 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黄河万里触山动, 盘涡毂转秦地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 这里, 黄河奔腾咆哮, 冲决一切, 呈现出不可驯服的形象, 确有“落笔摇五岳”之势。再如诗人笔下的长江和高山:登高壮观天地间, 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望天门山》举手可近月, 前行若无山。《登太白峰》连峰去天不盈尺。《蜀道难》庐山秀出南斗傍。《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这咆哮愤怒, 一泻千里的江河, 奇险挺拔, 高出天外的峰峦, 都表现出冲决束缚, 追求自由的不可阻挡气概。(二) 抒发主观感受, 表现出强烈、炽热的感情。李白的诗往往直抒胸臆:在黑暗的现实中找不到出路时, 渴望摆脱羁绁, 腾风凌云, 得到自由。他高呼: “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 (《行路难》) “摧残槛中虎, 羁绁 上鹰, 何时腾风云, 搏击申所能!”(《赠新平少年》) ; 受诏赴长安时, 他高兴万分: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 长安三年无所作为, 最后又受排挤, 他在诗中大呼: “时清不及英豪人, 三尺儿童唾廉蔺。”(《醉后赠从甥高镇》) ; 他憎恨权奸, 诗中表达清除权奸的愿望: “何不令皋繇拥彗横八极, 直上青天扫浮云。”(《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 ; 他反对安禄山的叛乱, 要求恢复祖国统一, 就在诗中表示: “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 ; 他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 就写下了“君看石芒砀, 掩泪悲千古”的沉痛诗句。在李白的诗歌里, 或爱、或恨、或兴会淋漓、或嘻笑怒骂, 种种强烈炽热的感情, 汇成一股豪迈而奔放的气势, 震动着读者的心弦。(三) 句法变化多端, 不受格律的束缚。当时律诗正在兴起, 而李白流传下来的诗歌中, 七律只有十二首, 五律也为数不多。这并非李白不会写律诗, 而正如清代赵翼所说, 是“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 与雕绘者争长”。他大量写的是乐府歌行和五、七言古诗。就是在这格律不严的情况下, 李白也常常打破、突破了一般的规定。表现在句法上, 长短错落, 变化多端。如“噫, 吁口戏,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 等。尤其是当感情达到高潮的时候, 李白决不使格律束缚感情, 往往冲破格律的限制, 出现一些散文化的诗句。如“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 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阳歌》)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 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 (《江夏赠书南陵冰》)这样便于诗人抒发感情, 正如宋代曾巩在《代人祭李白文》中说: “又如长江, 浩浩奔放,千里一泻, 来势犹壮。”二、丰富而奇特的想象(一) 丰富的想象。李白诗歌中, 有大量的想象, 有的诗通首是想象。现实事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景物、梦中境界等等, 在李白笔下, 无不成为想象的媒介。通过这些媒介, 诗人的想象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任意驰骋。而这种任意驰骋的想象又是以现实为基础的, 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让超现实的描写为更深刻地反映现实服务。《梦游天姥吟留别》正是这方面的典型。诗人借助梦境, 开展大胆的想象, 描绘了天鸡高唱、海日升空、熊咆龙吟、霓衣风马等超现实的想象, 渲染了仙界的瑰丽和美好, 映衬了现实的污浊和黑暗, 表现了崇高的理想。诗中写梦醒后对梦境的议论更直接表示了他在现实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不开心颜”的斗争精神。又如, 在《蜀道难》中借助历史传说和远古神话驰骋想象, 着力渲染了秦蜀道路上奇险的山川, 寄托了诗人对现实社会的忧虑与关切。明月, 是李白经常歌咏的对象。诗中通过丰富的想象, 赋于明月人格化和个性化。诸如:暮从碧山下, 山月随人归。《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这是诗人在月夜到长安南面的终南山拜访一位姓斛的隐士时, 将空中的明月想象成是含情脉脉、依依不舍与自己随行的同伴, 以此衬托出诗人与斛士之间的深情。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其一这是在自己受到打击, 政治失意, 感到孤独时, 把明月想象成为自己的友人。(二) 奇特的想象李白诗歌中的想象往往出人意表, 新颖不俗。但出人意表又入情理之内, 新颖不俗而不流于怪谲。试看《哭宣城善酿纪叟》:纪叟黄泉里, 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 沽酒与何人?诗中想象纪姓老人死后还应继续酿酒。这本来是不可能的, 但诗人却像真有其事一样,执著地继续想下去: 夜台中没有李白, 你卖酒给谁呢? 这种想象好似出自一个天真的孩子,确实奇特新颖。但正是这种想象把老人“善酿”的形象, 诗人与老人的深厚情谊, 特别是老人死后, 诗人对他的怀念都深刻地表达了出来, 完全合乎情理。三、大胆而恰切的夸张李白经常使用夸张这种艺术手法, 来表现强烈、炽热的激情。从那大胆而恰切的夸张中, 也表现出了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特色。李白在《北风行》中用了“燕山雪花大如席”句, 来叙述北方雪大天寒。鲁迅先生就此句作了说明: “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 但燕山究竟有雪花, 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 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 那就变成笑话了。” (《鲁迅全集》第六卷185 —186 页) 这就是艺术中夸张与真实的辩证法。李白那些优秀诗歌中的夸张, 从来没有脱离生活的真实, 恰恰相反, 他总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因此, 往往越是夸张, 现实生活越是表现得深刻、真实。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 何处得秋霜。《秋浦歌》之十五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之二“三千丈”、“三千尺”都是极度夸张。前者以诗人自己的愁情之长为基础, 后者以庐山瀑布之高为基础, 不但没有不真实之感, 反而让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诗人深长的忧愁和庐山瀑布的雄伟壮观。李白在运用夸张手法时, 非常注重抓住夸张对象的特点, 使夸张本身与夸张对象产生内在联系, 做到既大胆又不失确切。如:黄云万里动风色, 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后一句, 诗人抓住远望江水波涛汹涌, 如卷起堆堆白雪的特点, 用“流雪山”来加以夸张, 就更突出了波涛汹涌的阔大景象。四、形象而生动的比喻在李白的诗歌中往往通过比喻把抽象的事物化为具体的形象。如用水比喻感情:风吹柳花满店香, 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 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 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这里可以看出, 李白运用比喻, 一是做到了形象: 感情本来是抽象的, 而诗人用滔滔江水或千尺深潭水来比喻感情, 就把感情变成了可感可触的形象, 鲜明地呈献在人们的眼前。二是做到了贴切: 比喻与友人别情之长, 绵绵无尽的流水正有长的特点; 比喻友人送我深情, 千尺潭水正有深的特点; 比喻愁情不断, 抽刀断水正有不可断的特点。这都是用与被比喻的事物有共用特征的形象做比喻, 使比喻显得十分贴切。三是生动: 形象本身就具有生动的特质。而诗人关于选择那些容易引起人的丰富联想的形象作比喻, 就更加生动。以“抽刀断水”比喻愁不可消, 不仅突出了诗人的愁情, 而且从“抽刀断水”的动作上, 使人联想到诗人那激愤的心情、豪迈的气概等等, 余味无穷。值得注意的是, 在李白的诗中, 还引用了大量典故。这些典故, 一般也起着比喻作用。诗人把许多揭露批判最高封建统治者不便直言的思想感情, 通过用典故尽情地表达出来, 而且这些典故能够引起人们的丰富联想, 往往比直言表达来得更深刻, 更有感人力量。例如《古风》之五十一中, 就用殷纣王暴虐、楚怀王昏庸的历史传说, 比喻唐玄宗的统治。虽未直言, 但人们从关于殷纣王和楚怀王的历史传说中, 就会联想到唐玄宗的统治该有多么黑暗混乱, 昏庸腐朽。五、清新而自然的语言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又都是通过他那独特的清新、自然的语言而表达出来的。李白主张写诗要“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这正是他自己诗歌那种清新而自然的语言风格形象化的概括, 也正是他学习民歌语言风格的结果。如:长安一片月, 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 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 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秋歌》人道横江好, 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 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词》语言朴素简洁, 不假雕琢, 又活泼生动, 音节和谐, 颇有民歌风味, 但他又不是单纯地以民歌语言为模式, 而是经过加工提炼, 既不失民歌语言的本色, 又有含蓄精炼的特点。如: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静夜思》蜀国曾闻子规鸟, 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回一叫肠一断, 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初看如脱口而出, 明白如话, 但若深入下去, 便觉意味隽永, 经过千锤百炼, 使清新而自然的民歌语言的风格又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李白的七绝也体现了这一语言特色。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沈德潜《唐诗别裁》说: “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 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 口头语,而有弦外音, 使人神远, 太白有焉。”他说的这些特点, 实际上也就是深得民歌天真自然的风致。再如《早发白帝城》脱自于《水经注·江水》。我们于此对照一下:《水经注·江水》: “有时朝发白帝, 暮到江陵, 其间千二百里, 虽乘奔御风, 不以疾也。每至晴初霜旦, 林寒涧肃, 常有高猿长啸, 属引凄异, 空后传响, 哀转久绝。”这是一段优美的散文。《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到了李白的笔下成了一首优美的诗。语言之清新自然, 心情之舒畅乐观, 与原文风貌,却迥然不同。李白在古典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中,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取得了不仅是他的前人, 即使是后来者也没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他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诗人, 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他的浪漫主义诗歌, 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 也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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