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杂志1934方君壁中国画改良观

1909年 入广东南强公学。 1912年 在圣公会,金陵中学读书。1917年 随兄东渡日本，先后入川端研究所师从画家藤岛武二，转入“太平洋画会”师从中村不折先生学习素描和油画，尤喜爱西方的凡·高和高更的绘画风格。1923年 毕业于东京太平洋美术学院。归国后，任教于上海神州女学。1924年 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画展，声名鹊起，被郭沫若、郁达夫等激进作家组成的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聘为美术编辑，同时为郭沫若主编的《创造》杂志画插图和封面设计。相继担任上海师范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1925年，“东方艺术研究会”改组为上海艺术大学，任教于该校。1926年赴广州任教于广州美术学校、中山大学附中。1926年 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艺术股股长。在上海美专任教之余常欣赏京剧艺术，偏爱画戏剧人物，并拜师学戏，增加戏剧人物画创作的生活积累。1937年到昆明任教于国立艺专。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辞去公职，长途跋涉去西北诸地考察石窟艺术，沿途卖画为生。1942年在四川成都举办个人画展，引起美术界很大反响，郭沫若观赏关良的戏曲人物画后，认为是古今奇作，并撰文《关良艺术论》向社会介绍和赞扬他的绘画艺术。茅盾等为之题词称赞。后任重庆国立艺专教授。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回到杭州。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美协上海分会副1956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关良个人画展”，数天之中观者如潮。1957年与李可染一起赴德意民主共和国友好访问，在东柏林举办个人画展。，莱比锡“伊姆茵采尔”出版公司为他出版画册。“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地回春，在上海举办《关良回顾展》。出版有《关良艺事随谈》、《关良回忆录》，画集有《关良京剧人物水墨画》、《关良戏剧人物水墨画册》、《关良油画集》等。

写《潘玉良传》的作家石楠也曾经表示过，在《潘玉良传》出来之前，刘海粟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任何人和在任何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他跟潘玉良有什么交情。反倒是小说出来之后，刘海粟主动去找的她。石楠也明确表示过：“他（指刘海粟）跟潘玉良这段事情是我创造的，因为我写的是小说，小说是允许创造的。我写《潘玉良传》只是创作一部文学作品，从来没有闪过念头，要用它去巴结刘海粟！” 潘玉良几经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乃至刘海粟的修饰，真实面目已经模糊不清，好在，她留下了几幅堪称精品的《自画像》，从中我们还可以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潘玉良。 真实的潘玉良是一个具有男子气质的女人，做事、说话直来直去，这在旅法画家的回忆中都能看得出来。60多岁的旅法画家贺慕群曾经说过：“侨居巴黎后我和潘玉良常有来往，在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住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一天都不出来。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唯一的一个东方人。” 潘玉良善于唱京戏，课堂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叫她唱一段，她就毫不胆怯地大声唱起来。据说，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潘玉良常常唱戏，以解思乡之苦，著名作家冼星海曾经给她伴奏过。 著名画家刘苇即倪贻德夫人，是潘玉良的同班同学，在刘苇的眼中，潘玉良性情豪爽，不拘小节。有一次她们在杭州山上写生，潘玉良到雷峰塔墙圈里小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潘玉良快出来。潘玉良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后来潘玉良在上海美专任教时，有人出言不逊，性格刚烈的潘玉良当即赏了对方一个耳光。 具有“另类才女”之称的作家苏雪林在留法期间，和潘玉良经常来往，她记述了潘玉良的一段往事：她的新作刊出后，送了一本自己的着作给方君璧，没有给潘玉良送，潘玉良知道了就找她质问：“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潘玉良是一个性格大方、朴实率真的人。留学法国学成归来后，潘玉良先后在上海美专和北平国立艺专授课，将大部分时间放在美术教育上。她在授课之余，勤于绘画，举办过几次画展，在30年代的中国画坛也属于风云人物。 1935年，潘玉良的第五次画展开幕，徐悲鸿特地撰写了《参观玉良夫人个展感言》一文，发表在《中央日报》报纸上，在文中，徐悲鸿对潘玉良的画作给与了很高评价： 玉良夫人游踪所至，在西方远穷欧洲大陆，在中国则泰岱岳黄山九华……夫穷奇履险，以探询造物之至美，乃三百年来作画之士大夫所决不能者也……真艺没落，吾道式微，乃欲求其人而振之，士大夫无得，而得于巾帼英雄潘玉良夫人…… 徐悲鸿盛赞了潘玉良的人物创作： 其少作也，则精到之人物。平日所写，有城市之生活，于雅逸之静物，于质于量，均足远企古人，媲美西彦，不若鄙人之多好无成，对之增愧也。 由此可见，徐悲鸿对潘玉良的评价之高。但也是在那次画展上，潘玉良所展出的一幅优秀人体习作《人力壮士》，某一天被人贴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妓女对嫖客的颂歌。”这让潘玉良很受打击。虽然已经走出烟花巷十几年，但在封建思想浓重的中国依然常有流言蜚语萦绕耳畔。 1937年，潘玉良再次挥别故土，来到法国。刚到巴黎不久，就听到首都南京被日军占领的消息，潘玉良怀着一股悲愤之情，以李清照为原型，连夜做了雕塑草坯《中国女诗人》，表达自己对国土沦丧的愤慨之情。 后来的潘玉良，几次想回国均未成行。在吴冠中的自传《我负丹青》一书中说，远在巴黎的潘玉良对徐悲鸿所领导的写实主义绘画深感不满，坚决地表示，如果中国美术教育还是徐悲鸿领导，那么她就坚决不回来。但是至于为什么两人关系交恶，原因不详。后来，徐悲鸿去世后，潘玉良也想过回国任教，但其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又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晚年的潘玉良境遇凄凉，终日在阁楼内作画，1977年病逝于巴黎，安葬在艺术家公墓中，在她的墓碑上，用中文镌刻着：世界艺术家潘玉良之墓。 1984年，潘玉良的七大箱遗作远涉重洋，被运回上海。之后这批遗作在安徽省博物馆正式收藏入库，总数达到4000多件，其中包括油画、彩墨、国画、素描、速写、雕塑、版画、雕版。因为潘玉良一生出售的画作寥寥无几，所以她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在其中。 后来，潘玉良的一小部分私人藏品流于市场拍卖。80年代，伴随着刘海粟的名声日隆，“潘玉良”热开始迅速升温，这也使得潘玉良画作拍卖价格节节攀升。除了那幅《自画像》拍出高价外，在西泠印社2006春拍会中，潘玉良的一幅《非洲裸女》也以902万的高价摘得此次拍卖会的标王。 潘玉良与刘海粟，两个原本生活很少有交际的人，却在一部《潘玉良传》之后被绑架在了一起。潘玉良的经历与故事被过度阐释，刘海粟在潘玉良的成功道路中的作用被无限夸大，两个人主动或者被动地制造着画坛的泡沫。 关于刘海粟与潘玉良，故事还在继续，争议继续存在。大浪淘沙，历史的浮尘会在时间的长河中被冲刷，唯有他们的画作，静静地留存于世间，任人评说。

方于，1903—2002，著名文学翻译家、音乐教育家、云南艺术学院顾问，江苏武进人。方于是1921年中国首批公派赴法留学的才女，与其同船远行的女性，还有日后成为台湾著名作家的苏梅和定居法国的画家潘玉良。起初她在里昂中法大学进修法文和音乐，两年后进入著名的里昂大学文学系。留法七载，方于珍惜着每一寸光阴。她不但孜孜不倦地钻研文学，还另辟第二、第三课堂。她投奔罗马金奖获得者、著名音乐家玛黛依斯夫人学习声乐；她和同宿舍的潘玉良 几载朝夕相处，与潘玉良一起学习素描、油画、中国画和雕塑。即使在寒暑假，方于也要到各地的艺术宫殿探珍觅宝。1924年，方于的挚友、女画家方君璧为她绘了一幅肖像油画，画面上窈窕淑女，眉清目秀，手握一支古朴的箫管，正在凝神吹奏。这幅流溢着东方女性美和青春魅力的油画，题名为《吹箫女》，被选入“艺术家沙龙”展出后，即刻倾倒了巴黎广大观众，方于的艺术形象在法国美术界传为佳话。1927年夏，方于学成归国，被上海音乐院聘为法文教师。冼星海当时在法文班就读，方于对这个勤奋的穷学生可谓慧眼识珠，鼎力培植。有一次，冼星海对学校师资不足、课程空缺等教学问题表示不满，带领一些学生与校方交涉。方于仗义执言，为冼星海等辩护，支持学生们的正当要求，致使当局恼羞成怒。结果冼星海等“闹事者”被开除学籍，方于也横遭解聘。1929年方于与李丹先生结为伉俪，同年，李丹、方于合译的雨果的《悲惨世界》第一、二卷（原书名为《可怜的人》）问世，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一集。继而，他们在屡遭失业、经济拮据的困境中又译出了9册。不料，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那几十万言的书稿从此杳无消息。1954年，文化部特邀李丹、方于赴北京出席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决定请李丹重译《悲惨世界》。1959年《悲惨世界》新译本第一、二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7年李丹先生抱憾去世，1980年，由方于协助译校的《悲惨世界》第三、四卷得以出版。李丹仙逝才3个月，方于即含悲忍痛，秉承先夫遗志，着手翻译最后一卷。1984年第五卷正式出版。至此，这部世界名著终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此外，方于还翻译出版了罗斯丹的多幕剧《西哈诺》（作家出版社）及《诗人海涅的爱》、《毋宁死》、《克里斯丁》等法国剧本。方于教授退休后，一直致力于她终生热爱的艺术教学和研究工作。她孜孜不倦地从事西洋声乐民族化的课题研究，探索将西方美声唱法和中国传统戏曲演唱结合起来。她曾为惠瑶屏、蒋丽华、夏韵秋等滇剧、花灯、京剧老演员传授西洋发声方法，使她们改善和提高了嗓音，恢复了艺术青春，并将民族化的美声唱法运用于舞台实践。1986年7月，云南省文化厅、云南艺术学院、省文联等单位共同举办了《方于教授声乐民族化教学汇报音乐会》，20多位专业歌唱家和不同剧种的戏曲演员登台演出。是时方于已年逾83岁。鉴于方于教授在耄耋之年的突出表现和卓越成绩，她荣获了云南省“老有所为”奖章。 回忆我的藏传佛教启蒙老师 —— 方于方于，1903年生，江苏武进人。1921年到法国留学，和她同船去的有潘玉良和后来的台湾女作家苏梅。我曾问过她在法国是否认识中共的那些早期领导人？她说认识。我又问她为什么不加入中共？她笑笑，拍拍我，给我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1927年她学成回国，任教于南京国立音专，冼星海是其学生。当冼星海奔赴延安时，是她送上的车。后来我又问过她，为什么不去延安？她依然是笑笑，又拍拍我，又给我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方老师有幸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亲近到了诺那活佛和贡嘎活佛，并且成其为得法弟子。所以她最喜欢谈论两位活佛。有时侯听她讲两位活佛的故事，完全像是听天方夜谭，不可思议。抗战时期，方老师和丈夫——著名的小提琴家李丹先生，一起辗转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每每说起当时在云南的文化名人，她总是如数家珍，别有一番情趣。抗战胜利，很多文化名人都先后离开了云南，只有方老师和先生等少数人留了下来。文化名人离开云南时，集资建了一个莲花精社，交给了方老师。方老师和先生合作翻译了世界文学名著《悲惨世界》前三卷。1955年，他们应邀到北京开会，其译著被称为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翻译。以此同时，有关人士希望他们留在北京，但他们最后还是依然回到了昆明。文革，莲花精社被毁，方老师被打成“法国特务”，历经磨难。七十年代末，李丹先生去世以后，她忍着巨大的悲痛，以七十多岁的高龄，独立完成了翻译《悲惨世界》的后两卷工作，终于使这部文学名著完整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八十年代，方老师替很多倒了嗓的歌唱家和戏剧演员恢复了嗓音。方老师早年在法国曾师从汤玛逊夫人学习声乐，她学的是面罩唱法，后进里昂大学研习法国文学。九十年代，方老师为莲花精社的恢复倾其所有。方老师曾对我讲过，如果她能活到一百岁，那么诺那活佛和贡嘎活佛所传给她的法即是真的。方老师活到了实岁九九，虚岁一百。我最服方老师的是，她是一个真正淡泊名利、远离权利的人。第二坚定的宗教信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从来没有动摇和放弃过。第三她不仅在世法上获得成功，而且在佛法上也取得成就。至少，她印证了长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