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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书写:狂放莫言* ——以《红高粱家族》为中心朱崇科 一 引言:系谱学视阈中的暴力书写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上,将暴力书写描述成一条蔚为大观的创作主线乃至潮流或许不乏争议,如果言及其独特别致的系谱学特征,恐怕少有人持异议。它们或直面现实人生的残酷、阴暗、丑陋,或旁觊心灵世界的冷漠、芜杂与扭曲,阴沈、滞重、血腥等往往令人触目惊心之余又深入反省人生的“真相”、“本质”和思考终极关怀。粗略说来,从鲁迅的颇具规模的《狂人日记》、《孤独者》等到沈从文的“砍头”与“吃人”的《夜》,再到施蛰存的新人耳目的《石秀》,从巴金的《灭亡》到萧红的《生死场》等,直至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的寻根主义,时至今日,暴力书写已经成为一种显耀书写:残雪、刘震云、莫言、苏童、余华等等当代名家莫不涉此领域,甚至有些还因了商业因素的推动,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暴力奇观”。王德威在论述余华时就入木三分的指出,“他不仅以文字见证暴力,更要读者见识他的文字就是暴力。”1 毋庸讳言,如果抛开道德伦理层面对暴力书写的负面判定,我们不难发现,暴力书写其实有它丰富又深刻的意义和美学探求,即“以其丰富的精神信息,构成强大的精神冲击力,无情地击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日常思维,将人们逼到不得不正视这种既陌生又真实的艺术图像的生存极境,所以有可能促使人们唤发出最深刻的生命激情,最热切的创造欲,将开辟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可能性膨胀到极限。”2 惟其如此,我们对暴力的界定也就更加势在必行。本文所指的暴力书写则从那种强制力的普通定义引申开去,包含两大层面:主题内容和文体风格。一方面,暴力书写成为书写暴力的寓言,“其寓意指涉的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结构和社会历史结构”。3在此含义下,暴力也就体现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包含想象暴力)、言语暴力(如辱骂)等等。另一方面,从文体风格看,暴力书写是指一种暴力叙述风格,即叙述本身也成为一种文体的暴力。它还可分为狂放不羁的“硬暴力”和细腻绵密的“软暴力”等。 在本文的文本选择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篇幅所限以外,还有其它原因。莫言的暴力书写有其一贯性,但抵达《檀香刑》时可谓高峰凸现,但正因为如此,笔者舍弃了刻意书写暴力并达至巅峰的《檀香刑》而取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红高粱家族》为中心文本。 二 主题:暴力迷恋 某种意义上,我们无论如何以怎样的理论标签来丈量鲜活多变的莫言都有其捉襟见肘之处,魔幻现实主义的称呼也不例外。但莫言对暴力的书写却指向了迷恋的特征,颇有魔幻色彩。我们可以称之为辐射型暴力奇观。当然我们可以相信并尊重莫言的宣告,即暴力书写和性并非他的至爱,但实际上,暴力美学范畴和对暴力书写的执着却在在客观显示出他对暴力的迷恋。“用一支笔制造刀刃的效果,是莫言的长项。久而久之,莫言脸上原本可被定义为憨厚淳朴的笑容已多有腥膻痕迹从《透明的红萝卜》起步,直到《檀香刑》,暴力美学范畴,中文视野内已无人出其右。”4 某种意义上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中充斥了暴力的激情与生命的疯狂式执着,可谓是“暴力的狂欢”。王德威指出,“我们听到(也似看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他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天雷勾动地火,他家族人物的奇诡冒险,于是浩然展开;酿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还有抗日的血泪牺牲,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过去与未来,欲望与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说中,化为血肉凝成的风景。”5 《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奇观往往以身体暴力为中心,形成一种散发式辐射型暴力呈现。最令人怵目惊心的莫过于活剥“罗汉大爷”的暴力场景。莫言对此似乎有种享受式的痴迷,他对整个场景的书写可谓巨细无遗:无论是描述整个过程的宏观流程,还是每一个部位的微观审视。比如当他述及两只被割掉的耳朵的状态时,就不无暴力的指出,“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 日本兵拖着瓷盘,从民夫面前,从男女老幼们面前慢慢走过。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 当然,单纯如此判断并定性莫言对暴力的变态迷恋自然有失公允。在此场景中,正是如此暴力式对暴力的宣淫式呈现才会激起亲历者、旁观者(包含读者)对日本侵略中国、草菅人命的残暴方式的痛恨,同时在小说内部也推动了不同力量抗日激情的勃发与实践。 莫言自然有他独到的民间叙事与抒情方式,在《红高粱家族》中,他的对“高密”野史世界的还原与创造式书写以及对身体政治学(body politics)的实践都闪烁着少见的狂野激情乃至暴力。 小说中著名的“野合”场景描写在蒙上了些许朴素的浪漫色彩之余,却同时彰显出其中扑面而来的肉欲气息,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场民间式的云雨中,在男女二人的相互欲望期待中也游走着浓郁的暴力色彩:余占鳌(名字就有一股霸气)的“粗暴”和“刚劲”引发了奶奶“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肉体的狂欢、暴力、勃发、对话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展开了。 不仅如此,在莫言的笔下还涌动着对暴力的象喻性的描绘。比较典型的,如“枪”(同时它也隐喻了男根)以及与此相关的错综复杂的战争和驳火场景等等都表现了暴力的极受作者关注。与身体有关的食品(如高粱酒的酿造、饮用和军事用途等)以及种种帮派的强盗式欲望(不同势力在争斗中的占有和攫取等)较力中都弥漫了暴力的风采。 同时,我们在考察个体的行径与轨迹时,也不难发现其中的暴力倾向。小说中的“奶奶”就是一个代表,无论是她与“爷爷”、黑眼等人的爱恨情仇,还是她的慷慨就义都浸染了暴力的滋味。 三 暴力书写:狂放莫言 莫言的暴力书写更多表现出大气、狂放的一面,阳刚气十足。 张闳非常醒目地指出,“莫言小说的狂欢化倾向并不仅仅是一个主题学上的问题,而同时,甚至更重要的,还是一个风格学(或文体学)上的问题。狂欢化的文体才真正是莫言在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贡献。”6无独有偶,王德威在论述莫言的时候也心有戚戚,“从天堂到茅坑,从正史到野史,从主体到身体,他荤腥不忌、百味杂陈的写作姿态及形式,本就是与历史对话的利器。正经八百的评论莫言——包括本文在内——未免小看了他的视野及潜力。”7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同样也典型的表现了其狂欢风格和文体的扩张性。 在莫言的这部小说中,盈荡着一种敢爱敢恨、敢做敢当、怒则大吼、痛则大叫的英雄气概和言语霸气。无论是塑造栩栩人生、鲜活跳跃的各类单个人物,还是描述其纠缠不清、善恶难辨的诸种举动与复杂关系;无论是描摹客观或诗意风景,还是勾勒种种激烈场域,莫言的那极具感官性的文字无不张力十足、喷薄而出,显出一种狂放又阳刚的暴力姿彩。 随手拈来,莫言在书写“我奶奶”与王文义妻子被日本人机枪射杀的场景就汪洋恣肆的写到,“奶奶倒地后,王文义妻子那颗长方形的头颅上,迸出了红黄相间的液体,溅得好远好远,溅到了堤下的高粱上。父亲看到这个小个子女人中弹之后,后退一步,身体一仄,歪在了堤南边,又滚到河床上。她挑来的那担绿豆汤,一桶倾倒,另一桶也倾倒,汤汁淋漓,如同英雄血。铁桶中的一只,跌跌撞撞跳进河,在乌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着,从哑巴的面前漂过,在桥墩上碰撞几下,钻过桥洞,又从余司令从我父亲从王文义从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过。”(重点号为笔者加注) 在这段话中作者先后以叙述人的客观视角和父亲的视角衔接论述仆地场景,同时又不断以重复和丰富的形象词汇加强气势,突破并超越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滔滔不绝、大肆铺陈,形成了暴力的狂放风格。 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莫言的辱骂手法,它同样也是一种语言暴力,“辱骂是‘民间性’因素里最激进的一种方式这种将生与死、高雅与卑下、强权与弱势界限搅乱的辱骂,正是‘民间性’因素中的基本而永恒的力量之一。”8辱骂在《红高粱家族》有非常繁复的功用和特征,但其暴力色彩却不约而同。如余占鳌和日本人血拼将近尾声时,冷支队长装模作样的赶来支持。余对这种背信弃义义愤填膺,在回答冷的话语时,他只有一句,“狗娘养的!”既是反击冷的阴险,又是对因此死难兄弟的牺牲鸣不平。又比如,当小说中“父亲”在看到日本汽车逼近紧张不已时,余司令严厉的喝道,“兔崽子,别动!”这种责骂既是对“父亲”的爱护和安慰,又是一种劝责。而在“我奶奶”的另一个情人黑眼在从余司令口中得知她的死讯时,黑眼怒冲冲地说,“他娘的,多好的女人到了你手里也给毁了!”这种怒骂中既包含了对余的不满,也夹杂了对“我奶奶”的深沉爱意。当然,辱骂的场景和功用在其中还有更林林总总的表现。 某种程度上讲,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书写的狂放风格可谓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暴力话语言说者的独特品格。 四 功用与内因:拯救的尴尬 仅仅蜻蜓点水言及莫言对暴力书写有迷恋倾向是远远不够的,也有失客观。暴力书写显然有其复杂功用。一方面,暴力书写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生或现实的独特观照姿态,他以此方式重写了自己心中的历史图像和景观,点评、总结或提炼他们对人生的高度体认;另一方面,暴力书写的巨大弹性空间和灵活限度给他们的策略创新与书写内在逻辑的突破提供了相得益彰的息壤或情境。如人所论,“‘历史’作为一种文化约定进入他们的视野更加‘面目全非’了,它已‘降格’为仅仅充当创作主体建构文学世界的一个借口。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使得创作过程更易摆脱既有经验事实的牵制,沿着创作主体的幻想线路长驱直入。而暴力恰恰为施展幻想的魔法提供了绝好的程序和道具。”9 同时,他的暴力书写也丰富了该书写自身的历史,开拓了另类的书写模式和叙事风格。 有论者在批评莫言《檀香刑》的过度暴力迷恋时,却顺手牵羊批评道,“莫言对暴力的展示从来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内在意义。”10显然,这种画蛇添足的评论是对莫言暴力书写丰富内涵的误读和简单化。 1对退化的纠偏。除了上述功用以外,莫言的暴力书写其实主要就是对现代文明相对退化的纠偏。在莫言那里,现代文明在实现器物的进步的同时,却造成生命力的萎缩,在他看来,沉潜、鲜活的民间才是纠偏的源泉,而暴力书写只是一种策略。王德威就认为,莫言反击了“退化史观。作为家族传人,《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只能遥想当年父母的英勇行径,或更难堪的:追忆他们日后在种种革命及运动中所受的磨难。”11 通读《红高粱家族》,我们不难感受到,接二连三的暴力场景、话语等扑面而来,仿佛是扫除病态与柔弱的催化剂,它为整个文坛带来一股势不可挡的生命力感和阳刚之气:无论是高粱地里如火如荼地爱情释放与奔放激情,还是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壮怀激烈,无论是酒神曲中荡气回肠的生命豪情,还是从容赴死的慷慨激昂,莫不令人为这种刻骨铭心唏嘘不已。如人所论,“莫言这种恣意妄为的叙述表明:他通过‘血缘’为纽带所确立的民间立场,使他在认同民间的同时也认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与精神的归宿,他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龌龊表示愤慨的原因也在这里。”12 2拯救的吊诡。莫言反击和拯救退化的手段却偏偏是暴力书写,他书写暴力,也“反抗”暴力。问题在于,他的暴力书写在为这种退化注入阳刚之气的同时,却也形成了纷纷扰扰的叙述暴力。其不可遏抑的文字在令人振奋之余,却又有冗长和絮叨之感。换句话说,莫言小说中无节制的意义撒播和言辞的泛滥在对抗退化的同时,却又反映了背后的深层空虚,甚至失语,这实在又反映了人类自身悖谬的困境,无论是扩张性的意义表述,还是放纵不羁的文体。 但总体而言,莫言有意识的拯救意识让他能够使暴力发挥强大的震撼力和积极作用。陈思和认为,莫言“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满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13 * 本文原刊于台北《文讯》2004年第8期。 1 王德威〈伤痕即景 暴力奇观〉,见《读书》1998年第5期,页113。 2 摩罗〈破碎的自我:从暴力体验到体验暴力——《非人的宿命——论〈一九八六年〉》之一〉,见《小说评论》1998年第3期,1998年5月,页58。 3 倪伟〈鲜血梅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述〉,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2000年7月,页57。 4 〈畅销书封面上的13张嬉皮笑脸〉,详可参《北京青年报》2001年12月31日。 5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台北:麦田,2002),页254。 6张闳〈感官的王国——莫言笔下的经验形态及功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05期,2000年9月,页88。具体可参页73-88。 7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66。 8 张柠〈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见《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2001年12月,页40。 9 叶世祥〈近年小说创作中暴力描写热原因探析〉,见《温州师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1994年1月,页17-18。 10 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2002年1月,页40。 11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58。 12 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之子——重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页96。详可参页95-99。 13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页319。 朱崇科,男,1975年生于中国山东省临沂市。广州中山大学文学学士、硕士,今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佛光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文学、港台文学、马华文学、新华文学等。专著《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2004年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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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中学——一所“抗大式”军政干部学校 (1941年5月——1945年8月)1940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运动广泛开展,根据地的军政建设和文化建设迫切需要大批干部。为满足这一需要,中共山东五地委和滨海区各县联合办事处,决定按照抗大一分校的建制,在滨海区建立干部学校。因为战时形势的特殊需要,学校定名为“滨海中学”。 1941年5月,滨海中学师范部开学。滨海中学第一任教导主任管戈同志和第一任书记郭抵同志,以及中队长与中队政治指导员宁林、山智中、余松若、任杏发,周抗、庞焕等领导同志,都是先后从抗大一分校调派和聘请而来的,这些同志始终保持着抗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影响着滨海中学的教育方针和校风,使滨海中学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一所“抗大式”军政干部学校。滨海建国学院(1945年8月—1950年2月)1945年8月,滨海中学改名为滨海建国学院,原滨海中学的教职工大部分到建国学院工作。1947年春,山东省教育处(厅)把直接管辖的山东大学附中改名为滨海师范并下放到滨海地区。滨海地委、行署决定将滨海师范与滨海建国学院合并,成立“滨海公学”。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1948年1月,学校奉命停办,教职员全部转入华东大学学习,学生全部分配了工作。同年10月,滨海地委、行署决定在滨海地区恢复滨海中学,恢复后的滨海中学改名为滨海乡村师范学校,1950年2月,滨海乡村师范学校奉令从莒南迁至临沂城南关靛市街,改称临沂师范学校。滨海建国学院以及后来的滨海公学、滨海乡村师范学校的师生员工们在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中,依靠党的领导和坚强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不仅长期坚持了教学工作,而且在战争中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为党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了成千上万名干部,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山东省临沂师范学校(1950年2月——1958年8月)1950年2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批准把省立滨海乡村师范学校迁到临沂并改名为山东省临沂师范学校。本着党的“教育为工农服务,教育为生产服务”的教育方针,开始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师资的正规化师范教育。学校进一步端正了培养目标与办学指导思想,科学地设置了课程,整顿了管理机构,加强了教学管理,倡导学习、运用苏联的教学管理方法,教职工开展了思想改造、提高业务水平等一系列活动,重视学生课外活动的组织,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临沂大学(1958年8月——1959年8月)1958年8月25日,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批准了中共临沂地委、临沂专员公署关于建立临沂大学的报告,临沂大学宣告成立并于9月15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学校针对临沂地区师资匮乏、工农业技术人才奇缺的实际情况,确立了主要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和工农业战线的技术人才的培养目标,设立了师范、农、工三科,制定了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教学要求,同时制定了临沂大学《关于一九五九自然科学研究规划》,确立了科学研究专题。学校贯彻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的原则,充分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在设备简陋、经费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师生们反对保守,破除迷信,以冲天的干劲和科学分析的精神,使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大进展。1959年8月,根据中央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整顿1958年新建高等学校的指示以及省高教会议提出的对“临沂大学”调整的方案,撤销临沂大学建制,分设师范专科学校和工业、农业两所中等专业学校。同时宣布了三所学校的组织机构、专业设置和财产分配等。 老临沂师专校门临沂师范专科学校(1959年8月——1962年7月)为了发展临沂地区的高等师范教育,1959年8月,临沂地委决定把原临沂大学师范科改为临沂师范专科学校,主要为临沂地区培养中学师资。1960年夏天,临沂师范专科学校迁入坐落在临沂城西南(五里堡)的新校址。1962年7月,在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过程中,经临沂地委研究决定报省政府批准,临沂师范专科学校的编制撤销。学生分配了工作,教职员工被安置到地直学校和各县中学。临沂师范学校(五校合一)(1962年7月——1966年6月)自滨海乡村师范学校奉令从莒南迁至临沂并更名为山东临沂师范学校到1962年,学校经历了一段稳定发展时期。1958年前后,临沂地区又相继建起第二师范、幼儿师范、艺术学校、体育学校多处中专学校。1962年,临沂地委、行署为了重新调配和充分利用临沂师专撤销后的教育资产,决定把临沂第一师范、第二师范、艺术学校、体育学校和幼儿师范五校合一,组建新的临沂师范学校。组建之初,分三个教学点上课。1962年冬至1963年春,合并后的临沂师范全部迁入原临沂师专校址。原临沂师专的校舍、教学设备等绝大部分移交给新组建的临沂师范,部分教师也同时留临沂师范任教。1966年6月,文革开始,正常教学工作中断,学校停止招生。1970年底临沂师范下放到临沂县,改名为临沂五七红校。1972年,临沂地委决定撤销临沂县五七红校,恢复临沂师范,仍属地区管辖。1973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8年秋,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临沂师范改为临沂教师进修学院。1983年6月18日,改名为“山东省临沂教育学院”。临沂地区半工半读师范专科学校(1966年6月——1970年3月)1966年6月,为适应“两种教育制度”的需要,山东省教育厅报经省人民委员会同意,决定在临沂地区建立半工半读师范专科学校,校址定在费县城北。学校刚开始筹建,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处于停顿状态。临沂地区中学教师进修学校(1970年3月——1970年12月)1970年3月,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山东省教育干校撤销,部分人员和物资调往费县,与半工半读师范专科学校合并,更名为“临沂地区中学教师进修学校”。临沂地区师范专科学校(1970年12月——1974年6月)1970年12月,临沂地区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学校改名为“临沂地区师范专科学校”。学校先后办了三期中学教师短训班和一期教干班。1973年学校开始招收普通专科班。1974年6月4日,国务院科教组(74)科教计字125号批准同意恢复“山东省临沂师范专科学校”。山东省临沂师范专科学校(1974年6月——1999年3月)1974年6月山东省临沂师范专科学校恢复后,招收了三届工农兵学员,1977年迎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员。1977年7月,郭沫若同志为学校题写校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迅速实现了以教学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拨乱反正,乘势前进,制定了发展规划,加强了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在沂蒙精神的鼓舞下,改革奋进,争创一流,各项工作蒸蒸日上。1984年,中共临沂地委、行署报请山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将临沂师范专科学校从费县县城迁至临沂城北。1988年8月,学校受到国家教委的表彰和奖励,实现了“全国有影响,全省第一流”的奋斗目标。此后,学校继续向“示范性”学校的目标前进。进行了“大师专”教育机制的实践,加大了对教学的投入,改善了办学条件,提高了办学效益,积极拓展办学领域,提升办学层次,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科研工作、成人教育再上新台阶。1997年11月在全省高校教学评估中获得优秀成绩。1998年本科专业开始招生,为学校顺利升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临沂师范学院揭牌 临沂大学奠基临沂师范学院(1999年3月——2010年11月)1999年3月25日,教育部批准临沂师范专科学校与临沂教育学院合并建立临沂师范学院(教发[1999]36号)。1999年秋,临沂师范学校改为临沂师范学院附属中学。2001年10月,临沂农业学校和临沂工业学校并入临沂师范学院。2007年6月,沂水师范与费县师范并入临沂师范学院,成为临沂师范学院的分校。十年来,学校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坚持“为沂蒙服务”的办学宗旨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主动融入区域社会经营大学,以持续创新的精神,不断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创新办学体制和管理运行机制,使学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强配置、国际化、高质量、大规模”的办学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全日制在校生达34002人(2009年),本科专业64个,涵盖九大学科门类,基本覆盖了临沂及周边地区主要的社会行业和支柱产业。国际合作教育、研究生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服务各项事业实现了快速发展,综合办学能力和服务能力显著增强。规划先进、占地7000余亩、投资27亿元的新校区主体建设基本完成。“优化资源、市场运作、政府主持、学校管理”,规避资产风险建设新校区的创新模式成为国内外区域高等学校健康发展的成功范例。教学资源建设累计投入经费5亿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38亿元,馆藏纸质图书396万册,专任教师2045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专任教师1064人。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项,山东省教学成果奖16项,承担省级以上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5项,建成14门省级精品课程和191门校级精品课程。建成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5个山东省品牌、特色专业。毕业生年底就业率平均达到48%。本科教学评估获国家“优秀”等次。近五年来,主持承担各类科研项目1471项,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10项,省部级科研项目99项;获得各级各类科研奖励519项,其中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31项;出版教材、专著243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科技论文被SCI、EI、ISTP等收录385篇。建成8个省级重点学科、4个省级重点实验室,3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成立了山东省市场与价格研究中心等28个研究机构。实现了地方院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学术科研重点建设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学校坚持“为沂蒙服务”办学宗旨,引入国际化办学理念和管理体制,致力于区域大学在人才培养、科技服务、文化引领等方面的功能性建设,近五年来,直接面向工农业生产一线的课题立项累计600余项,课题鉴定100余项。由学校主持发起的沂蒙企业家论坛、沂蒙博士联谊、区域经济研究和沂蒙文化开发研究等活动,成为沂蒙社会高层次学者交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学校与40多所国外高校建立了合作办学关系,共同开展本专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分互认、互派留学生、本硕连读、博士培养等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常驻外国专家教授68人,建成中外合作专业5个,合作培养学生655人,外国留学生157人,学生出国留学831人。举办五届大学经营国际论坛、四届中韩文化艺术交流展、两届剑桥大学—临沂师范学院暑期数学学校,国际化办学进入扎实的实施阶段。校内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初步完成了现代大学管理的框架制度建设。师生员工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继承和发扬沂蒙精神,奋力拼搏、无私奉献,创造了发展老区高等教育的辉煌业绩,走出了一条在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地方高校创新发展的健康之路,为创建高质量品牌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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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ra已被注册 2人参与回答 2024-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