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床地质编辑部工作职责是什么呢

这里要说的责任编辑是什么?一是责任编辑的“编辑”是什么?二是责任编辑的“责任”是什么?因为这两方面认识上还不很明确，工作中还不很一致。� 按照《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规定，“图书的责任编辑由出版社指定，一般由初审者担任”，“初审，应由具有编辑职称或具备一定条件的助理编辑人员担任(一般为责任编辑)”。可见责任编辑是担任初审的编辑或助理编辑。通常的理解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也有编辑室主任、正副总编辑(含高级职称人员)担任责任编辑，或与其他编辑人员一起担任责任编辑的。还有一种策划编辑，未见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出现越来越多，并公开署名于书名页。策划编辑是不是责任编辑，与责任编辑是什么关系：指导的，平行的，相互联系或相互隔绝的。� 上述情况的出现，说明对责任编辑的概念要进一步界定。责任编辑是书稿的初审者，这是确定的，但担任责任编辑的人员，不限于编辑或助理编辑，还包括编辑室主任和具有高级职称的编辑人员，即所有的编辑人员。现在实行书号控制，各出版社统计“有发稿权的编辑”，就包括了各类编辑人员。策划编辑的地位，有待法规确定，我的意见，策划编辑也是责任编辑。《图书质量保障体系》规定：“出版社的全体编辑人员应认真履行编辑职责，积极参与选题的策划工作。”这说明责任编辑也应参与策划，策划是责任编辑的份内之事。既然全体编辑人员都可担任责任编辑，都应参与策划，又何必另设策划编辑，使“策编分离”呢。� 同时需要明确的是，担任责任编辑的编辑室主任和具有高级职称的编辑人员，他们审读的书稿是不是同样要坚持三审制?现在的情况大都是一人包审至多是两审。我们不能把担任责任编辑者的职务和地位与三审制相对立。《图书质量保障体系》规定：“要切实做好初审、复审和终审工作，三个环节缺一不可。三审环节中，任何两个环节的审稿工作不能同时由一人担任。”原因无须多说，做过编辑工的人都能认识这样规定的必要性。高水平作者的书稿都要由出版社进行三审，这是为了防止疏漏，“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由室主任和具有高级职称编辑人员初审的书稿不等同于他们复审、终审其他编辑人员初审的书稿，如果不坚持三审制，易于出现差错。因此，他们初审的书稿同样需要由符合规定的其他编辑人员复审和终审。现在还有一种聘请社外专家担任责任编辑的做法，不仅同样要坚持三审制，还应要求社外责任编辑切实履行责任编辑的全部责任，不能仅仅看看稿了事。� 还想说的一点是，出版社是文化单位，不要搞“官本位制”。编辑室主任、总编辑不是官，与普通编辑之间是业务指导关系，这种上下级关系与行政机关不同。大学里有些著名的专家并不是系主任、院长和校长，而只是一名普通的教授，但不影响其职称和待遇。出版社可不可以有一些具有高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普通编辑，不一定要他们当室主作或总编辑。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在评聘职称时不要把初级、中级和高级职称的人数比例定得太死，允许普通编辑中具备条件的也可晋升高级职称，并给予他们与其职称和贡献相适应的待遇。出版社需要大量人才，而职务岗位有限，不可能都去当“官”，故须破除旧的用人机制，广泛吸引容纳人才。优秀的著名的普通编辑多了，图书的质量便有了保障，出版社的声誉和影响便会不断扩大。再说说责任编辑的责任。《图书质量保障体系》是这样规定的：责任编辑负责“初审……在审读全部稿件的基础上，主要负责从专业的角度对稿件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学术价值进行审查，把好政治关、知识关、文字关。要写出初审报告，并对稿件提出取舍意见和修改建议。”“除负责初审工作外，还要负责稿件的编辑加工整理和付印样的通读工作……消除一般技术性差错，防止出现原则性错误；并负责对编辑、设计、排版、校对、印刷等出版环节的质量进行监督。”规定很明确，但有些单位却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例如以“目标责任管理制”为名的利润包干，就迫使编辑不得不用主要精力跑发行，跑码洋……，而难以履行应尽的职责，这是导致图书质量不高、结构失衡、人才难以成长、买卖书号屡禁不绝、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还有如前述的“策划编辑制”，把策划编辑和文字编辑分开，地位不同，待遇有别。如果策划编辑只是策划选题不负责审稿，文字编辑不参与策划，策划的意图怎样能够实现，图书质量怎样得到保证。这样做，割裂了编辑工作的整体性，违反了编辑工作的规律，是不可取的。西方国家设立策划编辑或组稿编辑，但他们仍然负责审稿，而且相当严格，同样是一本书的责任编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这点，请参见隋祥先生所写《编辑的首要职责是什么?》(载《出版科学》1999年1期)，这里就不重述了。除了上述情况外，还有一些影响责任编辑履行职责的做法。责任编辑是出版社的细胞，激发其活力，是保持出版社生命力持久不衰的源泉。责任编辑不能尽责，积极性受到种种制约甚至扼杀，智慧和才华得不到充分发挥，长此以往，何从谈出版业的兴旺发达。� 责任编辑在书名页上署名，是为了昭示责任编辑的责任，他究竟要负什么责任，书名页上不可能列出，但在读者心目中他却是要对图书编辑工作负全部责任的。这种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的错位，使责任编辑处于有苦难言之境。这里既有前述的制约编辑不能尽责的诸因素，又有责权不一致的问题。《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中关于责任编辑负责对出版各环节的质量进行监督的规定，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权利，从目前情况看，这项规定是难以落实的。199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对编辑作品由编辑人享有著作权，图书出版者在合同约定期间享有专有出版权等作出了规定，但对编辑权利的保障还是不很充分的。由些引起的一些著作权纠纷，使出版社和编辑有理难伸。我国出版业不同于西方出版业，编辑的把关责任重大，权利要相应得到保障。� 关于责任编辑的责任的规定是明确的，问题在于贯彻执行不力和编辑责权不相适应，还有编辑素质不高、管理松弛等。不解决这些问题，就编辑责任谈编辑责任是难以奏效的。

一般是报纸刊物负责市场调研，选题开发，选题列选，选题报批，约稿，出版合同，审稿，成本开支估算，发稿，审读校样，签发付印样，审读样书，结算稿费等事务的部门。

近年来，随着我国地质工作的再度火热，地质装备生产出现了产销两旺的大好形势。有关统计数据表明，去年国有地勘单位在地质装备上的投入，已经超过了地质找矿的直接投入。 但是，与地质装备产销的旺盛形势形成反差的是，我国有关钻探工程技术标准的制定却没有及时跟进。这种状况如继续存在，不只是会影响到地质装备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更可能使我们在国际标准化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对此，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中心主任王达在2007年中国（上海）国际地质技术论坛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钻探工程技术标准体系风骨初成 据王达介绍，我国钻探工程技术标准与其他行业相比起步晚，1980年以前的主要技术工作规范多以行政性文件的形式颁布、执行。此后，我国经济建设进入新时期，探矿工程标准化才获得较快的发展，相继编制、颁布了一批重要技术标准。到目前为止，探矿工程专业正式颁布的国家标准有5项，行业标准有42项，基本形成了探矿工程标准体系的总体构架。 在钻探工程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我国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外先进标准组织建立了对口联系，并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为推进我国相关标准的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从总体情况看，我国钻探技术标准还存在基础性、通用性的标准比例较大，相当部分的技术标准还落后于国际标准的问题。 王达用下面一组数据反映了这一差距。截止到2003年底，在20906项国家标准中，已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共9250 项，其中采用ISO标准4539项，采用IEC标准1882项，采用ISO/IEC标准287项，采用ITU标准48项，采用其他国家先进标准2494项，采标率为25％。在总共16910项的ISO、IEC标准中，我国采用了6708项，但其中65％采用的是1994年及以前的ISO、IEC 标准。他认为，这些数据表明，我们采用的相当部分国际标准，实际上是亟待更新或已经淘汰的国际标准。 他认为，在我国钻探工程技术标准更新完善的过程中，国家应建立完善的国际和国外标准跟踪机制，改变过去在制定国家标准问题上的跟踪模仿、拿来主义的政策；建立科技创新体系和标准研制体系有效协调的国际标准竞争机制；与主要利益相关国家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培养、选拔国际型标准化人才的机制；建立稳定的国际标准化活动经费筹集机制。 他特别强调，我国企业要有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积极性，要自觉地把自己当成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主体。只有这样，地质装备生产厂家才能在标准上掌握主动，成为更有力的国际地质装备市场的竞争者。 钻探工程技术标准，哪些地方亟待完善 王达在分析我国钻探工程技术标准的现状后认为，目前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标准虽已基本形成体系，但存在的四大问题表明，我国的标准体系亟待更新完善。 缺乏技术标准、有标准难以执行的问题十分突出，极大地阻碍了行业的技术进步。他认为，这一问题首先表现在钻孔口径五花八门，不同时期颁布或执行了不同的口径标准，一直沿用至今均有采用，近期又有国外矿业公司直接引进外国钻具，造成我国目前钻孔的公称口径混乱。由于公称口径的差别造成钻头、钻具、钻杆的规格更加混乱，加上过去部门之间的技术壁垒，地质、冶金、煤炭、核工业等部门各自又有自己的标准，致使野外现场使用的钻探机具极不统一，无法互换，甚至同样的钻头规格，连接螺纹却不同，给地质队订货和工厂生产带来极大困难。 有了标准难以执行。1997年，我国颁布了为各部门共同接受的金刚石钻探钻具和绳索取心钻具国家标准。这个新标准的口径系列是吸收了国外先进标准的优点，克服了不足之处，并结合我国情况而制定的，是一个先进的技术标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标准仅仅是一个推荐的国标，并没有被强制性地推广。因而，在公称口径上，标准不一的问题依然普遍存在。 标准体系结构和标准内容不合理。原地矿部门制定了一些本应该由企业制定的产品技术标准；不少标准内容过多地规定了产品的生产过程、工艺流程，或产品的外型、尺寸、规格等技术要求（主要是产品标准），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和技术创新构成障碍，不利于技术进步。部分产品标准中规定了检验指标，但却没有检验方法标准，或者有了检验方法标准，又缺乏产品标准中规定的检验指标，给标准实施带来困难。 已有钻探技术标准自主技术含量不高。一方面，大量标准中的技术数据和指标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国外标准或产品样本，缺乏科学技术研究的支持，缺乏专有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缺乏实际制造加工和生产应用的检验；另一方面，大量的先进制造技术成果没有及时纳入标准，或者产品已应用了先进制造技术成果，但对应的标准没有及时修订。 标准制订、修订周期过长，标准标龄过长，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王达指出，我国从标准项目提出到标准发布，标准的平均制、修订周期为10年甚至更长，几乎所有的钻探技术标准标龄都在10年以上。自1997年以后，我国再也没有发布过有关探矿工程方面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与国际接轨，“拿来主义”成趋势 王达认为，在我国对国际标准的需求日益增长，与国际交流日益密切的形势下，钻探工程技术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或采用国外先进标准，已成为我国目前标准化发展的必然。从适应贸易全球化的大环境看，伴随着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的生效实施，WTO要求将国际标准作为各国技术标准的基础，同时国际标准化组织也鼓励各成员国积极采用和实施ISO标准，以推动全球贸易的发展。 针对钻探行业目前没有现成的国际标准可以直接采用，国外先进标准又种类繁多的现实，王达提出了解决国内目前混乱状况思考，即尽快制订或修订钻探技术国家或行业标准，并重点做好一些工作，比如尽快修订地质岩心钻探行业标准体系；成立公益性的、中立性的标准化研究机构，由政府对国家标准给予研究项目资助；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制定行业共同遵守的行业标准，强化标准与市场关联度；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TC82/SC6）分技术委员会恢复经常性的联系，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尽快成立地质矿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岩心钻探分技术委员会以加快地质矿产标准化进程。 标准，市场竞争的王牌 经济界人士早就说过：21世纪是标准的世纪。谁拥有了标准，谁就有了市场竞争的王牌，就可以利用标准抢占市场竞争的制高点。 标准之争其实早已在国外展开。而且，随着产品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增加，国际标准的统一是必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中国地质装备制造企业抢占标准制高点最为有利的时机。 有资料显示，在ISO、IEC 制定的国际标准中，由我国提交或主持制定的不足20项，仅占国际标准总数的2％，且基本上是一些非关键性的标准。这一数据表明，在标准之争中，我国已经处于劣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钻探工程技术标准之争中，会出现相同的结果。因为目前我国的钻探工程技术水平已远非20年前可比，大量原创性科技成果的不断涌现也说明，在标准之争中我们已经具备了和国际利益集团竞争的经济技术实力。 更能坚定我们信心的是，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钻探工程市场。市场经济时代，掌握了市场就掌握了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在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之争中，由我国自主制定的CDMA正是凭借市场的威力，逼退了国际利益集团的标准垄断。 当然，市场也是可以分解的。我国的地质装备制造业要在标准之争中取得胜利，必须先做好自己的事，那就是尽快修订完善我国自己的钻探工程标准，让我们的标准体系更具国际竞争力。 而当我们拥有了国际认可的钻探标准体系后，我国的地质装备制造业也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

回答 编辑主要是对作品等进行编写，具体工作如下： 1、根据分工负责有关学科的稿件审读，对文稿质量作出客观公正地评价，写出审读和处理意见； 2、对经审读决定拟采用的稿件写出推荐意见，向编辑部定稿会议推荐； 3、对定用稿件进行加工修改，确保文稿编辑质量符合编辑规范要求，使发排稿件达到“齐、清、定”； 4、做好校对工作，努力消灭差错； 5、积极参加有关专业学术活动，自觉阅读专业论著、期刊，及时了解科研、教学动态，掌握本专业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提出本专业学科的选题组稿计划，有重点的组稿，努力开发优质稿源； 6、努力钻研专业知识和编辑业务，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撰写专业论文和著作，总结编辑工作经验，不断提高学识水平和编辑能力； 7、利用计算机或者其他的程序来编辑文字这类的工作。 更多6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