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铜器的论文

青铜器艺术的渊源是指青铜器萌生之前的史前艺术、技术与礼仪传统,这些因素对夏商周青铜器的产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青铜器艺术的起源是指青铜容器产生之前的早期铜器艺术,具体则指以纯铜或各种铜合金制作的非容器类的工具、武器和装饰品等。青铜器艺术的发展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形制与纹饰的发展演化、铸造技术的发展演进以及青铜器所反映的夏商周制度与观念的嬗变。青铜器形制与纹饰的发展演化是最为直观可感的动态过程,其中亦折射出人们追求实用和美观的心路历程。但是,形制与纹饰的发展演化又会受到特定铸造技术以及所处时代礼制与观念的制约,故而有关铸造技术的发展演进及青铜器所反映的制度与观念的嬗变均需加以研究,这样才能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青铜器形制与纹饰演变的动因。 全文由导论、五个章节和结语构成。导论部分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角度、意义和方法,还对研究对象的界定、夏商周与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又详细阐述了青铜器研究的学术史,从而为后续的研究作了铺垫。第一章主要论述青铜器艺术的渊源问题:首先以夏商周艺术对史前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为佐证,进而从形制与纹饰、采冶铸技术和礼仪制度三个方面论述了夏商周青铜器艺术的史前渊源。第二章是对青铜器艺术起源问题的讨论:首先论述了人们最初对自然铜和铜矿石的认知,然后分期分区探讨了中国早期铜器的发展及其艺术特点,进而引发对中国青铜器和冶金术起源的思考。第三章是对青铜器形制和纹饰发展演变的讨论:将夏商周青铜器形制与纹饰的发展分作四个阶段,每一阶段中依器物类别具体阐述形制与纹饰的发展并对其艺术特点进行总结。第四章是对青铜器铸造技术发展演进的研究:首先介绍了铸造技术的若干工艺细节,进而归纳出夏商周的青铜器铸造技术经历了发展期、成熟期和转变期三个阶段,最后又结合形制与纹饰的分期论述了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第五章是对夏商周礼制与观念的嬗变分析,从而阐明了不同的制度与观念对青铜器艺术的影响。结语部分归纳总结了前述五个章节的主要观点,指出夏商周青铜器艺术渊源于史前时代的深厚积奠,起源于早期铜器艺术,青铜器艺术的发展全程除受到实用与审美的限定外,铸造技术和礼制观念的影响似乎更为关键,因为铸造技术是青铜器成形的必要保障,而礼制与观念的新需求又是其发展演化的内在驱动力。中国青铜时代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距今约4500~4000年龙的时代，相当于尧舜传说时代，古文献上已经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自夏、商、西周起，中国开始了周而复始的朝代更替。夏商两代均设有管理手工业的官职和王室贵族直接控制的手工业。统治者所需的礼器、祭器、武器和贵重的生活用品，多是官府手工业部门制造的。青铜器是商代工艺的重要品种。商代青铜器品类齐全、造型多样，装饰图案或中心对称，或呈单独纹样，神秘庄严。由于商代统治阶级盛行饮酒之风，所以酒器制作十分发达。青铜器成本高，只能为统治者所用。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同玉器时代一样，约经历了15个世纪。 青铜器的出现，促使玉雕技术与陶塑技术合而为一应用在青铜器的塑造方面，在此基础上铸造工艺发展起来。传说中夏铸九鼎，开启了华下文明的青铜时代。实际上在塑鼎这种复杂的工艺之前，青铜器必将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由简到繁的发展阶段。此时的艺术风格由原始时期陶器造型、纹饰呈现的活泼愉快走向神秘威严，失去了原始艺术的质朴风格和生活趣味。而青铜图案同彩陶一样成为古代工艺形式美的瑰丽景观，二者的抽象与逻辑演变，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凝结着无数经验与智慧，它嬗变成一种心灵的艺术，脱尽了向自然模仿的痕迹，那原初的具象已被遗忘在意象的升华中。商和西周是青铜器的盛期，殷商青铜器中酒器最盛，死后亦将其大批殉葬，说明当时贵族嗜酒之风盛行；艺术上的特点是善于从大的动势入手，强调外形上的主要特征，抽象简化成用线可以表达的主要轮廓，并在轮廓中填满装饰性图案，以创造出富有幻想性的形象为目的。考察由商之盛至战国末期之衰，可以看出青铜纹饰由原始浑沌向理性演化的轨迹。除了工具之外，青铜器数量最多的是兵器和礼器。这的确如风胡子所言，是个“以铜为兵”的时代。战争需要兵器，祭祀需要礼器。玉器上固有的龙、凤纹类，兽面纹及其变体形纹之外，还饰有各种动物浮雕与圆雕。如犀牛、虎、象、熊、羊、猪、兔、鸮、蝉、鱼、龟等等。另外，大理石制的雕刻有鸱枭、蛙、坐人、怪兽、蝉、鱼、虎等，是现存最早的雕刻艺术品。有些同样铸造在青铜器上。而且有不少整体器形采取动物形象来塑造。如商代的象尊、鸟纹牺尊、四羊尊，周代的兕（si）觥（gong）、驹尊、羊尊、鸭形尊等。其纹饰的特点是满而精，整体中包含完整的局部，局部又和谐地统一在整体中中国青铜器的大宗在中原地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华夏族的居住地区，如陕西、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从东北到广东，从西藏到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而由于各地文化面貌的差异，它们表现出各自的独特的艺术风格。青铜器的装饰在设计时就知道利用铸造技术上的特点，避免铸造技术上的种种困难。夏商周时代铜器上往往有突出的觚棱，就是因为陶范拼合时有不能完全密合的缺点，主动加以利用而产生的。而且每一块陶范上的花纹各自形成一，完整单位，以避免两范拼合时花纹相错，因而取得对称或重复连续花纹的效果。青铜器上装饰面的分割也就是由于陶范的分块。因而装饰和造型是密切结合的。西周以后，青铜器花纹粗犷单纯，也和器壁变薄有关。战国时代更充分利用了捺印花纹的简便方法，产生了繁复的图案 。 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造型及装饰方法的密切联系，说明中国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传统 。

早期人类社会，动物对人具有神奇力量，而人则是被动的。对自然的无奈、恐惧与敬畏，使得人们期盼神力的庇护，甚至把自己想象为某种猛兽，刻画兽身人首或人身兽首的形制、纹饰。用青铜器上更为狞厉怪异的纹饰“辟邪免灾”，增强自身的安全感。《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也。”周人装饰饕餮纹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知道贪吃必将害己，也暗含着人对猛兽恐惧万分、痛恨不已又无能为力而诅咒它们自食其果的感情成分。这时青铜器纹饰中人形装饰极为罕见，偶尔出现时，也仅处于被动的地位，而饕餮面形常常构成全部装饰的中心，令人望而生畏。狰狞恐怖的纹饰是对命运的恐惧心理在器物装饰上的投射：对异族是恐怖的化身，对本氏族则是战胜恐惧的符号。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运用智慧、工具与猛兽斗争，从偶尔取胜，逐渐相持，到掌握主动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一些猛兽虽然存在却不再像先前那样常出没于人们居住的村寨、城邑。人与动物之间的搏斗逐渐减少，甚至不是猛兽寻人残食，而进入了人寻兽而猎的时代。反映在青铜器装饰上，动物纹饰趋于程式化，前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饕餮纹、夔纹数量减少、面积缩小，所表现的怪异力量递减，逐渐失去了往日超自然的魔力。青铜器装饰中动物纹仍然保存，已不再具有怪异的力量，或被现实动物纹、人物纹或几何图案替代。人与动物的这种关系变化，影响着人对动物的态度。体现在神话中，动物扮演的角色从族群祖先（如子姓与玄鸟的关系，东周的典籍《诗·商颂》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说），到上帝的使者（《说文》中说：“凤，神鸟也”神之使者。），从先祖英雄的伴侣（如夏后启与两龙的关系，《山海经》说：“启宾天有两龙为伴”。）到为英雄所征戮的恶魔。如果说早期神话中人对动物的态度是敬畏的话，那么后期神话中这种态度已不复存在。这时动物不再是人类祖先的帮忙者，而成为降祸于人、为英雄所驱除斩擒以立功勋的恶魔。“商周青铜器上种种纹样现象，首先不是出于奇异的审美观念，而是出于对自然力的崇敬和支配它的欲望的幼稚的幻想。”“商代青铜器的纹样，是与当时生活中的动物界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商代装饰艺术家所使用的动物纹样中，大多数都原来有一个土生的和与自然界有关的基础。”工匠们“将主体的动物分割成相等的两半，拼成平面，再将同一动物的身体各部分予以重复；或将甲动物的一部分配合与乙动物的另一部分；或夸张其身体之一部而忽略他部，由此形成各种复杂的纹样。所以，有各种奇异畸怪的形象出现。但题材都是自他们生活的环境中取出的”所以说，“饕餮纹所取的物象多是由来有自，取诸常见的鸟兽等物，或近取诸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