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评析论文题目是什么

班固在《汉书· 司马迁传》的赞语中指出《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班氏对《史记》的这三点批评，一直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他们在研究《史》、《汉》学术思想时，一般都立足此三个方面，或是或否，反复辩驳。乾嘉学者对《史》、《汉》两书思想进行比较时，同样非常注意班固对《史记》思想的这一评价，并由此对司马迁、班固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比较。 班固批评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实际上是混淆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思想，司马谈重道，而司马迁尊儒，二者不能相混。而司马迁重儒轻道与班固以儒为宗没有什么两样。对于班固讥评司马迁“退处士而进奸雄”、“崇势利而羞贱贫”，乾嘉学者也进行了批驳。如梁玉绳认为司马迁写《游侠传》，“盖见汉初公卿以武力致贵，儒术未重，举世往侠干禁，叹时政之缺失”，决非“退处士而进奸雄”。班固之评，全然不了解司马迁写史的真实用意,是“失事理之平而不得太史公之用心者也”学者在讨论马班思想异同时，从尊儒绌道、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出发，极力抹杀马班二者之间思想的差异，有很大的局限性。实际上，马、班之间思想上的差异是明显的，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刚登上舞台，百家争鸣之余韵犹存，其思想的包容性很大。而班固生活在儒学神学化的东汉时期，受社会意识环境所决定，班固受正宗思想的影响非常明显。学者对马班异同论有如下几个特点：探讨问题的角度已趋向多样化;自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将司马迁、班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来，围绕《史》、《汉》二书所讨论的史学问题愈来愈多，内容愈来愈丰富。提出了具有理论意义的史学评论原则;在中国史学史上，比较马班异同，一直有一种不好的现象，那就是，要么扬马抑班，要么抑马扬班。学者已能较客观、公允地评价二者的异同优劣，得出较全面、公正的论断，他们所提出的排除私意、平心论事的史学批评原则，也必定成为史学史上一笔重要的财富。开始探讨《史》、《汉》两书相异的深层原因，将马班异同之论引向深入;他们认识到，《史》、《汉》之不同，一是与时势变化有关；二是与迁、固二人做史旨趣不同有关。不能简单地评价《史》、《汉》优劣，应考虑到其成书的背景、作者的旨趣及著述的目的等各方面的因素，历史地、辨证地进行评论。 司马迁说：“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可以说，司马迁自觉地表明自己对事迹的态度，使善恶更加鲜明，即从记录史事中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这体现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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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中国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逆境中奋发，终于完成了《史记》，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司马迁38岁那年，继承了父亲的太史令官职，开始大量阅读各种史书，整理历史资料，经多年苦心准备，正式开始《史记》的编写工作。不幸，灾祸突然降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同情降将李陵，被汉武帝处以残酷的宫刑。这使司马迁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极大的痛苦，在人格上遭到极大侮辱。对此奇耻大辱，司马迁痛不欲生，几次想要自 杀。但古人逆境奋发的事迹激励着他。他想到：周文王被关禁，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时被困在陈蔡，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放逐后，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还写《国语》；孙膑的膝盖骨被剜掉，写了一部《兵法》。在前人发愤成功的精神鼓舞下，司马迁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将个人屈辱置之度外，继续投入《史记》的编写工作。经过前后几十年的努力，司马迁终于完成了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开创了我国传记史和传记文学的先例。 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重要的是把逆境变为前进的动力。逆境往往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助人成熟，催人进取。能够正视逆境，与逆境抗争的人，一定能锻炼出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勇气，这正是成才必不可少的个性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