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交论文

专业特长及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研究和中国海洋史研究，专长于中国传统对外政策和涉外制度研究、中国与周邻国家关系史研究，明清王朝海洋政策和海外贸易研究。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1．《儒家文明与中韩关系研究》，韩国学术振兴财团项目，2007-2009；2．《清史·邦交志》（上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体工程项目，2005-2010年；3．《唐代新罗侨民研究》，韩国国际交流财团，2003-2005；4．《鸦片战争前清朝海外贸易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2-2004年；5．《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演变研究》，韩国国际交流财团，1997-1999；6．《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第一卷），外交部科研项目，1996-1998年；7．《明代海外交通史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993-1995年；9．《清前期对外关系研究》，教育部人文学科博士点基金项目，1992-1994年；10．《闭关与开放：明清时期中外关系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989-1991年。著作与教材：《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2．《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3．《山东半岛与中韩交流》，香港出版社，2007年；4．《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5．《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6．《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7．《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8．《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9．《“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0．《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年；11．《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12．《中国海外交通史》，台北文津出版，1997年；13．《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14．《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主要论文：（一）中国传统对外政策与涉外制度研究论文：《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文史哲》2007年第1期；《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文史哲》2005年第3期；《澳门问题与乾隆限关政策》，澳门《文化杂志》2004年夏季号；《清初“海禁”期间海外贸易政策考》，《文史》2004年第4期；《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论明朝月港开放的局限性》，《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论宣德至弘治时期明朝对外政策的收缩》，《山东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试论明成祖的对外政策》，《安徽史学》1994年第1期；《论明太祖对外政策的变化及失败》，《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清朝体制与对西方的被动应战》，《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论明代市舶司制度的演变》，《文史哲》1986年第2期；《明初海防与郑和下西洋》，《南开学报》1985年第5期；《“夷官”与“逃民”：明朝对于海外国家华人使节的反应》，载于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二）中韩关系史领域研究论文：《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过程的透视》，《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许国出使朝鲜与东国士庶交谊》，《中国与韩国----崔韶子教授退职纪念论文集》，韩国太阳社出版社2005年；《“既在人间世，万事担双肩”----申圭植汉文诗歌作品初探》，金俊烨、石源华主编：《申圭植·闵弼镐与韩中关系》，韩国罗南出版社2003年4月版；《论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兼论高句丽遗民与新罗侨民的敌对意识问题》，韩国《东国史学》第37辑（2002年12月）；《重陪鹓鹭更何年？---朝鲜李珥出使明朝诗歌初探》，《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明清时代的朝鲜使节与中国记闻》，《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偰长寿与高丽、朝鲜王朝的对明外交》，杭州大学《韩国传统文化·历史卷》，学苑出版社2000年10月；《论17—19世纪朝鲜王朝的清朝观演变》，台北《韩国学报》第16期（2000年6月）；《拒“理”与受“器”：论朝鲜王朝对早期汉译西学的反应》，澳门《文化杂志》第32期（1997年秋季）；《明初与朝鲜海上交通考》，《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分裂时代的外交竞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韩关系述评》，韩国《东亚研究》第32辑（1996年12月）；《论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论唐代与新罗的文化交流》，《山东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李鸿章与朝鲜对西方的缔约开放》，《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论高丽王朝对中国典制文化的吸收问题》，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八辑；《入唐新罗人与唐罗文化交流》，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五辑；《礼义观与现实冲突----李朝政府对于清初漂流海商政策波动的研究》，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四辑；《唐代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三辑。（三）中日关系史与中西关系史领域研究论文：《宋朝与丽日两国的民间交往与汉文化传播----高丽与日本接受宋文化的比较》，《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4期；2．《壬辰倭乱时期の明王朝と朝鲜の对日外交》（日文），仲尾宏（日本）主编：《朝鲜义僧将·松云大师と德川家康》，日本东京明石书店2002年7月；3．《澳门模式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4．《英国的“港脚贸易”与广州》，载于《中外关系史论丛》第四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3月；5．《明朝对日政策与日本使节的争贡事件，》载于《明史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6．《英国散商对华贸易的发展与鸦片战争》，载于《屈辱与抗争----鸦片战争150周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7．《胡惟庸通倭问题辨析》，《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四）中外关系史一般问题与中国海洋史领域论文：《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2．《宋朝州府涉外权力的增强与东亚贸易的扩张----以市舶司为中心》，《东アジアと日本》，日本九州大学出版部2007年；3．《论16世纪前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进程和基本特点》，《文史哲》2000年第4期；4．《晚明社会人身依附关系与社会思潮的演进》，韩国《东洋学研究》第4辑（1998年6月）；5．《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6．《也论清前期的海外贸易----与黄启臣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7．《明代海防与海外贸易----明朝闭关与开放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版；8．《明清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市场》，载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9．《明朝后期筹海过程考论》，《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10．《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中外界限和分期问题》，《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11．《明代海外贸易及其世界影响----兼论明代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上的历史地位》，《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12．《明代市舶司制度与海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五）学术评论：《缀零碎为整体 寓分析于叙述----评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2．《读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11期；3．《“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文史哲》2002年第6期；4．《评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光明日报》2001年5月8日；5．《开拓创新，立论严谨----陈信雄〈宋元海外发展史研究〉评介》，《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6．《近来别具一只眼，另察中国衰乱源----简评李金明博士〈明代海外贸易史〉》，《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主要学术兼职：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韩国研究论丛》编委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海交史研究》编委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山东省史学会理事等

新时期中国外交不仅在外交指导思想上不断完善与发展，而且在实践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断提高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中国外交更加主动、更加灵活、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对外关系实践中不断发展，表现出新的特点。 一、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最大的特点 和谐世界的思想是中国向世界表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宣言。中国不仅希望和平，而且追求在和平的基础上缓和国家间关系。我们不仅考虑自己的经济发展，同时也考虑自身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争取与它们共同发展和繁荣。中国政府在建立多极世界、维护世界和平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不仅对世界和平作出了庄严的承诺，而且也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它明确了中国自身发展与外部关系是一个和谐相处的关系。 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和谐的世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已经开创出一条既适合本国国情又适合时代特点的战略道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条和平发展的新道路。中国和平发展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用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道路；一条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道路；一条勇于参与和平国际竞争又坚持广泛合作的道路。中国选择这条道路，就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就是要超越传统模式，坚持主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和改革创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是中国既往外交思想的深化。“建设和谐世界”的核心是“和谐共处”。“和谐共处”相对于“和平共处”，是“更上一层楼”了。它不仅要求维护和平，实现“和平共处”，而且要超越和平，促进和睦、合作和共同繁荣，实现“和谐共处”。中国是一个致力于国际和平事业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和平发展已经并且必将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中国的和平发展将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演进的重要因素。 二、“执政为民”、“外交为民”的外交工作指导思想更加明确，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外交政策以捍卫国家经济利益为内涵，以维护国家的尊严、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为底线，采取了灵活而不僵化，抗争而不对抗的外交思路。在外交实践中大力贯彻“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理念。 “外交为民”是中国外交这几年来最大的变化之一。中国的外交工作，在民间一度被误解为只处理国家大事的活动，与老百姓似乎无关。但现在我们看到，从2003年9月开始，中国外交部不仅有了对外“开放日”，老百姓可以走进神秘的大厦去参观。而且外交部公开了一批已失去保密价值的外交档案，公民可以自由查阅；外交部长在网上与网民交流，回答网民提出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新时期外交工作朝着“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方向迈进的特色。这表明，中国外交着力点已从纯粹的处理政府间事务的传统，转为加大对老百姓利益的维护。 外交为民就是外交为人民服务，这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外交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第二，人民是外交的基石和后盾。外交为人民服务就是致力于为祖国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同时维护中国公民、机构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值得称赞的是，从近年来的一系列实践上看，外交为民在各个领域有所展现，我国外交正朝着“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方向大踏步前进。驻外使领馆领事保护的工作量比过去明显增加，加强了对海外中国公民的保护。每当中国公民在异国他乡有难抑或需要帮助时，我们的“外交机器”就会即刻运转起来，通过各种外交渠道，有力地维护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这表明，近年来中国外交“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已经产生了积极影响，正如外国媒体所说，中国外交出现了从“外交为国”到“外交为民”的新变化。这是“执政为民”的理念在外交领域的体现，也是中国外交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的充分体现。 三、“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中国外交更加主动、更加灵活、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又一个特点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从大局出发，坚持不懈，积极斡旋，先后促成三方和六方会谈，避免了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为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东南亚国家是我国的近邻，为了加强同这个地区的关系，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除了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外，还加强了地区合作，妥善处理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同东盟之间建立起“10+3”合作机制。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标志着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大幅提升。同时还同东南亚有关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了协议，加强了互信。中国是亚洲区域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中国强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轮子”并重，倡导以相互尊重、自主自愿和灵活性等原则为特点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在亚洲合作对话机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区域合作中，中国坚持协商一致、平等互利、循序渐进的原则。照顾各方利益和关切，以实际行动推动与亚洲国家的共同发展。我国推动“上海五国”机制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开创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中国一贯把对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充分表明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力争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加快了与联合国的互动步伐。中国外交官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变得更加得心应手，而且表现得更加自信。重视发挥联合国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的独特作用，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中国首倡举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晤。根据联合国宪章精神，积极参与联合国在维和、军控、反恐、发展、人权司法、环境等问题上的合作以及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活动。 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中国已成为世界体系的建设性参与者、国际矛盾的积极协调者、周边秩序的务实塑造者。中国外交更加主动、更加灵活、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求，积极“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多边外交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一、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实践：1、建国的第一年，与苏联、东欧等17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用：为恢复 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积极参与国际活动：（1）1953年，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2）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3、1954年4——7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发挥积极了作用。 4、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影响：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万隆精神”。 影响：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理解和信任，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二、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 背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实践：1、中美关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2）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意义：中美两国对抗结束，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3、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 4、1971年10月25日，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 影响：我国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 背景：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 实践：1、1996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它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3、2001年，中国成功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海APEC会议）会议主题：“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通过了《上海共识》。影响：上海APEC会议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 4、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这个组织的决定。影响：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性贸易组织的成员。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影响：我国外交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资料：新课标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