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论文

三峡工程第一个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结论是该工程弊大于利，因而不为中国政府当局所喜，于是以评价过程中的一个程序瑕疵为借口否决了整个报告。第二个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不是在另行调查的基础上重新撰写，而是片面地选择性利用原有的调查资料，在短短的6个月中就完成了分析、报告书写、上报审批的全部过程，结论却成了利大于弊。饶有意味的是中国政府对待法律程序的态度：在第二个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还未上报审批的情况下，国务院就批准了三峡工程，这完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所规定的审批程序，比第一个报告的程序瑕疵严重得多，但所有的人似乎都刻意“忘记”了这个法律程序错误。 一、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制度的建立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指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和审批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内容和程序等方面的规定。美国在1969年制定了环境政策法，是全世界第一个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的国家。此后，瑞典、澳大利亚、法国、日本、加拿大、英国、德国、新西兰等国也相续建立了法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如今无论是工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纳入法律的轨道。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是预测和评估拟兴建的工程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能造成影响，提出防治或减少环境损失的方案，为工程的决策提供环境科学依据[1]。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一般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 中国环境保护法律的逐步建立 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制度开始于1979年。这一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简称《环保法（试行）》），其中第6条规定：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选址、设计、建设和生产，都必须充份注意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在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时，必须提出对环境影响的报告书，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它有关部门审查批后才能进行设计。 《环保法（试行）》中的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制度的开端。以后在1982年5月，由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和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联合颁布了关于“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1984年国务院国发（1984）135号文件“关于加强乡镇企业、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指出，所有新建、改建、扩建或转产的乡镇企业、街道企业，都必须填写环境影响报告表。1988年，国家环保局发布了“关于建设项目环境管理问题的若干意见”，对“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中的一些问题作出解释。1989年国家环保局修改和重新发表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证书管理办法”。这样，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制度正式确立。[2] 1989年《环境保护法》（简称《环保法》）正式颁布，1990年国家环保局在《环保法》的基础上又发布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程序，可视为一种完善与补充。 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写和审批程序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写和审批程序，在中国称为管理程序，分为5个阶段[3]：环境影响评价的确立和委托，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的编制，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的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批。按照这个管理程序，一个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要经过环境保护管理部门两次审批，一次是审批大纲，一次是审批报告。这是中国的特色，其它国家都是一次审批，只要审批送交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什么建设项目需要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环保法》中的建设项目的定义为：建设项目是指一切基本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和区域开发建设项目，包括涉外项目（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建设项目的总称）。根据这个定义，所有的建设项目都必须提交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经环保部门批准后，建设项目才能批准上马。 从没有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到在各行各业全方位对所有的建设项目都要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也是专业主管部门争权的结果。在绝大多数国家，只要求对生态环境有大影响的建设项目作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这里的所谓“大影响”，主要是指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而对那些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不大的建设项目，则不需要作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对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建设项目，更不必作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尽管中国的《环保法》规定，所有的建设项目都必须提交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但在实际运作中则是根据1986年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办理，首先由建设单位到相应的环境保护管理部门汇报建设项目的概况，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意见。如县级以上的环境保护管理部门认为此项工程为非污染型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很小，可以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建设单位可直接上报计划部门，申请批准此项工程。如果环境保护管理部门认为该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大，可能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就必须作环境影响评价，建设单位必须委托评价单位制作工程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上报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只有在环境保护管理部门批准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之后，计划部门才能批准此项工程。如果环境保护管理部门认为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严重，而评价报告中提出的措施又不能有效地减轻或部份抵消工程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则不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计划部门也不能审批、更不得批准这项工程。建设单位只有对工程内容进行修改，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或是增加更有效的保护措施，重新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重新上报审批。 中国学术界对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到底应该多大讨论颇多[4]，是“一切项目”还是“一切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或“一切对环境有较大影响的项目”需要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争论很大。其实，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可分为两大部份，一是评价部份，二是措施部份，评价是提出防治措施的手段，只有通过防治措施的实施，才能达到减少环境损害的目的。在《环保法（试行）》第6条中只提到要作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而没有具体提到防治措施；而在《环保法》第13条中特别提到，必须对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作出评价，规定防治措施。这是一个完善和进步。根据第13条的原意，只有那些对环境有污染有影响的工程，即对环境有较大负面影响的工程，需要提交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并规定防治措施，减少对环境的损害。 必须特别指出，从时间程序上来说，环境保护管理部门批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在前，而决策部门（如计划部门）最终批准工程上马在后。这个程序保证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在工程决策过程中的技术地位，也保证了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在决策过程中的法律地位。如果决策部门批准工程上马在前，而环境保护管理部门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在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制度也就失去了其意义，因为不管环境保护管理部门是否批准这个报告，工程上马都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明确这一点，对于理解在三峡工程上中共政府的违法行为至关重要。 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全面地预测和描述工程对生态环境会产生什幺样的破坏和影响，并对这些破坏和影响作出评估，比如这些破坏和影响是可逆转的还是不可逆转，是永久的、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是区域性的还是地方性的，并对影响程度定量评价。在定性和定量评价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防止和减少环境损失的措施。只有评价，而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就没有意义了。 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得出了领导不喜欢的结论 三峡工程决策程序倒置：先决定上马、再评价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1958年中共中央批准兴建三峡工程，后因经济政策失误，计划搁浅。70年代后期，又重新提出兴建三峡工程，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上马。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要进行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到1992年，国务院、中共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批准了三峡工程。从70年代后期到1992年这一个过程，正好和上面所叙述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建立是平行的。因此，三峡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书写和审批，就成为中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和完善的重头戏。 根据《环保法（试行）》和其它行政管理条例，首先要由三峡工程建设单位（水利部），向国务院环保局汇报建设项目的概况，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意见，由国家环保局视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决定三峡工程是否需要制作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如果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很小，或者是利大于弊，或者三峡工程是个保护生态环境的工程，那幺三峡工程就没有必要制作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当时，绝大部份人（包括许多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环境保护机关的行政管理人员、一些政治家）的共识是，建设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特别是负面影响是严重的，三峡工程必须提出相应的对策，来减少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保护生态环境。所以，三峡工程必须制作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上报批准。1982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的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150米方案中，就有一章是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承认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有利有弊，弊远大于利。 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了三峡工程上马，受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三峡工程生态环境科研项目”领导小组，负责编写“长江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及对策的研究”。这个项目也被列为国家科委“‘七五’攻关项目”（编号75-16-6）。这正是一个法律程序倒置的实例，国务院批准三峡工程上马在前，而委托编写长江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评价报告在后，失去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制度作为环境保护重要手段的意义，同时也违反了《环保法（试行）》。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的结论：弊大于利 就在中国科学院的这个研究课题进行之时，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可行性论证。可行性论证由水利部负责，分14个课题组进行，其中一个课题就是“生态和环境”，这个课题是中国科学院“三峡工程生态环境科研项目”的延续，其人员也是原班人马的扩充。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环境组”负责人是中科院学部委员马世骏和侯学煜，马世骏任组长，侯学煜为顾问。侯学煜（1912─1991）是植物生态学家、地理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他是中国植物生态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负责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植物生态学研究室，最早发现中国不同土壤的指示性植物，并开创了中国植被图工作。他注重农林业与气候的关系，对中国农业生产发展和维护生态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马世骏（1915─1991）是昆虫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5]，对昆虫种群生态学及生态地理学有深入的研究，为我国生态学特别是昆虫生态学的理论研究作出贡献。70年代提出经济生态学原则，80年代又提出生态工程理论。 从1986年开始到1988年，生态环境组初步完成了研究报告。1988年11月下旬，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召开第9次扩大会议，由生态环境组汇报他们的工作结果。组长马世骏发言时说明，中科院对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研究报告的结论是有利有弊，弊大于利。侯学煜认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深远，工程是否上马应该慎重。[6] 虽然马世骏和侯学煜都认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马世骏认为，采取人为措施可以减少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侯学煜则认为，三峡工程是个超大型的水库大坝工程，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下还认识不足，有许多问题还根本没有认识到，提出的防止措施是否能起作用也未经过实验证实，是否有效值得怀疑。[7] 马世骏的观点代表了参加论证的大部份专家的意见，最终的生态环境组专业报告也是以这个结论上报的。马世骏和其它参加人员在专业报告上签了字。报告的主要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有利有弊，弊大于利，但是一些弊病是可以采取工程措施，加以限制或减轻。”侯学煜不同意结论中的后半句，他把名利置之度外，拒绝在专业报告上签字，单独向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提交了自己的意见书。此后侯学煜接受了记者朱剑虹的采访，阐述了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他强调指出：“从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来看，三峡工程不是早上或晚上的问题，坝高多少的问题，而是根本要不要上的问题”。[8] 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技术负责人潘家铮的态度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共14个分报告，包括生态环境组的分报告）本应于1989年5月完成，后因tuananmen事件推迟到当年8月份完成。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有412名各学科的专家，其中403位在各自参加编写的分报告上签了字，只有侯学煜等9位专家没有在报告上签字。从1989年到1991年期间，长江水利委员会在生态环境组分报告的基础上，按照环保部门规定的格式，编写了“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结论仍然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有利有弊，弊大于利，但是一些弊病是可以采取工程措施加以限制或减轻。 不过，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生态环境组学者专家们得出的上述结论令论证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大伤脑筋。该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技术总负责是潘家铮（原新安江水库技术负责人，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两院院士），负责生态环境组的两位学部委员侯学煜和马世骏给他出了个大难题。侯学煜坚决反对三峡工程；马世骏虽然比侯学煜“灵活”一些，但仍然坚持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的结论，要让马世骏更改这个结论显然也不可能。潘家铮虽然对生态环境论证组的结论非常不满，但他无法将这个官定的立场强加给侯学煜和马世骏主持的生态环境论证组，他也无法与侯学煜、马世骏等人通过平等的科学争论改变侯、马等学科带头人的观点。 于是这位技术总负责独辟蹊径，写了一篇小说“三峡梦”来表明他的立场。[9]。潘家铮在小说中写道，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有利有弊，他认为利远胜于弊。针对生态环境组报告中的论证内容，潘家铮在小说中讽刺了“在三峡撒泡尿会污染上海以及大洋彼岸美国之说”。这谈的是三峡大坝工程对长江河口和邻近海域的影响以及对河口泥沙和侵蚀堆积过程的影响，但真相绝非潘所说的只是“撒泡尿的影响”而已。《中国百科年鉴1988》发表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1985─1986年的研究成果表明，长江河口是海水与淡水的交汇区，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兴建三峡工程将改变长江径流原来的季节分配，因而对河口和邻近海域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例如，三峡水库若保持180米水位，就可能使长江口和舟山渔场的渔业资源量下降8-10％；10月份流量减少，对冬季带鱼捕捉有利，但对资源保护不利；三峡建库后，输送到河口的细颗粒泥沙会减少，将引起长江三角洲的海岸遭侵蚀，险工地段增多，对上海的堤防十分不利；海水倒灌的问题将加重，影响范围会从镇江上溯到南京。 其实，潘家铮本来并没有必要为生态环境组的这个“弊大于利”的结论大动肝火。在决策过程中，一个工程是否应该上马，是工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以及政治需要综合评价的结果。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一个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否弊大于利，并不一定说明这个工程就不能上马。中国的《环保法》也没有规定，一个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结论是弊大于利，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就不能批准这个工程。可以说，绝大多数技术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都是弊大于利。学者专家的本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确定影响的形式、范围、强度和时间，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 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目的并不是让学者专家们为迎合政府意图而费尽心机。可是在中国的制度环境里，有些专家却甘愿让科学充当政治的婢女。1990年7月6日，潘家铮在国务院召开的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上，将三峡工程论证生态环境组的弊大于利的结论改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他又说：“我们认为，除水库淹没以外，影响生态环境的基本因素是建坝引起河流水文、水力情势的变化。三峡水库对河流天然径流量的调节有限，水库各月平均下泄流量只在枯水季节比天然情况有变化，而且均在天然流量的变化范围之内。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不致成为工程决策的制约因素。

哥们，想要原创吗？ 告诉你原创就是，拿几十篇与主题相关联的文章， 取其精华——在——复制粘贴——然后——通篇朗读，查漏补缺，在把不通的地方用自己的话联通。——最后——加个开头和结尾。 这就是原创——关键这是你自己做的【哥们别嫌麻烦，这年头求人不如求自己】

您可以上网搜索中国建国后的历次调水活动及相关研究论文，几乎每个被调水的河流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功德无量：毛泽东眼中的大禹形象》一文中提到【伯鲧是夏禹的父亲，他治水采取筑坝防堵之法，在当时来说也是一种选择，也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终究不是根本的办法，难以根治水患；而大禹则在此基础上经过实地考察研究，采取了疏浚河道的方法，终于解除了滔滔洪水，平息了水患。】 南水北调开工8年后还有些问题没有论证以致后来工程延缓造价增加。当年有个围湖造田，今天又搞引水救河，很多时候，生态工程的利弊需要时间的检验。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曾经留下不少重大水利工程的重大隐患的例子。跨流域明渠单一调水应该慎之又慎。 1952年毛泽东最初的想法我个人感觉可能不是单纯的“南水北调”，很可能是全国水资源的合理利用科学分享谨慎改造积极保护，毛泽东的原话相当谨慎：“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这就好比毛泽东当年谨慎地提出“中西医结合”的伟大的正确的战略构想，却被理解成往中成药里面添加西药成分，使得中成药的药效更加不确定，使得中成药的毒副作用及不良反应也更加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