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在传统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论文

近年国学讲坛高论如云，话题多不胜计，但是可惜就差这么一句未作热议。这不能说不是个大问题，而且是开宗明义的重大问题。既然此题阙如，我们何妨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各家经典，无论儒、释、道，坊间都有个说法：“传经千万言，真话一两句”。我的观点和思路是：讲国学最好不要从“国”字说起，从国字讲就是从外延、从范围说起。国学领域太大了，现在还出了国门，三言两语说不明白。我们从“学”字讲，就是从国学的内涵讲起；抓住学科内在本质，国学领域就一目了然了。因为从实质看,国学不过也是一门学问,一种治学方法；科学地说，是一门学科。 按照学科的观点讲国学，最主要的是明确学科范畴，就是哲人讲的事物基本矛盾和矛盾的特殊性，是划分学科的依据。今天还可以运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核心价值体系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看学科的核心内容和学术方法。如果把学科价值和范畴结合而论，那么国学的主流价值体系就是儒家思想，核心内容就是儒家经典或经学；国学的核心学术方法，就是汉学或称文献考据学。讲国学只要抓住这两个要领可矣。一、国学的核心内容即儒家经典——经学（十三经） 先交代一个总思路。国学核心内容说到底就是十三本经书，早在上古时代有几本就在流传；到春秋时孔子用来教导学生并加以修订成为儒家经籍；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从而作为治国的经典；后来历朝遵循为国家经典形成制度；到唐宋两朝把经书增加到十三本，成为国学核心经典十三经。简言之，先秦经书—儒家经典—国家经典—国学核心十三经。下面分阶段说明。 1、先秦经书 先秦就是从上古直到秦朝，这时就流传着几本重要的典籍，称之为经书或经；其文化价值非常形象，就像织布机上的经线，看不到头，也见不到尾。所谓源远流长，一以贯之，经常而不变。 经书在先秦时代种类不少，社会地位最崇高的有五六部，称为五经或六经：易经、书经、诗经、礼经、乐经，或者再加春秋（凡文中书籍一律未加书名号—注）。经书篇幅不大，而且残缺不全，但却是距今三五千年的文字，历史价值无与伦比，六经皆史，所以能取得经典地位。 2、春秋战国儒家经典 儒家人所皆知，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代由孔子创立的学派。儒学的宗旨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是说儒家完全传承了上古帝王治国保民传统，遵循西周倡行的礼乐制度，是一个以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为特色的学术流派，其立学的文献依据自然离不开先秦六经。 孔子招授生徒施行教化，主讲内容正是六经，为儒家的教科书。史书记载孔子亲手删定六经之事，也绝非无根妄说；大凡做教师的都知道，六经这样的上古文献资料，不经过删定修改怎么能作讲义使用呢？儒家主讲六经，当然也把自己的思想和创新认识渗透到经典之中。这样一来，先秦五经、六经到春秋战国就成为儒家经典了。 3、汉代国学经典地位确立 再说儒家经典怎么变成国家大典。秦建立统一王朝，汉承秦制，要巩固发展封建制度，最初用道家黄老之治。但是用老子无为而治，只能安民，怎么能长期治国，古今哪个国家政权能尽搞无为而治。汉武帝雄才大略，确实是古代帝王中最伟大的战略家，有文略有武略。武略不说了，谥号就叫武帝。文略，或者说政纲政略，最大的一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言，用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和礼乐宗法制度，作为治国的政治思想和治世的哲学思想。从此之后，六经和儒学就有了国家意志，用作封建王朝统治的思想工具，成为国家学术经典了。 汉代六经研究和教育特设博士学官，博士不光是最高的学位，也是显赫的官位，一国就立几个或十几个博士。六经的学术研究也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古今文经的学术之争持续近二百多年，经典文化深入到学界和社会各个层面，中国思想史把汉代划定为经学时代。所以说从汉代起国学核心地位就确立了，核心内容就是儒家经典。 4、历代官颁国学核心典籍—十三经 儒学经典体现国家统治意志，经书必须由封建王朝官方颁布。当然历朝政权根据时代变化和统治的需要，也在不断改变经书编排方式；同时增加经典的种类数目，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由西汉的六经，到东汉增加论语和孝经称七经；唐太宗李世民时在汉代五经基础上，再把礼经分为三礼，春秋分为三传，称为九经，统一校注颁行；到了唐后期又重新加进孝经和论语，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又增颁尔雅，以石刻形式传为定本，共十二经，称开成十二经；到了北宋太宗时，最后颁布了孟子，终成为流传至今的十三经，现过了一千多年无所增减。 这就是国学核心内容，十三经：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历史上经学家都是按十三经名目称经数经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顺便说宋代朱熹按自己的体系搞了四书五经，实际就是十三经。但是四书五经这个概括确实不太清晰，不好数、又不容易记，让人难免“数典忘祖”。 十三经虽然只是几本书，有的只有一千多字，总数也就六、七十万字而已。但是历代注解、研究十三经及相关的书籍却是汗牛充栋，在中国古籍中占到四之一。古代图书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书最为神圣，即便是老子道德经、司马迁史记都不能放在经部，只能称为子部和史部经典而已。国学核心内容就讲到这里。 二、国学核心学术（治学方法）—-文献考据学 这里也先交代一下思路：国学核心经典既是两三千年上古文献，后人怎么知道这些经书的文意，怎么传继下来，从而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奥秘就在我们的经学有独特的传承方法，今天看来就是文献考据的方法，我们也分为三个阶段来认识：第一个阶段，从汉代开始一直到隋唐，称汉学或名物训诂，就是解释古代事物名词的学问；第二个阶段，从宋代开始到明代叫宋学，或义理之学，注重讲经典道理的学问；第三个阶段，清代叫考据学，用文字、音韵、训诂（总称小学）的方法考证经典，与汉代学术原理相同，故称新汉学。又因为清代大多数学者不接受宋明义理之学的方法，那么国学核心学术方法就只有汉学和清代的新汉学，也就是一个汉学，即名物（训诂）考据和文字（训诂）考据的方法，现在一般称文献考据学。核心学问也就这么简单，不妨也分而论之。 1、汉唐传注和名物训诂 首先说先秦的传记释经。上古流传下来的经典，到了先秦随着历史事物和语言的变化，一般人已经读不懂、讲不通了。于是有些研究经典的人，通过当时还能见到的上古资料，对经典的文字、词句、事实作解释，这些解读经典的文字称为传或记，如左传、乐记等。传和记附在经书后面传习，时间久了，有些传记也取得和经书相同的经典地位，如春秋三传、礼记、易经大传十翼等等。上古经典正是通过先秦传记才保留了原生态和原始义，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前两三千年就是依据经传说起。西方古史多靠神话传承，我国也有神话传说，但是作为信史我们靠的是经传文献。 再说经典到了汉代，又遇到新的学术难题。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经典和学者损失最为惨重，经书文献大量的散失错乱；二是遗存的先秦经传因时间又过了数百年，不仅经文读不懂了，连解释性的传文有的也看不明白了；三是汉代经典除了用当时的文字书写的文本，还不断发掘出秦汉以前古文字本，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文字上有差异，经典意义就引起争议，成为我国历史上专题学术争鸣规模最大的一场激烈辩论。 正是这样复杂的学术背景下，培育出中国特有的学问和研究方法，后世称汉学，或经学、名物训诂学；同时也造就了旷代的学术人才，后世称汉儒、经师、汉学家等。西汉经师以所治经传及博士地位名世，经学大师辈出，个个如雷贯耳，令人五体投地者难计其数。 汉儒开创的经学时代，一直延续到南北朝以至于唐代。汉唐传承经典学术有两点至关重要：汉儒为经典作注，不仅注经，而且注传；后来魏晋南北朝经学家继承这个原则和模式，为汉人的注文也作出注解。到了唐代，又统一疏通魏晋所有的经、传、注、以及注的注，同时还提出一个原则—疏不破注，就是唐代人在疏理经传的注释时，必须保留汉代学者的注解，表示对汉学的高度尊崇。这样一来，上古的经—先秦的传—汉代的注—唐代的疏，真是代代相传，环环相扣，一以贯之，经典的文字意义不走样地传承下来了。020202 还有一点值得铭记，汉儒注释经传，忠实于文献实际，流传至今的学术口号就是“实事求是”。汉代学者开始对经传涉及事物进行分类研究，从而把随文而注的经典注释，提升到名物训诂的学术范畴。在此基础上，汉代编制出了我国第一部词书，也是第一部百科全书尔雅；同时汉儒把经典文字，提升“通古今之异言”的学术深度，发展到语言学的高度，称之为训诂。而且把解释字形、字音、字义结合起来全面考释，编制出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而今我们所用的字词工具书，无论部头大小，无一不是根据汉儒传注文字，以及尔雅、说文为原始祖本编制。汉代经学名物训诂开辟的文化渊源，让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2、宋明的义理之学 从北宋到明朝是儒学高度理论化的时代，宋儒显然不再安于经典的传注解释和文字训诂，开始全面研究经传的主旨、理论、价值体系等宏观意义；同时也深入地探索篇章、文句、词句深层次思想含义，即所谓的义理之学。宋儒研究方法更重视主观心理感受，所谓阐释义理，兼谈性命，形成完整的唯心主义哲理和方法体系。 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评说，宋明理学，颇有成就。但是理学过分追求儒家等级政治价值体系，把三纲五常封建伦理拔高到天命人心的高度，推行到社会道德和思想修养层面；通过国家科举和礼教手段强化封建统治，以致于理学成为泯灭民心人性的工具，世称礼教杀人。再加上义理之学的研究方法，后来完全陷入唯心主义的心学的死胡同，脱离现实又脱离经典，谈玄蹈空，随心所欲；经书一句话或一个字，动辄说解达数千成万言。理学终于走到自己的反面，为学者和世人所抛弃，只有哲学家仍然珍惜这一宝贵的思想遗产。 3、清代考据之学 明末清初国学核心学术发生以复古为革命的转变，有人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比拟。仅从几个基本概念就知其意义了。 清代学术，自称新汉学，学术方法直接上追汉代名物训诂之学，以复兴汉学为学术使命，其精神、魄力、情势的确与欧洲文艺复兴直追古希腊古罗马相类似。 清代学术又称朴学，以朴实学风与玄虚的理学相对抗。清儒扫荡宋明理学的气派和策略是非常简捷而有力，口号就是“舍经学没理学”，即压根就不承认宋明理学的经学地位。 清代学术如今多称考据学，是梁启超倡名的，比较符合近现代科学意义。梁氏认为清儒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怀疑否定的批判精神，基本上就概括出了清代朴学的本质，即国学核心价值所在。 清代考据学的精核，即核心的核心，实在于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科，属于语言文字学。其中以音韵学成就最高，尤其是上古音研究领域，可谓前无古人，同时也给后人未留下更多创新的余地。清儒把汉代依靠传注的名物训诂，提升到“因声求义”的以声音通训诂的高新水平。声音是语言文字的内核，历代通过文献文字考据的学术精核奥妙，清儒们找到了。因为考证古代文献文字最高境界，是要知道这个字出于什么时代，发什么音，从而因声求义，再结合字的形音义和文献背景作出考据结论。这就是清代学术的精核和高峰，现今研究者大约很少能摸到如此高度。 清代学术至乾隆嘉庆时期达到了全盛，所以又称乾嘉考据学。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学时代。举国学者，无论在朝在野，大凡讲学问，都在自觉不自觉地研究古代文献，功德业绩尽在古籍的辨伪、校勘、注疏、辑佚、整理之中。清儒除全力精心治理经部文献之外，同时把考据学的功力还用在整理史部、子部、集部的经典性著作，甚至包括天文、舆地、算学、医书及典章制度都在考据整理之列，所谓遍注群书，无所不治。大约到了清朝后期，古代文献中有价值的著作，对后人来说已无可耕之田了。 清代考据学术流派纷呈，或以承袭汉代家法分流，或以清代师法别派，而门户最清晰者多以地域标榜流派。即从著名的乾嘉学派计起，其正统就有两大流派：皖派戴震，吴派惠栋；另有浙东派、扬州派等，皆为不可一世的门派。此外全国各地也多有特色流派，就像江河支脉细流遍布南北，而最终同汇东南江浙乾嘉学术大本营。可为赞叹的是清代学术流派，虽严守家法师法，而绝少门户之见，鲜有相互攻讦之恶行，也无著作权之争的学案。相反常有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轨”之雅量，以齐名并享研究成果为趣闻美谈。 那么最后就有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清代国学成就空前辉煌，如日中天，为什么到晚清会一落千丈，后来的五四运动连孔圣人也打翻在地了？乾嘉学派大师辈出，灿若星光，清末民初乾嘉大师们的传人和国学后裔又到哪里去了？这是近代中国和世界历史互动、人类社会形态整体转型变革的大问题,不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了。现在看来，古老的国学在近代很难应对新兴而东渐的欧美学问，国学的徒子徒孙们不得不关注、学习、传介西方强势进步的思想和科学技术，都不同程度的吸纳了国外西学的资料和研究方法；如北京大学等高校许多老前辈，大都成为国学与西学兼容并蓄的文史名家。 近现代之交，坚守清代学术所谓乾嘉考据嫡传后殿者，当为上世纪初首开国学讲席的章太炎，颇守古文学家法，主治经学，特重文字音韵训诂。今天要认定国学性质和核心价值，看看章太炎这位正统派的国学大师主张研究什么，又怎么去研究，答案就有了。章太炎弟子解放后多分布在北师大、南大、武大、山东大学等地，似乎各有传承，略见遗绪，偶称章黄学派，其遗老遗少健在者还在传承学问。他们治国学，几乎都是以说文解字为切入点；讲授国学，也如章黄那样言必称说文，主攻核心学问的意识思路非常坚定明确。 学界公认还有清华园研究院王国维，继承考据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有所特创，为学界高度评价；清华研究院主持梁启超，当然声名最高，梁以今文经学鼓呼维新变法而名垂史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外华人中也兴起所谓新儒学活动，在大陆影响毕竟有限。然而国内外九十年代至今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值得充分关注；诸位有幸身在其中，成为新的见证人，且正在见证过程之中。 总之，国学是门什么学问，概括为两句话：国学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治学的方法。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回到清儒正统派最后一位大师章太炎对国学的概括上来：“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章氏这样一个排列顺序也透露出，国学的核心学术方法是小学，就是考据学；国学核心内容，就是经学；同时学科外延范围，包括经史子集全部文献。全面地说，国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学术与文化。

自古及今的任何门类鉴赏,既是与时代风潮相关的审美转换,同时也隐含着一些实证性的逻辑推理目录学的目的,就是很快速查阅标题性历史记录,由此作为线索你再去查找详细的资料版本学在书画鉴定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排比对同一史实历史记载相异的,对记录时间的前后判断,当然,这种判断是在这两种或两种以上记录都属确凿的情况下的对比\甄别；校勘，实质上是对文字文本而言的，于书画鉴赏作用较小。以上几种情况账本都是围绕书画辨伪而展开的。辨伪工作因具体作品而很复杂。比如，你遇见一幅古代大家字画，但不是见于记载的，你就得查此作作于哪一年（作者多少岁），是否是此人画风等等。如果流传有绪（有记载）的名迹，你就要查《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秘殿珠琳》、《石渠宝笈》等内府真实记录，当然历史大鉴定家的印鉴也是作品流传有绪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历代善鉴者之笔记资料也是不可不阅的。总之，这是很复杂，很专业的学术研究。“目录学，版本学，校勘以及辨伪”是着重于鉴定而言，要说到你说的“鉴赏”就比较普通了，阅目赏玩就行，有些古代伪迹也是很美的。当然,你所提出的"不少于5000字",实际是在通过百度索取别人论文!余姚人草此

·人物与书林·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纪晓平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信息管理系 吉林长春 130117 )王凤华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林长春 130117 )【摘 要】历史学家吴枫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记载了吴先生文献学术成就,被誉为“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1 ] ”。文章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吴枫先生的其它文献学研究成果给予了评述。【关键词】吴枫 古典文献学 辞典【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 6938 (2005) 06 - 0108 - 03 吴枫( 1926—2001) ,原名吴春城,辽宁省兴城市人,著名唐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吴枫先生1951年毕业于原东北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 1953年起开始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5年编写完成了《隋唐五代史》,作为校内历史系本科生、函授生“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材, 195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是新中国出版较早的大学历史系教科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学界和高等院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吴枫先生也由此一举成名,走进隋唐史研究领先地位的专家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枫先生在继续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同时,将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古典文献学方面。这是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的研究和建设提到重要位置,需要构筑新的框架体系,需要学科理论总结,需要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和突破。吴枫先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领军人物之一。1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出版“盛世修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从解放初期有关部门就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整理校勘古典文献。进入80年代以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模更为巨大,任务更为繁重。1982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吴枫教授出任所长。在此之前,吴枫先生就已承担了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古典文献学教学任务。他根据多年的知识积累,撰写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于198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吴枫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1978年9月,因指导进修教师工作需要,根据手边现有资料,写出一份讲授提要,向青年教师介绍有关古文献的知识。1980年,又先后为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历史系开设古典文献学课程,系统讲授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四部书、类书、丛书、辑佚书等专题,于是,边整理旧稿,边补充搜集若干新资料,几经修订改写,终于在年底完成了这部书稿。”[ 2 ]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不仅是一部条理清晰,文字简练的大学教科书,也成为当时社会大众读者学习古典文献的参考书,是文献学的奠基之作。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何寻找、阅读,进而研究利用,继承和总结丰富的文化遗产,是青年一代难以把握,又急于求解的方程。关于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书,解放前曾有郑鹤声、郑鹤春两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较有影响,但是,由于出版年代久远,新中国建立以后,一般读者难以找到。解放后,又很少出版系统的文献学著作。吴枫先生所著108200516《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填补了新中国文献学出版的空白点,及时地满足了当时社会读者的需要,也解决了大学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问题。在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以后,陆续有几种文献学出版物面世,而且各有长短,促使这个学科的园地更为绚丽多彩。吴枫先生的书,自然是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诚然,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并非完美无缺,其中有的地方,在今天来看仍需要补充和修订。例如,关于现存古典文献数量问题,解放前,郑鹤声先生说,今日可读之书,盖亦不下40万卷。[ 3 ]解放后60年代初期,李诗先生在《谈谈我国古籍》一文中,估计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有7、8万种。[ 4 ]吴枫先生说,我们根据一些新资料,加以补充,得知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8 万种。他列举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孙殿起编《贩书偶记》与《续编》,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以及除此而外的小说、戏曲、唱本、佛经、道藏、谱牒、金石拓本等,说明目前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为8万种的估计是可信的。然而,几乎是与吴枫先生同时,王树伟先生在《我国古籍知多少》一文中说:“今存世的中文古籍,总数在20万种以上。”并说,待“将来编出全国古籍总目时,会发现这一数字仍是保守的。”[ 5 ]王先生的估计很有余地。伴随人们的不断发现与总结,对中国古籍的数量估计会逐渐接近实际。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编著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补《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以外的清代著作达54880种,可以说是古典文献数量的最新补充。如果1981年王树伟先生的统计在20万种以上,那么增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收录的5万余种,应该说现存古籍可能在25万种以上。[ 6 ]这个数字超过了吴枫先生当年统计数量的两倍。2 主持《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等多项文化工程吴枫先生主编了《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一书,于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简明介绍现存的中国古代主要典籍近5000种,内容包括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地理、民族、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医学、农学、科学技术、语言文字以及工具书等。其中侧重文史及综合参考类古籍。这是一部适合大学生、研究生、中学教师和社会青年读者的工具书。这部辞典从选目到解题,不仅参考了前人的有关著述,而且也汲取了今人的研究成果。每一辞条都对作者、时代、著书缘起、成书时间、主要内容、文献特征、价值、影响以及版本流传等逐项解释,尤其对各书的初刻本、善本、新版本,力求标注,便于读者检索。这部古籍辞典充分汲取了前人治目录学的长处,克服古人的缺点,弥补古人的不足之处,在许多方面具有超越前人的优点。该书是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内外30余名专业人员集体的劳动成果,文字功底参差不齐实属自然。例如,“校点”,还是“点校”,用词缺乏一律,所注新版也有疏漏。然而,《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的编辑和出版,为《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经验。自1983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不久,便决定组织人力编写《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计划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政法、文教、地理、民族、科技、医药、综合10个分卷编辑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 1991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 1994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文学卷》。吴枫先生撰写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总序》一文,转载于1994年8月6日《深圳日报》,题目为《繁衍文化的壮举》,表述了他主持编辑这项巨大文化工程的豪情壮志与宏伟蓝图。吴枫先生主编的文化工程还有1992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华儒学通典》、1994年出版的《中华道学通典》、1998年出版的《中华佛学通典》以及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十三经大辞典》。此外,他还主编《中华思想宝库》、《中华野史大博览》、《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著有《隋唐文献集释》等多种大部头的文献学作品。正当先生踌躇满志、丰收在望的时候,却猝死于2001 年3 月22 日。终年75岁。10卷本的《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还有一多半没有面世,这是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3 《吴枫学术文存》吴枫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勤奋努力,颇多建树的人。他的学术见解集中反映在中华书局2002年11月出版的《吴枫学术文存》一书中。该书为国家 6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之一,收录了吴枫教授平生所写论文,内容涉及隋唐五代史、古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基本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特色和学术成就。在全书45篇论文中,有20余篇涉及历史文献学的系统论述。他认为历史文献学工作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工程,直接影响到历史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史学工作者要从历史文献工作入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的能力,以期达到最佳的研究效果。凡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指出,历史文献学在新中国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 7 ]改变了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历史学研究的副产品状态,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吴枫先生总结了新中国40年来文献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同时,他也提出学科建设的迫切任务,希望新一代学人继续努力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大的成绩。吴枫先生作为老一代文献学的巨擘,在学科建设方面开拓了道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在赞叹吴枫先生留下总计约3000余万字的巨大学术文存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他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精神,为文献学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2006年3月22日,是吴枫先生辞世5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略表哀思。【参考文献】[ 1 ]王余光等 中国文献学理论百年概述[ J ] 图书与情报, 1999, (3) : [ 2 ]吴枫 古典文献学[M ] 济南:齐鲁书社, [ 3 ]郑鹤声,郑鹤春 中国文献学概要[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4 ]李诗 谈谈我国古籍[N ] 文汇报, 1961 - 01 -[ 5 ]王树伟 我国古籍知多少[ J ] 百科知识, 1981,(12)[ 6 ]纪晓平 四库文化工程与古籍数量问题[ J ] 周书馆杂志, 2001, (11)[ 7 ]吴枫 吴枫学术文存[M ] 北京: 中华书局,【收稿日期: 2005 - 03 - 04;责任编辑:党燕妮】(上接第84页)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 43%。随后的2001 年和2002 年,“检索”频次持续减少,2002年频次最低,仅出现了362次,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 94%。2003年有所增加,达538次,其中“检索方法、技术”的频次明显上升,“检索功能”的频次也有较大增加。改进检索方法和技术、增强检索功能逐渐成为情报界关注的热点。 3 “情报方法”频次分析从1999年到2003年,“情报方法”的频次几乎是逐年上升。1999年频次仅为50次, 2000年一跃为151次, 2001年继续增加到183次, 2002年则下降为156次, 2003年增幅最大,为 73% ,共出现了239次。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是“文献计量”的频次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在于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技术逐渐深入整个情报学科,文献计量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等新的内容。2003年“网络计量学”共出现了22次,具有较猛的发展势头。 4 “竞争情报”频次分析在统计中,“竞争情报”归到了“情报学”下,由于它是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有必要重点分析一下。从总体上来看, 1999年到2003年“竞争情报”的出现频次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出现了58次。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竞争情报”将成为情报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参考文献】[ 1 ]周晓英 情报学概论[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 ]王欣,孟连生 互联网上3种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比较研究[ J ] 图书情报工作, 2002, (6)[ 3 ]杨祖国,李秋实 中国情报学期刊论文篇名词统计与分析[ J ] 情报科学, 2000, 18, (9)[ 4 ]安秀芬等 期刊工作文献计量学学术论文的关键词分析[ J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2, 13,(6)【收稿日期: 2005 - 01 - 09;责任编辑:陈笑悦】110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 6

……从学术上当然是紧密关联的，缺少文献学意识就不可能做好古典文学研究……

文献学是一个工具属性偏强的学科。它的本质其实只有两点：整理资料和甄别资料。如果广义的讲，任何学科的研究其实都离不开文献方面的功夫，即使是理工类学科，你在确定一个课题之初，也需要进行大量地研究资料整理，例如前人的研究方法、角度，现阶段已经确定的结论，以及尚待研究的问题，等等。这是搜集资料的方面。而甄别也是文献学经常需要处理的问题，举个例子。国内书摊上经常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的《老子》、《论语》这些书籍，相对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些书社，这一类书籍无论是备查还是待读都不可取。这种情况在古人那里也是存在的，明代书商经常干这一类事情。并且，古代还有一种重要的风气叫“拟古”、“仿作”，他们的初始目的可能并非作伪，只是练习或者竞赛。但因为时代久远，传到后世往往不能分辨，这时候就需要运用文献学的知识来进行甄别。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这类情况如“苏李诗”、“古诗十九首”“二十四诗品”，至今仍在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