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时报总编辑是谁

周虎（1170～1231），字叔子，原籍临淮（今属安徽省）人，宋钦宗赵桓靖康年间（1126～1127）徙居平江府常熟（今江苏省常熟市）。能诗文，善写大字，并习武艺，因兼通文武。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举武科第一，曾出使鑫国为副使，后任和州守。开禧二年（1206年），金兵会攻和州。时城中守兵不足2000人，有人提议退兵保江面。周激励将士，誓死守城。一月中作战34次，杀金兵帅石龙批并将领十数，金兵受重创败退，由此与宋议和，江淮一带得以安定。周虎殁后，赐谥"忠惠"，墓在虞山西麓山居湾。 周虎，上海《理财周刊》社总编辑，上海知名财经传媒人士。 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曾任职于《新民晚报》、《新闻报》、《新闻晨报》等媒体，长期从事财经领域新闻工作，历任记者、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等，参与和主持过多种大型新闻活动，并曾获“上海十佳青年编辑”等多种荣誉称号。 2001年3月参与创建《理财周刊》，历任副总编、常务副总编、总编辑等职。近年来，在财经尤其是在理财领域内，为推动理财传媒和理财平台的建设，促进理财行业的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张正军，安徽巢湖人，1972年2月8日出生，中国资深影视制作人，历任编辑记者、制片人。曾任安徽省政协经济服务中心主任。现任中艺光影（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电视剧作品：《政协主席》、监察局长》、《血色蔷薇》、《国家宝藏》、《密令》、《刘伯承元帅》；电影《村支书金岚岚》、《圩堡枪声》、《找驴》等；记录片作品：《社会与法制》、《挺进大别山》等；主编作品：《社会与法制》、《法律法规知识》丛书、《中国影视名人》丛书（老电影院的故事）、小说《政协主席》等；首届中国国际徽商大会总策划、首届安徽电视电影剧本大奖赛首席评委。 从1996年进入省政协江淮时报做记者编辑，写了20万多字文稿，做了《政协委员风采》、《两会特别报道》、《县市长访谈录》一些栏目和增刊，不仅增加报社收入，也为我增加了广泛的社会接触。我还先后与安徽省人大法工委、省政协法制委、省司法厅、省法制办共同举办了系列普法活动，出版发行《社会与法制》和《法律法规知识》，与安徽电视台联合拍摄纪录片《社会与法制》，发起创办《法眼看天下》栏目。2002年发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徽商大会，并为以后连续六届中国国际徽商大会奠定基础，该项目成为安徽省政府最大招商品牌，并延伸出徽商论坛、中国国际徽商交流协会；2003年与安徽省纪委、监察厅、长春电影厂创作电视剧《监察局长》，2004年与六安市政府、宣传部创作《大别山密令》。2005年定居北京后，策划了电视剧《暗算》、《中国兄弟连》、《新安家族》、《金婚》、《第一书记》、《刘伯承元帅》；2007年与实力派演员于震合作投资拍摄电视剧《血色蔷薇》；2009年与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央电视台、安徽电视台合作投资拍摄23集电视剧《政协主席》，作为政协成立60周年献礼片在央视播出并获全国政协领导好评，受邀出席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开幕式。 2012年合肥市宣传部、广播电视台请我参与策划筹办安徽电视电影剧本大赛，2013年在中国影协和安徽省广电局支持下大赛成功举办。同年投资拍摄了励志青春电影《村支书金岚岚》，该片被安徽省委宣传部列为文化强省扶持电影项目、四个一工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荐影片。2014年在合肥市宣传和广电部门支持下成立中艺光影文化传媒安徽有限公司，实现了我深耕安徽、面向全国的初衷。最近，电影《圩堡枪声》获国家广电总局立项，《找驴》剧本央视电影频道审查通过，也算好戏连台。人民网：2015年1月30日-01/30/c_htm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龙应台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一千八百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国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蝉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国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场，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廿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 　　　　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下一代的傻康。一百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国人的命这么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现在却又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回应与挑战· 　　中国人当然不生气 　　罗肇锦 　　 　　　　一个人的人格成长，受家庭影响最大，而家庭的观念又被社会上的风习和制度所支配。这里仅从家庭与个人这个关系面来看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人常说“自己”叫“自家”，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也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家”为中心的家族社会，所以家族的观念左右着个人的行为，家族长辈根深蒂固的想法自然成了个人立身行事的不二目标。如此一代传一代。反复实施，才造就今天这种“不会生气”的性格。这种性格相袭传衍太久远了，所以平日立身行事只知道遵行而毫无自觉，只知接受而没有是非，只懂得“照着做”却说不出“为何做”的道理。当然对他所做所为更无所谓生气或不生气了。所以中国人是“不会生气”的民族。譬如： 　　　　家里希望我努力读书，将来赚钱，光耀门楣，是为我好，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告诉我出外坏人多，不可轻易相信别人的话，是担心我上当；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叮吟我不可随便救助陌生人，免得惹祸上身，是怕我吃亏，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教导我不可乱说话，“小孩子有耳无嘴”才不会得罪人家，更是替我设想，我更不会因此生气。 　　　　于是，我现在努力读书，将来努力赚钱，大家都会说我有出息，不像那些喜欢打抱不平，整天社会国家的人，虽然急公好义，到头来不是被排挤就是被看成异端，不得善终。日常生活里，每一个聪明人都是快快乐乐出门，不乱听言论，不乱说意见，不乱帮助陌生人，然后平平安安地回家。只有傻瓜和笨鸟才会去救人之难，去谈论批评，去惹是非，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大家如此这般，自私自利，而把除自己有利以外的全置之度外。，可记得幼年时上街，许多长辈们鼓励孩子插队买票，上车抢座位（有人说这是逃难心理），结果孩子身手矫捷不落人后，赢来不少赞赏，俨然自己就是国家未来主人翁一般。这种可以骄其父母的行为，身为一个中国人看来怎么会生气呢？ 　　　　长大后占人便宜说是为了家计，插队上车是为了早点赶回家照顾子女，亏空公款是为了弥补家庭拮据，遇到困难，找有力人士关说，也是为了这个家。这个想法早年管仲对鲍叔就曾说过，我只能借大家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我努力打拼赚钱，劳累委屈，为的还不是这个家。”听来如此冠冕堂皇，扣人心弦，谁曰不宜，谁会生气。 　　　　“为了家”是个很管用的口实、有了它可以做出一切“自我”“利己”的弊情而不会令人生气，因为顾家的爸爸就是好爸爸，不管他在外面如何不守公共秩序，如何见死不救，如何为了赚钱而贪赃枉法，瞒上欺下。而顾家的妈妈必定是好妈妈，不管她平日如何喜欢占人小便宜，如何假公济私、挑拨离间，只要她的行为是以“为了家”做出发，那么她所做的一切不合情理法的事都可以被原谅了。 　　　　研究中国人性格的社会学者，大都认为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及社会贫穷是养成中国人的自我、自利性格的原因。 　　　　就以台湾老一辈人的生活背景来看，这种说法的确有其道理。大陆来台的长辈，在幼青年时大多在战乱、饥饿、流离、逃难中长大，在台的老一辈也是战乱、饥饿中挣扎出来的，所以他们常以自己的经验向子女谆谆告诫，希望子女努力读书，将来赚钱容易；所以希望子女除了读书赚钱以外的事最好少管，因此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只紧握那一份自己谋生的资源，死也不肯放松。 　　　　他们从战乱饥荒中取得的经验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机会越大。”因为在战乱或荒年里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粮食去帮助别一家，这慷慨的一家就要减少他们自己生存的价会，要是太慷慨，生存机会便相对减少，甚而不免饿死。所谓物竞天择，在战乱荒年里，有慷慨性格肯于帮助别人的人往往被淘汰，而专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选择，这种畸形的自我选择与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义特别发达。 　　　　经过割据、抗日等饥饿灾荒而死里逃生的人。对生命当然特别的珍惜、所以他们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资源——知识和钱财（他们认为知识可以取得高社会地位，代表一份优异的生存机会；钱财可以买通一切急难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所以由小到大都为这个生存资源钻营不休，至于社会的公义，人群的互惠互助，都可用冷漠对待它。 　　　　如此一来，整个社会风气都从以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发，所以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见死不救的心态去过现代社会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济私、贪赃任法的心理去面对公众，三方面以守旧苟安的心态去保住既得的利益。加上没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为自私自利有百利而无一害，你自私我自利，上下交征利，一点也不知道生气。倒是要他们抛弃狭隘的、自利的、“为了家”的自私心态去过合理的现代社会生活，他们会很生气。或者要他们改正以前那种逃难的、饥荒的、自顾不暇的穷人自私心态去过现代生活，他们会很生气。 　　　　中国人，已经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经地义，那么见到别人自私自利，怎么还会生气；身为中国人自私自利可以存身、可以保家真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看到自私自利的事，怎么还会生气。 　　　　这下你应当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了吧？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生气，没有用吗？ 　　龙应台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 　　 　　　　如果你住在台湾，如果你还没有移民美国或巴拉圭，如果你觉得你的父母将埋葬于此，你的子女将生长于此，那么，这是我给你的一封信。 　　　　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后；有些人带着怜悯的眼光，摇着头对我说：生气，没有用的！算了吧！ 　　　　他们或许是对的。去国十年，在回到台湾这一年当中，我有过太多“生气”失败的经验。有些是每天发生的小小的挫败： 　　　　在邮局窗口，我说：“请你排队好吧？”这个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挤进窗里。 　　　　经过养狗的人家，看见一只巨大的圣伯纳狗塞在一个小笼子里；鼻子和尾巴都抵着铁栏，动弹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声下气地说：“这太可怜了吧！”他别过脸去，不说话。狗在一旁呜呜叫着。 　　　　有人把空罐头丢在大屯山里，我伸出头大叫：“这么美的景色，别丢垃圾！”没有回音，我只好走过去，自己捡起来，放回我的车上。 　　　　南部的商人屠杀老虎，我问环保局：“没有法令保护这些稀有动物吗？”回答是：“没有。” 　　　　有些是比较严重、比较激烈的失败： 　　　　回台湾第二天，计程车经过路口时，猛然发觉有个人躺在马路中间，黑衫黑裤，戴着斗笠，像是乡下来的老农夫，姿态僵硬地朝天躺着。流水似的车马小心而技巧地绕过他，没有人停下来。我急忙大叫：“赶快停车，我去给警察打电话！” 　　　　司机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槟榔，回头对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电话有什么落用！”油门一踩，飞驰而去。 　　　　《英文邮报》登了一则消息：发现“乌贼”者，抄下车牌号码，请打这两个环保局的电话。几个星期之后，我拨了其中一个号码，正要把“乌贼”报出，那边打断我的话： 　　　　“有这样的事吗？哪家报纸登的？” 　　　　“《英文邮报》。”我说，于是重新解释一遍。对方显然不知所措，于是要我拔另一个号码——另一个电话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接第四通电话的人犹疑地说： 　　　　“那你把号码给我好了，我们看着处理。” 　　　　我并没有把“乌贼”号码给他；我把电话摔了。 　　　　有一段时候我们住在临着大街的十楼上。搬进去之后，发觉对街的夜摊每至午夜，鼓乐喧天，大放流行歌曲。于是我夜夜打电话到警察局去；电话那头总是说：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阳台上观望，我知道，没有人去。 　　　　失眠一个月以后，我直接打电话给分局长，请他对我这个小市民解释为什么他不执法。这位先生很不耐烦地说：“咱们台湾实情如此，取缔是办不到的。” 　　　　过了不久，我打开门，发现上个满脸长横肉的人站在门口，凶狠地说：“哇宰样你报警察。给你讲，哇是会宰人的，哇不惊死！” 　　　　走在人行道上，有辆计程车扫着我的手臂飞过，马上又被红灯挡住。我生气地走过去，要他摇下窗户，说：“你这样开车太不尊重行人；我们的社会不要你这样没有水准的国民……” 　　　　很可笑的，知识分子的调调，我知道。灯绿了，这个司机把车停到街口，推开车门走了出来，手里守着一根两尺长的铁棍，向我走来…… 　　　　分析一下这些经验。造成我“生气”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这个社会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当司机拿着铁棒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只能默默地走开。第二，我们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没有立法来保护，跟唯利是图的人谈人道与生态毫无意义。第三，执法的人姑息。明令摊贩不准随地设摊、污染环境，但是当执法人本身都观念不清的时候，你怎么办？ 　　　　这些都造成我的失败，可是，你知道吗？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气”的人太少。 　　　　如果打电话到环保局去的不只我一个，而是一天有两百通电话、三百封信，你说环保局还能支吾其事吗？如果对分局长抗议的不只我一个，而是每一个不甘心受气的市民；——他还能执迷不悟地说“中国台湾实情如此”吗？如果那个养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对他说：“换个笼子吧！”他还能视若无睹吗？如果叫阿旺的这个人一插队，就受人指责，一丢垃圾，就遭人抗议，阿旺一天能出几次丑呢？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我们既不能换一个较大的笼子，又不能杀掉—半的鸡（不过，我们混乱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为我们淘汰人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最近碰到一位乘告开学术会议的欧洲学者。他自一九六○年起，大概每五年来台湾考察或开会一次。台湾的繁荣蒸蒸日上，他说，可是台北，一年比一年难看。我微笑——你要我说什么？我住过美国的纽约、西德的幕尼黑，到过欧洲的罗马、雅典、欧亚交界的伊斯坦堡、非洲的卡萨布兰卡、埃及的开罗、日本的东京；我知道：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当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见红灯未灭就在乌烟瘴气中冲过街去的一张张杀气腾腾的脸，我觉得惊骇：是什么，使这个城市充满着暴戾与怨气？ 　　　　但是我爱台湾，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为我生在这里，因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学校里每天为我倒杯热茶的工友、市场里老是塞给我两把青葱的女人———他们，还有他们一代一代的子女，都还要在这个受尽破坏的小岛上生长、生活。可是，我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人”；我拒绝忍气吞声地活在机车、工厂的废气里，摊贩、市场的污秽中，我拒绝活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蛮的社会里。 　　　　我可以从皮夹里拿出护照来一走了之，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相信“台湾实情”就是污秽混乱，我不相信人的努力不能改变环境。 　　　　我并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看见那人拿着铁棒来了，夹起尾巴跑吧！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迷信“逆来顺受”；台湾的环境再这样败坏下去，这个地方，也真不值得活了。我只是谦卑地希望你每天去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拍拍司机的肩膀。请他别钻前堵后，打个电话到环保局去，告诉他淡水的山上有人在砍树造墓，写封信到警察局去，要他来取缔你家楼下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地下工厂，捡一片红砖道上的垃圾，扶一个瞎子过街，请邻座不要吸烟，叫阿旺排队买票…… 　　　　我只想做一个文明人，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罢了。你说，我的要求过分吗？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