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研究的当代价值

1．史（料）学价值 音乐考古学以人类古代音乐文化活动的物质遗存为基本研究对象，其调查、发掘以及专题研究的资料与成果，作为人类古代音乐文化活动的实物史料和当今学术界据之而获得的认识，在探讨人类古代音乐文化面貌及其演变过程与规律的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历史悠久、史料丰厚的中国，相对于以文献史料为基本研究对象的传统历史学研究而言，音乐考古学的资料及其史学价值，至少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证“史”之有：证明历史文献记载的正确——确有其人、确有其事。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两周时期贵族奴隶主有身份之别、等级之异，他们所使用的钟、磬乐器数量和设置方位也相应地存在“宫县（悬）”、“轩县”、“判县”和“特县”的差异。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州擂鼓墩1号墓中室发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金石乐器组合，它们呈三面陈放，构成了一个“轩县”设置形式。而同墓出土文献资料表明，墓主人乙系诸侯国曾国的国君[19]。诸侯级别、“轩县”式陈列，不仅说明文献记载是史出有据，同时还为历史文献史料做了时代化、个性化的实物性具体阐释。 2）正“史”之误：纠正文献记载之史实的错误。作为对史实的记录，历史文献难免因作史者受到的时间、空间等客观条件限制和“世界观”、“方法论”等主观因素的制约以及时间的流逝所产生的损毁，而存在遗漏、阙如甚至错误。因此，正“史”之误、补“史”之无，当为出土文物史料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史记》记载，汉代武帝时期，创设了管理乐舞活动的最高行政机构——乐府。然而，1976年在陕西临潼秦皇陵出土了一件青铜钟[20]，钟钮铭文表明，乐府早在秦代就已经存在。“乐府”钟的出土，纠正了历史文献之误，将乐府的历史提前到了西汉之前。 3）补“史”之无：补充文献记载之史实的遗漏、模糊与阙如。尤其是作为对时间艺术——音乐的记录，一般意义上的音乐文献永远只能将人类古代音乐文化活动的实际音响置于阙如状态，必须通过出土器物给予一定的补充。湖北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钟磬乐器及其配件上，有铭文和墨书文字3756个，记录着同一律位在周、楚、申、曾等不同诸侯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名称及其相互关系、独特的“甫——曾”音名体系以及唱名在不同八度组别中的变异等乐律学理论[21]（，堪称对先秦中国音乐理论文献的全面补遗。而20世纪70年代关于先秦中国合瓦形青铜编钟一钟双音原理的认识，更是全面展示了音乐考古资料及其相关研究的补“史”价值——音乐考古工作者根据青铜编钟形制、纹饰等方面的形态变化及其实测音响的相关规律，揭示出先秦中国合瓦形青铜编钟的双音原理及其在古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本来面貌。但是，传世文献对相关的史实几乎未作记录，仅有的只言片语在一钟双音的事实被认证之后，方有学者予以解释，然其结论学术界仍存争议。[22] 4）创写“史”前史：创写人类尚无文献记载之前的历史。考古发现及其相关研究成果证明，在有文献记载之前，人类存在于地球的历史，至少有两百余万年！也就是说，假如将人类用文字记录、传播文化的发展阶段称为历史时期的话，那么，在人类进入所谓的历史时期之前，还曾经历过时间更为漫长的史前时期。而这一时期，直接关系着人类的产生，关系着文化的形成，关系着文明的诞生，关系着艺术的起源，关系着作为艺术的音乐的萌芽等众多方面问题的认识与研究。 在中国有史时期之前的人类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中发现了大量的音乐文化遗存。例如1985年以来，考古学家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骨笛就有数十件之多。这些骨笛制作规范、讲究，还保存有制器者有意设计、调整音孔距离的划痕，其中一支骨笛在七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能吹奏发音，其乐音至少能构成六声音阶[23]。它们的出土，不仅将中国音乐的历史提到了距今八千多年前的史前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围绕这些骨笛展开的系统性音乐考古学研究，将对全面认识当时人类音乐文化的历史面貌，具有其它任何类别的非考古资料都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综上所述，从广义的历史学角度而言，作为探讨人类古代音乐文化面貌及其演变过程与规律的学问，音乐考古学的音响史料价值和史学意义是其它任何学科都难以替代的，具体而言，至少体现在“证”、“正”、“补”、“创”等四个方面。其中，前三个价值体现了音乐考古学与传统音乐史学的密切关系——在有“史”时期的人类文化历史研究工作中，它们宛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或缺，并相得益彰！音乐考古资料使历史文献记载的内容具体化、实物化，同时，音乐文献记载也使出土实物材料的内涵被揭示得更加全面、系统。二者相互印证，构成了近现代学术界开展史学研究工作的史料基础与学术基石。而第四方面的价值，则以其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展示了音乐考古资料与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特殊意义和学术价值。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历史系的戴安娜诺维茨教授说：“没有历史头脑的民族是健忘的民族，一觉醒来，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司马迁说过：“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我国许多伟大的政治家、科学家都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著名的天文学家竺可桢，正是在研究了我国史志、方志、古诗、游记，掌握了中国古代气候变迁的线索之后，才写出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著名论文。一、 学史可以明爱国 历史教学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阵地，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是每位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在教学中，我十分注意挖掘各个环节中有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素材，备课时精心组织，在课堂上舍得花时间增强对学生的感染力，让学生对爱国主义的重要性有切身的体会。如中国历史就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大量素材。其一：可以利用中国古代史上辉煌灿烂的文明、文化，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如蜚誉世界的陶瓷、丝绸、四大发明、万里长城、秦陵兵马俑等，这些遗产直到今天还被世界各地人民交口称赞；也可采用列举世界之最的方式证明中国古代的辉煌。其二：教材中还记载了大量历史人物的爱国名言，如：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中山弥留之际留下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毛泽东“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周恩来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等。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只要紧扣教材，以情动人，就能激励学生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其三：历史教材中还有大量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素材。如：关天培、邓世昌以身殉国，戚继光忠心报国，文天祥一身浩然正气，史可法宁死不屈，谭嗣同舍身变法，董存瑞舍身炸碉堡，这些英雄行为及坚定的信念，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们做老师的，注意因势利导，充分挖掘这些蕴涵在历史教学中的德育素材。其四：利用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增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如：列强对华的五大侵略战争，《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学生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它可以增强学生自立、自强的信念，懂得强国的重要意义。其五：以中国革命先烈为了国家、民族的危亡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革命史，让学生记住历史，珍惜今天，为祖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力量。除利用中国历史中的爱国素材之外，还可以在世界历史教学中开拓新的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如：利用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经验，通过找差距、找原因，进一步了解国情，增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还可以通过吸取东欧、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教训，深刻理解党中央制定的政策方针，努力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树立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的伟大抱负。 二、 学史可以明做人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我们一些教师未能正确处理传道、授业、解惑三者的辨证关系，把教学的重点只放在让学生接受具体知识，理解概念，掌握解题方法和步骤上，以期考试得高分，却忽视了培养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性，因而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人格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陷：缺乏追求进步的精神动力，或畏惧困难，或抗挫心理能力差，情绪起伏大，或自我定位太高，以自我为中心，无法与他人善处等等。这些人格缺陷直接影响着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抑制了内在潜能的发挥，也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所以，在历史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教材中所蕴涵的丰富的人格教育素材，不断对学生进行人格熏陶和激励，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目的。如：在教学中可结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等咏志诗句与秦桧、汪精为、贝当、李完用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内容进行鲜明的对比，培养学生以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为荣。又如学生往往崇拜名人，崇拜英雄，因而可充分发挥优秀人物的人格感染力以感染之，如可介绍司马迁、罗斯福身残志坚的事迹，帮助学生养成矢志不移的顽强意志，可介绍居里夫人、布鲁诺、李大钊等人的事迹，培养学生追求科学和真理而勇于献身的求知态度，可介绍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事迹，培养学生克服困难，勇于探索的品质，可介绍邓小平、彭德怀等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帮助学生树立笑对挫折，胸怀坦荡的意志品格。 三、 学史可以明事理 现在的学生身上还有一大弱点：判断能力低，思维能力差。而历史教学可以让学生了解许多古今中外的大事，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长见识，丰富头脑，还蕴涵着许多哲理。如：通过对陈独秀、克伦威尔、拿破仑等历史人物的评价，让学生掌握一分为二这把钥匙，培养实事求是的态度，提高判别是非的能力；通过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原因的分析，让学生懂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民大众与领导个人作用等之间的辨证关系，并以此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通过从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多个角度分析历史事件，培养学生多方位的思维能力。在教学中，还应注意指导学生有理、有序地思考和解决问题，逐步养成严谨规范、一丝不苟的思维品格，还应注意指导加强历史事件之间横向、纵向的联系与比较，准确理解和把握历史材料和人物言论的深层含义，拓宽思维的广度、深度，来培养学生发散型思维的能力。通过这样的教学，让学生掌握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总之，历史学习的重要性有许多是显而易见、众所周知的。在此，我还没能也不可能全部讲出来，有的还须今后进一步去挖掘、去发现。但，无论是名人还是凡人，学习历史能让人终身受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是文科学生，历史你是非学不可的，如果想做好，不仅要学，更是要达到研究的底部，所谓意义，单纯来说我们都明白，考大学。更深来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生活中也可以根据所学的历史来明辨是非，做出果断的决策！

研究历史主要是参考历史文献，历史文献是前人对这些事件认识的研究结果，供你在研究时参考的资料

比较，首先足一个时间概念 －切文献都是各种知识的记录。时间就好似一个链条，它以“现在”为线索．前于此时谓之“过去”，后乎此音谓之“将来”：时间即历史，过去时间中产生的文献叫历史文献；现在即当今的文献叫当代文献。而“现在”，这个时间链条，是极不稳定且稍纵即逝的。当文献学家着手对某种当代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时候，它实际已经成为历史的存在物。所以本书使用的“历史文献”的时间概念。从属于的文献都是历史文献”的命题，在收罗文献时、尽可能予延至现在，从古代至建国以来的五十年，均沦述之。 　　其次，从学科体系来看，广义历史学包括自然界的变迁以及最初人类会活动发展的过程。内容涵盖十分广泛，广义的历史文献。它包括世界上的一切著作，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文学专指人类社会史，即所谓狭义历史学。历史学典籍则指古代各个阶段分类分录中的史部典籍，以及现代文。史、哲、经等分类中的文学著作、任何目录分类，都是相对的。因此，史部以外各部其实多属于史学文献，古今学考早有论说。章学诚《报孙渊如书》称．“承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经而兼子集，不特如所询地理之类已也。”可见串氏所著《史籍考＞，已不限于四部分类的史部典籍；章氏又有”六经皆史”的论题、这是指《六经》皆为史料。早在两千年前．司马迁作《史记》，就以《六经》为史料。他提出了“颁协《六经》异传，整齐自家杂语”的命题，广泛取材。但是，如果把四部典籍都视为历史文献．则是广义历史文献，它与一切文献没合区别，而失之于混淆；如果固守史部类日，必又失之于偏狭c“混而合之则不清．拘而守之则已隘”(章学诚：烛考释例女)，即所谓“过犹不及”，太广大狭都是弊病。本书考察的历史文献，以狭义的支部典籍为主体，而概述广义的四部文献，别择其中的历史学史料文献．主次分明。 　　中国历史文献的积累，有三个方面的重要途径。一是官府档案文书的积存，二是历史撰述的日增，三是史书以外的各种撰述的发展。

（1）首先，学习古典文献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整理古籍，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着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是一项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最起码的一点是，灿烂的中华文化可以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这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因此，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更多的人能看懂。（2）其次，学习古典文献学是专业学习的需要。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古代历史和哲学的人来说，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重要的必修课，是为专业课的学习服务的一门基础课。由于在学习中要涉及大量的文献典籍，因此，有必要学习和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以便使自己在学习中能顺利地找到材料，正确地运用材料，进而分析批判材料，得出科学的结论。总之，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知识，才能为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在科学研究中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