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论文

“齐鲁”与“山东” “齐鲁”一名，因于先秦齐、鲁两国。到战国末年，随着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齐、鲁两国文化也逐渐融合为一体。因为文化的一体，“齐鲁”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圈，由统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齐鲁”的地域概念。这一地域与后来的山东省区范围大体相当，故成为山东的代称。 “齐鲁”和“山东”都是历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词，今天看来，二者所指地理范围完全一致，可以通用。但在历史上，二者是有很大区别的。“山东”一名，在历史上所指地域范围变化很大，到宋元时期，今山东地区，才作为行政区划提了出来，而包括范围，仍与今山东不同。直到清代才正式命名为山东省。从此之后，地域范围或有变化，但名称不变，范围出入也不大，与古齐鲁范围基本一致。讲齐鲁文化，先秦时代，以齐、鲁两国地域范围为准，汉代以后以今山东省区范围为准，二者或有不大一致的地方，只能以这个标准处理，为了明确“齐鲁”和“山东”的关系，下边分别看看二名的由来和地理沿革。 一、“齐鲁”的由来及沿革 “齐鲁”缘起于先秦齐、鲁两国，是齐、鲁两国的合称，原是国家概念。齐与鲁是西周初年的两个封国，是西周在东方代行统治权的两个重要阵地。因为西周初建时，东部沿海地区殷人和东夷人的势力强大，不服统治，屡次发生反周叛乱。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乱之后，周王便将两个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别 封于商奄和薄姑旧地，建立鲁国和齐国，以镇抚东方殷人和夷人。鲁居泰山之阳，都曲阜，齐居泰山之阴，始都营丘(今山东昌乐，一说即临淄)，后迁薄姑，再迁至临淄。齐、鲁始封时，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两国疆域不断拓展扩大，基本控制’了今山东地区。而且随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齐、鲁两国内部联系逐步加强。有别于中原、燕赵、秦、晋、吴越、荆楚等的齐鲁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齐、鲁”一词也逐步联系起来，由国家概念向地域概念过渡， 首先将齐、鲁联系起来的是孔子。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这是指齐、鲁两国思想文化的联系和区别而言的，还未把齐、鲁联为一个词。过了不久，他又说：“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左传·定公十年》)又进一步强调了两国文化的内在联系。但是，这里的“齐鲁”仍是国家概念，各自独立其义。到战国后期，“齐鲁”才真正组成一个词，成为含有统一文化特点的地域概念。最早把“齐鲁”作为统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苟子，《苟子·性恶篇》云：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纵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把“齐鲁”与秦对言，显然是指两个地区。齐鲁地区的人文与秦国地区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齐鲁尚礼义，有“礼义之邦”誉称，秦则缺乏礼义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绝非因为人的本性不同。从此之后，“齐鲁”一词便经常出现，或作为国家概念，指齐、鲁两国；或作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东地区；或作为地域文化概念指齐鲁文化范围。如《史记·儒林传》云：“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就是说汉代生于燕郡(今北京)的韩婴作《诗》内外传(即《韩诗》)，其语言和学术观点，与齐鲁地区作为今文或古文经学的《诗》论特点明显不同。《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有齐鲁之说”；《晋书．范宣传》：“讽诵之声，有若齐鲁”；苏辙诗有句：“我本生西南(四川眉山县)，为学慕齐鲁”；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吴伟业《赠苍雪诗》：“洱水与苍山，佛教之齐鲁”等等。“齐鲁”一词，已成为较为固定的地域概念，这一概念源于齐、鲁两国，且与两国文化有许多共同特点，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地域文化圈分不开。这一方面说明，齐、鲁两国文化经过逐步融合到战国时代已初步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实体，成为天下向慕的“礼义之邦”了；另一方面作为地域概念也明确化，即指今山东地区。山东号称“齐鲁”、或简称“鲁”、或别称“齐”，就是这样形成的，有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和较固定的地域范围。 二、山东的由来和沿革 山东作为地区名称，历史上出现很早，而且变化很大。春秋时期，晋国居太行山以西，称太行山以东为“山东”。北魏建都平城，五代时晋亦在太行山以西，故沿用古晋称太行山以东为“山东”。战国、秦、汉时期则是指崤函以东地区。因为秦在关中，故称崤函以东六国(楚、齐、韩、魏、赵、燕)为山东六国，或云关东六国。此时山东与关东意义相同。如《管子》书就有“楚为山东之强国”语。汉初贾谊的《过秦论》多次用山东提法，如说“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又有“山东之国”、“山东豪俊”、“山东大扰”等说，皆指崤函以东地区。故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卷一说：“山东之称，古或指关东言，或指太行山以东言，不专指今山东也。” 秦汉一统之后，关中与山东(或关东)在政治上的对立消失，山东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出现广、狭两义。广义的山东是沿袭战国时的旧概念，狭义的有专指齐鲁地区的意义了。《史记·酷吏列传》载：御史大夫齐地苗川国薛(今山东寿光南)人公孙弘说：“臣居山东为小吏(薛邑狱吏一作者)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又《史记，儒林传》：伏生“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齐鲁之有山东之称，当滥觞于此。至于山东成为行政区划，是又经历了数百年演变过程的。 山东地区的历史沿革、行政归属，夏殷时代不可详考，但当时是方国或部落林立，且有大部分被夏、商王朝控制，归夏、商统治。西周至春秋时期，该地仍是方国林立，除齐、鲁两大国外，主要的还有曹、滕、薛、郯、莒、纪、莱、谭等，还有宋、卫的一部分。战国时期，山东地区被齐、鲁两国控制。战国末年，除南部和西北部一部分分属楚、赵外，都被齐国统一。秦统一六国后，山东地区被置为郡县，如齐郡、琅邪、东海、东郡、薛郡等都在山东范围。汉初封王，山东大部分地区封给了齐王刘肥。汉武帝时削弱封国诸侯王势力，初置十三郡州，山东置青、兖、徐三州，下置郡、国、县。之后数朝行政区划有所变动，但基本变化不大。唐代将全国分为十道，山东地区分属河南道和河北道；北宋改道为路，全国分为二十四路，山东分属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金大定八年(1168年)置山东东、西路统军司，治益都(今山东青州市)，统辖山东地区。至此，“山东”一名始正式成为一个行政区之名称。元代置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山东东西道宣尉司，直隶中书省，称为“腹里”。明洪武元年(1368年)，置山东行中书省，治青州，后移治济南，又改置山东承宣布政使司。至清代才将山东政区正式定名为山东省。此后沿用不变。 山东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名称，虽然确定很晚，但它奠基于古代齐、鲁两国地理范围和两国最后融合为一个独立体系的文化——齐鲁文化。因此，此书用《齐鲁文化》，不取《山东文化》之名称，是有其历史文化渊源的。因为这个地域文化圈的形成是在先秦齐鲁两国时代，而不在山东成为行政区划以后。相反山东成为全国的一个行政区划以后，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反而冲淡了齐鲁文化的地域特点。因此，用“齐鲁文化”定名，更能突出齐鲁文化的地域特点，揭示其发展的规律。

在齐鲁文化传统中，显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孟子基于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先天的仁义礼智之心，道德履践的可能性都是完满、平等的，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鉴于统治者和民众在道德上是平等性，认为统治者应该推己及人实行仁政，而且这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如孔子指出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孟子则对“和”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儒家所讲的“和”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基于对周文化天道观的继承与发展之上。周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敬天保民，形成了天命靡常、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观念。周人所理解的“天”并非抽象实体或超时空的主宰，而是天地万物生命的源泉、统一的基础，是决定宇宙、社会、人生变动的根本力量。周人对天道怀有无比的尊崇与敬仰之情，强调对天命的体察与顺应，认为只有效法上天的生生之道，才称之为善政，才能保证国家的强盛与民生的安乐，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因此周朝效法天地之道，把“六府三事”即“金、木、水、火、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作为治国方略，以实现长治久安，“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尚书·大禹谟》)。“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所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消除社会的纷乱与争斗。但孔子的“和”不是千篇一律，毫无差别，而是“君子和而不同”，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在保持差别和个性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和谐以共生共存。周文化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直接源泉，中国古代思想家成为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者，基于对周文化理解的不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家和道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更是以周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和维护者自居，他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自信，以克己复礼、维系和复兴周文化的礼乐政制为己任，并把周文化提升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微妙境地。孔子对于天道盈虚与时势变化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感触，因而能够生存于天人相通的原初境域中，与时偕行，如他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因此孔子对“仁”、“礼”、“和”的理解都基于天人合一的背景之下，他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凸显了天道生成万物与不言而信的至诚本性，作为他的思想核心观念的“仁”也是天道生生道的体现，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人”，珍视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生命，如《论语》记载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他反对一切戕害、漠视人的生命的行为，天道按其本来面目呈现自己，无需任何掩饰，自然而然，无私无欲，孕育生成万物，即是后儒阐发的“不诚无物”，“(《中庸》)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辞》)因此仁者效法天道，同时也能做到文、行、忠、信，刚毅木讷，至诚无私，生生与诚明之道是天人相通的必然途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道”(《中庸》)。在处理人与人、人与事、人与自然等诸关系时，孔子提出“中庸”的思想并把其视为最高的美德，“中庸”的本质含义是：“不偏之谓之中，不易之谓之庸”，无过无及，不偏不倚，主张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中庸之道”是齐鲁文化的逻辑思维方法。 　儒家把统治者效法天道形成的仁德看作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前提，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政治思想以礼治为核心，而礼是由内在的“仁”所决定的，是仁心的体现，如果缺乏仁德的修养，是不可能真正贯彻礼法的规范的，如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强调仁与礼互为表里，内在的道德价值决定制度性的外在行为规范，形成以德教为礼治基础的为政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纲领和原则，要求统治者以发自内心的自觉道德意识和自身的严格履践引导人民，因此他强调：“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有统治者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才能顺利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还提出了治理政事的一些具体原则即“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日》)所谓“五美”即五种基本的政治美德，“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它们都是以富民、教民、公正对待百姓为目的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日》)所谓“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日》)强调避免不教而杀、不戒视成的暴虐之政，统治要以教化人民为目的。孟子作为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最著名代表，在孔子思想基础上发展出系统的仁政学说。孟子强调了人所具有的道德自觉心，在外在行为上则表现为自觉地“由仁义行”。“仁爱”体现了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要求每个人从人性出发，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强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理解人，才能自觉地“由仁义行”，才能实现充满爱心的温情社会。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之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