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城市地理学的论文范文

◎《城市史研究的范围与方法——试论历史地理学、古都学及城市史学之关系》，《史林》200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12期以《历史地理学、古都学及城市史学之关系》为题转载，第73－75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9年第12期全文转载。◎《全球史观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拓展》，《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9期全文转载，第63－66页；《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9年第2期摘要转载；《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09年5月20日第3版以《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拓展》为题摘要转载；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编委会编《当代中国辽宁：发展?创新?和谐——辽宁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获奖成果文集》收录，辽宁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532－537页。◎《中国古都学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简介》，《光明日报》2008年11月16日史学版。◎《漆侠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第一作者），《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以《坚持与发展：漆侠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为题收入瞿林东等主编《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试论先秦巴蜀城市发展的特点与地位》，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秩暨荣休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4月版。◎《反思与创新：赵吉惠先生的史学理论贡献》，《赵吉惠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先秦城市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1期。◎《秦巴蜀郡县城市述论》，《东亚文史论丛》（日本）2007年11月。◎《全球城市史视域中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读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引发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先秦蜀国王权更替考述》，《史林》2006年第4期。◎《从考古发现看杜宇时期蜀国城市的发展》，《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费孝通：学术之树常青——读〈费孝通九十新语〉有感》，《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7期。◎《关于城市起源和形成的理论探讨》，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史念海教授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版。◎《先秦蜀国城市史论略》，段渝主编《巴蜀文化研究》第三辑，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5月版。◎《论中国城市早期发展的阶段与特点》，《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17期以《城与市双轨并进是中国城市演进的独特道路》为题论点摘编；《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4期摘要转载（学术卡片）。◎《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6年第7期全文转载。◎《巴国城市发展及其特点初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先秦巴蜀城市研究述论》，《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试论城市的起源和形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5年第1期论点摘要。◎《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关系略论》，《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地关系及其特点》，《人文地理》2002年第4期；《中国地理科学文摘》2003年第2期摘要转载。◎《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旧石器时代可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光明日报》2002年7月23日理论版论点摘编；《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2年第4期转载。◎《中国传说时代洪水问题新探》，《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划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黄土高原地区沙漠治理刍议》（第一作者），《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国际会议论文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专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的历史影响》，《文博》2001年第5期。◎《地理环境影响文化发展的理论思考》，《唐都学刊》2001年第3期。◎《地理学思想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作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期。◎《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历史认识的检验与真理标准的历史内涵》（第一作者），《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现代意义》（第二作者），《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9年第7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9年第5期转载。◎《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家之言——赵吉惠著〈国学沉思〉读后》，《孔子研究》1999年第1期。◎《〈晏子春秋〉的成书时间与思想特征》（第一作者），《人文杂志》1997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8年第2期全文转载。◎《元代历史地理研究的重大收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谈谈史学论著的可读性》，《西安日报》1997年8月5日。◎《自然环境与三秦文化的地域特征》，《唐都学刊》1997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1997年第10期全文转载；《文摘报》1997年9月14日论点摘要；《西安年鉴：1998》（西安出版社1998年6月版）以《经济类型的更新与三秦文化之振兴》为题论点摘编；李炳武总主编、朱士光分卷主编《长安学丛书?历史地理卷》收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三秦出版社2009年9月版。◎《司马迁史学地位论辩》，《史记与司马迁研究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论历史研究中史学家的情感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孔子——中国史学、东方史学之父》，《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6年第12期全文转载。◎《对地域文化研究的反思》，《华夏文化》1995年第4期。◎《试论创造性思维——兼及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法》，《东疆学刊》1995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逻辑》1995年第7期全文转载。◎《论司马迁史学的继承性》，《唐都学刊》1994年第6期；陈正奇主编《唐都学刊·汉唐研究·史学卷》收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历史学家与历史认识主体》，《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4年第5期全文转载。◎《“榆钱”的由来》，《陕西地方志》1993年第5、6期。◎《司马迁撰著〈史记〉的动机与目的》（第一作者），《唐都学刊》1993年第1期。◎《乾嘉考据史学与中国考据史学》，《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2年第7期全文转载。◎《心理史学及其应用的方法论原则》，《唐都学刊》1992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新兴学科》1992年第2期全文转载。

可持续发展与外部性问题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市场制度为依托的发展。市场制度的有效性无疑已被近代的经济奇迹所证明了。然而，经过数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人们逐渐发现，经济赖以发展的资源在逐渐耗竭，人类与其它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在不断恶化，这些都不能不和以市场制度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联系在一起。那么，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市场出了什么错呢？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经济主体，他们可能是个体农民，也可能是乡镇企业，也可能是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他们之间在进行交易，通过多次的交易，逐渐形成了多个市场的均衡价格。在任何一对交易者看来，他们达成的价格，恰恰落在自己的需求函数（或供给函数）曲线上。由于卖者的产品是用多种要素生产出来的，其中一些要素需要向别人购买，所以该产品的成本也是由交易决定的。经济学证明，在没有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中的交易是有效率的。所谓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或两个人的交易所带来的成本或收益，对第二个或第三个人的成本或收益产生直接影响。或者说，一个人并没有承担或获得他自己行为所引起的所有成本或收益。在社会层次上看，所谓外部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境，即因为成本和收益不能在个人或组织间恰当地分配，以至人们宁肯放弃他们本来应该获得的利益（盛洪， 1996）。导致外部性有很多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产权制度。比如，在一条河边上的造纸厂的产权有明确的归属，但这条河没有明确的归属；或者有名义上的归属，如归集体或国家，但产权的行使效率较低。当造纸厂将污水排入这条后，河里的鱼就无法生存。由于没有人拥有这条河（或不关心这条河），所以没有人因为鱼的损失而向造纸厂索赔。因此，造纸厂将不承担污染河导致的经济成本（这里暂时不考虑环境成本）。但河里没有了鱼，实实在在地就是社会的损失。因此，造纸厂的“个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它的成本曲线比真实成本向右下角移动了（如图1所示）。这导致造纸厂的均衡价格低于“真实价格”，而产量却高于“真实产量”。在极端情况下，从社会角度看，建立这个造纸厂也许是得不尝失。因为它给社会带来的“福利增量”（即比按真实成本生产多获得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大约是BEE’C所包括的面积），几乎就是它给社会带来的损失（也大约等于BEE’C所包括的面积，即因污染而无法生存的鱼的市场价值）；况且由于成本低估导致资源过多地进入造纸业，使得社会失去了将这些资源配置到其它更有效的用途时所获得的利益。一条河没有明确的归属，可能是由于制度的或观念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在我国，前一种原因还是大量存在。因为我们刚刚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还刚刚开始，人们还不习惯将一条河想象为私人所有。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河不是在乡村中的小河，可以在技术上由某些个人所有，而是很大的河，如长江，有上游、中游、下游，拥有一整条河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分段拥有又不能互相不受影响。很大的湖，如太湖，滇池，等等，更进一步，海洋，以至说到极端，整个大气层，整个地球，就更不可能由私人拥有了。因此环境的不可分性，是外部性、从而是市场价格体系失灵的重要原因。然而，即使是人们知道破坏环境的现时成本，也还是无法摆脱外部性问题。因为对环境的损害，从时间上看，往往不是均衡的。在相当长时间内，环境被损害的程度的增长是缓慢的，但当超过一定的阀值后，损害程度就会迅速增长，但这时再补救已为时晚矣。所谓为时晚矣，是指对环境和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有时具有不可逆性，或至少具有不对称性。不可逆，即是指不可恢复；如某种物种一旦灭绝，就不复存在；或一旦臭氧层的漏洞大过一程度，就永远无法修复。不对称，即是指很难恢复；如一旦将森林砍伐殆尽，虽然可以重新种植，却要经历很长时间、付出很大代价；又如由于过度捕捞，我国沿海的黄鱼曾一度绝迹，经过很多年以后才重新恢复过来。但是由于在达到临界点之前，人们不会将即将到来的供给的突然减少计算到与他人的讨价还价中，因而在市场中，没有一种价格信息会提醒人们节约使用该种资源。这是信息在时间上的不均匀导致的外部性问题。而这种时间上不均匀的信息，又会因为人们在空间上的分散，更不容易在灾难发生前知道。人们一般不会把以后的成本算在目前的账上，但一旦按以前的成本进行交易，就必然会将对环境或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推过阀值。再退一步，即使所有的人都真切地知道他们的行为将给环境带来的损害程度，也仍然无法阻止外部性问题的发生。这主要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这里讲的人既可以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又可以是不同时期的人。在同一时期的人中，任何个人或集团若要考虑环境或资源问题而自觉地约束自己，将环境成本或资源成本加到自己的生产成本中去，他或它将会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败北。因为那些没有考虑环境和资源的企业将会由于成本较低而具有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