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论文?

1．《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4版，7（二版）。2．《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中华书局9版，1987（二版）。3．《慧远及其佛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1版，1987（二版）。4．《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版，1991（增订本），1997（二版）。5．《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4版，1992（二版）。6．《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中华书局2版，1992（二版）。7．《华严金师子章今译》，巴蜀书社6版。8．《法藏》，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1版。9．《中国哲学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版。10．《中国佛教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版。11．《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9版。《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1～1992版。2．《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齐鲁书社1980版。3．《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第一、 二、 三卷）， 齐鲁书社1981 ～1982版。4．《中国哲学通史》（第一．二．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1995版。5．《中华的智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版。6．《世界十大宗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版（译著）。7．《中国的文化与宗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版（译著）。8．《中学生中外名著选读》（哲学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版。9．《中国文化的基本文献》（哲学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版。10．《佛藏辑要》，巴蜀书社1994版。11．《宗教箴言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版。12．《佛教大师评传丛书》（智顗、吉藏、玄奘、法藏、宗喀巴），京华出版社9版。13．《佛学精华》（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版。14．《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0版。 1．《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新建设》3。2．《慧远佛教因果报应说批评》，《新建设》8─9。3．《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哲学研究》5 美国《中国的哲学研究》转载。4．《僧肇的形而上学》，《新建设》8。5．《论竺道生的佛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4。6．《论魏晋时代佛学与玄学的异同》，《哲学研究》10（合作）。7．《慧远评传》，《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齐鲁书社1980。8．《僧肇评传》，《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齐鲁书社1980。9．《论支遁的佛学思想》，《世界宗教研究》1。10．《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哲学研究》，8（合作）。11．《梁武帝萧衍与佛教》，《世界宗教研究》4。12．《道安评传》， 《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第二卷）， 齐鲁书社1980。13．《道生评传》， 《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第二卷）， 齐鲁书社1982。14．《论隋唐佛教宗派的特点》，《中国哲学史研究》4（合作）。15．《〈华严金师子章〉评述》，《论中国哲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16．《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中国哲学史研究》1。17．《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中国哲学史研究》2。18．《佛性评述》，《求索》4。19．《华严宗的佛教理论构架和哲学范畴体系》，《中国哲学范畴集》，人民出版社1985。20．《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演变》，《中原文物》特刊，1985。21．《试析华严宗哲学范畴体系》，《哲学研究》7。22．《华严宗哲学范畴体系简论》，日本《中外日报》18；《世界宗教研究》2。23．《试论中国佛教的特点》，《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2；《走向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山西教育出版社1。24．《佛教、佛法、佛学与佛教哲学》，《世界宗教研究》4。25．《中国佛教的特质》，《文史知识》10。26．《三度舍身的梁武帝》，《文史知识》10。27．《佛教与中国伦理》，《五台山研究》1─2。28．《佛教与中国政治》，《社会科学战线》2。29．《佛教与中国哲学》，《晋阳学刊》3。30．《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哲学研究》7，《新华文摘》10转载。31．《佛教与中国哲学的冲突与融合》，日本《中外日报》23；《世界宗教研究》1。32．《略谈华严学与五台山》，《五台山研究》1。33．《古代浙江籍佛教学者与中国文化》，《浙江学刊》8（合作）。34．《近十年来中国佛教研究概述》，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7。35．《佛教的人生哲学──兼论佛儒人生哲学之异同》， 《中国哲学史研究》1。36．《中印佛教思维方式之比较》，《哲学研究》3。37．《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世界宗教研究》3。38．《禅悟思维方式简论》，《五台山研究》1─2。39．《中国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简论》，《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1。40．《般若思维简论》，《江淮论坛》5。4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天津社会科学》6。42．《儒佛人生价值观之比较》，《中国社会科学》1。43．《佛教文化体系结构的核心是什么？》，香港《菩提》12。44．《论佛教文化体系结构与核心》，《佛教文化》2。45．《论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6。46．《佛教与汉地习俗》，《现代中国》1147．《中国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类型和特点》，《中国思维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48．《论佛教文化体系》,《中华文化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中华书局成立80周年纪念论文集》 , 中华书局4。49．《中国佛教哲学的历史演变》，《历史研究》3。50．《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哲学研究》10。51．《中国佛教心性论哲学范畴网络》，《中国哲学史》创刊号，1992。52．《天台宗心性论述评》，《佛学研究》第1期，1992。53．《心性论──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哲学的主要契合点》，《社会科学战线》1，《新华摘》3转载。54．《南北朝时代佛教三大心性论思潮》，《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8。55．《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中国文化》第7期，1993,《书摘》 3。56．《中国佛教的神不灭论》，《世界宗教研究》2。57．《中国佛教文化漫述》，《中华文化》创刊号1993。58．《洪州宗心性论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59．《谈谈佛教与中国民俗》，《华夏文化》创刊号1994。60．《临济宗心性论思想述评》，《北京社会科学》2。61．《〈坛经〉心性论述评》，《哲学研究》5，《智慧的探索──中国哲学1995年》，上海出版社1996。62．《如何全面认识玄奘的形象与思想》，《玄奘研究》创刊号，1994。63．《真性与自觉──达摩、慧可、僧璨心性论》，《少林禅苑》1。64．《融合：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选择》， 《炎黄文化研究》增刊号，1994。65．《略论我国的弥勒信仰》，《佛学研究》第2期，1993。66．《华严宗心性论述评》，《中华文化论坛》4。67．《禅宗精神》，《哲学研究》3。68．《弥勒信仰在中国》，深圳大学《文化与传播》7。69．《心性论──禅宗的理论要旨》，《中国文化研究》冬季号，1995。70．《石头宗心性论思想述评》，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3卷，1995。71．《略论佛教对道教心性论思想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3。72．《〈法华经〉导读》，台湾《文化与哲学》，10。73．《禅与道》，《道家文化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6。74．《儒佛互动互补──以心性论为中心》，《炎黄文化研究》增刊号第2期，1995。75．《中国佛教伦理思想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76．《印度佛教心性论思想述评》，《佛学研究》第4期，1995。77．《佛教伦理中国化的方式与特色》，《哲学研究》6。78．《灵知心体说──菏泽宗心性思想略论》，《禅学研究》第2期， 11。79．《印度佛教人生理想论简说》，《长白论丛》4。80．《慧远的政教离即论》，《文史哲》5。81．《简论中国佛教的涅盘思想》，《闽南佛学院学报》2。82．《从对“如何是佛”的回答看禅宗的核心思想》，《中国文化研究》冬季号，1996。83．《中国佛教人生理想论》， 《亚文》第1、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997。84．《从中国佛教净土思想的演变看传统与现代的转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6。85．《道佛互动互补──以心性论为中心》，《炎黄文化研究》1996。86．《中国佛教的宇宙结构论》，《宗教学研究》1。87．《印度佛教本体论简述》，《哲学研究》988．《中国佛教本无说的兴起与终结》，《中国文化研究》冬季号，1997。89．《中国佛教的气本原说和道体说》，《宗教学研究》4。90．《中国佛教“理”思想的拓展与演进》，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5卷，1998。91．《〈法华经〉与一念三千》，日本《中外日报》25；《世界宗教研究》2。92．《略论中国佛教的佛身观》，《五台山研究》2。93．《华严宗的现象圆融论》，《文史哲》5。94．《中国佛教的过去与未来──为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而作》，《中国宗教》4。95．《天台宗的现象即本质论──“诸法即实相论”述评》，《浙江社会科学》6。96．《镇澄对僧肇〈物不迁论〉的批评》，《哲学研究》11。97．《从中国固有本体论的特色看中国佛教本体论的形成》，《佛学研究》第7期，1998。98．《从地论师与摄论师的心识本原之辨到天台、华严心本说的阐发》，《人海灯》4。99．《中国佛教的心论》，《天心与人心──中西艺术与体验》，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100．《中国佛教心本原说的创立与发展》，《文史》1999第2辑，中华书局。101．《汉晋禅法略述》，《闽南佛学院学报》1102．《禅、禅定、禅悟》，《中国文化研究》秋季号1999。103．《从达摩到慧能：禅法的演变》，《正法研究》1999创刊号，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104．《论南顿北渐》，《世界宗教研究》1。105．《印度佛教真理观略论》，《人海灯》1。106．《儒佛以心性论为中心的互动互补》，《中国哲学史》2。107．《围绕佛教真理观的一场历史性论争──佛教三论系与成论系在二谛问题上的歧异》,《哲学研究》6108．《南北朝禅学》，《宗教学研究》2。109．《如来禅与祖师禅》，《中国社会科学》5 1．《论我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光明日报》212．《贾思勰的朴素唯物主义真理观》，《哲学研究》43．《评“四人帮”在中国哲学史方法上的实用主义》，《中国哲学史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94．《我国古代对立统一规律思想简论》，《哲学研究》105．《法制、是非、宗教──读刘禹锡〈天论〉》，《光明日报》206．《论我国古代唯物主义者的真理观》，《教学与研究》37．《再论墨子“三表”说的性质问题》，《教学与研究》18．《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哲学研究》39．《略论汉代经学衰亡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哲学》第3辑，198010．《桓谭评传》，《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2卷），齐鲁书社198011．《中国哲学史中的佛学影响》，《百科知识》512．《评唯心主义在社会史上的作用》，《人民日报》1713．《评唯心主义在社会史上的作用》，《中国哲学史研究》114．《王充的战斗精神》，《人民日报》2215．《〈白虎通义〉与封建等级制》，《学术月刊》416．《中国古代哲学的性情范畴》，《中国哲学史研究》117．《关于魏晋玄学的范畴、主题和分期》，《文史哲》418．《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历史观的合理因素》，《中国哲学史研究》219．《中国古代形神论二题》，《天府新论》620．《中国古代唯心主义者历史观的基本错误和合理因素》，《中国哲学史研究》121．《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哲学》，《自修大学》122．《隋唐时代的哲学》，《自修大学》223．《欲与理》，《哲学范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024．《儒学与佛学》，《文史知识》625．《儒家人生哲学简论》，《百科知识》626．《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论》，《人与自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7．《早期儒家人格观及其现代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28．《弘扬陈亮的精粹思想──在全国首届陈亮学术讨论会上的主题发言》，《中国哲学史》129．《儒道的人格价值观及其会通》， 《长白论丛》2 ，《新华文摘》7转载30．《传统人生价值观与现代化》，《人民日报海外报》531．《儒道佛人生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中国哲学史》(1─2)199632．《中国哲学与唯物辩证思想》，《教学与研究》 6 ，《新华文摘》2转载33．《先秦哲学：中国古代睿智之光》，《高校理论战线》1036．《先秦哲学与人类生存智慧》，《光明日报》19，《教育报》20，《新华文摘》6转载37．《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价值观》，《光明日报》22，《新华文摘》 1。 1．《读〈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哲学研究》22．《对中国佛教思想的研究与批判》，《人民日报》293．《文贵深沉──再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日报》84．《良好的开端──介绍〈中国哲学史研究〉创刊号》，《光明日报》55．《第一部中国哲学范畴史──评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人民日报》216．《一部有学术生命力的著作──再评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史研究》37．《在民盟中央召开的中年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发挥中坚和桥梁作用》，《群言》68．《佛教与中国文化》（访谈录），《光明日报》6。119．《佛教与中国社会》（访谈录），《社会科学评论》1210．《在五台山研究会首届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五台山研究》211．《中国宗教古迹一览·序》，《哈尔滨地图出版社》912．《把握自我，勤奋开拓－－治学漫谈》，《文史哲》4，《学者谈艺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13．《积极投身于开创当代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书院学报》第1期，114．《禅者的思考·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015．《中国宗教十年》，香港《法言》9，《世界宗教研究》216．《了解、改造、创新 ──张岱年、丁守和、方立天谈传统文化》， 《光明日报》 217．《积极开展宗教学研究》，《中国文化书院学报》第2期，118．《向读者推荐十本人文科学的书籍》，《中国图书评论》519．《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学术月刊》120．《历史的回响──评“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香港《法言》421．《超凡世界·序》，中国文史出版社622．《我与佛教研究》，《文史知识》723．《澳门文化起儒风》，《澳门日报》、《华侨报》3024．《重德、自强、宽容、爱国》（访谈录），《天津日报》2325．《刚健自强──谈中华民族精神》，天津《学术信息》第6期，199126．《民族精神的界定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哲学研究》5，《新华摘》7转载27．《〈文化：宗教与人系列论丛〉总序》，吉林文史出版社428．《深刻的反思科学的总结──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光明日报》2129．《国情、开发、创新》，《中华文化论坛》创刊号，130．《孙中山文化观述评》，《学术研究》131．《中国传统文化的寻踪与阐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6（合作）32．《佛学研究的现代化与佛教中国化》，《瞭望》7─833．《宝岛台湾归来话佛教》，《法音》534．《宝岛台湾归来话佛教》（二），《法音》935．《佛藏辑要·序》，巴蜀书社1994（合作）36．《佛门大师评传丛书·序》，京华出版社937．《使人类向善，使世界光明──〈佛门大师评传丛书〉之缘起》，《佛教文化》138．《人生真相与生命意义的探求──〈禅心人〉序》团结出版社539．《一部富有开创性的力作──江灿腾〈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 ─1995）》，《法音》7（合作）40．《宗教与未来社会》，《21世纪中国战略大策划，大国方略》，红旗出版社941．《宗教·生活·文化》（访谈录），《哲学动态》1042．《人文科学课题中的应有之义──重视开展宗教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643．《不立文字，见性成佛》（访谈录），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644．《祝贺〈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出版》，《世界宗教研究》145．《〈张岱年全集〉五人谈》（之一），《光明日报》2646．《对当今世界宗教发展趋势的看法》，《中国宗教》247．《认真研究中国道教文化──〈中国道教史〉笔谈》， 《光明日报》948．《在普陀山佛学院的讲话》（摘要），中国佛教协会《研究动态》149．《宗教美学的新开拓》，《中国高等教育》450．《北大魂》，《青春的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451．《宗教与宗教学》，《慧泉》252．《融合互补：未来的文化走向》，《中华文化论坛》353．《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切入点是什么？》，《人民论坛》654． 《中国佛教2000 年──谈中国佛教的发展》（访谈录）， 《科学时报》2855．《跬步记述》，《哲人忆往》，中国青年出版社156．《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审美意识──在大型画册〈传世画藏〉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华读书报》257．《石峻与中国哲学研究》，《光明日报》18（合作）58．《深切怀念周叔迦先生》，《佛教文化》459．《“元神不灭论”：愚弄人的邪说》，《人民日报》1060．《我和中国佛学及哲学研究》，《学林春秋》三编上册第197─214页，朝华出版社1261．《宣扬‘世界末日’就是反人类》，《高校理论战线》2。62．《我和中国佛学研究》，《佛学研究》8，1999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63．《弘法利生：当代佛教的主旋律──“佛教在21世纪的使命”演讲比赛评述》《法音》5。64．《我与中国佛学》，《世界宗教文化》265． 《一代觉者， 百世师范──深切悼念赵朴老》， 《佛教文化》3\4。66．《我与中国佛学及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4。67．《〈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序》，《中国哲学史》3。

禅宗哲学是融合了佛家与道家、儒家之后的一种思想体系。它对中国哲学、文学和艺术等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随着对物理学研究的深入进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物理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间具有某种平行性。这种平行性的根源在于二者遵循相同的逻辑——禅宗逻辑。 认识人类自身、认识人类所面对的宇宙，是科学的根本任务，并由此而衍生出人类知识的两大系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者之间最深刻的关联在于：人对自身认识有多深，对外部宇宙的认识就有多深，它们是同步进行的。作为自然科学重要分支的物理学是建立在分析与实证基础上的。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物理学的研究无论在宏观还是在微观上早已超越了感官经验的范围之外。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困惑：我们以现有的感官经验去描述、解释远在我们经验之外的对象是可能的吗？要解决这一困惑，就必须转换逻辑思维的方式。对此，古老的禅宗哲学给了我们重大的启示。 一、禅宗与禅宗逻辑 “禅”或“禅那”是梵文Dhyana的音译，原意是沉思、静虑。佛教禅宗的起源，按传统说法，谓佛法有“教外别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教义，从释迦牟尼直接传下来，传到菩提达摩。达摩于梁武帝时（约520～526年）来到中国将心传传给二祖慧可（486～593年）。如此辗转相传，终于出现了以六祖慧能（638～713年）创始的南宗顿教，以后日益丰富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佛学禅宗。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是“中国的佛学”，它是中国道家哲学与佛教空宗（亦称中道宗）相互作用的产物，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禅宗所依据的主要典籍为《金刚经》和《六祖坛经》。 其实早在达摩来华以前，空宗的代表人物僧肇与道生等就在吸收与融汇中国道家思想的基础上，为禅宗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如在道生的理论中，就有了“顿悟成佛”、“一切众生，莫不是佛”（《法华经疏》）等禅宗的基本思想。而在被僧肇所具体化了的关于三个层次的“二谛义”理论中（《肇论·般若无知论》），空宗所谓的第三层真谛即为禅宗之“第一义”。禅宗的一切修行以及最后的顿悟，都是为了成就作为其终极目标的“第一义”。这个第一义就是宇宙的本体、佛的本体，就是最后解脱的境界。 三个层次的“二谛义”理论认为：(1)第一个层次：普通人以为万物实“有”，而不知“无”。佛教认为万物实际上都是“空”、“无”。在这个层次上，认为万物是“有”，这是“俗谛”；认为万物是“无”是“真谛”。(2)第二个层次：认为万物是“有”与认为万物是“无”，都是片面的。因为“无”并不只是没有了“有”的结果。事实上“有”同时就是“无”。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一物此时此刻的存在状态与其在另一时刻的存在状态是不同的，在这种意义上，此时此刻的“有”在另一时刻就是“无”了。故在这个层次上，说万物是“有”与说万物是“无”，都同样是“俗谛”。只有不片面的中道，认识到万物非有非无才是“真谛”。(3)第三个层次：说“中道”在于不片面（非有非无），这意味着进行区别，而一切区别本身就是片面的。故在这一层次上，说万物非有非无就是俗谛了。真谛是：万物非有非无，而又非非有非非无（《大藏经》卷四十五）。禅宗的第一义，指的就是这种“非有非无，而又非非有非非无”的境界。《金刚经》云：“……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这种“非非”的境界是经验之外的，是普通的逻辑思维达不到的，是不可言说的。所以“说似一物即不中”（《六祖坛经·机缘品第七》），“我向尔道是第二义”（《五灯会元卷第十·清凉文益禅师》），“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 为了证悟禅宗的第一义，“只有打破和超越任何区分和限定（不管是人为的概念、抽象的思辨，或者是道德的善恶、心理的爱憎、本体的空有……），才能真正体会和领悟到那个所谓真实的绝对本性。它在任何语言、思维之前、之上、之外，所以是不可称道、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束缚在言语、概念、逻辑、思辨和理论里，如同束缚于有限的现实事物中一样，便根本不可能‘悟道’”[1]。而这也正是六祖慧能临终传授宗旨的“秘诀”：“先须学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菩提场，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六祖坛经·付嘱品第十》）。应用六祖的这种“对法”，从“有”、“无”始，便可达到非有非无，进而证悟非非有非非无的第一义境界。 仔细分析禅宗的“第一义”以及六祖慧能的“对法”，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给出了一种全新的逻辑，在此将其称为“禅宗逻辑”。 众所周知，作为逻辑演算的对象可以是事物、事物的类、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命题之间的关系。禅宗逻辑同布尔逻辑[2][3]相似，也具有明显的类代数的特点。令全类为"1"，空类为"0"。以A和B分别代表两个类，也称之为选取符号。A代表在论域中选取所有A的结果，B代表选取所有B的结果，则 A=B表示两类之间有完全相同的分子； AB表示两类相交，即逻辑相乘，代表既属于A类又属于B类的类； A+B表示两类相并，即逻辑相加，代表或属于A所标记的事物的类，或属于B所标记的事物的类； 附图表示A的补类，即由论域中除去类A的事物的类。 按照上述的基本约定，在传统的布尔逻辑中，如果A表示类“有”，B表示类“无”，则明显有A+B=1，即类A和类B互为补类，即这意味着同时属于两个互补的类的类是可能存在的，即传统逻辑中的“不矛盾律”在禅宗逻辑中不一定成立。其次，由禅宗逻辑的基本求和公式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不可言说的本体的“认识”过程在逻辑上只能是一个无限逼近的渐进过程，这正从逻辑上显示了它的不可言说性的根源所在。逻辑原子主义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曾指出：“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逻辑充满着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4]原来不可言说的禅宗“第一义”是在传统的语言和逻辑之外的存在，现在随着逻辑的扩展，在禅宗逻辑框架内，它便不再是逻辑之外的存在了。逻辑扩展了，世界也随之扩展了。 根据禅宗逻辑的基本求和公式，在零级近似下（对应于在求和公式中只取n=0一项），逻辑求和公式变成： A+B= 附图而这正是布尔逻辑，即布尔逻辑是禅宗逻辑的零级近似。可见禅宗逻辑比传统的只研究矛盾对立双方间的关系的二值逻辑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首先，它在逻辑对象上，除了包含互补的、矛盾的两个基本的逻辑类之外，它还同时容纳了与之相关联的其余所有可能的独立的类，这就为在逻辑上去研究“非非”之类（传统逻辑之外的、不可言说的）的对象奠定了基础。其次，就逻辑自身而言，禅宗逻辑包容了那些不矛盾律不再成立的逻辑，为逻辑自身的扩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二、物理学中的“波粒二象性”与禅宗逻辑 物理学按照其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经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现代物理学）两大类。经典物理学所研究的是人们感官经验之内的物质客体，适用于牛顿力学。站在经典物理学的立场上，一个具体的物质客体只能以粒子的方式或波动的方式存在，不存在其它的可能存在方式，即一个物理客体要么以粒子的方式存在，要么以波动的方式存在。以粒子的方式存在的客体在某一时刻具有确定的空间位置；以波动的方式存在的客体在某一具体时刻在全空间存在而不具有确定的空间位置，例如水波和声波等。无论是经典的粒子还是经典的波，它们都存在于人们的经验范围之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借助于牛顿力学理论，人们可以运用日常经验中的语言、概念来描述、理解它们，而不会产生任何逻辑上的困难。 物理学研究一旦深入到微观的领域，它的客观对象（如原子）就不再是人的感官所能直接体验的了。微观客体的微观运动本身已不再是感官所能直接观测和认识的对象。为了“认识”微观客体及其运动，只有借助于复杂的科学仪器，通过人工安排的科学实验，观测由其引起的在仪器中发生的某种不可逆放大过程所导致的宏观可观察效应。这种通过仪器的读数所“认识”到的对象已不再是微观客体本身，而这又是对微观客体的唯一的一个认识途径，即只能这样来认识微观客体，对微观客体的认识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一种“认识”。 在通过各种科学实验对微观客体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微观客体（原子、电子等）在某些条件下表现出粒子性的一面，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又表现出波动性的一面，这就是所谓的“波粒二象性”问题。微观粒子在某种意义上既是粒子又是波，既不是粒子又不是波，也不是粒子和波的简单综合。这种“波粒二象性”在经典物理学框架内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物理学家们在原子物理学初期面临的自相矛盾的境遇与之（指禅宗）惊人地相似，与禅宗的情况一样，真谛隐藏在佯谬之中，这些佯谬不能用逻辑推理来解决，而只能靠一种新的认识来理解。”[5]尽管物理学家们无法在逻辑上解决“波粒二象性”佯谬，但是经过许多人的努力，最终在数学上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量子力学来描述微观客体的运动。在量子力学体系中，微观客体一般就表现为一个数学上虚的态函数，它可以通过薛定谔方程来确定。但是，无论如何量子力学的数学形式理论本身并不能给出关于微观客体波粒二象性的物理解释，因为数学上的虚数无论如何是无法同外在的客观存在相对照的。1927年，物理学家玻尔提出了所谓的“互补原理”来解释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问题。“玻尔把两种图象——粒子图象和波动图象——看作是同一个实在的两个互补的描述。这两个描述中的任何一个都只能是部分正确的，使用粒子概念以及波动概念都必须有所限制，否则就不能避免矛盾。”[6]不难发现玻尔的互补性解释只是一种哲学上的尝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由“波粒二象性”所导致的逻辑困难。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传统逻辑是无法解释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疑难的，唯一的出路是求助于比传统逻辑包容性更大的新的逻辑。本文所给出的禅宗逻辑正好可以用来解释“波粒二象性”问题。首先，波和粒子作为两个类在传统逻辑（经典物理学框架内）上是完全互补的两个类，因此可令：A表示粒子，B表示波，翻译成逻辑的语言就是：在逻辑上存在这样的类，它同时既是粒子又是波。物理学上的微观粒子就正好是这样的一种客观存在的类。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微观客体所遵循的逻辑是禅宗逻辑的一级近似的结论的正确性。 三、总结 禅宗哲学（包括禅宗逻辑）同现代物理学之间的平行性，早已引起过人们的关注。玻尔在1937年访华时就曾被中国的对立两极的概念所震惊。而美国著名物理学家F卡普拉则更是为这种平行性所吸引，写出了轰动一时的《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尽管有许多人都意识到了现代物理学与古老的中国哲学思想之间具有某种相通性，但没有人能明确指出其背后的根由。通过本文的研究，不难发现这种平行性、相通性的根源在于二者所研究和指向的对象都遵循相同的逻辑——禅宗逻辑。禅宗逻辑的对象是感官经验之外的，是日常的语言、逻辑所不能言说的，物理学所研究的微观客体同禅宗所要证悟的最终本体恰恰都是这种对象。人的思维离不开形象、直观，离不开日常经验中的语言、概念和逻辑，而禅宗所要证悟的本体和物理学所研究的微观客体却又都是直接经验之外的存在，是无法从形象和直观上把握的。正如玻尔所指出的：“物理学面临的困难来源于我们被迫使用日常生活的词汇和概念，即使我们是在从事于精炼的观察也如此。我们除用粒子或波就不知道其他描写运动的方式。”[7]因此要想“认识”和“把握”这类对象，就只有超越传统逻辑的束缚，应用全新的包容性更大的逻辑进行思维，才能将其重新纳入到逻辑的框架之内加以“言说”、“认识”。

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最重要的步骤。佛教分大乘、小乘，佛经包括经、律、论，从印度和西域陆续传入，其数量浩如烟海。如何把佛教的教义介绍给中国民众？这是摆在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和中国早期佛教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看待刚刚传入的佛教，因此，只有借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从汉代到隋唐，历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东汉的安世高，西晋的竺法护、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佛陀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朝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把当时最新的佛教学说传译到中国。在译经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称度译或传译），有的负责笔录成文（笔受），也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这些人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文墨。译文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概念，用汉文方法表述。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汉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掺杂到佛教典籍当中去。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就被运用到了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佛教中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正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在译经过程中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此影响人们对性的关系比较忌讳，一般不作公开的描述。《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等。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参见日本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正是借用这些多义词并巧妙地利用般若中观学说中的不二法门去建立本派的理论体系的。禅宗的心，既可以是具有思惟功能的心，又可以是先天内在的自性、本性之心，此心可以与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真如、法性、佛性等相通，还可称之为理、道。在禅宗含有机锋的语录中，正是前后借用它们不同的含义来向人们提示解脱之道的。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在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谓格义佛教为会通中印佛教，推动佛教的深入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佛教界在教义诠释和讲经中出现不同的见解，便逐渐形成不同的学说，乃至学派。两晋之际，因为对般若学说中的诸法性空的思想认识不同，出现所谓六家七宗。若将七家中的本无、本无异二家加以合并，即为六家。这标志着民族佛学的正式形成。这是大乘般若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玄学相互会通的产物，学僧迎合时代风尚借用某些玄学概念和方证一切皆空的般若本体论。因为他们还不善于运用《般若经》中的中道论证方法，在对于本体与现象－－本无与诸法、空与色、心与物、真谛与俗谛等的论证得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不会用遮诠（否定）和相即的表述方法，得出非有非无，色空相即，真俗不二的结论。虽同论诸法性空，但论点各有偏重，所以出现六家七宗。在这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一）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此空即为本无。此与玄学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有相似之处。（二）支道林为代表的即色宗，认为世界万有本来性空，故色（地水火风及其所造，相当于物质现象）即是空，。此与郭象主张的无不在有之外，无在有之中的自生独化论有相近之处。（三）支愍度和道恒为代表的心无宗，主张心应脱离外界，不执着万有，但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六家七宗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般若本体论学说受欢迎和被认识的程度。此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站在中道的立场对以上三家作了批判性总结，在其《肇论·不真空论》中指出他们或偏于有，或偏于无，或不空万物，皆背离非有非无，空有相即的中道精神。 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研究空前盛行，伴随注疏讲经之风，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的学派纷纷兴起。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三论学派等。实际上这些学派所研究的经论不是一、二部，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一个学派，例如涅槃学者同时也往往是成实学者，成实学者也可能兼三论学者。这里所说的学派，只是指某些人在对特定经论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提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果对他们研究的问题加以归类，主要有两大类：（一）大乘佛教的本体论，或发挥般若中观的思想，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世俗认识和外在世界虚幻无实；或发挥唯识学说，认为世界万有唯识所变。（二）大乘佛教的心性论，论证达到觉悟的内在根据。成实、三论学者探究本体论，基本上是两晋般若本体论的沿续和发展。因为成实学派没能上升到空有相即不二的立场，最后被三论学派取替。地论、摄论学派在论证世界万有以心识为本体外，还探讨心性善恶、觉悟的内在依据问题。涅槃学派主要论证心性问题。心性论代表了南北朝以后思想界的时代思潮，影响极为深远。涅槃学派是以竺道生（355-434）为代表。东晋法显所译《泥洹经》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竺道生据此提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先天具有的可以成佛的心性功能、可能性），那么处在众生中的一阐提（信不具足，善根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类似说法在北凉昙无?所译《大涅槃经》虽有，但是此经当时尚未传到南方。道生的推论在当时属孤明先发，受到守旧僧人的反对，曾被逐出僧团。后来《大涅槃经》传到江南，道生的说法得到印征，由此声名远扬。他还提出顿悟论。据南朝陈慧达《肇论疏》所引，他认为，佛教所追求觉悟的真理（真如、法性、实相）是一个完整的总体，不可分割，修行者对它的觉悟应当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此即为顿悟，所谓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换一种说法，顿悟是使自己本有的佛性顿时显发，亦即见性成佛。道生把本体论与心性论沟通，在大乘佛教的框架内论证了人的本性源于世界的本体，超凡入圣在于使自己本有之性显发，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对心性论的探索研究。 地论学派在北方，先后以洛阳和邺（在今河南安阳北）为中心。此派所研讨的《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所著，中心是论释《华严经．十地品》，为唯识学派早期论书之一，由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因为学僧对于经文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中的心字有不同见解，分成两派。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北派，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南派。按照唯识学派的说法，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未那识，第八阿梨耶（阿赖耶）识。阿梨耶相当于精神主体、灵魂，所具有的精神性种子（心理功能）据称是世界万有的本源。相州北派认为阿梨耶在性质上属杂染不净，主张佛性当有（相对于本有，以后才有，也称始有），只有累世修行才能达到解脱。相州南派主张阿梨耶清净无染，即为真如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即佛性，通过断除妄念烦恼的修行，可以见性成佛。 摄论学派以研究南朝真谛译的印度无着所著《摄大乘论》和《转识论》为主，在阿梨耶识之上另立阿摩罗识（清净识、无垢识，即真如），为第九识。其三性说最有特色：（一）依他起性，即八识及其功能，为万有的本源；（二）分别性，是世俗认识和外在事物（谓由识变现）；（三）真实性，即超言绝象的真如（亦第九识）。因此，依他起性相当于心性，作为一切染净的事物的本源来说，它包含分别性和真实性。从善恶观念来说，分别性属妄，属污染分；真实性属真，属清净分，而依他起性则本具染污、清净二分。《转识论》说：能分别即是识，所分别即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别性……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修行就是认识唯识之理，遣境，空心，使本有的净识显发。 在中国佛教史上，被传为是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极大。此当为调和当时的各种心性见解而编译的经典。认为心以永恒清净的真如为体，以具有思虑功能并与烦恼相俱的阿梨耶识为相，为用，修行的要旨是直探心源，舍染返净。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人性学说占有重要地位。或主张性善，或主张性恶，或主张善恶俱，由此探求成为贤圣的依据。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孔孟以来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使本性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贤圣。对于人性的本源问题虽也有涉及，如用天、天命或元气来加以说明，但理论过于简单朴素。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并反过来对儒家的人性论产生影响。从上述心性学说中似乎可以看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子，涅槃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相当于人性论中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论相当于性恶论；摄论学派和《大乘起信论》的心性论，与人性论中的性俱善恶论比较相近。当然，佛教的心性论是为其出家修行和出世解脱提供理论依据的，与儒家的人性论所具有的修身治国的目的性是不同的。佛教的心性论对后世儒家探讨人的本性与世界万有的共同的普遍性本源，建立新的天道性命之学，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 佛教传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发展，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结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从而为隋唐时期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成立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这些佛教宗派除密宗情况稍有不同外，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的，所奉经典中虽也有一部或几部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其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民族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大。概括地说，这些佛教宗派具有以下特点：（一）把中国道家和玄学的本体论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以空、真如或佛性为本体的宇宙论会通结合，并依据般若中观学说的不二法门，提出现象与本体圆融无碍，真俗不二，体用相即的佛教哲学。（二）依据色与心、能与所、正报与依报不二的理论，把本体论与心性论融会构通，认为真如佛性不仅是宇宙万有的本源和本体，而且也是人的觉悟基因，在论证中又吸收了儒家人性论的思想。（三）发挥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禅宗尤为突出 ，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说平常心是道、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等，在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四）把儒家的善恶伦理规范和道德说教，吸收到佛教中的最通俗最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善恶报应和轮回的说教之中，在统摄人的精神世界和制约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五）受中国宗天法祖，以父系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一方面把佛教教团看作以释为姓的大的家族，僧尼自称释子，彼此为兄弟姐妹，另一方面又在各宗各个寺院建立具有严格上下等级的传承嗣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