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方面的论文

我曾经拿着《父亲》征求过农民的意见，他们普遍不喜欢，说它是"要饭的"�叫化子　，要是让他们把《父亲》挂在自己的墙上，每天欣赏，他们是不愿意的。 不知道，画家为什么喜欢农民的缺点，生理上的缺陷，畸形怪状，也许认为这有画头，能入画，有意境。欣赏丑，以丑为美，是一种病态心理，是一种不健康的审美观。 公元前一世纪，希腊有个名叫安提阿库斯的诗人，在提到一个奇丑不堪的怪人时，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没有人愿意看你，谁愿意来画你呢�"近代有人作出答复："不管你是多么奇形怪状，我还是要画你。人们固然不愿意看你，他们却仍然愿意看我的画，这并不是因为画的是你，而是因为这画是我的艺术才能的一种凭证，居然能把你这样的怪物摹仿得那么维妙维肖。"�莱辛：《拉奥孔》，第12页　 如果有人借着画农民的"丑"，以证明自己的绘画天才，他是不会受到农民欢迎的。我们反对把农民画的又黑、又暗、又涩，像个"烟鬼子"，但并不是说，画的又红，又亮，又光就"美"，仅仅追求表面效果，任何时候都是不美的。外在美要和内在美相统一。 《父亲》一画，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赞赏，主要是它表现方法新颖，视觉效果强烈，初次接触，使人受到很大震动。这就是照像现实主义造成的效果，说明这种方法还有可取之处。我们欣赏一种艺术品，不能仅仅停留在第一感觉上，初次感觉到的东西还不能很好的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的感觉它。一件富于感染力的作品，未必是坏作品。当然，好作品应当是既有强烈的感染力，又有巨大的渗透力，它不仅诉诸人的感情，还要诉诸人的理智，这才能经得起欣赏者的推敲。 《父亲》一画的内在涵义是经不住推敲的。从这幅画多次改名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罗中立同志最初画了守粪的农民，以后又画成一个当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第一次预定的画题是"粒粒皆辛苦"，经一位老师建议改为《我的父亲》，后来一位老画家定名为《父亲》。题材、主题思想和表现方法，始终未变，只是在名字上改来改去�画名有"画龙点睛"的作用，给一幅画取个好名字是很重要的　，好名字总是切合内容的，不能游离太远。罗中立同志的这幅画，不管改过几回名字，但它始终是一个老年农民，这个农民在旧社会受过苦，在新社会也没有享过福，始终是个受苦人。这是画面本身告诉人的主要内容。画名始终应当把握这一点。虽然不同的画题或许是表现同一个内容的，但人们可能根据不同的画题写出内容不尽相同的评论。试想，如果罗中立同志画的这幅画，题名是"守粪人"或"巴山老赤卫队员"，评论会成为另一个调子，但改为《我的父亲》，或《父亲》，评论者自然要围绕着"父亲"写文章 。固然，这幅画由"粒粒皆辛苦"改为"我的父亲"，最后定为《父亲》，罗中立同志认为把他的"全部想法和感情都说出来了"。但这样大的题名，画面的内容是否承受得了�题名过大，加重画面的负担，使题名与内容脱节，造成名不符实的弊病。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内容适应画题，就不免要苛求画家，这是很不恰当的；如果让画题勉强适应内容，使人感到题名是强加于画面的，评论也会强加于读者。我们希望画名与内容应当名实相符，不要让人产生歧义；评论与作品应当互相适应，不要使人感到过火或不足。 目前看来，根据《父亲》这个题名所作的评论�包括罗中立同志给自己作的评论　，都不免有些过火，使人难以心悦诚服。夸张、过火总是不好的，尤其是艺术评论，宁可不足，留有余地，不要过火，失于虚夸。历史是不会埋没杰作的，好作品经过千百万有眼力的反复评论，始有定论。一张作品�即便是佳作　刚一问世，就把它评得很高，几乎是最后的结论，使别人不敢说话，这未必能得出公正的结论。 西来同志在《青春的旋律》一文中说："《我的父亲》的出现，说明艺术从天国向现世回复，无论它的作者是否自觉，它都反映了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趋势，反映了现实主义的胜利和革命人道主义的胜利。" 这种评论，使人感到，好像以往�至少是近一二十年　的艺术都在"天国"游历，没有反映现实，为了抬高《父亲》，贬低以往的艺术�甚至在"十年动乱"中也有一些好作品　，是很不妥当的；现实主义是我国文学艺术的主流，它的胜利不应以《父亲》为分界线，难道以往的现实主义艺术都失败了�这是无视历史事实的。罗中立同志所描绘的《父亲》，确实反映了农民的"疾苦"，但这些"疾苦"是在农民当了历史的主人以后发生的，有些"苦"是由旧社会延续下来的，有些"苦"是我们的错误政策造成的，总之，这些苦是难免的，看见农民的"不幸"，为他们喊叫几声，也不是不可以的，使社会更加关心农民，改善农民的处境，这没有什么不好。但像这样的主题曲，也不能认为是什么"革命人道主义的胜利"，如果《父亲》一画出现在30年代或更早一点的历史时期，或许还说得过去，即便那样，《父亲》也不是中国美术史上第一幅"革命人道主义的胜利"的作品。 曾景初同志在《画什么·怎么画·美在哪里》一文中说： "他不是某一个农民的父亲，是我国经过十年浩劫的八亿农民的父亲，也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形象。这个形象所体现的力量，是撑持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伟大力量。但他生活在最下层，过着不声不响的勤劳艰苦的生活，从他身上，可以看出我国农民农村的缩影。" 把《父亲》作为八亿农民的典型代表，是很勉强的，是软弱无力的，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艺术家有权塑造各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先进的，中间的和后进的。罗中立同志所创作的这位"父亲"，年近花甲，30年生活在旧社会，30年生活在新社会；前半生受苦受罪，给他的肉体和精神留下很深的伤痕，这是令人同情的，怜悯的，感慨的；后半生虽然还受苦罪，但他的处境多少总有些改善：政治上不再受压迫，经济上不再受剥削，他已经成为历史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虽然生活不免苦一些，劳动不免累一些，劳动是免不了的。劳动不仅是农民的第一需要，而且是逐年累月养成的习惯，他们是坐不下来的劳动者。如果，认为劳动就意味着受"苦"，这是不妥当的。把80年代的中国农民描绘得依然"麻木"、"呆滞"，用一双"牛羊般的慈善的目光"，"逼视"着我们�不能认为是健康的、正常的、合乎情理的　，类似这样的形象，很难使人产生美感。这是有目共睹的。在艺术中刻画这样的形象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旧式农民的性格特征和形象特征，30年后，依然如故，使人难以理解。即便如此，他也只能是个中间人物的典型，根据它的艺术效果："麻木"、"呆滞"，消极等待，逆来顺受，悲观失望�他还是一个没有解放的旧式农民　，作者在他身上没有注入任何崇高的革命理想，不知道他怎么会成为"八亿农民的父亲"呢�难道八亿农民都是傻瓜，就会接受这样一位"父亲"吗�把这样一位"父亲"强加于八亿农民是没有道理的�至少是不慎重的� 艺术创作要注意社会效果，艺术评论也是要注意社会效果，不要言过其实。过火的评论，表面上是为了拔高艺术品，实际上是伤害了艺术品的客观真实性。当然，评论者的出发点是好的，出于一时的激情，说几句过火的话，也是难免的，如果冷静下来，过一段时间再重新评论，很可能不坚持原来的看法。作品和评论都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不要说一件艺术品好，就好得了不得；说坏就是坏得一钱不值。岂不知当大家说某件作品好或坏的时候，仍然有人持不同看法，应当允许不同看法同时存在，在艺术评论中，不要强求一律，经过不同观点的争论，才可能为正确评论一件艺术品找到共同的思想基础，得出比较公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