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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论文问答 > 关于李白与他的诗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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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韵”与禅 唐代以王维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山水诗派的创作及其艺术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诗歌的特质。 清代著名诗论家王士祯(渔洋)论诗“独以神韵为宗”(《清史稿》卷266),标举“神韵”,作为其诗论体系的核心范畴。无论是否明确地使用这个概念,渔洋处处是以“神韵天然”作为评诗的价值尺度的。以他的“神韵”说来衡量诗史,最为符合渔洋审美理想的就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唐代山水诗派的创作风格。在渔洋诗论中,对王维、孟浩然、常建等人创作,是非常推崇的。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王士祯的“神韵”说与禅学有十分深刻的联系。从渔洋的诗论中可以看出,渔洋以禅论诗,并非是在一般的比喻层次上,而是将禅的特征内化到“神韵说”的美学内涵中去。在这点上,王渔洋比严沧浪的“以禅喻诗”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士祯在论及山水诗派诸家创作时,常常以“入禅”的独特情境来形容诗的妙谛。如他说:“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观王(维)裴(迪)《辋川集》及祖咏《终南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香祖笔记》)这里侧重指出王维、裴迪等人的五言绝句与禅悟相关的“得意忘言之妙”。又说:“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眘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蚕尾续文》)论旨与前语相近,都是推崇一种超越语言局限的浑化境界。渔洋还论山水诗派诸人差别说:“会戏论唐人诗,王维佛语,孟浩然菩萨语,刘眘虚、韦应物祖师语,柳宗元声闻辟支语。”(《居易录》)都以佛事喻之,而论其他诗人“杜甫圣语,陈子昂真灵语,张九龄典午名士语,岑参剑仙语,韩愈英雄语,李贺才鬼语,卢仝巫觋语,李商隐、韩偓儿女语”等等,都不涉佛教。实际上是透露出王孟一派诗人与佛禅的内在渊源。 王士祯以“入禅”论王孟一派诗人,并且以之为“神韵”在创作上的典范,并非主观虚拟,并非凭空比附,而是从这派诗人的身世与创作中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以王孟为代表的唐代山水诗派,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艺术风貌上,都与佛禅有客观的渊源关系。揭示其间的内在因缘,对我们了解这派诗人的艺术传统,确实是有一定裨益的。 二、山水诗派诸人与禅的瓜葛 我们所说的山水诗派,包括盛唐时期到中唐时期以山水为审美对象来表现诗人内心世界的一些诗人,不仅是王维、孟浩然、裴迪、常建、储光羲等主要活动于盛唐的诗人,而且也包括如刘长卿、韦应物、柳宗元等主要活动于中唐的诗人。在时间上,这些诗人往往都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沧桑变故,很难做机械的划分;在艺术上,他们的题材大致相近,手法、风格又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与禅学、禅僧有密切关系,思想观念上深受禅风的熏陶。 王维之笃于佛,染于禅,已是治文学史的学者们的常识,勿庸赘述。清人徐增曾将王维与李、杜相比较,指出其诗与佛禅的关系:“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太白千秋逸调,子美一代规模,摩诘精大雄氏(指释迦牟尼)之学,字字皆合圣教。”(《而庵说唐诗》)说王维诗“字字皆合圣教”,虽然渲染过甚,但却道出其诗深于佛禅的特点。 关于孟浩然,论者们极少提及他与佛禅的关系,可资考证的文字材料也很少。但是最有力的论据莫过于他本人的诗作。从孟诗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孟浩然与禅僧往来颇为密切。与他经常唱酬的禅僧就有“湛法师”、“空上人”、“皎上人”等。诗人还常栖宿于禅寺僧房,与禅师们讲论禅理。题写于禅寺的诗作有《题终南翠微寺空上人房》、《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游明禅师西山兰若》、《题大禹寺义公禅房》、《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登龙兴寺阁》、《登总持寺浮图》等二十余首。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到孟浩然是深受禅风熏染的。 在这派诗人中,裴迪、常建、刘眘虚、綦毋潜等,都与禅僧多有往还,诗风也深受禅的影响。裴迪是王维的挚友,也是他的“法侣”。所谓“法侣”,也就是禅门中的同道。裴迪现存诗二十九首,《辋川集》二十首是与王维唱和之作,其中颇多禅韵。而其余九首中,与禅寺禅僧们有直接关系的就有《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游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西塔寺陆羽茶泉》等四首。在诗中多次表达了对于禅门的向往,如“浮名竟何益,从此愿栖禅。”(《游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灵境信为绝,法堂出尘氛。自然成高致,向下看浮云。”(《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有法知不染,无言谁敢酬。”(《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等等。都可以说明裴迪与禅有较深的关系。常建的诗也以富有禅意而为人知。其中最有名的是《题破山寺后禅院》,明显地表现出诗人对禅学的涵养工夫。綦毋潜在这派诗人中不太惹人注意,但是他的诗作却颇能体现出山水诗派的艺术特色。綦毋潜存诗只有26首,但与禅有直接关系、并在诗题上明确标示的,就在10首以上。如《题招隐寺绚公房》、《题灵隐寺山顶禅院》、《过融上人兰若》等。《唐才子传》评其诗:“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历代未有。”“方外之情,正是栖心释梵、远离尘俗的情味。刘眘虚,也是山水诗派的诗人。他于开元十一年(723)进士及第后曾任洛阳尉、夏县令等职,”性高古,脱略势利,啸傲风尘。”“交游多山僧道侣。”(《唐才子传》)一方面是与禅僧多有往来,另一方面也就使其诗“善为方外之言。”(同上)诗中如“心照有无界,业悬前后生。”(《登庐山峰顶寺》)等句,流露出他的禅学修养。储光羲是山水诗派中较为重要的诗人,其诗中与禅僧、佛寺直接有关的有十余首,如《题辨觉精舍》、《题慎言法师故房》、《苑外至龙兴院作》、《题虬上人房》等。号称“五言长城”的著名诗人刘长卿,人们很少把他和王孟一派诗人联在一起,实际上,就艺术上看,刘长卿正是这派诗人中的劲旅。他的诗作,更多地表现出由盛唐而入中唐的士大夫的心态。长卿诗中那种清冷幽邃的山水画面,是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惊悸之后的士大夫心灵的外化。刘长卿的诗,有更深更泛的禅迹。与禅寺禅僧有直接关系的篇什有近三十首之多。从中也可看出,他与禅门关系之深。禅的幽趣,完全渗透于山水清晖的描写之中。如《和灵一上人新泉》、《送灵澈上人》、《游林禅师双峰寺》都是如此。韦应物是中唐著名诗人,一直被视为王孟一派的有力后进。“王、孟、韦、柳”并称,说明中唐时期韦应物和柳宗元对从陶、谢发端的山水诗艺术精神的继承与发展。韦诗中与禅寺禅僧有直接关系的也有近三十首之多。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禅学意识是自觉的,也是很浓厚的。如诗中说“心神自安宅,烦虑顿可捐”(《赠李儋》)分明是“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坛经》)的禅学观念在人生观中的推衍。“缘情生众累,晚悟依道流”(《答崔主簿问兼简温上人》)是佛教十二缘起说的回响。柳宗元对佛教的信奉,更为人们所熟知。尤其是被贬永州之后,对于佛教有了更深的领悟。他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柳诗中如《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禅堂》等作,都是借禅宗的观念来使自己达于“忘机”的境地。 综上所说,唐代山水诗派的诗人们,大多数与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浸染于禅悦之风中,他们同禅僧有或多或少的交游。由此使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禅的观念,禅的思想方法,对于这派诗人的艺术风貌,是否有着较为内在、深刻的影响呢?易言之,唐代山水诗派的艺术特征中是否有着禅的基因呢?答案是肯定的。 三、空明诗境与淡远风格 从质实到空明,这里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上的一个跃迁,这个跃迁的实现,主要是在盛唐时期,而主要是体现在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诗人中。这方面王维的诗作是最为典型的。如有名的《终南山》一诗:“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入处宿,隔水问樵夫。”这首诗描写终南山的雄浑气势。“白云”两句,把山中的云霭,写得闪烁不定,飘渺幽约,诗的意境阔大雄浑,但又有一种空明变幻的样态。《泛前陂》一诗也是如此:“秋空自明回,况复远人间,畅以沙际鹤,兼之云外山。澄波澹将夕,清月浩万闲。此夜任孤棹,夷犹殊未还。”也创造出十分空明灵动的境界。这类诗作在王维集中比比皆是。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汉江临泛》)“高城眺落日,极浦映苍山。”(《登河北城楼作》)“寥廓凉天净,晶明白日秋。圆光含万象,醉影入闲流。”(《赋得秋日悬清光》)都有着空明摇曳而又雄奇阔大的境界! 不仅是摩诘诗,山水诗派其他诗人的创作也多有这种诗境。如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立公房》:“何如石岩趣,自入户庭间。苔间春泉满,萝轩夜月闲。”《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夕阳度西岭,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宿王昌龄旧居》:“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渔浦》:“碧水月自阔,岁流净而平。”储光羲的《钓鱼湾》:“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等等,这类空明澄澹的诗境,在山水诗派中的作品是俯拾即是的。 与唐诗相比,魏晋南北朝诗尽管在形式美感的追求上下了很大功夫,但还较为质实,缺乏空明灵动的神韵。而盛唐诗之所以被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有了这样的诗境。严沧浪谓:“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辩》)主要指这样一种诗境。 由质实到空明,决不止是一个诗歌的风格问题,也不止是个意境问题,而是诗歌艺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着它对于人类的价值。人们不再以客观摹写自然山水为目的,而是使山水物象成为心灵的投影。正如黑格尔所说:“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式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只是为着他们本身或是他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的心灵的旨趣,因为它们有力量从心灵深处唤起反应和回响。这样,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显现出来了。”(《美学》)第一卷中译本49页)对于空明诗境,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它们的价值的。 那么要问,禅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回答是佛教禅宗的“空观”对诗人艺术思维的渗透。“空”是佛教第一要义。在佛家看来,“四大皆空”、“五蕴皆空”,只有把主体与客体尽作空观,方能超脱生死之缘。但要把实实在在的事物说成是虚无的,无疑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于是便“以幻说空”。大乘般若采用“中观”的思想方法,有无双遣,把一切事物都说成是既非真有,又非虚无的一种幻想。正如僧肇在《不真空论》所说:“诸法假号不真。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僧肇以“幻化人”为喻,说一切都非有非无,而是一种“幻化”。在哲学上,这当然是地道的唯心主义。但它对文学创造所形成的影响,便是复杂的了,难于用“唯物”和“唯心”来划界。 王维信奉佛教,主要是禅宗,而禅宗主要是发展了大乘般若学。对于这种有无双遣的理论,王维深谙其妙,在《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中,他写道:“心舍于有无,眼界于色空,皆幼也。离亦幻也。至人者不舍幻,而过于有无之际。故目可尘也,而心未始同,心不世也,而身未尝物,物方酌我于无垠之域,亦过殆矣。”王维是以这种“幻化”的眼光来看人生,看世界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有非无,亦有亦无,一切都在有无色空之际。这种思想方法,渗透在诗歌艺术思维中,便产生了空明摇曳、似有若无的审美境界。 山水诗派诗歌艺术风格,总的说来,以淡远最为突出,诗人以恬淡之心,写山水清晖,意境悠远,词气闲淡。前代诗论家不约而同地谈到这派诗人的淡远风格。胡震亨引《震泽长语》中说:“摩诘以淳古澹泊之音,写山林闲适之趣,如辋川诸诗,真一片水墨不着色画。”无非是言其“淡”。胡应麟把王孟与高岑相比较:“王孟闲淡自得,高岑悲壮为宗。”(《诗薮》)胡震亨又引徐献忠评孟浩然语:“襄阳气象清远,心悰孤寂,故其出语洒落,洗脱凡近,读之浑然省近,真彩自复内映。虽藻思不及李翰林,秀调不及王右丞,而闲澹疏豁,悠悠自得之趣,亦有独长。”(《唐音癸签》)“淡远”,是这派诗人的共同风格特征。 举几个具体作品为例。王维的《归嵩山作》:“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山中寄诸弟妹》:“山中多法侣,禅悦自为群,城郭遥相望,唯应见白云。”的确可以称之为“水墨不着色画”,“淡”是最突出的特征。这种“淡”,不仅是语言色泽上的“淡”,更多的是创作主体心境的“淡”。 关于孟浩然的诗作,更是以“淡”著称。明人胡应麟以“简淡”概括浩然风格,评孟诗云:“孟诗淡而不幽,时杂流丽,闲而匪远,颇觉轻扬。可取者,一味自然。”(《诗薮·内编》)如《北涧泛舟》:“北涧流恒满,浮舟触处通。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寻菊花潭主人不遇》:“行至菊花潭,村西日已斜。主人登高去,鸡犬不在家。”都是冲淡的。孟的一些名作如《秋登兰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宿建德江》等篇,都以“淡”见称。闻一多先生形容得好:“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人疑心到底有诗没有。”(《唐诗杂论·孟浩然》) 王孟一派诗人基本上都有“淡”的诗风,那么,这与禅存在着什么联系吗? 禅所达到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禅本体,但它不略脱事相,而是即物超越。禅宗有“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要旨,所谓“无相”,并非完全剥离“相”,而是“于相而离相”,也就是寄寓于“相”而超越之。正因为如此,禅宗主张任运自在,随处领悟,反对拘执束缚,更反对雕琢藻绘,一切都在本然之中,一切都是淡然无为,而不应是牵强著力的。禅家公案强调这种淡然忘机、不系于心的精神。“僧问:如何是僧人用心处?师曰:用心即错!”(《五灯会元》卷11)禅在自然而然中,不可以用心著力。又如:“问:如何是学人著力处?师曰:春来草自清,月上已天明。”(同上)意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如春日青草、月上天明一样自然。 “平淡”或“冲淡”的风格,来源于一切不系于心的主体心态,任运自在,不执着,不刻挚,如天空中的游云一般。山水派诗人,多有如此心态。摩诘所谓“万事不关心”是正面的表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正是禅家“不住心”、“无常心”的象征。柳宗元《渔翁》诗中:“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也正是“不于境上生心”的禅学观念的形象显现。“淡远”“平淡”的风格,实际上是与无所挂碍、无所系缚、任运自如的主体心态有密切关系的。 四、幽独情怀与静寂氛围 唐代山水诗派主要以山水景物作为审美对象,作为创作题材,但实际上是在山水中“安置”诗人的幽独的心灵。这派诗人的篇什咏读既多,你就会发现在山水物象的描绘中,诗人那绋独孤寂的身影,似乎无所不在。最为突出的便是刘长卿的作品,常常出现的是自来自去,幽独自处的身影。有时不是写诗人自己,是写别人的形象,但细读之,就会发现那不过是诗人心灵的投影。如《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这似乎是写灵澈禅师,实际上却是诗人幽独情怀的外射。再如《江中对月》:“空洲夕烟敛,望月秋江里。历历沙上人,月中孤渡水。”在一片澄明而迷蒙的月光中、秋江里,“沙上人”静消消地独自渡江,诗人偏爱这类意象,不能不说是由创作主体的幽独心态决定的。在长卿诗中,即使是仅从字面上看,就可以随处看到“孤”“独”这类诗句。如“独行风袅袅,相去水茫茫”,“悠悠白云里,独往青山客”、“片帆何处去,匹马独归迟”,“江海无行迹,孤舟何处寻”,“人语空山答,猿声独戊闻”。“芳时万里客,乡路独归人”。实际没有办法多举,到处都是,诗人的幽独情怀是一望即知的。 岂止是刘长卿,这派诗人多在山水描写中寄寓幽独心境。孟浩然《涧南即事贻皎上人》:“约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书取幽栖事,将寻静者论。”《岁除夜有怀》:“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王维《答张五弟》:“终南有茅屋,前对终南山,终年无客常闭关,终日无心长自闲。”《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空欲二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韦应物《寺居独夜寄崔主簿》:“幽人寂不寐,木叶纷纷落。寒雨暗更深,流莺度高阁。坐使青灯晚,达伤夏衣薄。宁知岁方晏,离群更萧索。”《善福寺阁》:“残霞照高阁,青山出远林。晴明一登望,潇洒此幽襟。”韦的名作“《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似写“幽草”,实则是“幽独人自伤怀抱。”柳宗元《禅堂》:“发地结青茅,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杳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不仅写出了自己被贬之后的幽独处境,而且道出了禅观对这种心境的影响。 这么多表现幽独情怀的诗篇出现决非偶然,几乎成为这派诗人的共同心态。回过头来又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他们更多地以山水为题材写诗,并非为了摹写山水形貌,而是为了在一方山水物象中,寄寓幽独的情怀。他们渲染山水的宁静与远离尘世喧闹,正是为了寄托一颗幽寂的诗魂! 与此密切联系的,就是唐代山水诗人创作中那种共同的特点,静谧的氛围。诗人们在写山水物象时不约而同地烘托山水之静,而没有谁在写它的喧嚷。实际上写山水也正是为了写这种遗弃尘世的静谧。同时写风声、水声、虫声、林声……,却是为了更加反衬其静。王维《过香积寺》、“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泉声,更显得深山古刹的静谧。《秋夜独坐》中:“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这些诗中的果落、虫鸣、鸟声,恰恰是为了反衬山林的极度静谧。诗人是孤独的,似乎这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他用心谛听着大自然的心律。孟浩然、常建、刘长卿等人的诗作,也都以十分静谧的氛围来写山水。如孟诗《寻香山湛上人》:“松泉多逸响,苔壁饶古意,谷口闻钟声,林端识香气。”《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常建《白湖寺后溪宿云门》:“洲渚晚色静,又观花与蒲。入溪复登岭,草浅寒流速。圆月明高峰,青山因独宿。松阴澄初夜,曙色分远月。”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野寺来人少,云峰水隔深。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白云依静渚,春草闭闲门。”这类例子甚多,是没有办法尽数列举的。静谧的氛围,是山水诗人的一个突出特点。 这与禅有什么关系?有的。禅宗之“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禅那”的修习方式,突出地表现为反对、废弃坐禅,但有一点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对“心”的修养——不过修养方式不同罢了。禅宗不再限于静坐凝心,专注观境的形式,进一步摆脱了心对物的依附关系,把心视为万能之物。 禅毕竟是避世的,它尽管可以混迹于尘俗之中,但要取得一份心灵的自在,“参禅学道,须得一切处不生心。”(《黄蘖宛陵录》)“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坛经》),对一切事物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实际上还是一种“鸵鸟政策”。禅又是一种对于自己内心世界的返照,于外间世界的风云变幻不取不舍,而以本心为独立自足的世界。这种对内心世界的返照和体认,必然带来的体验的独特性。参禅者的内心是孤寂的、幽独的。唐代山水诗派诗人们的幽独情怀,是与“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巨大变革有极大关系的。唐王朝从鼎盛的峰巅跌入了一个幽深的峡谷,亲身经历了这场大变乱的诗人们,热情凝结了,心态幽冷了,由外向投射转入主观内省。其社会原因是主要的。但是,诗人们在与禅的接近中,与禅的反照内心一拍即合,于是在幽独情境的描写抒发中,就参入了相当多的禅的底蕴,像柳宗元的《禅堂》、《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王维的《鹿柴》、《过香积寺》、《终南别业》等,都是相当显豁的例子。 禅家尽管一再宣称“行住坐卧,无非是道”,而实际上,还主要是在静谧山林中建立寺院,在生灭不已的朝晖夕阴、花开花落中“妙悟”禅机的。禅僧乐于与大自然打交道,倾心于禅的士大夫也乐于栖息于山林,至少是暂时获得一份心灵的宁静。王孟一派诗人,把山写得如此空明静谧,实非偶然,这与他们的禅学习染有直接关系。 其实,山水中的静谧氛围,并非全然是客观描写,主要是一种心境的建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坛经》)禅是以心为万物之本体的,所谓“静”,只是一种心灵之静。大乘佛学以“心静”为“静土”,“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境,则佛土净”(《维摩诘经·佛国品》),把“净”易为“静”,道理全然是一样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公的《饮酒》,说明此意最为恰当,又安知其中没有大乘的影迹? 禅与唐代山水诗派的关系很深,也难一一说明;而山水诗派的艺术精神,其形成因素也决非一端,禅的影响也只是一个侧面,然而,从这个视角所进行的透视,会有补于对唐代山水诗的深一层理解。 山水诗: 《鹿柴》王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春晓》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鸟鸣涧》王维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竹里馆》王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宿建德江》孟浩然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山中》王维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山居秋瞑》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过故人庄》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饮酒》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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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的深入化、多样化,人们纷纷从意象、意境、创作手法、创作心理等多方面对李白诗歌艺术进行综合的研究,尤其是在对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和酒意象的广泛、深入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成果。以此同时,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却很少有人论及,这不能不说是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特别是意象研究)中的缺陷,更加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进一步深入、细致、广泛地加以研究,并试图通过一定的科学手段和理论成果来填补其中的空白。  《论李白诗中的“水”意象》的文献综述  指导教师: 孟修祥教授 (长江大学文学院)  学 生: 王强斐 (长江大学文学院)  “水”作为一种包容性极大的自然意象在李白的诗歌中频繁出现。据统计,在李白一千余首诗歌中,共出现“水”字四百七十六个,平均每两首多诗就出现一个,其中并不包括与“水”相关的江,河、湖、海等。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对李白诗中宏伟自然意象进行过统计,其中写到江(江水)六十次,河(黄河)四十一次、波(波涛、波澜等)七十四次,海(沧海、沧溟)六十四次……(《李白的宇宙境界》,载《中国李白研究》一九九0年集•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这些精确的数据在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对李白诗中的“水”意象的研究。然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的深入化、多样化,人们纷纷从意象、意境、创作手法、创作心理等多方面对李白诗歌艺术进行综合的研究,尤其是在对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和酒意象的广泛、深入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成果。以此同时,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却很少有人论及,这不能不说是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特别是意象研究)中的缺陷,更加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进一步深入、细致、广泛地加以研究,并试图通过一定的科学手段和理论成果来填补其中的空白。  我们知道,李白诗中的“水”(这里所说的“水”含概所有一切与水相关的自然物质,包括上述所说的江河湖海以及泉溪泽泊等等)意象具有非常丰厚的蕴意。诗人笔下的“水”千姿百态,它们不仅出现的次数多,而且涉及的范围广,与中国文化意义上的“水”意象和其他诗人笔下的“水”意象相比有着自身的特点,而且与诗人的生命精神息息相关。因此,笔者拟以李白诗中的“水”意象为考察对象,探考它们所涉及的内容、特点和蕴涵,并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水”意象比较,进行合理的归纳、梳理,探讨与“水”意象相关的诗人的生命精神和“水”意象的建构对其诗歌风格的影响等等。  李泽厚先生在其论著《美的历程》一书中这样高度评价李白的诗歌:“盛唐之音在诗歌上的顶峰当然应推李白,无论从内容或形式上,都如此。”对于如此“顶峰”之上的李白的诗歌,更值得我们去深入、广泛地进行研究。对李白其人其诗的研究,从上世纪到本世纪初一直保持着经久不衰的热度。李白研究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热点,备受人们的关注。李白是属于中国的,李白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的。他和英国的莎士比亚一样,引领着不同角度的文坛。李白不仅给我们留下许多美好的不朽诗篇,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他那傲岸的气骨,开豁的胸襟和自信乐观的人生态度使我们深受鼓舞,积极奋进地去改造自然、创建美好家园。可以说,研究李白诗歌艺术,就是研究李白其人和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而李白诗中的“水”意象探究,实际上就是对诗人一生的生命精神的解剖和袒露;客观地挖掘、审视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的内在意蕴,对于研究李白和重现盛唐时代面貌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化历史价值。这是因为,中国的诗学是一种生命的诗学,“意象正是生命感觉和文化的一个载体,”(杨义);所以,“我们对意象的分析也就是对当时的文化环境的分析。”(杨义)这同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环境意义上的解释和分析,而且还具有“关于精神关注点及其凝聚浩散过程的文化分析”的重要意义(杨义)。因为,诗歌的情感抒发和意象表达,往往委婉地潜伏在意象经营和文化展示的皱折之间,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合理的、客观的把握“水”意象建构对李白诗风的影响和透过这个意象来审视李白的人生感悟、生命精神以及更深意识的思想和思维,再现“盛唐之音”的瑰丽画卷。这就需要我们细致、深入和新颖地运用各种学术理论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铲子”和“钥匙”,研究、挖掘出属于诗人自身的诗歌奥妙,打开诗人的生命精神的密码,客观地审视和评价其人其诗。对此,杨义先生有一段精彩的阐释:“我们对古代诗人审美意象的发生,发展和变迁过程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古代中国诗人精神现象史的分析,意象分析实际上和文化是有联系的。”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意义所在。  文学作品和诗歌既然是一种生命的投影,势必打上作者的生活烙印和生命痕迹。因此,只有通过认真地剖析李白的诗歌,特别是诗歌中的“水”意象,我们才能更加真实清楚地找到他所留下的生活痕迹和生命投影,以及一些至今还未解开的谜团的“密码”;在这些十分重要的生命历程的烙印里,蕴含着十分重要的文化研究价值。  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以其简洁精练的语言、丰富多义的意蕴让人们难以解读。对李白诗歌艺术中的意象研究至今还不超过三分之一个世纪,其可以借鉴的研究的理论成果亦十分有限,这难免给我们的研究者带来很大程度上的困难。笔者对此专门作了一个统计: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李白诗歌意象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房日晰的《论李白诗歌意象的跳跃性》(《唐代文学论丛》总第三辑,1983年版)、姬默的《李白与月亮》(《中日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10月版)、卢燕平的《“飞”意象与李白诗的飘逸美》(《天府新论》1993年第3期)、李浩的《李白诗歌中的鸟类意象》(《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张天健的《论李白诗歌月亮的意象》(《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版)、褚兢的《论李白诗歌中“水”的意象》(《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贺超的《试论李白诗歌中明月的意象建构》(《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傅绍良的《论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和哲人风范》(《陕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陈吕洪的《月光下的李白——李白诗中的月意象简析》(《大理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姚星的《略论李白山水诗的意象特征》(《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张春义的《简论李白诗歌的心态意象化与意象心态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9月第5期)等;二本世纪初到至今关于李白诗歌意象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张炳蔚的《论李白诗中的太阳意象》(《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2月第1期)、张保宁的《试论李白诗歌中的人格意象》(《荆州师范学院》、2002年第1期)、杨洁梅的《浅析李白诗水意象的审美境界》(《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9月第16卷第3期)、孙太玉的《略论李白诗中的黄河意象》(《济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13卷第4期)、陈娟的《李白诗文中的大鹏意象》(《语文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32期)等。以上这些论文的统计是通过对资料进行人工检索和中国期刊网搜索所得的,相信还有遗漏之处。通过上述论文的检索、统计,我们不难发现,关于李白诗中的“水”意象研究成果不是很多,这里面似乎除了姚星、褚兢、杨洁梅、孙太玉等人的4篇论文外,关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文章微乎其微,更不必说有关于李白诗歌水意象研究之类的专著了。如果在将以上4篇相关的论文进行分类和细斟,那么符合本题的论文只有褚兢的《论李白诗歌中“水”意象》和杨洁梅的《浅析李白诗中水意象的审美境界》这2篇文章了。因为这2篇论文都是从水作为包容性的自然意象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探讨的,而姚星和孙太玉二人则分别从山水意象和黄河意象的方面来探究诗人李白的生命精神,以及山水意象、黄河意象的建构对李诗诗风的影响的。  下面主要就上述四位作者的论文作简要的综述:一孙太玉认为李白诗中出现的黄河意象有五种情况:李白亲自泛游黄河的感受。诗人站在岸边远眺黄河;诗人登上泰山、华山之巅远眺黄河; 叙述平生经历,关涉黄河;以黄河做比喻,抒发诗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作者认为,这些黄河意象反映出诗人李白赞美黄河和以黄河自喻,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文章认为,李诗中有关大量的黄河意象描述是来自于黄河这一博大壮美的意象适应于诗人的审美追求,与诗人的个性、人格和感悟符合;李白诗歌中的黄河意象造成了李诗壮浪纵恣、豪放刚健的诗风。二姚星在其文中指出,李白的山水诗,往往具有独特的意象。他认为,李诗不仅从意象的选择上典型、明确,而且在意象的组合方式等方面上独具匠心,以完整的形式、具有独立的生命区别于其它诗歌样式,呈现出明显的特征。三 褚兢文认为,李白诗歌中关于“水”的意象,除了以创作意象的形态直接出现外,还以象征或隐喻的方式写水。文章指出,李白诗中显现出水美学意象的那部分内容可分成三个不尽相同却有相互关联的意义的义,即:时间意识;忧郁情结;生命观照。作者强调,以上这三类意义在不同场合下出现,寄寓了诗人不同的情感,但其后二层意义却无疑是由第三层意义衍化和派生出来的。在李白的诗里,水的意象的三层不同内涵,具有紧密的关联和递进关系;由水而派生出来的时间意识(如“人生苦短”、“时不待我”等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和珍惜。)转化为内心忧郁情结,最后有潜意识压入心灵深处作为文化基因遗传下来,成为一种审美观照,最终又化为一种文学意象而重新表现出来。作者从“水”意象的意蕴出发探源,结合心理分析的理论提炼出自己的观点,新颖生动、言之有理。四杨洁梅文认为,李白在诗歌中大量使用水的意象,不仅对其作了形态万端的精彩描绘,同时还在对它们的审美中注入了自我生命感受的诗情体验,使其具有极富个性的丰厚审美底蕴。文章指出,水在李白诗歌中是具有很强的整合力的意象、与月、山等组合成复合意象群,构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审美系统。作者还将李白诗中的水意象进行分类:流水意象;清水意象;达到“天人合一”审美境界的“水”意象。文章还认为,通过对上述的流水意象、清水意象的分析,可探究出李白诗中水意象中“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在文中,作者指出,李白诗中的流水意象体现了伤逝情结和对抗力量,反映出诗人典型的个性和审美倾向,最具有代表性和引人注目;文章还指出,清水意象不仅表现了水之明净的性状,而且还体现了诗人的精神性质;清水意象正是诗人融通自然的那种富于生命色彩的、质朴的气质禀赋的映现。最后,文章结论出李白诗中的“水”意象建构而成的清莹明净的水之审美世界,乃是诗人投身自然、超越现世功利和人生愁苦的精神品格,体现其卓然而立、至真至纯的人格美——此乃“天人合一”的至高至美之境。作者最后还指出,正是由于李白诗中的那些汹涌澎湃、惊心动魄的流水意象和清莹明净的清水意象,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构成了李诗诗风的特色。  以上所列均为四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它们有的着力于阐释李诗中“水”意象的结构或建构,如水意象的选择和组合方式等,有的侧重于探讨水意象的内在意蕴和内涵之间的关系,也有的针对水意象的分门别类上的分析,挖掘不同种类的水意象所体现的抒情个性的生命精神,重在分析水意象的建构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等等。在这见智见仁的探讨中,在这宏观把握和微观细梳中,难免会有所偏颇,留下一些遗漏和不足,有待我们去深入研究,弥补阙口,止于至善。  针对这种解读和评析,孟修祥先生是这样阐述的:“迄今为止,我们对李白诗所作的一切说明、描述和阐释,都是在诗的存在论意义上进行的,我们所作的这一切阐释的有效性的后面,都带着某种片面性和局限性。”这是因为,解读李白及其作品“在一个内在的系统中作整体性的理解”是有“困难性”和“复杂性”的。(孟修祥《谪仙诗魂》、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这里所说的“李白诗所作的一切说明、描述和阐释”就包括了所有一切关于李白诗歌艺术的研究,而所谓的李白诗中的“水”意象研究也含在其中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解读上的局限性呢?它和研究李白诗歌艺术中“水”意象的剖析有何内在的关联?在此,除了孟先生所说的对李白诗歌解读上的“困难性”和“复杂性”之外,似乎还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李白诗歌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内涵,而我们主观上的理解则造成了不能客观、全面地综合深入分析李白诗歌,以及诗歌内部语言相互之间的结构关联,因此也造成了透视李诗中的“水”意象的局限和不足;从研究的时间跨域上看,李白诗歌艺术中的意象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还不足30年。在这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研究的理论系统还不太完善,研究的学术成果参考、借鉴还不十分充分,这就影响到研究角度的展开。所以,李白诗歌中“水”意象的研究有待重视和突破其局限性。从研究者自身的角度和研究环境来看,每个李白研究者研究的角度也许会存在着异同,他们自身的才力和关注点就直接影响到研究领域的进展;还有,由于研究环境的局限,我们在有限的学术成果理论的借鉴和运用基础上,很难做到完整意义上的阐释。这就是李白诗歌研究和其诗歌中“水”意象研究的一些问题。这其中包括理论知识扩充量的不足、研究时间的过短、研究环境的制约、解读意义上的偏狭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笔者认为,关于李白诗歌中“水”意象研究的缺陷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研究者的不够重视。我们知道,李白诗歌中大量出现水的意象,并不是偶然的情况,里面必然夹杂着诗人的审美倾向、生活体验、生命感悟等思想意识,以及“生命痕迹”内在的意蕴,其潜伏着巨大的思想文化价值。然而由于这个研究领域的外在的口径小,人们往往会不够重视,从而将研究的眼光转向那些研究的热点和大范围的领域;他们认为这样会更有研究的意义和重要价值。从而造成了“水”意象极少有人问津的“尴尬境地”。殊不知在出现次数过多的“水”意象里蕴涵的价值实在。由于研究者的精力有限,往往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对于李诗意象研究中的“水”意象分析,在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属偏僻地带,李诗中的水意象不论从其结构、组合,还是从承接文化意蕴、独具特点的方面都有着其独特的典型性,用一个词来概括它们,就是“包罗万象”。的确,对于研究者的精力和时间上的考虑是个问题。这里面不仅仅涉及诗歌艺术、文化、宗教、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且对于水意象在李白诗歌中的分类和归纳上存在的一定的复杂性和困难性。由于种种原因,李白诗中“水”意象的研究得不到很好的开展,从而也留下了研究的缺憾。  至今,李白研究的领域已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探索,如对李白生平、宗亲关系、旅行交游、思想情结和诗歌艺术上的综合研究,不断运用新的理论成果和开放独到的研究眼光,逐渐走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当代学术研究道理上来,影响着人们在研究中开放头脑、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不断从多个角度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细致和新颖生动的研究了。也只有通过“面面俱到,多管齐下”的宏、微观研究,才能促使李白研究的局面呈现出多样性和时代性,这才符合当代李白研究的典型特征,也顺应了学术研究发展的浪潮。所以,在保持研究热度的同时,注重从各个研究的角度掀起“李白热”的热潮,不断发掘有价值的学术,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打通研究的渠道,为今后的李白研究作好铺垫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像诸如李白诗歌艺术中“水”意象的探讨应多下些力气,并注意保持研究力度的集中和平衡。  综上所述,李白诗中“水”意象所具有的丰厚内蕴在更深层的层面中折射出诗人的审美倾向、个性特征、生活体验,在“水”意象的背后,隐藏着诗人李白的生命精神和哲理思索。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既传承中国文化意义上一般水意象所具有的意蕴,如水隐喻和象征着时间意识和人格品质,又典型地独具自己的特性,是中国古典诗词和其他诗人笔下的水意象所不具有的。  意象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范畴。研究李白诗中的“水”意象不仅仅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尤其是水文化所代表着的象征寄寓知识,而且还需要我们对李白其人其诗有着比较清楚的了解,从而能作出合理的判断和客观的评价。否则,难免会造成意义上的曲解和以一概全的片面理解,以及研究过程中的局限和缺漏。  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的大量出现,绝非偶然,我们应当重视它们的存在,深入研究它们。因为,在这些包容性极大的“水”意象里,不仅融入了诗人的生命感悟,而且强烈地体现了诗人的生命精神,反映了盛唐文化和时代背景,寄寓了深刻丰富的含义;从他的诗歌中的“水”意象的客观真实探讨中,我们定会找到诗人生活的“生命密码”,以及重现盛唐时代绮丽壮美的画卷。同时,诗中的“水”意象建构还深深地影响了李白诗歌风格的呈现。正是这些清莹明净的水意象,撑起了李白诗风清真自然的典型特征,正是这些奔宕雄奇的水意象,造成了李诗豪放飘逸、奇之又奇的艺术表现境界。我们也可以说,水的平静、洁净、澎湃和舒缓造就了李白诗歌意境的独特气象;而李白诗中的这两种动静不同和蕴涵不一的水的有机结合为一体,使得李诗绽发出天仙般的瑰丽色彩和迷人魅力来。  “水”意象在李白诗中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正符合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哲学观点:“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感到不满意的人才幻想。未能满足的愿望,是幻想产生的动力;每个幻想包含着一个愿望实现,并且使令人不满意的现实好转。这些驱动着人的愿望,依愿望者的性别、性格以及所处环境而变化。”((奥)弗洛伊德著、孙恺祥 译《论创造力与无意识》中的《诗人同白昼梦的关系》、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8月第2次印刷)正是由于这些“感到不满意”、“未能满足的愿望”的压抑和痛苦折磨中,诗人才寄情山水、移愁化苦,并借用“水”意象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抒发内心的彷徨和苦闷。可以说,自然的山水给了诗人安慰心灵的作用。诗人投身于自然之中,徜徉在明媚祥和的山水之中,感受大自然所带来的身心上的愉悦、静谧、温馨和浪漫,忘忧止痛,将个人的荣辱得失统统卸下,尽情地娱乐在湖光山色的美好景色之中。是大自然的具有柔情和灵性的水消解了诗人的烦恼和忧伤,同时又是自然美好的水,赋予了诗人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正是那种舒缓的柔和矛盾的急,在交织碰撞中喊出了诗人内心真实的呼声:“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苦闷压抑,“行路难,行路难,今安在?”的迷惘困顿——这些压迫感和痛楚感一旦注入诗歌的语言之中,必定会发出异样的响声;这响声就具体表现在李白诗歌的自然洒脱、不拘一格的流畅;同时,由于诗人内心的苦闷和愤懑因害怕政治迫害而不能直抒胸臆,而造成其辞闪烁的特点,使得诗歌艺术上呈现出强烈的跳跃性来。过度的失落,理想的破灭、现实的残酷在矛盾中对抗着,使得诗人在创作时思路开阔、思维敏捷,加之意象飘忽,一时天上,一时地下,形成了时空的快速转换、意象的节奏性也在跳跃起伏中流露出来。李白把他个人的政治失意、孤独冥思完全消解和融化在这或缓或急的流水中。同时,他的感慨人生苦短、时不待我的悲剧意义,在这正常又不平凡的岁月交替规律中感悟人生、体察万物,从而投归自然的怀抱里,与山水同乐,达到了“物我一如”、“天人合一”的至高至纯的审美境界。可以说,自然的山水(特别是自然的“水”)使李白得到了重生和超越。可见他诗中的“水”意象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水意象在李白诗歌中完全摆脱了先秦和传统文化中“水”的浓厚的“比德说”的束缚,水在李白的诗歌里得到了转换和重生。在李白眼里,自然的水不仅有灵性,而且还和人一样可以交心倾诉,当为知己和挚友,既能同欢娱,亦能共忧愁。水在李白诗歌中一立体生动的形象凸现在世人面前,这是古代诗词中难以具备的高度,是不能具有的。惟有李白才可以做到。诗人笔下的水各呈形态,各具特点,解释李诗中的水是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水的。我们在研究时应当区分对待、正确把握。  研究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可以采用宏观把握和微观梳理想结合的方式进行,从大处写意、小处着眼,充分挖掘李诗中水意象的深刻内涵。同时,还要注意水意象与其他的自然意象的特殊组合规律,分析这些与水相关的复合意象里头所包含的意蕴,如水月、人水、山水、舟水、鱼水及水禽等,才能做到具体、全面和更加客观地认识。  水意象作为诗歌结构的重要载体打上诗人李白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烙印。今天我们对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探析实际上就是对李白其人其诗的探析,水意象真切地反映了诗人的生命精神和盛唐时代和文化特征。因此,李白诗中的水意象具有一定的文化研究价值。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对李白诗中水意象的形成的原因、内容、特质等进行细致入微的探讨,更深一层地挖掘李白诗歌的文化内核和诗人的生命精神的实质所在。本文正是站在这个研究的角度和立场上出发和进行分析和阐述的。  中国的诗学是“生命——文化——感悟”的多维诗学,对抒情个性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文化价值由人来树立评判的标准,只有在高扬关注个体的终极人文关怀中,才能建立起一套完整人文学术系统,使学术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扩张。换句话说,也仅仅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深入李白诗歌这口丰富的“大油田”,开凿挖掘出灿烂的优秀文化,不断展示在世人面前。  以上这些语言是笔者在研究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的分析中的感想,写下来并期望得到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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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存在

赠汪伦(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简析] 李白游泾县桃花潭时,常在村民汪伦家作客。临走时,汪伦来送行,于是李白写这首诗留别。诗中表达了李白对汪伦这个普通村民的深情厚谊。 前两句叙事:“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李白将要乘舟离去,汪伦带着一群村民前来送行,他们手挽着手,一边走,一边唱。“将欲”与“忽闻”相照应,写出了诗人惊喜的情态。“将欲”,正是小舟待发之时;“忽闻”,说明出于意料之外。也许汪伦昨晚已设家宴饯别,说明第二天有事不能再送了。但现在他不仅来了,还带了一群村民一起来送行,怎么不叫诗人激动万分!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桃花潭就在附近,于是诗人信手拈来,用桃花潭的水深与汪伦对自己的情深作对比。“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句,清代沈德潜评价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裁》)的确,这两句妙就妙在“不及”二字将两件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有了“深千尺”的桃花潭水作参照物,就把无形的情谊化为有形,既形象生动,又耐人寻味。潭水已“深千尺”了,那么汪伦的情谊有多深呢? 明代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说:“伦,一村人耳,何亲于白?既酿酒以候之,复临行以祖(饯别)之,情固超俗矣。太白于景切情真处,信手拈出,所以调绝千古。”这一评论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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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只喵

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而今东流的水依然奔腾,却不见了你的身影。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高人!”偌大的长安城容不下你——一个小小的李白。于是你“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待到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时候, 你便骑上自己的白鹿,云游四海去了。至今,人们仍未找到你的踪影。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明知前方的道路不平, 你没有犹豫,还是一如既往地走下去。虽然有过“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苦闷,但你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格言。于是你坚定地走下去,然而却失了踪影。 你是回故乡了吗?陕西或四川?青莲乡或碎叶城?然而那里的百姓传送着一句话:李白失了踪。是的,“但使主人能最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对你来说,天涯就是故乡。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我以为你追寻王将军的脚步去了夜郎,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江边的猿声告诉我,你来过,但又走了。它们说,在你喜悦的脸庞上,写满着疲惫。它们说,你累了,该休息了。 你真的休息了吗?然而我分明在塞外听到了你的剑啸“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白光一闪,你单薄的衣裳便染上了一片红。“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你豪气云天。 你有个性,你的个性成就了你,但也葬送了你。是的,“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就是你。然而长江上那叶孤舟的灯火黯淡了下来,你终究失了踪。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里云。”你应该是驾鹏远去了吧,离开那世俗的凡尘。 而今,我在新世纪寻你,等你从时间里归来。 嘿嘿,提起李白我就兴奋啊,我偶像!一定要采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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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fishchy

桃花潭在今安徽省泾县,据记载它“深不可测”。李白游桃花潭时,曾受到当地乡民汪伦的款待,临离开时汪伦又赶到潭边相送,李白便即兴书写此诗赠给汪伦。我们现在用“情深似海”之类的词,已不觉新鲜了,但在唐代,李白即兴指潭水喻深情,则是个创新,因而令后人赞赏。问题是:李白是名动天下的大诗人,而据说汪伦只不过是一介乡村青年,且只是在李白游桃花潭时偶尔结识,那么,李白对汪伦如此深情热烈的赞颂是否有足够的感情内蕴呢?“深不可测”的桃花潭犹不及“汪伦送我情”该不会是诗仙虚与委蛇的应酬夸张吧?其实不然。细揣诗意,李白是把汪伦对自己的毫无私利之心的纯洁的友谊同世态炎凉相对比,是有着丰厚的现实生活感受作为基础的。李白这人,有大志,也有大才,诗名早就响震天下。但因他禀性兀傲,不愿阿附权贵,低眉俯首,因而长期遭受排斥,很不得志,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着深切的体验。这次,他游桃花潭一带,自然会结识许多当地人士,但在离开时,却只有汪伦组织了一队人唱着歌,用脚踏着节拍前来热烈送行。这自然使潦倒失意的李白深为感动。当然,作为一首短小的绝句,他只能如此含蓄地写,因此,只有细加品味,才能体会到。“李白乘舟将欲行”,写诗人登舟时有所期待,而又惘然若失。句首直呼己名,含有一种深沉的感叹意味,犹如说:李白呀李白呀!“将欲”这两个字读起来是很感滞重的,似乎连招呼船家起程这样简单的事还得狠狠心才行。他为什么心情这样沉重呢?可以想见的起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舟”为小船,当不会有许多人同行。“行”有“往”义,但不象“前往某地”那样有明确的目的地;有“去(离开)”义,但也不强调离开某地。这样看来,诗人用“行”字是为了表现一种欲行不行的矛盾心态。为什么呢?试想,诗人将要乘一叶孤舟继续他的漫游,在漫长的旅途中,其孤独可想而知。此时,他回望桃花潭岸边,这些天来所见之美景怎会不使他恋恋不舍?但终究是要离开了。这就会令人深深感叹。其二,诗人性格豪放,喜结交天下豪杰。此时,若有好友相送,金樽清酒,一饮“三百杯”,无论是放歌还是悲吟,总能渲泄胸中郁郁之情。可现在,孤零零地悄然离去,心中自然深感失望和怅惘。总之,第一句写诗人欲行不行时的怅惘,为下一句蓄足了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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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yzhou214

李白的诗李白(701--762),字太白,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等人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功成身退”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 李白留给后世人九百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书情赠蔡舍人雄》等诗篇中,对此都有绘声绘色的展露。李白自少年时代就喜好任侠,写下了不少游侠的诗,《侠客行》是此类诗的代表作。在长安3年经历的政治生活,对李白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愤怒出好诗,于是,便写下了《行路难》、《古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一系列仰怀古人,壮思欲飞;自悲身世,愁怀难遣的著名诗篇。李白大半生过着流浪生活,游历了全国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诗篇,借以表达出他那种酷爱自由、渴望解放的情怀。在这一类诗作中,奇险的山川与他那叛逆的不羁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契合。这种诗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占有不小的数量,被世世代代所传诵,其中《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最杰出的代表作。诗人以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尽情地无拘无束地舒展开想象的翅膀,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让苦闷、郁悒的心灵在梦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而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更把诗人的一身傲骨展露无遗,成为后人考察李白伟大人格的重要依据。 李白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关怀人民、不忘现实的伟大诗人,也十分关心战争这一重要问题。对保卫边疆的将士予以热情的歌颂(如《塞下曲》),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则给予无情的鞭挞(如《战城南》、《丁都护歌》等)。李白还写了不少乐府诗,描写劳动者的艰辛生活,表达对他们的关心与同情(如《长干行》、《子夜吴歌》等)。 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比如,他入京求官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念长安时,“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样一些诗句都是极富感染力的。 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让人感到的却是高度的真实。在读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些诗句时,读者不能不被诗人绵长的忧思和不绝的愁绪所感染。李白的这一艺术表现手法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李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采、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韵致的原因所在。他的语言正如他的两句诗所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明朗、活泼、隽永。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短了些,我是小孩哦!不好,请原谅,你选别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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