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京剧刊物什么时候出版的

《五味》（汪曾祺）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 密码：r9gm    书名：五味作者：汪曾祺豆瓣评分：8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年份：2005-04页数：177内容简介：汪曾祺既不是达官贵人，又不是商贾巨富，因此所食、所喜的多是地方风味和民间小食，他谈萝卜、豆腐，讲韭菜花、手把肉，皆是娓娓道来，从容闲适；读的人则津津有味，满嘴噙香。汪曾祺在《葵・薤》里说，自己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怡阿谁”时，尽管他“未从过军，接触这首诗的时候，也还没有经过长久的乱离，但是不止一次为这首诗流了泪”。想见汪曾祺老人也是多愁善感，性情中人，遇事有激情，有感动，有愤慨。但汪曾祺并不止于见花流泪，感别伤心，而是追根究底，想要弄明白葵到底是什么物种，他从《毛诗品物图考》追到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和《植物名实图考》，恰巧在武昌见到了古书中的葵―――冬苋菜，终于放下了一件心事，总算把《十五从军征》真正读懂了。当然，汪曾祺的心思可不仅仅在考古，而自有深意，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一尝”，“一个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中国人讲究寓教于乐，汪曾祺也不例外，在其他几篇谈美食例如《吃食与文学》的文章里，他犹如邻家老妪，絮絮叨叨地讲自己的创作观点和人生感悟，可是你竟然一点也不讨厌他，反而觉得他是一个挺可爱的小老头。作者简介：汪曾祺（192O～1997）现、当代作家。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教写作课的沈从文的影响。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 1943年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46年起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上发表《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另有一些京剧剧本。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

中国京剧刊物出版30周年了。中国京剧杂志创刊于1992年，至今已经过去了30个年头。《中国京剧》是月刊，由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主办。本刊面向京剧及全国戏剧、戏曲专业人士，和海内外京剧票友、戏迷，以传扬祖国优秀文化为己任，以弘扬京剧艺术为宗旨，全面介绍研究京剧的历史、文化、知识、现状。《中国京剧》反映京剧院、剧团改革与京剧艺术创新成果，总结京剧创作经验，普及京剧知识，介绍京剧赏新秀。是世界唯一一本以中国国粹艺术---京剧为内容的大型刊物,旨在探讨京剧规律,弘扬京剧文化,普及京剧知识,传播京剧艺术。

戏曲文物指与戏曲相关的有价值的历史遗存，对它的研究肇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展于五十至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后呈现出繁荣局面。后一时期以研究专著的出现、研究队伍的形成、研究方法的拓展、研究成果的丰富为显著标志。今天，戏曲文物研究已经成为曲学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领域。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研究，打破了曲学界以文献为唯一资料来源的单一研究方法。大批文物的发现填补了戏曲研究的许多空白。它们不但印证了某些文献记载，而且补充了文献资料之不足，纠正并完善了戏曲研究中某些既定看法。戏曲文物研究还引起了曲学研究方法与戏曲观念的丰富与更新，彻底改变了以文学加音律为中心的单一研究局面。就戏曲文物研究状况而言，区域性、断代性研究较多，整体性研究较少。介绍性、微观性研究居多，理论性、宏观性论述偏少。就事论事者居多，由文物的发现而引发的对戏曲史的重新思考比较欠缺。戏曲文物的发现对戏曲研究的贡献还未得到认真总结。所以，对二十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研究进行总结，并从宏观上重新认识中国戏曲史是非常必要的。同时，系统全面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也尚未进行。　　本课题的研究先从搜集整理资料开始。戏曲文物是按属性分类法从文物中分离出来的，本文据形态分类法，将其分为戏台、雕塑、碑刻、戏画、抄（刻）本、舞台题记、其它，共七类。文物条目以单种（或组）器物为单位，共得1500余条，列表介绍，作为附录部分，字数约30万。内容包括“名称”、“时间”、“内容简介”、“发现地”、“公布情况”、“研究状况”六项。曲学有狭义广义之分，本文取其前者，主要指宋元明清戏曲研究。考虑到学位论文以论为主、要有创新的要求，本文既注重学术史的总结，又力争从材料中得出新的观点。　　第一章介绍戏曲文物发现与研究概况。戏曲文物之真正发现，戏曲文物研究的自觉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介绍为主。主要发表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月刊》、《国剧画报》等刊物上。抗战开始后的十余年间,戏曲文物的发现处于停滞状态　　从五十年代开始，文物考古工作全面展开，戏曲文物的发现有了长足的进步。种类除了戏台、戏曲碑刻、戏曲绘画外又增加了戏曲雕塑、出土戏曲剧本两类。　　八十年代以来，戏曲文物的发现进入了全面丰收的新时期。地下宝藏频频面世，地上文物被广泛调查介绍。文物种类又增加了“舞台题记”一项。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编纂《中国戏曲志》，各省分卷编撰人员随即展开了首次全国范围的戏曲文物调查。　　戏曲文物研究亦可分为三个时期。三、四十年代为发轫期，研究以文物介绍为主。五十至七十年代为发展期，研究范围扩大，专业研究人员出现，研究力度加深。本期共发表带有戏曲文物的报告29篇，戏曲文物研究论文16篇。兼收戏曲内容的碑刻集1部。戏曲版画集1部。　　八十年代以来为繁荣期。文物考古刊物大量增加为戏曲文物的公布创造了条件。以戏曲文物研究为主的集刊《中华戏曲》问世。本期共发表有关戏曲的文物考古报告260余篇，研究论文280余篇。　　研究专著的出现是一个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本期出版的专著有：刘念兹《戏曲文物丛考》、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杨健明《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周华斌《京都古戏楼》、陈历明《〈金钗记〉及其研究》黄竹三、王福才《山西省曲沃县任庄村〈扇鼓神谱〉调查报告》、景李虎《宋金杂剧概论》、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国戏剧图史》。论文集：《河东戏曲文物研究》、黄竹三《戏曲文物散论》。　　研究队伍的出现与壮大是一个学科形成发展的首要条件。上一期的研究者中已有不少专家，但多数对文物仅是偶尔关注一下，所以这一时期还谈不上形成“研究队伍”。本期情况则大为改观，有戏曲文物研究专著者7人，发表论文者140余人，其中论文数量在5篇以上者23人（包括有专著者5人）。一支数量可观的、稳定的研究队伍已经形成。　　由戏曲文物的发现而引出的剧场史研究，开拓了曲学研究领域。王国维、青木正儿的戏曲史研究均不涉及剧场史。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也颇为简略。真正比较完备的剧场史研究始于八十年代以后，其成就主要得益于戏曲文物的发现。本文第三、四章描述古代“庙台广场”式剧场的发展演变轨迹。宋金元时期，祠庙里开始建筑“舞亭”“乐厅”等固定表演场所，庙台广场形制开始创建。明代祠庙戏台从面积到布局都有发展，过路戏台与二层看楼出现。清代，戏台建设全面繁荣，数量增多、建筑宏丽、形制完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现存古戏台绝大多数在祠庙（会馆亦供奉神灵，亦为祠庙之一种）内，勾栏剧场与其它演出场所（如堂会等）仅见于文献记载，相关研究也比较充分，所以本文着重以已发现的古戏台为对象描述祠庙剧场之发展史，兼及戏园与宫廷戏台。　　最后一节通过比较得出结论：庙台广场是中国古代剧场的基本形制。然后探讨庙台广场式剧场形制对戏曲特征形成的作用。庙台广场功能驳杂，具有开放性、嘈杂性、简陋性等特点。这些特征对古代戏曲戏无定本、程式化、脸谱化以及高亢嘹亮的音乐、唱白等特征的形成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演出史本应成为戏曲史中心之一，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它一直被置于戏曲史的边缘。戏曲文物，尤其是大量乡村赛社演剧文物的发现，显示出古代戏曲演出的繁盛。演出的繁荣不但产生于有大量剧作传世的地区，而且出现于那些创作并不繁荣的地方。后者在以戏曲文学为主的“戏曲史”中往往是一片空白。赛社演剧是古代中国公共性戏曲活动的主要方式。本文第五、六章主要勾勒赛社演剧的历史轮廓。 宋金元时期，赛社演剧制度基本确立。明代，赛社演剧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与规范。赛社演剧的普及与繁荣，则是入清以后的现象。　　第六章最后一节，探讨赛社献艺与戏曲生存发展的关系。原始性宗教祭祀，尤其是民间宗教祭祀，在古代中国历史悠久、绵延不断。作为“古代宗教”祭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迎神赛社是中国古代的一项基本社会制度。它以民间活动为主，官方与民间相互渗透、融合。而赛社献艺是这一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赛社演剧是古代中国公共性戏曲活动的主要方式。作为一种基本社会制度而存在，是它能够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所以，赛社献艺是中国古代戏曲生成与生存的基本方式。古代宗教，主要是民间宗教在宋代的兴盛是戏曲形成于宋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在以前有关戏曲形成问题的研究中是不被重视的。　　第七章简略追述戏曲观念史。大致而言，宋元时期，文人士大夫仅承认戏曲的讽谏作用。元代戏曲家正式提出戏曲的教化功用。专门性戏曲碑刻的出现标志着戏台在祠庙中单独新建的开始。入明之后，主流社会对戏曲的看法有了明显转变。戏曲被纳入“一代之文学”的行列，并被称为“正音”。教化说被进一步强化。祠庙碑刻中多从悠久的祭祀、礼乐传统中寻找赛社献戏的合法性，戏台多被命名为“乐楼”。戏曲的起源被追述到先王所制之古乐。入清以后，一些文人将戏曲提高到与经史并肩的地位。戏曲的历史借鉴作用的阐述臻于完备，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也被发挥殆尽。同时，戏曲的娱乐作用也得到了有限的承认。戏曲被认为是沟通神人的最有效媒介。赛社演剧变成了祭祀神灵、祈福禳灾的充分必要条件。戏曲的起源由古乐被进一步追述到天道，从而获得了本体论式的解释。至此，戏曲存在尤其是赛社演剧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完全确立。　　受王国维与吴梅的影响，二十世纪曲学研究形成了以文学与音律为中心的特点。五十年代以来，各大学中文系将古代戏曲纳入古典文学领域进行教学与研究。这一制度客观上巩固并加深了上述倾向。戏曲文学研究遂成为戏曲研究的绝对主流，而戏曲作家作品研究又成为戏曲文学研究的重心。戏曲史被描述为戏曲作品创作史加音律声腔演变史。　　戏曲文物的发现引起了曲学研究方法与领域的拓展。文物考察、田野调查之风日盛，由此导致更多珍贵文物资料的出世。除剧场史、演出史研究的深化外，近年来，各种地方戏、幸存的古老剧种、宗教祭祀剧等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些研究活动与成果彻底打破了戏曲研究中以文学加音律为中心的传统，使之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繁荣局面。由此，重建中国戏曲史的呼声日益响亮。以舞台艺术、演出形态为中心的戏曲史观受到了广泛的赞同。戏曲演出活动的历史应该成为戏曲史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