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论文

论文已发表论文近90篇，多有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摘编及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收录者，在台湾和日本均发表过论文，近年来有代表性的论文如下：《关东文化特点刍议》，《光明日报》2006年4月18日史学版；《历史研究层次结构探赜》，《光明日报》2006年1月6日史学版；《明代洪武永乐时期北边军镇建置考》，《文史》2006年4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6期有论点摘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2期有论点摘编；《论关东历史地名内涵之演变》，《东北史地》2007年第四期；《论关东文化之特点》，《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群言出版社2006年10月；《文化新诠》，《新视野》2005年第6期，《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2期有论点摘编；《文化与文明的界定及其关系》，《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清代官员的学术风气与清代文化的发展》，《清史论丛》2007年号；《论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形成》，《学习与探索》1997年1期；《新华文摘》1997年第6期有论点摘编；《论满族形成时期的文化结构》，《清史研究》1997年1期，该文获辽宁省第七届社会科学评奖论文一等奖；《论清圣祖倡导学术及其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2期；《儒教与明初宫廷祭祀礼制》，《齐鲁学刊》1999年第6期；《中国文化史分期问题管窥》，《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3期，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00年第7期收录；《二十年来乾嘉学派形成原因与学术分野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2期；《明代的宫廷火灾》，《中国文化》第21期，2004年6月；《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该文为2005年《中国学术年鉴》选为边疆史学科优秀论文；《论明代蒙古族进入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西南师大学报》2002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5期有论点摘编；《论明穆宗时期实现“俺答封贡”的历史条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该文为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2001年第6期收录；《论明英宗时期蒙古瓦剌部与明廷的朝贡贸易》，《第九届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论明世宗的对蒙“绝贡”政策》，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论明代蒙古族之入据河套》，田澍、李清凌主编《西北史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论明代成化年间的“搜套”之举》，《大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论明代成化时期对河套蒙古的防御措施》，《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1期；《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建设》，《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4期；《论明代永乐时期北边形势的变化》， 《第七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9年7月东北师大出版社出版；《论明穆宗对北部边防的整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2期；《明代皇帝的家庭与帝位传承》，《光明日报》2002年10月15日理论版；《明代东宫臣僚集团与明代政治》，台湾《明史研究专刊》第11期，1994年12月出版；《八十年代明代宗藩研究述评》，日本明代史研究会机关刊物《明代史研究》第20号，1992年3月出版；著作已出版著作12部，近年来的代表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史探研》，25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嘉靖传》，34万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清史》，合作史著（撰写文化部分16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断代史系列，2002年12月出版；

无可否认，《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都是科技史上的集大成者。但是象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地动仪之类的发明创造却已不再涌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明清时期，科技发明出现断层的原因，正源于当时已显落后的自然经济。类比西方社会的经济形态，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正是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快速上升的阶段。与之相反，中国的封建经济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已发展到了顶峰。虽然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但这初生的资本主义萌芽，正如一棵生长在大树下的小草，得不到应有的阳关和雨露——资本、劳动力、市场等等。这就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始终处于萌芽状态，这也导致中国传统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转变缺乏最根本的经济土壤。 明清科技停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腐朽封建制度下统治者的政策。首先是经济政策。既“重农抑商”。自战国商鞅变法，到明清时期，重农抑商均被推崇为发展经济，维护统治的“黄金法则”。无可厚非，农本政策的确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封建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但是，把“农”与“商”二者对立起来的弊端与危害，在明清时期愈来愈凸显出来，工商业长期受到压制，已客观上导致科技发明失去了“用武之地”。在这里，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没有文化的繁荣，需要廉价便利的书写材料，那么造纸术的改进，恐怕还要等上几个世纪；如果不是战争的频繁，需要威力强大的火器，那么，火药的真正推广并应用于军事，恐怕也不会出现在宋朝。很明显的是，明清科技不能继续创新发展，便是缺少太多类似的“需要”。 其次，是思想文化政策。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已明显地在走“下坡路”，其突出表现便是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秩序，已采取“非常规”的统治手段——严刑酷法、特务统治、文字狱等等。其中的八股取士，限定考试内容于“四书”、“五经”之中，而实用性的技术学问却被斥为“异端”、“邪说”，从而被排斥在外。其结果，便是出现了知识分子埋首“义理”，不谈科技的“万马齐喑”的境况。正因为此，既然科技失去了其创造主体——人，那么还何谈科技的发展与创新呢？ 再次，便是外交政策。自明朝中期以后，中国基本上是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西学东渐”之花也在统治者的闭关政策下日趋枯萎。当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时，中国的统治者正回味“康乾盛世”、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所以，一直到鸦片战争，工业革命的极大成果可以扩展到那么多的欧洲国家，但却到达不了我们这个东方的泱泱大国。失去交流的通道，失去借鉴的胸怀，自然也就失去了科技发展的机遇。 当然，明清时期，我国近代科技停滞落后的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为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教育制度的落后，思想观念的陈旧，学而优仕的根深蒂固……，各种因素的交织，共同造成了我国传统科技难以走向近代科技。让人痛心的是，科技的落后，最终造成了近代中国百年的屈辱。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曾经的屈辱，让我们不得不警醒：只有改革一切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束缚科技发展的旧体制，才能为科技的发展创设良好的环境；只有继续推进科教兴国战略，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创中国独领世界风骚的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