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思想论文题目

儒家思想曾居中国传统文化主导地位 。鉴于文化的传承性和对心理健康作用的必然性 ,儒家思想的心理 咨询价值应当充分关注 。文章强调,不宜刻板化否定儒家思想的心理咨询价值 。基于心理咨询的常见问题 ,文章 初步讨论了儒家思想对心理咨询可能有贡献的 9 个领域 : 人生意义 、应对、生死教育 、哀伤辅导 、心理调节 、人际认 知 、社会生活技能 、人格发展 、心理咨询技术等 。进而 ,讨论了以儒家思想为资源 ,以心理学为目的,通过整理和发 现 、发展 、操作化和验证等环节 ,构建儒家心理咨询学说的方法论问题 。关键词 　儒家 ,儒家思想 ,心理咨询 ,心理健康 ,文化 。1 　研究儒家思想的心理咨询价值的必 要性儒家指“中国春秋末期孔子创立的学派 。”按照 代表性的说法 ,“儒家有以下特点 : ①宗师孔子 , 视 其言行如最高准则 ; ②以《诗 》、《书》、《乐 》、《礼 》、《易 》、《春秋 》为经典 ; ③提倡仁义 ,以为行为准则 ;④维护君臣 、父子 、夫妇 、兄弟等伦常关系 。”[ 1 ]就儒家的历史作用看 ,儒家自西汉成为中国主 要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 , 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 。 “直至‘五四 ’运动之前的 2000 多年间,儒家思想一 直统治中国学术界 ,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 ,延续时 间最久 。”[ 2 ]“我至今认为 ,儒学 (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 》一书 ) 在塑造 、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 历史过程中 , 大概起了无可替代 、首屈一指的严重 作用 。”[ 3 ]由此可见 , 研究中国人 , 或者解决中国人的问 题 ,是不能回避儒家的 。这样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发展与中国文化相契合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 。因 此 ,研究儒家思想的心理咨询价值 ,是中国社会文化的现实要求 。其实 ,从学理层面看 ,这一主张还在于文化与心 理健康的天然联系 :首先 ,文化影响着人们对心理疾 病患者的评价 。如同样是对心理疾病患者的评价,美国人常常有诸如“有心理疾病的人是不稳定的和有危险的 ”看法 [ 4 ] 。而中国人则常常认为有心理问 题 ,丢了面子 ,往往对有心理疾病的人给予道德性的 评价 [ 5 ]。这导致了患者求助方式的差异 [ 6 ] ; 其次 , 文化影响着心理疾病症状的表现方式 。如中国人的 神经衰弱现象 ,拉丁美洲的 Su sto(令人恐惧的事件 引起灵魂离开身体而出现的疾病症状 ) [ 7 ] ; 第三 ,文 化还影响着心理咨询和治疗过程 。如研究发现 ,亚裔美国人表现出对心理咨询过程中不确定性的低忍 耐性 ,倾向于结构化的情境和实践 ,快速解决问题的期望等等[ 8 ] 中国的来访者倾向于接受咨询者 直接的 指 导 [ 9 ] C ro ss 直 接 指 出 ,“文 化 是 社 会 支 持 、问题解决、身体健康和精神幸福的渊泉 ”[ 10 ] 。由 此可见 ,文化是构成心理健康问题的有机因素 , 所 以 ,要很好地解决中国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不能不考 虑从中国文化角度进行努力 。当然 ,这样说不是否 定心理健康的机制普遍性 ,而是从更准确的角度来 强调的 。已有学者认识到从文化角度研究心理健康的必 要性 。从中国文化角度研究心理健康问题的著作也 日益增多 。如一些学者已经从道家 、佛教等角度进行了诸多研究 。[ 11～13 ]然而 ,从儒家思想 ———中国文化的主流 ,来研究 心 理 咨 询 问 题 的 还 很 少 。如 在 心 理 学 数 据 库3 香港大学行为健康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二期 " 985 工程 "公共管理与社会发展研究哲学与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专项基金资助 。P syc IN FO 中 ,只检索到两篇相关的学位论文摘要 。这一结果对于动辄检索到千百篇相关文献的心理学 文献检索来说 ,是很少见的 。在这两篇报告中 ,一篇 讨论儒家自我修养思想对心理咨询的启发 [ 14 ],一篇 谈中国文化背景下儒家对心理咨询的影响 [ 15 ] 。直接 、正面和整体地讨论儒家思想的心理咨询问题 ,即 从儒家思想梳理渊源 ,提炼核心概念 ,构建系统心理 咨询理论的研究报告没有见到 。显然,这样的研究 状况与儒家在中国的现实影响力是不相符的 。另外 ,提出儒家思想的心理咨询价值问题 ,也源于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热点 ———信念与健康 、心理 健康研究的启发 。过去一直不受主流心理学重视的 信念与心理健康问题 ,目前甚至被认为是心理学及身心医学的前沿问题 [ 16～18 ] 。这样 ,如果要研究中国 人的信仰与健康和心理健康问题的话 ,就不能不从儒家思想入手 。因为 ,从历史事实看 ,儒家思想长期 以来是中国人的精神信仰的核心 。“《论语 》这本书 所宣传 、所传布 、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范 ’、主 张 、思想 ,已代代相传 ,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 的政教体制 、社会习惯 、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 、思想 、言语 、活动中了 。”[ 3 ]可见 ,要解决中国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特别是要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解决中国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就 不能不关注儒家 。有了必要性 ,并不意味着就有可能性 。从理论上看 ,儒家思想的心理咨询价值的可能性如何 ? 这 可以从 历 史 资 源 和 心 理 咨 询 学 发 展 规 律 两 方 面 来看 :首先 ,古代的知识有无现代价值 ? 回答这个问 题 ,要看现代人与古代人的心理 (精神 )有无共同或共通性 ,有了共同性 , 就有现代心理学运用的适应 性 。应当承认 ,古代人与现代人有差异 。这主要表 现在社会结构的不同所导致的古代人和现代人心理内容的差异 。但是 ,抽象来看 ,无论古今 ,都要处理 人与自身 ,人与人 ,人与社会方面的问题 。因此 ,古代人关心的问题 ,也可能是现代人关心的问题 。再 者 ,人类知识的发展是传承的 、累积的 。如孔子所用 的主要概念“命 ”、“仁 ”、“礼 ”等 ,两千多年来一直 延绵不断地作用于中国社会生活中 。这就是说 ,文 化的传承性 ,决定了先人与后人在价值观和其他心理上的不同程度的一致性 。因此 ,古代人有关的心 理思想 ,对于现代人也有一定程度的适用性 。故而 , 从学科融合的角度看 ,从儒家思想出发构建或发展出现代心理咨询理论 ,是可以的 。其次 ,从儒家思想的内容看 ,儒家思想是可以为现代心理咨询提供知识来源的 。说起儒家 ,人们常 常认为它是政治的 。其实 ,从先秦到晚清 ,儒学经历 了复杂的演变 ,呈现出同心多面的形态,形成了人生 儒学 、伦理儒学 、政治儒学等儒学分支 [ 19 ] 。人生儒学是儒家最先发生的 ,其核心思想 ,用孔子的话来概 括 ,即“仁 ”的精神 。“仁 ”的价值取向规定了人之所 以为人 ,如何为人的价值理念;伦理儒学强调人与动 物的区别 ,强调人的血缘亲情认知 ,主张经过礼乐教 化 ,规范 、形成人的社会性 。这体现在三纲五常等方面 ;政治儒学则是儒家根据自己的人生 、社会理念 , 设计出的修齐治平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 。对于人 生儒学来说 , 它关注的是人的精神生存。“孔子之 学名为‘仁学 ’, 这是就其 理想 而言 。就其 现实 而 言 ,孔子之学则可名为‘人学 ’。”[ 20 ]“儒家传统的根本关怀就是学习如何成为人 。”[ 2 ] 而现代心理咨询 的目的是解决人的心理问题 ,提高适应能力 ,促进人 的成长 [ 4 ] 。儒家既然以“成人”为目的 , 儒学 , 特别 是人生儒学就要从根本上回答人如何生存才是合适 的 。这就不能不涉及人与自身 、人与人 、人与社会等诸多问题 。围绕这些问题 ,儒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或认定 ,如人生意义问题 ,挫折问题 ,人际关系问题 , 身心调节问题 。等等。这些问题与现代心理咨询讨 论的问题有相当一致性 。既然二者有相当一致性 , 从儒家思想中 ,特别是人生儒学中发掘心理咨询资源就有可能性 。其实 ,现代西方心理咨询学说 ,大都有其文化或 哲学传统基础 。如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 ,可以看到 古希腊快乐主义的影子 [ 21 ] 。再如,目前西方流行的 弗兰克意义疗法 ,也有犹太宗教思想背景 [ 22 ] 。这启 发 ,儒家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基本理念 ,同样可以成为构成适合中国人文化的心理咨询学说的哲学和文 化基础 。总之 ,之所以研究儒家思想的心理咨询价值 ,不 仅源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主流是儒家的历史事 实 ,还在于儒家思想已经与中国人的心理生活成为 一体,而且从西方心理咨询发展的经验看 ,也是离不 开传统文化的营养 。2 　儒家思想的心理咨询价值的定位提出儒家思想的心理咨询价值的主张 ,相信不 少人有疑虑 :儒家思想对心理健康的正面和负面影 响到底该如何看 ? 儒家思想对心理咨询作用的大小 如何? 儒家性质的心理咨询理论与其他心理咨询理论的关系如何 ? 等等 。根本看 ,这些问题涉及到儒家性质的心理咨询的定位问题 ,它们大概可以归结 为两个方面 :儒家思想的现代心理价值 ,儒家心理咨 询的作用定位 。 1 　儒家思想的现代心理价值这个问题与儒家思想的价值争议联系在一起 。 目前 ,不少人认为 ,儒家思想是过时的 ,对人的心理 甚至有负面影响 。本文认为 ,这样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儒家思想 固然有消极的一面 ,如儒家思想的伦理性造成中国人对心理问题的耻辱标签现象 , [ 5 ] 但儒家对人的心 理也有积极的作用 。如实证研究表明 ,儒家以苦困 为成长方式的应对思想,对心理健康有确切的积极 作用 [ 23 ] ,等等 。本文的基本主张是 ,儒家思想的心理功能是多方面的 ,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对于积极 的一面要应用 ,对于消极的一面要矫正 。探究儒家 思想的心理咨询价值的目的 ,就是发掘儒家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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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相互区别，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系统。消极自由涉及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范畴；它基本上不涉及意志自由的问题，不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因此，J·S·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其所要讨论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①积极自由涉及个体“以自由意志追寻人生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意义问题，”②它以意志自由为根据，导出道德自由之结论，并由此引入政治社会自由的讨论。因而，积极自由主要是个人伦理和道德哲学的范畴。 本文作者看来，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和范畴性质相互区别，而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消极自由作为社会政治概念，它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对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警惕与防范，体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积极自由作为道德哲学范畴，则有所不同。就其强调道德意志的自由、自主、自律而言，显然不能视为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思想资源。 基干上述两种自由概念的解析，以下将从两个层面检讨儒学与自由概念的关系。 二 早在189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那篇著名的《论世变之亟》》里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时，就已经点出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思想资源匮缺的事实：“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③谙熟西方自由思想传统、翻译过密尔《论自由》的严复，其立论的基本理论参照正是上述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概念。问题是，从这一概念出发，判断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从价值系统来看，儒学传统重视的是人伦秩序，如《礼记·礼运篇》》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被称为十义，孟子也有所谓五伦之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人伦秩序强化的是伦理规范、道德义务，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儒家人伦秩序的笼罩中，义务是第一次序的概念，人的权利意识则始终被压缩、消解在义务观念之下。随着人的权利意识的压缩与消解，自由的范围也就无从确认，因为自由的范围实质是人的权利范围。 就政治思维而言，儒学视野下的政治与伦理并无边界区分，政治生活不过是入伦秩序的延长。“在政治领域内，王或皇帝自然是人伦秩序的中心点。因此，任何政治方面的改善都必须从这个中心点的价值自觉开始。这便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①所谓“格君心之非”、“仁心仁政”、“正心诚意”，都只是对权力掌握者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这一思想基调使儒学传统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套系统运用法律、制度对于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制衡的观念。缺乏这一观念是儒学传统不具备消极自由概念的另一重要标志，因为消极自由概念的基本要义之一即是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 以社会功能来说，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学的社会功能逐渐定位于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论证。董氏以“王道之三纲，可求干天”（《春秋繁露·基义》）揭开了合法性论证的序幕，儒学也由此开始了经学化的历史进程。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到宋学，经学形态的演变并未改变经学化的儒学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的经验表明，承担合法性论证的儒学支撑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于是，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儒学与消极自由的精神理念形成高度紧张和尖锐冲突，因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理念恰好是专制政体的对立面。这也是五四时期儒学传统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的基本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主要不是价值评判，而是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历史事实描述。陈述这一历史事实旨在表明，古老的儒学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政治理念毕竟相隔甚远。因此，既不能从儒学传统内部单向地直接开出消极自由观念，也不能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双向对接。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必须走出思想理论演绎的思维误区，建构于社会土壤条件的培育。这意味着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需要构筑相应的社会前提，而消极自由观念之精神落实干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消极自由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防止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制衡机制。同时，消极自由无论作为思想理念还是体制结构，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换言之，市场经济是消极自由的观念和体制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在非市场的经济条件下，由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垄断者，是各种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唯一提供者，它“拥有无限的强制权力”，消极自由根本就无从谈起。只有随着体制结构和市场机制这些相应的社会土壤条件的建构和培育，消极自由观念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儒学与这一现代观念的对话、勾通。 连接才能找到现实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确实不是观念层两点一线的理论推演所能解决的，它本身是三点（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机制一消极自由观念一儒学）之间逐渐调适的社会演化过程。 儒学传统虽然匮乏社会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的思想观念，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这一思想资源集中体现为“为仁由己”的命题表达，其实质是对个体道德意志自由的确认与凸现。“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⑤ 从儒学传统的历史来看，确认、强化个体道德意志选择的自主、自由，是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孔子就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以论语·述而》）、“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孟子把对“仁”的自我寻求扩展为对“义”的主动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皆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宋代理学家则进一步把仁确认为“天理”，使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强调对天理即仁的自觉体验、践履以及对私欲的自我舍弃、抑制：“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颜渊》）从先秦到宋代，高扬主体的道德自律，树立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构成了儒学传统中宝贵的精神资源。 儒学突出主体的道德自主、道德自律不仅在道德伦理层面展示出普遍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发挥着特殊的规范功能。如果说前者的普遍意义指向的是每个个体，主张人人皆为尧舜，成为君子、成为道德人；那么后者的特殊功能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要求他们自我道德完善、道德自律，成为圣人。因而，一方面，成圣成德者方可为王，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构成获取、掌握权力者的规范模式S另一方面，“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朱子语类》卷一0八页），统治者要严于律己，正人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应当经常反省自身，检讨自己：“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这样才能“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显然，高度强调权力掌握者的道德自律，“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层境界。”③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学传统中丰厚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确有其正面的功能和意义，因为道德自律始终是约束权力掌握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然而，如上所说，儒学传统始终混淆伦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并把政治伦理道德化，由此却导致了其积极自由的道德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积极自由所体现的内在的道德自律，在缺乏对权力的外在制度制衡条件下，作为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它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暴君昏君贪官污吏讲正心修身、道德自律事实上完全无用。另一方面，作为积极自由之体现的道德自主，在儒学话语系统中意味着克己无我、成仁成德，即成为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不仅要立己而且要立人，不仅要成己也要成物。立己、成已是存心养性、立修身之德，立人、成物则是事天济众、施教化之功。从立己到立人、从成己到成物，便是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赋予了圣王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宰、道德教化的功能，即宋儒所说的“启众生之蒙，去众生之昏”。在圣王的道德主宰之下，个体完全丧失了作出任何道德选择的自由，只有“存天理，灭人欲”，只有彻底服从的义务。为了确保个体的服从和圣王的绝对主宰、统治，刑法与教化成为圣王不可或缺的两大统治手段：“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二程集·河南程氏遣书》卷二）前者是以刑杀人、硬性控制，后者是以理杀人、软性约束。这样，从圣人到圣王的转化实际上是圣人的道德自主异化为道德（教化）与政治（刑罚）双重专制的过程：道德层面的积极自由终于在社会政治领域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由此可见，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伦理道德层面，它高扬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强化主体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具有政治伦理的规范功能；然而，在社会政治层面，它却最终导向道德与政治专制，走向自由的反面。笔者认为，化解这一双刃性的关键在干，设置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的边际界限，即把积极自由的意义功能定位于个体、定位于伦理道德领域。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从而也有利于发挥道德自律的政治伦理功能。在此条件下，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诸如自我节制、严于律己、正心修身、讲究气节等等，将在现代生活中包括对政治人格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避免个人道德意志的选择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混淆，从而为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赢得独立的空间。因为上述概念分析表明，消极自由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其指向是社会政治领域，涉及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政治法律体制的保障，与积极自由所指的个体意志自由、道德选择无关。套用儒家的话说，消极自由是“治人”的范围，积极自由是“修己”的领域。把“修己”混同于“治人”，不仅会削弱、损害“修己”的伦理道德意义，更重要的是将妨碍对“治人”（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设计。总之，只有通过边界划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功能定位（个体与社会），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述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才能赢得独立的发育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儒学传统之社会必须外引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使其精神落实于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在此条件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才能获得现实的支撑；在伦理道德层面，儒学传统之文化需要内接其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将其定位于个人，并为之设置伦理道德的边界范围，发挥其政治伦理的意义功能。这是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导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政治与伦理、现代与（儒学）传统的相互支撑和双向互补。 注： [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②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申73页． [3]]《严复集》第1册，王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④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入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⑤韦政通：《属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6]李锦全：《中国儒学与退溪学论人际关系的思想特点》《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