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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震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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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山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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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求助度娘在百度搜呀,。找些(历史学研究)这之类的就可以找到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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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蝴蝶CYF

所谓文学鉴赏文学批评,并非批评家在象牙塔中闭门造出来的东西。在当代,鉴赏与批评不仅是专业理论工作者的一种职业行为,也逐渐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群体行为。随着现代传播媒体的不断发展与商业文化的侵蚀,文学,已经走出了那种自诩为阳春白雪的神圣殿堂而深入到千家万户,很沾染了某些批评家所说的“一些下里巴人的泥土味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文学鉴赏与批评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有一种广泛的社会群体性。 不过,同样是文学鉴赏与批评,不同的人,自也有高下、深浅、优劣、正误之分。职业理论家的鉴赏与批评当然不能等同于孩子们阅读时的手舞足蹈和鹦鹉学舌。这种高下、深浅、优劣、正误,固然取决于文化底蕴、理论修养、生活阅历、审美经验、个性才气等诸多要素,但是深入地把握文学审美对象的结构与层次,研究鉴赏与批评的特质,运用正确的鉴赏和批评方法,却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从我国目前的文学鉴赏与批评的理论建设现状看,虽然前些年文学鉴赏很是热闹了一阵子,各种各样的批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文学鉴赏与批评却有了逐渐沉寂下去的趋势。即使在热闹的时候,也似乎是介绍别国的多,自主建设的少零金碎玉的文章丰富,深入系统的研究贫弱;运用新的鉴赏与批评方法实绩显著,对鉴赏与批评自身理论建设的探讨相对不足。 当然了,简单孤立地看,文学鉴赏是纯粹个人的活动,但如果把它放到一个社会化的文化系统上加以考察,则隶属于社会活动。文学作品的社会效应,正是文学鉴赏和批评隶属于社会活动的一条明证。好比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一旦与批评主体分离,批评的本身不仅隶属于社会活动,简直就是一种社会舆论的工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情趣与价值取向。文学批评,就其结构与功能而言,在某种意义上,与社会舆论同质同构。舆论,体现一种公众的价值取向。文学批评在影响公众的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公众的价值取向。然而,谬误的文学批评不仅可能扼杀萌生的文学幼苗,而且,可能导致已有的粗劣作品的传播,诱发新的粗制滥造之作。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媚俗文学、泡沫文学、色情文学(说好听点是情色文学)甚嚣尘上,其原因虽然比较复杂,但是与批评界未能及时地加以拨正引导,甚至一些所谓的批评家自愿充当文化掮客,也不无关系。因此,要在文化领域内扫清阴霾浮云,纯洁人的灵魂,研究和传播正确的文学作品,文学鉴赏与批评十分重要。 文学鉴赏和批评是与文艺理论、文学美学和文学史学相交叉的一门学科,是文学科学的一个分支。如果我们把从现实中表现出来的对文学活动的不同研究方式加以区分,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式:文学理论、文学美学、文学史、文学鉴赏和批评。这四种不同的研究方式,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包容交叉。 文学理论是以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学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它是阐明文学规律、结构、功能、特质和原则的一门科学。文学理论与文学鉴赏和批评有密切联系。文学理论所分析的文学规律、结构、功能、特制和原则等等,对文学鉴赏和批评的活动区间、方向、内容等起潜在的规范制约作用,也是鉴赏和批评理论修养的主要构成元素,影响鉴赏和批评的质量。而文学鉴赏和批评则是文学理论的理论运用、价值实现和方法操作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文学理论又是以文学鉴赏和批评所提供的丰富的感性材料为依据,鉴赏和批评的本身也是文学理论结构筑造其理论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鉴赏和批评的发展,影响文学理论的修正、补充、发展和完善。简而言之,文学理论规范文学鉴赏和批评,文学鉴赏和批评又为文学理论建设注入源头活水。只有建立在牢固的文学理论基础之上的鉴赏和批评,才有可能是深层次的鉴赏和富有成效的批评。文学理论也只有在鉴赏和批评过程中才能永葆青春。 而说到文学美学,它是研究文学的一门特殊的学科。文学美学不仅研究文学本身,而且还涉及到文学活动的形式和种类。一般地说,文学美学可以界定为关于文学审美活动一般规律的哲学科学。从整体意义上说,因为文学鉴赏和批评是文学审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必然与文学美学相互联系。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的明言是“批评是运动着的美学”。而文学美学研究的文学审美活动的特点也揭开了笼罩在鉴赏和批评的审美过程中的神秘面纱。从局部意义上说,文学美学对文学鉴赏和批评具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文学美学所研究的鉴赏和批评的一般美学方法、美学原则和美学标准,不仅是不断发展的鉴赏和批评方法的基础,也是构筑鉴赏和批评理论体系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当然,文学美学也是以文学鉴赏和批评作为经验基础的,文学鉴赏和批评的心理特征、存在方式、分析材料等,又成为文学美学构筑理论体系的依据。文学美学不可能也不应该代表鉴赏和批评。与文学美学不同,文学鉴赏和批评不直属于美学家族,但它又是与美学存在亲密姻亲关系的另一个分支。 文学鉴赏和批评与文学史科学相比,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似乎大相径庭。文学史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发展的时间序列,以及文学在时间中的运动诡计轨迹。从认识定向的过程区分,文学史科学主要面临三大任务:回溯过去,审美现在,预示发展。现存的文学史科学显然的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在对过去文学发展的追溯认识上。文学史科学的研究方法,从宏观上,主要采用历史编年的方法,揭示文学史发展的阶段、历史性转折、历史演进的轨迹等;从微观上,研究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集团、文学式样以及文学家的生平、行状、创作、作品等。文学史科学与鉴赏和批评同样有着剪不断的联系。首先,文学批评中对文学发展的宏观研究,客观上揭示了文学发展的历史演进轨迹。其次,文学批评中对文学的微观研究,文学史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历代对具体作品的鉴赏和品评,成为后代文学史家研究前人作品的借鉴和桥梁。再次,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文学规律等方面的研究,直接地成为文学史科学的材料而进入其领域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历代的文学鉴赏和批评,文学史科学的研究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如此,文学鉴赏和批评并不是其他学科的附庸,它必须有自己的天地。从严格意义上说,文学鉴赏和批评应有自身严密的科学体系,尽管这种严密的科学体系的建立还有待时日,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却是不容忽视的。这也是未来文学发展所要解决的一个重之又重的问题。 略为概括地说,文学鉴赏和批评有三层研究对象:一是审美客体(即文学作品),二是审美主体(即鉴赏和批评者),三是审美本体(即鉴赏和批评活动)。第一层研究对象是不同种类的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结构层次、功能要素等;第二层研究对象是主体的思维特征、意识层次、认识客体的方法等;第三层研究对象是本体特征、内在差异、主体所显现的心理现象等。本体是联系客体与主体的基本纽带,是文学作品消费的一种最基本的形式。离开审美本体,客体只是一种静态的具有审美质素的“文本”(word on the page);主体也只是一个徘徊于商品市场门前的“后消费者”(a waiting consumer)。客体与主体的互动关系存在于审美本体之中,本体研究必然兼容客体与主体研究。 至于文学鉴赏和批评的写作,则是以语言为物质材料,通过具体的写作活动,将鉴赏和品评文学的思维内容物化问文学研究的文章。文学研究正是在写作活动中完成从审美感知到审美判断的过程。 这文学批评是一个习见的术语,看上去像一块透明的材料,一眼即可洞穿,然而如果仔细研究这一术语的内涵与外延,却又十分模糊,难以捕捉。不少理论家都试图给它一个科学的界定,其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其主要原因是,文学活动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精神活动,它把宇宙、社会、历史、人生等包融在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之中。它以哲学为内涵,以审美为外壳,以历史为生命延续。一切哲学的研究、美学的研究、历史的研究,几乎都与文学研究难以割舍。 文学批评类型的划分与文学类型的划分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各人所用的标准不同,便形成了不同的分类方法。在我国曾经流行着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一是按传统的文学分类“四分法”而分为诗歌评论、小说评论、散文评论、戏剧评论四类;二是按照文学批评的内容特点和范围,划分出作品评论、作家评论、综合评论和理论评论四类。两种划分交叉叠合。 任何文学的鉴赏与批评既是文学活动本身的延伸,又是文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文学鉴赏和批评形态的本质是对文学活动切入角度的类型的考察。如果作粗略的考察,在文学活动中,有两组独立而又统一的恒定关系:现实——作家——文学;文学——读者——现实。这两组关系不是一种单维的线形关系,而是一种多维多向的关系。 在第一组关系中,首先就必须研究现实与作家、作品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现实不仅是指存在的物质世界,而且是指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文学的创作都必然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历史进程、生存环境、民族心理、审美时尚、社会整体意识、集团统治思想等等,都必然对文学有复杂的或隐或显的影响。无论作家是生命“为人生的艺术”,还是“为艺术的艺术”,要完全超越特定时代的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而天马行空,那只能是像提着自己的耳朵要飞离地球一样的幻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批评方式,之所以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任何文学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社会、政治、文化的背景上找到其产生的根源与发展的动因。从社会的文化的背景上追寻文学产生根源与发展动因是批评家的一个古老命题。时代的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并不是直接地移植到文学作品中去,而是经过作家主体的过滤而折射出来的。作家创作的过程是一种审美经验的过程,这一经验过程,虽然与作家的现实人生经验相关联,但是一旦进入这一经验历程,又与现实人生的经验形成暂时的隔绝。所以,在这一经验历程中,作家作为创作主体,个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意识、情感倾向、个性才气、心理气质、情趣视点等一起融入审美经验,引导着整个文学创作活动。研究这种复杂的创作心理机制,是文学批评的广阔天地。 在第二组关系中,首先必须考察作品与读者接受的关系。文学作品只有当它被观照、被理解的时候,才有意义;同样,文学作品也只有在被观照、被理解的时候,它的意义才能实现,作品存在的美学价值才能转化为审美价值。作品进入接受世界,通过读者而具体化。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批评家必须研究文学接受的普遍规律;鉴赏和批评的心理机制、理解视野;不同体裁、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的切入角度、流动视点;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制约、定向心理机制等普遍性的问题。又必须对鉴赏者的文化环境、个性气质、生活阅历、理论修养等,分块切割研究,找出文学鉴赏和批评的差异性问题。这些方面正是接受美学研究的经久不衰的主题。另一方面,在这一组关系中,还必须研究文学是怎样通过寻求一种感觉经验的连续,超越生命在特定时空下的限制,透过读者的会议和联想的心理活动,不断地使之重新观照自我,审视自我,洞察人类生命的内在本性,从而涵养读者的人格,完成精神境界的提升与现实的超越,在重建虚构的文学境界中,读者重新把握现实,洞察人生,重塑灵魂,得到文学间接影响现实的作用。 这两组关系的交接点是文学作品的本身,这是文学鉴赏和批评最重要的对象。文学作品是从事文学活动的实体显现,作者、读者、现实的关系也只有通过作品才能互相沟通,融为一体。现实生活世界同艺术审美世界的区别与联系,只能在文学作品中才能得到确切的解释。同时,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以重建虚构为存在形式,以审美功能为生命的焦点,尽管文学作品自身是一个多层面的开放的图式结构,但是,它毕竟又是一个自足的整体,有自身的层次规律、组合要求和结构规则。文本的语言、结构、形象、功能等,仍然是文学研究的重点。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从客观的生活世界经由作家的创作世界,到文学世界,再到读者的接受世界,乃至于纯粹的批评世界,构成完整的文学活动。文学活动的每一个世界,既是一个流动过程的终结,有特定的运动轨迹,又是一个流动不定的多维多向的互为因果的发展阶段。文学活动的演变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基本上圈定在这五个世界之中。也由这五个世界,可以把批评分为五类:作家批评、作品批评、接受批评、整体批评、批评的批评。关于这五类批评,在此不作赘述了。 此文主要阐述了关于文学鉴赏与批评的一些简单情况,至于如何写作文学鉴赏与批评,及其他一些传统的文学鉴赏、批评概况等等,有待下回再续。我也只是在此纸上谈兵,目的是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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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风来雨

纵观我国漫长的文学鉴赏史,可见逐步形成了一些传统的鉴赏方式。这种鉴赏方式,有别于西方的模式,也不同于现代的样式,是一种传统的民族形式,显示了特有的思维范式和审美心理与表述习惯。总结和研究传统的文学鉴赏方式,不仅有助于归纳总结古代文学鉴赏的理论和经验,而且有利于发展和提高今天的鉴赏水平。 古代作品系文言写作,书面语和口头语不完全一致,因最早的书写工具不方便,用刀、漆书之于骨、甲、木、竹上,即就是到后世有了毛笔、布帛、纸张,也都力求文词简约、凝炼。古汉语本身虽有发展变化,中古之后逐步与口语接近,可是书面语和口头语仍然有较大的差异。为此,即就是古人,对前代或当代作品都有个“助读”的问题。助读的第一步是注释,诠解字义,释明名物,说清典章,交代制度。第二步是“疏”,即在注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或进一步发挥,这较注详明,已较多地掺入讲述人的见解观点。第三步为“笺”,是就注加以申说或评论。《毛诗》篇首“郑氏笺”孔颖达疏:“郑于诸经皆谓之注,此言笺者,吕忱《字林》云:‘笺者,表也,识也。’郑以毛学审备,尊畅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记识其事,故特称为笺。”可见笺与疏接近,都在注的基础上再加发挥。第四步为“证”,旁征博引以印证,借以帮助理解。这四者不是对每篇作品都必须,同时疏、笺、证也无严格的界定,故有注疏、笺证之称。但也明显可见,注,多在说文解字,讲究客观性、科学性,疏、笺、证,则多主观性、学术性、艺术性。正由于这种诠释者的主观意识介入,也就逐步发展成鉴赏性文字。 古代文学鉴赏方式的独特性,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旁涉式 先秦、两汉时尚未建立纯文学鉴赏的理论,其时的哲学、思想、政治、历史性著作中,有时也涉及到文学作品,其目的并不在于鉴赏,而是作为一项例证。像孟子关于“以意逆志”的阐述:“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万章》上)孟子的原意并不是对文学鉴赏提出见解,也不是对诗经中《小雅·北山》、《大雅·兴汉》等篇作分析鉴赏,而是与弟子咸丘蒙讨论舜与尧及舜与其父的关系,缘此涉及到相关诗句的理解,进而就诗句的理解提出了正确的观点,从而给后世文学鉴赏立下了一个不可移易的法则。 旁涉式的另一种形态,就是后世的文论、诗论中,作者取例证其论点,涉及到一些作品。原非对这些作品的鉴赏,而实际却对鉴赏起了引导作用。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老杜寄身于兵戈骚屑之中,感时对物,则悲伤系之。如‘感时花溅泪’是也。故作诗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饮》诗云:‘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遣怀》诗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忆弟》诗云:‘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日暮》诗云:‘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滕王亭子》云:‘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言人情对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无情之物也。”(卷一)还有《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后游》“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等。这也就引发出鉴赏家对这“自”字的出神入化大加赞誉。薛雪《一瓢诗话》说:“下一‘自’字,便觉其寄身离乱感时伤事之情,掬出纸上。”赵仿说:“天地间景物,非有所厚薄于人,唯人当适意时,则情与景会,而景物之美,若为我设。一有不慊,则景物与我莫不相干,故公诗多用一‘自’字。”(《杜少陵集详注》卷七仇注引)像这种类型,始出旁涉,而后便自成门户。旁涉者本不足以称为鉴赏,但因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无成型的鉴赏文,故这也就成了一种常见的方式。 随感式 旁涉是由论带出的例,随感则是由例产生的感。这种随遇而发,随兴而发的鉴赏,取例往往有典型性,赏论具有普遍性。这种方式被大量采用,诗话、文论中屡见不鲜。既是随感,也就任人发感兴慨。 缘诗而悟诗道 从诗句感悟出作诗之理。托名白居易的《金针诗格》(按:《金针诗格》旧署白居易,而书中引宋人梅尧臣语,故为伪托。作者无考。)中说:“喜而得之其辞丽:‘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九枝花。’怒而得之其辞愤:‘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哀而得之其辞伤:‘泪流襟上血,发变镜中丝。’乐而得之其辞逸:‘谁家绿酒饮连夜,何处红妆睡到明?’失之大喜其辞放:‘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失之大怒其辞躁:‘解通银汉终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失之大哀其辞伤:‘主客夜呻吟,痛入妻子心。’失之大乐其辞荡:‘骤然始散东城外,倏忽还逢南陌头。’”作者从具体作品出发,道出了两层意思:一是诗当缘情而发,诗根在于情,喜怒哀乐之情产生丽愤伤逸之诗作;一是其情要“合度”,太过了则会失之于放躁伤荡,就是儒家美学观中的中和之美。这种感悟来自具体作品,讲来自然谐适,极易给人以启迪与教益。 缘诗而道诗艺 由具体诗句而言诗歌艺术,不必长篇大论,只要稍加点拨,则事理昭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古梅花诗佳者多矣。冯钝吟云:‘羡他清绝西溪水,才得冰开便照君。’真前人所未有。余《咏芦花》诗,颇刻画矣,刘霞裳云:‘知否杨花翻羡汝,一生从不识春愁。’余不觉失色。金寿门画杏花一枝,题云:‘香骢红雨上林街,墙内枝从墙外开。惟有杏花真得意,三年又见状元来。’咏梅而思至于冰,咏芦花而思至于杨花,咏杏花而思至于状元,皆从天外落想,焉得不佳?”作者意在说明诗“其妙处总在旁见侧出,吸取题神,不是此诗,恰是此诗”,诗要善取譬,又要逞想象,喻体与本体血缘愈远且又切合,方称佳选,也就是“天外落想”始妙。 缘诗而言人品 诗如其人,一般地说是如此。薛雪《一瓢诗话》中曾历数人品与诗品的关系:“畅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赡,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清修人诗必峻洁,谨敕人诗必严整,猥鄙人诗必委靡,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禀,非学之所至也。”一般地说人品和诗品是一致的,偶而也有相悖的情况。而人品说是“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禀,非学之所至也”,虽过分强调了先天资质,可也道出了一些规律。 随感式鉴赏,或就篇,或就句,谈自己的感受,或言诗道,或言诗艺,或言人品,甚至有时仅以诗为缘起,畅言治国、为人等等道理,形制短小,方式灵活,有理有据,颇易为人接受。它的局限性在于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有时也会出现表面性、片面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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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哈寶萊

处在物质和精神夹缝中的陈奂生——《陈奂生上城》解读之一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上城》里的主人公陈奂生,是一个处在物质和精神的夹缝当中,在这个夹缝中奋力挣扎、努力追求的人物形象。下面就此谈几点个人的看法。一小说一开始,我们的主人公便面临着物质和精神都十分贫乏的尴尬处境。首先从物质方面来看,他虽然“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却为了要买一顶帽子徒步三十里到城里去卖油绳。只有卖了用自家的原料,自己动手做成的六斤油绳,赚到三元钱后,才能满足他的这一愿望。而在此之前,他因常年负债,一直背着“漏斗户主”的十分难听的称呼。其次从精神方面来看,他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不仅因为他一直背负着“漏斗户主”的称呼,而且因为他有个他自己认为的“对着别人,往往默默无言”的短处。为了后面这一点,“他总觉得比别人矮一头”。因此,他此番上城,可以说是肩负着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双重使命,带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追求而来的。首先,他必须卖完油绳,赚到三元钱,买来帽子,以满足自己“物质”上的需要。其次,他还要通过这次上城,来增长自己的见识,更希望“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回来“讲给大家听听”,以改变自己在别人眼里的“漏斗户主”和闷嘴葫芦的不良印象。作者作这样的安排,其用意就在于为后面主人公的活动限定了范围,让主人公的心一头牵着物质,一头挂着精神。让主人公在由物质和精神组成的无形的“夹缝”中左冲右突,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干。二然而,要在这无形的夹缝中闯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我们的主人公还是个刚入此道的嫩角儿,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身上普遍具有的小农经济意识的作怪。所以我们的主人公在夹缝中刚开始闯荡,便着着实实地摔了一个大跟头。由于分不清物质和精神的孰先孰后,掂不出物质和精神这两者的孰轻孰重,使他为了追求精神上的享受而耽误了物质上的努力。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陈奂生此番上城,首先应该卖掉油绳,买来帽子,然后再去办其他的事。或许我们的主人公太注重精神方面的享受了,以至在物质和精神的天平上,他的选择明显的向精神方面倾斜。本来他到达城里的时间才“下午六点不到”,假如抓紧时间做生意,解决物质方面的问题的话,他不仅可以卖完油绳赚到钱,而且可以买到帽子戴起来。然而他太注重精神方面的满足了。他并没有忙着做生意,而是“先就着茶摊,出一分钱买了杯热茶,啃了随身带着当晚餐的几块僵饼,填饱了肚子”,这本没什么,民以食为天,吃饱了饭做起生意来也有劲。但他还要“向火车站走去。一路游街看店,遇上百货公司,就弯进去侦察有没有他想买的帽子,要多少价钱”,以至当他走过三片店,终于找到了一种满意的帽子时,才记起还没有卖油绳,根本就没有钱用来买帽子。要是等卖了油绳再来买帽子,商店早就打烊了。我们的主人公肯定要为他错误的选择付出代价。尽管他还是赶在夜里十点半以后将油绳卖完了,却为此损失了三角钱。而且由于没有及时买来帽子戴上而受了冻,竟生起病来。更为严重的是,他今夜回不了家,城里又没有亲眷,住店又舍不得花钱,只好拖着病体,到火车站侯车室里找一张椅子躺下。就这样,他为了一时的“精神”上的享受,在夹缝的“物质”的这面墙壁上,被死死地挡住了。三陈奂生是不幸的,不幸在于他为了精神上的享受,却要付出物质上的以至肉体上的代价。然而,他又是幸运的,幸运在于他虽然没有得到物质上的满足,还把自己弄出病来了,却意外地碰上了县委书记吴楚,为此获得了精神上的更大的满足。可谓是“因祸得福”。就在陈奂生在火车站候车室的椅子上昏睡不久,县委书记要到省里去开会,吉普车送他到了火车站,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到候车室转转,这一来就发现了陈奂生。由于他曾经在陈奂生所在的生产队里蹲过点,也在陈奂生的家里吃过饭,所以一下子就把他认出来了。当他叫醒陈奂生,并且了解到他的如此这般的情况后,马上亲自陪着陈奂生,让驾驶员开车送陈奂生去了一家诊所,看了病,服了药,又送他住进了一家招待所的单人房间。这着实让我们的主人公感激涕零。陈奂生虽然没有买来帽子,没有获得物质上的享受,而且因此闹起了病,却意外地碰到了县委书记,并且得到了吴书记的大力关照。要是可以把这当作一个“奇遇”的话,那么,他正是陈奂生此番上城所刻意要寻找的精神上的寄托。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事情,竟然“得来全不费功夫”。看来,我们的主人公飞黄腾达、冲出物质和精神构成的夹缝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四可是,这毕竟只是陈奂生一相情愿。当他从精神享受的美梦中清醒过来时,当他第二天早上起来想要离开招待所时,却碰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物质方面的问题:这住招待所的费用要自己掏腰包,而且贵得出奇——要五元钱!也就是说,不仅昨天卖油绳的钱要全付进去,而且还要再搭上两元。这样一来,帽子是不能再买了。想起自己一个农业社员,一天挣的工分只值七角钱,这在招待所这么一睡,把自己七天的辛苦费全部睡进去还不够,都够买两顶帽子的钱了。想到这里,陈奂生就像突然从天上掉到了地面。直怪自己没有先卖了油绳买顶帽子,以至要在城里住这一夜,花掉五元的冤枉钱。我们的主人公到底还是没有冲出由物质和精神构成的夹缝。当他借助精神享受的力量试图冲出夹缝时,却被“物质”的这面墙壁狠狠地反弹了回来。五在蒙受了五元钱的经济损失(至少陈奂生是这么认为的)之后,陈奂生首先面临着一个回去怎么向老婆交账的问题。这就迫使他对两天来自己的行为作出反省。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他是损失了五元钱。但是,从精神的角度来看,这五元钱还是花得值得的。“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这样一来,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给大家讲讲了。“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想到这里,“他精神陡增,顿时好象高大了许多”,“愉快地划着快步,像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这虽然有点阿Q式的“精神胜利”,但它却把我们的主人公从沮丧的氛围中解脱了出来。如果凭着这一点,就认为陈奂生已经冲出了由物质和精神这两面墙壁组成的夹缝,那就大错特错了。尽管回到家里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情来,比以前有劲多了。”但这只能说明他精神状态上的改变,如果他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穷的命运,不能尽快地富裕起来,那么这种建立在空洞基础之上的如海市蜃楼般的精神状态,必将像肥皂泡那样一个个破灭。他只能永远生活在物质和精神组成的夹缝中。陈奂生是如此,中国的其他农民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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