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论文1500字

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而紧密的关系，汉字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观。汉字里积淀着中华文化的结晶，中华文化也仰仗着汉字得以流传久远。汉字可以说是我国的第五大发明，任何文化的发明与记录都是在汉字出来之后进行的，所以说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古代的汉字是由结绳记事开始，慢慢的演化成在木片或竹片上刻记号。然而通过这些方式记录的内容有限，人们就通过观察天地之间的事物，用各种形状表示意思，从而产生了甲骨文。甲骨文到了先秦时期演化成为篆书，极大地增大了文字量，但是书写太复杂，到了秦朝，逐渐演化成隶书，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汉字。我们从汉字的形成，一方面能看到当时社会的文化现象、文化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透过研究分析汉字，根据汉字造字的方式和内涵，我们可以窥探中华文化的特征。即我们可以从诸多汉字现象中，如汉字的造字，构词，汉字词义的形成和演变，汉字的结构特点中，都可以找到中国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理据。汉字的历史于文化大抵是相辅相成而行的。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我过著名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说过：“语言文字是一个名族的文化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所以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的先从文字入手，通过对文字的形成，文字的组成，以及文字的形、音、义，的研究，然后去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认识中国古代的社会。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如此丰富的文化想要流传与传播，就需要文字这种可以容纳万物的载体进行记载与传播，我国古代流传至今的《左转》《战国策》《论语》以及诸子百家等文献，都是通过汉字的记载才得以流传至今，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学提供文字资料。汉字也是解读和传递各地文化的工具，比如在我国很多的地方都有着本地独有的方言和文化，不是本地人一般很难理解其中的真意。但是通过汉字的书面语言，我们可以很容的了解各个地方的文化传统、民族习惯、方言等文化，为各个民族的文化交流提供便利的条件。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汉字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汉字承担着记载与传播文化的重任，汉字为人们提供一个研究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台。汉字本身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他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它使得我们更能深刻且客观的了解到我们任何一段历史的兴衰，任何一种文化的兴衰，它为我们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十分重要的大门

中华传统文化伴我成长 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经常给我讲故事，一个个生动的人物，一幅幅让人感动的画面，陪伴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幸福的梦乡。从那时起，在我的心中就种下了一粒种子，那是一粒传统文化的种子。“黄香温席”让我知道了如何感恩父母，“闵损芦衣”让我知道了兄弟之间需要相互关爱，“程门立雪”让我知道了尊敬师长…… 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了，我们美丽的祖国有着怎样悠久的历史，又有着多少让人无限神往的文明美德。让我更加值得庆幸的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与《弟子规》这本书相识了，妈妈跟我说，你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孩子吗？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的。于是我带着疑问、好奇的心去拜读了这本书，“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当父母呼唤我们的时候，应当立即答应，不能迟缓，执行父母命令时应当立即行动起来，不能拖延偷懒。”啊，原来应该这样，在学习的同时，我的脑海不禁浮出这样的景象：我在玩电脑游戏的时候，妈妈喊我好几声，我却边打游戏边说：“你烦不烦，叫一声好了，还连续叫五声，真讨厌！！！”爸爸过来拍我肩膀，我很恼火地说：“你烦不烦呀,你看你看，我这一关没过去，又被别人打死了，就是你。”……我感觉自己的脸火烫火烫的，慢慢的，我象是老师批改作业一样从书中对鉴自己的错误，一次又一次的反思和自责。 真正让我感动的还是王祥卧冰的故事。在古代有一个叫王祥的小孩，他的母亲去世了，就和父亲、继母住在一起。继母非常不喜欢王祥，经常不给他饭吃。但是王祥一点也不恨她，象对亲生母亲一样孝敬继母。有一次，继母病了想吃鲤鱼。可是那是在冬天，水都结冰了，王祥光着膀子，用自己的身体去融化厚厚的冰。看到这，我深深的被王祥的这种孝心感动了，回想自己平时跟妈妈说话时，经常用命令的口气说：“妈，去给我倒杯水”、“妈，给我做好吃的” ……父母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上，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体肤、给了我智慧、给了我力量，我又是怎样对待我的父母的呢？学了《弟子规》之后，我决定一定按书中所说的去做，去关心父母、感恩父母。 一天，爸爸让我到超市买袋盐，我二话没说，拿上钱，骑着自己心爱的自行车一路狂奔，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的心里不仅没有往日的不耐烦，反而升出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当我把买来的盐放在爸爸手中时，我看见爸爸笑了；早上起床时，往常都是妈妈来到我的床前，一遍一遍的叫我，这次我不等妈妈来叫，自己主动起来穿衣服、叠被，当我问妈妈早上好的时候，我看见妈妈笑了。 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之后我学会了对父母的感念之恩，知道了如何做人，如何用传统文化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愿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伴我继续成长！中国传统文化伴我成长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文化科技也是源远流长。15世纪明代中叶以前，中国的科技都远远领先于同一时期的世界其他各国。中国古代的文化，科技对世界各国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历经千年，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创造发展起来的，它几经建构，解构，再建构，绵延不止，生生不息，慢慢沉淀而成。它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文化的希望，是中国人对文化思想的反思。当我们的今日面临着随资讯发达的电子时代如涛涛洪水般涌来的西方文化时，还有多少人可以坚持那涓涓的细水长流呢？ 现在是21世纪，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国情的不同，各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遇到的问题，阻碍也不同。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曾经反复出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向现代化的争论。一些人认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的需要，并提出所谓的“现代化”就是“全盘西化”，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没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了。对此，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能走向现代化，而且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悠扬悦耳的戏剧，韵味十足的书画，独特的建筑，被视为瑰宝的四大名著，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孔子的“未知生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教育我们要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要关注现实人生，儒家文化中所讲的“力行近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 ”的思想论，这告诉我们实践是知识的源泉，孟子说过“富贵不能移，贫贱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不仅是中国古代重视人的内在修养，也是鄙视那种贪婪，粗俗的物欲，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揭示了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古人在谈到对真理的追求是，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提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真理精神，古代大同社会中有这样一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告诉我们要团结互助，尊老爱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自强不息，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精神，这些传统美德对现代人的人格塑造也是非常可贵的。我们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样国家才会更加的繁荣富强，社会才能充满温馨与和谐，才能给人带来希望和力量。 文化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如果丢弃了传统文化，我们将会失去自己的根和灵魂。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其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不利于社会的进步。我们要吸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同时与外国文化的优点相结合，以此更新我们的传统文化，创造出一种真正适应中国的文化。使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80、90后的孩子们，如果你们是从周杰伦的《东风破》。SHE的《长相思》、伊能静的《念奴娇》中才开始接触中国传统文化，那岂不是太迟了吗？自从《诗三百》到《汉乐府》，从《全宋词》到班固的《汉赋》，更没提到“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浩瀚如海船般的诗词国度，又仅能是这三首歌曲所能概括的呢？不要只埋在《蜡笔小新》或是《喜羊羊与灰太狼》里不想长大。 我们应该带着我们的心去走近传统文化去了解传统文化。常思将来，不忘过去，以千载文化的积沉来充实自己从而让我们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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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