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闽台文化的论文摘要

台湾不是省，台湾自古属福建。自古从战国“岛夷”，隋朝“流求” 到明朝台湾，都是属福建化外之地。明朝以前，台湾是自治区属福建，这是现代的说法。古代叫台湾化外之地属福建。什么是化外之地？化外之地就是天生天养的自治区。中国内陆也有化外之地，按他们习俗生活，不交税，不需要执行政令，不按中国礼节。但同样受到中国的保护，他们也是中国人。台湾肯定也是福建中国人。从宋朝到明朝，台湾澎湖一直都有巡捡司〔警察总署〕，从宋朝无人之岛开始发展〔当时澎湖是无人之岛〕，仅作为福建台湾澎湖巡检司的用途。就近看管台湾内陆，但属于不干扰的管辖，主要是侦察通报海盗和外界人进入福建台湾属地。明朝时，因当时海盗和日寇侵扰，福州逼于无奈直接管治台湾内陆，至今五百多年了。1883年法国海军攻占越南首都顺化，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规定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可是遭到越南国民的反抗，他们想信宗主中国。因此1884年法国军舰抵达福州，威胁福州放弃对越南的宗主关系，几轮谈判后，法国无法迫使福州就范，法国一怒要开战了。当时闽浙总督何璟。广东省中山市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河北丰润人。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广东大埔县湖寮镇双坑村人。这些大臣下死命令，不得先行开炮，必待敌船开火，始准还击，违者虽胜也斩。后来闽浙总督何璟接到法国战书开战，没有通知福州水师，但通知高官张佩纶、何如璋等。可是这些高官无一人通知福州水师，置水师生命于完全不顾。开战之前这些高官全部逃逸，至令福州水师全军覆没。坑害憋死几乎全部福州水师精英〔这批水师大部分都是高学历留洋的精英〕，此役福州水师精英全军覆没。福州马尾造船广和沿岸炮台被摧毁。福州损失惨重。这就是为什么福建台湾军务要自筹，福州没钱了。这就是为什么有福建台湾行省。行省是军务经费独立，内务仍属福建管辖。1885年10月12日，台湾府改为福建台湾行省，刘铭传为台湾巡抚。原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台湾晋升为行省，福建巡抚改为闽浙总督兼任〔兼任福建巡抚一职〕，福建恢复总督省〔福建总督省巡抚级别高于台湾巡抚〕。因福建巡抚是闽浙总督，所以福州府仍然管治浙江和台湾。历史上，福建有过多次短暂局部行省，有泉州行省，有漳州行省和台湾行省，这些局部地区因备战或打战原因，当地税收不交回省会，直接用作军费，威胁一解除马上恢复地区行政。台湾当时面对法国，日本等的威胁时间拖延比较久。但台湾不是真正的省，仅作为临时的行省。

闽台文化是指生活在闽台两地人民共同创造的、以闽方言为主要载体的区域文化，它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富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闽台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联系，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原始社会。文化特点　　台湾的汉族移民中，闽南人占全岛汉族人口的83%左右，所以汉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历史也是福建文化移植到台湾并在台湾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诸如台湾移民大多讲福建方言，闽南话几乎成为台湾通用的方言；台湾移民基本上保留着闽南地区的饮食习惯、服饰文化、建筑风格、婚丧喜庆和岁时节庆风俗；台湾的戏剧歌舞、儿童游戏等文化娱乐和宗教信仰等等也都是从福建传去的。关于闽台文化的源与流、根与叶的关系，学术界论述颇丰，恕不赘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福建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并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下有一些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利成为台湾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台湾开发较迟，闽人大规模移民台湾固然是沿海地区人多地少，生活艰难所迫，但又不完全是为了养家糊口才东渡台湾的，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台湾土地肥沃，一年 “所出之米，足供四五年之用”，自食有余的粮食，均运回内地销售，以获取优厚的利润，所以台湾的农业经济一开始就带上商品经济的性质。《赤嵌笔谈》说： “（台湾）三县皆称沃壤，水土各殊。……然必晚稻丰稔，始称大有之年，千仓万箱，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赡内地。居民只知逐利，肩贩舟载，不尽不休。”台湾经济的另一支柱蔗糖也大多数销往内地，“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走图息，莫此为甚。”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传统的“重义”观念受到有力的冲击，重利成为台湾移民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并对近现代闽南和台湾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四海为家的观念取代了安土重迁的传统。 安土重迁是农业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内陆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由于宋代以后福建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带有海洋文化的色彩，安土重迁的传统受到一定的冲击。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重利的价值观的强化，安土重迁的传统受到猛烈的冲击。明清时期闽南人大批移民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就是四海为家的观念代替安土重迁的传统的集中体现。当时，移居台湾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险（海上惊涛骇浪、清廷海禁的严刑酷法、客头奸艄的敲榨盘剥等等），但“台湾山高土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吸引着成千上万富有冒险性格的闽南人告别故土，东渡台湾，去建设新家园。这种四海为家的观念对近现代闽南地区和台湾省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具有强烈的寻根意识。 闽人移居台湾后，虽然在台湾建家立业，成为台湾人，但他们的根在大陆，在福建，对故土对祖国怀着深深的眷恋，并且代代相传，逐渐沉淀为强烈的寻根意识。这种寻根意识在台湾同胞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体现。如台湾有“泉州厝”、“长泰厝”等等以福建地名命名的村庄，台湾同胞定期回祖籍祭祖扫墓，信仰许多传自福建的神灵，信徒们也定期回福建进香谒诅。假如没有条件去祖庙进香，则隔岸遥拜，最典型的例子是学甲慈济宫自明末以来，除了直接上福建龙海慈济宫祖庙进香外，每年都要举行“上白礁谒祖祭典”，十分隆重，至今从未间断，且规模越来越大。宗教信仰中也深深地渗入了对故土的依恋之情。台湾同胞的强烈寻根意识还外化为抗击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强大力量，在历史上谱写了一曲曲不屈不挠，英勇抗击外来入侵的光辉灿烂诗篇。　　综上所述，闽台之间的文化联系开始于遥远的原始社会，但闽台文化作为有特色的区域文化体系的最后形成是在清代乾嘉年间，与清政府统一台湾，闽人大批入台，台湾成为定居社会，以及闽台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基本同步。闽台文化固然是中原文化的延伸，但富有区域特色，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在这里有机地结合为一体。

唐代中原文化的播迁与闽粤台闽南语的崛起　　摘 要： 中原古音随着唐军南下平乱播种在闽粤，加之中原语音和闽粤土著语音融合演化，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闽南语”方言。本文从中原文化的播迁，唐宋古音潜移默化，孕育着闽南语方言的萌生及促成闽南语方言的形成进行综合探讨，力求阐明闽南语对唐宋古音的继承与发展并形成自己的方言特色。 　　关键词： 中原文化 唐宋古音 闽南语 继承与发展 　　一、中原文化的播迁，促成闽南语方言的形成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唐宋时代建都长安、开封等中原地区，使唐宋古音成为当时中原地区的标准语音。作为闽南语系的主要区域闽东南、粤东、台湾及南洋地区，相距中原地区万里之遥，又是土著部落杂居，言语交流十分困难，不利于交流和发展需要。据《漳州府志》[1]所载，由于闽南地区的自然条件相对优越，那些来自中原的将士逐渐把中原地区的家眷迁入闽越，有的和当地土著百姓通婚，从此在这片温暖而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成为大多数闽南百姓的祖先。他们还带来了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同时把中原地区的母语——唐宋古音播种在闽粤，而且这种中原语音和当地土著语音随着时代推移互相融合演化，逐渐形成了后来众多方言中独具特色的“闽南语”。据《泉州史志》记载，他们“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2]他们对中原地区流散的人才和北方避难入闽的文人均能包容接纳，而且为他们提供了较为优厚的待遇，并设立了书院，教化中原文明，培养人才，促成了民族的大融合。当年王氏兄弟入闽的中原将士后来大都定居于泉州周边，他们也把中原语音传入福建，进一步扩展了闽南语的流通范围。据《云霄厅志》载：“盗起，攻南海边邑，循州（今广州惠州）司马锭受命专征，檄元光潜师入潮，沿山倍道袭寇垒，俘获以万计。岭南悉平，还军于漳。”[3]在陈元光初任刺史时，“广寇陈谦连结洞蛮苗自成，雷万兴等攻朝阳，陷之，守帅不能制，元光以轻骑讨平之。”（《漳州府志》）陈元光的《龙湖集》中有“平獠宴喜”诗句：“扫穴三苗窜，旋车百粤空。”[4]当时一位将领许天正也唱和吟诗：“长戈收百甲，聚骑破千重。落剑唯戎首，游绳系胁从。”（《和陈元光平潮寇诗》）[5]所有这些无不记叙了入粤平乱的情形。由于粤东区域辽阔，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民穷则生变，寇乱频繁。陈元光“兵革徙威于外，礼让乃格其心”[6]的政治理念，“伦理则风俗自尔渐孚，治法彰则民心自知感激”[7]的施政主张，被当地百姓接受，中原文化、礼仪也得到重视和崇尚，开漳史料《忠毅文惠公行状》中就有“潮人以事闻，请乞陈元光兼戍朝阳”[8]的记载。在陈元光的统辖下，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漳州、潮汕之间的语言不断地交流和融合。至今粤东一带的方言基本纳入闽南语系，同属闽南语范畴，从此往后，无论是闽南地区的“芗剧”，还是潮汕地区的“潮剧”在语言表达上都为两地民众所理解和喜闻乐见。 　　台湾早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有漳、泉一带的百姓前往定居垦荒了。爱国史学家连横先生在《台湾通史·开辟纪》中记载：“历更五代，终极两宋，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台湾为垦服之地，当明中叶，漳、泉之至者已数千人。”他们“手耒耜，腰刀枪，以与生番猛兽相争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难缔造之功，亦良苦矣！”[9]这些记载，体现了明代闽南一带百姓已经跨过海峡，到台湾去开拓创业了，而闽南语方言因此移植台湾，并且在岛上扎下了根。《台湾通史·户役志》所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诏以五十年丁册为常额，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乾隆元年（1736）诏曰：凡内地百姓与海外番民，皆一视同仁，轻徭薄赋，使之各得其所。”[10]于是有大批福建、广东民众迁入台湾定居。如此往来闽台之间，闽南语就成为台湾岛上最主要的日常交流工具，始终维系着闽台两地的宗族情感。 　　大概也在明清时期，为数不少的闽南、粤东百姓飘洋过海，来到南洋谋生，当时被称为“过番”。据《漳州简史》载：“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漳、泉之民贩吕宋者，或折关破产，及犯压各境不及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佣贾咋作为生活，或聚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11]其余如印度尼西亚的旧港（当时称“三佛齐”）、马来半岛的北大年（当时称“大泥”）、文莱（当时称“婆罗”），大都有闽南、粤东人聚居的记载。这些勇敢的拓荒者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拼搏，在当地开发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家园，定居下来繁衍后代。他们的后代子孙成了现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而他们的祖先当年带往南洋的家乡母语——闽南语就在这一片广阔的地域传播世世代代，永不泯灭。 　　二、唐宋古音潜移默化，孕育着闽南语方言的萌生 　　探究闽南语的诸多因素，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与唐宋古音有着千丝万缕的特殊关系。由于汉语的发音通常离不开声、韵、调三要素，即“声母、韵母和声调”。古代称声母为“声”或“母”，宋人有三十六母的提法。依据发音部位，分为唇音、舌音、齿音、牙音和喉音五类。现代唇音又细分为轻唇、重唇；舌音也细分为舌头、舌上等等。比较现代汉语语音系统，其中最主要的差异有两点：一是唐宋古音无舌头、舌上之分。舌上音即现在所说的“翘舌音”，如zh、ch、sh、r；舌头音即现在的“舌尖音”，如d、t、l。在唐宋时代，这两类音读是分不清的，这正好与闽南语发音相吻合。闽南语中几乎没有翘舌音，普通话里许多翘舌音，在闽南语都读为舌尖音。例如“蜘蛛、踌躇”，普通话读为“zhīzhū、chóuchú”，而闽南语则读为“dīdū/tiútú”。再注意下列汉字，普通话中声母都是zh，读翘舌音，在闽南语中却读为d：如“重、逐、侄、值、植、朝、张、摘、展、致、直、兆、罩、镇、珍、郑、阵……”二是唐宋古音无轻唇音，即没有现在的唇齿音f。这个特点与闽南语相符。在闽南语中，没有上齿摩擦下唇这个发音动作，也就没有了f这个声母。凡f声母的音节，或读为重唇音，即上唇摩擦下唇爆破发音动作。如“飞、肥、分、富、幅、蜂”等；或读为舌根音h，如“发、翻、反、丰、扶、服”等。闽南语方言区人们学普通话，总是把“繁、凡、烦……”读成“还”；把“泛、犯、范……”读为“换”；把“非、妃、飞……”读成“辉”；把“福、扶、浮……”读成“胡”，诸如此类造成了许多交流困扰，给当今工作、生活、学习带来了诸多不便。　　关于ū韵母，唐代的韵书《切韵》分韵母为206部，后来改称为《唐韵》[12]。由于当时的科举考试有“试贴诗”的科目，写诗必须按一定的标准去押韵，因此《唐韵》成为官书，成为各时学子考举写诗用韵的绝对标准。《唐韵》至少有两个地方和普通话的韵母系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是唐代的撮口呼韵母尚未形成，虽然韵目有“鱼”、“虞”之名，但实际上与合口呼u混在一起。例如“书、初、除、猪”和“余、居、渠、徐”同属“鱼”韵部；而“扶、朱、胡，儒”和“区、娱、渝、须”同属“虞”韵部。可见，在唐代语音中ü和u是混在一起的，当时人们发音也许并没有明显的撮口动作，就这一点与闽南语正好相同。在闽南语中，至今找不到有撮口发音的音节，漳州人读ü为i；厦门及泉州地区则读ü为u；诏安及潮汕地区读ü则近似于-i（后）。如“居、区”两个词，漳州人读gī、kī；厦门及泉州人读gū、kū；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有撮口呼韵母。二是鼻辅音m、n、ng充当韵尾的问题。在普通话语音系统中n、ng充当韵尾，分别组合成为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而m只当声母，不能充当韵尾了。但在唐代语音中，这三个鼻辅音却都能充当韵尾，例如《唐韵》中的“侵、覃、盐、咸”四个韵部，收录的就是以m为韵尾的字。例如“林、临、阴、心、琴、今、金、音……”为“侵”韵部；“潭、参、南、男、庵、涵、含、甘……”为“覃”韵部；“檐、严、帘、帘、嫌、蟾、添、尖……”为“盐”韵部；“咸、函、缄、衔、杉、监、岩、谗……”为“咸”韵部。 　　如果我们用普通话朗读上面的例字，那么第一行的韵母都是in，本来不应该和属于《唐韵》中“真”韵部的“因、辛、亲、邻、津”等字分开。而其他三行的韵母都是an或ian，本来也不应该和属于《唐韵》中“寒”韵部的“寒、安、丹、残、刊”等字分开。但是在当年，这两者之间的读音那是决然不同的，试着用闽南语读读这些字，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归入《唐韵》中“侵”韵部的字，韵尾都是m，例如“林”，闽南语读为līm；“邻”，闽南语读为līn，其实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韵部。归入“覃、盐、咸”韵的字，韵尾也都是m，例如“含”，闽南语读为hām；“寒”，闽南语读为hān，它们应属于不同的韵部。由此可见，闽南语比较完整地继承了唐宋古音中鼻辅音充当韵尾的语音特点。唐陈元光的《龙湖集》中有“落成会咏”诗句：“云霄开岳镇，日月列衙瞻。胜日当佳庆，清风去积炎。山畚遥猎虎，海船近通盐。龙泽覃江浦，螭坳耀斗蟾。文床堆玉笏，武座肃金签。奇计绳陈美，明诚学孔兼。忠勤非一日，箴训要三拈。千古清漳水，居官显孝廉。”[13]全诗共用八韵，依次是“瞻、炎、盐、蟾、签、兼、拈、廉”，全属“盐”韵部之韵，假如用闽南语读之，全是m收尾的鼻韵母。而且这种语音现象持续到元代，元代以后，大概由于北京成为国都，北方话成了“官话”广泛流传，北方方言取得了绝对的优势，那么大部分地区以m为韵尾的字音逐渐消亡，最终归并到以n为韵尾的字音中去了。 　　至于声调，古人把它分为“平、上、去、入”四调，且以平为“平”；以上、去、入为“仄”。“平”者不升不降，其音轻扬；“仄”者或升或降，如山路之起伏。古代格律诗每两个字为一个节奏，平仄递替，构成一种抑扬顿挫的音乐感。到了近代，入声渐渐分化消失，原来的入声字后归入“阴、阳、上、去”四声中去了，因此现代汉语语音中已经没有了入声这个声调了。据说现在的北方人学诗词格律，辨别平仄时，古入声字这个部分总是把握不好，也许他们会感到困惑，一些明明现在读起来音调属于阴平的字，为何要把它们归入据说是急迫而短促的入声调里去呢？在通行闽南语一带，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因为在闽南语里，至今仍然顽强地保留着入声这种声调。试以普通话朗读下列例字：“剥、削、卓、踢、逼、突、出、发、一、膝、屋、督、约、缺”；“德、国、竹、笛、学、习、集、合、值、得、独、逐、敌、革”。很明显第一部分为阴平调，第二部分为阳平调。可是改用闽南语读之，它们就变成一种又急又短的入声调了。原来这些字都是古入声字，在诗词格律中属于仄声字。 　　综上所述，说明闽南语仍然保留了唐宋古音在声、韵、调方面的许多重要特征，无怪乎有人把它称为“中古音的活化石”了。拥有一口闽南语，伴随着这一群华夏儿女一往无前、万难不屈的足迹从历史的烟云中走来，见证多少悲欢离合，创造了多少辉煌业绩。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还会继续发扬艰苦拼搏的开漳精神，迈出更加坚定的步伐，朝着祖国强盛、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朝着民族大团结的明天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