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论文

伴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对外开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举国上下重新瞩目入世的影响与对策时，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对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作出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就此谈几点想法。　　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基本任务与意义　　如果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作出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其基本任务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考察这一理论的发展历史，即其产生、推进和形成的历史演变过程，揭示该理论是在我国哪些不同历史时期受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经济开放实践的影响而产生与发展的；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占主流地位的理论观点是怎样发展演变的；对这一理论产生与发展发生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提出了哪些重要的见解和观点，如何评价其历史地位；在同一历史时期就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有哪些重要的不同认识；这一理论的演进过程经历了哪些大的阶段，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性，等等。　　另一个方面是考察这一理论的发展现状，即在概括介绍现阶段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和理论界对各个重要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分析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同时，针对学术界就一些主要理论问题产生的不同认识作进一步的分析，结合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作前瞻性研究。　　之所以承担两个方面的任务，是由中国经济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内在需要所决定的。首先，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思想源远流长，并对现代经济理论有重要影响。即使自近20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对外开放理论也伴随实践的发展而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对这一理论的历史是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理论发展研究不能停留在史的考察上，只有深刻把握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研究的现状并开展深入和具有前瞻性的探讨，才能使“经济理论发展研究”臻于全面。而后一种角度恰恰是现今中国经济思想研究领域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一些论著只停留在思想史的考察之上，过于侧重学术性，影响了经济思想研究服务于指导实践的功能的发挥。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研究应避免只承担思想史研究任务的作法，注意就理论现状部分做出自己的研讨，也就是说要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研究特点、重点问题、历史任务及发展趋向等作出分析和概括。　　从上述两个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任务量很大，但在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条件下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有益于促进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深入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结合对外开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特别是围绕对外开放战略、引进外国资金与先进技术、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特区与区域开放、“三资”企业及其管理、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等方面出版了不少著作，发表了大量论文。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政府决策部门在总结实践经验、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许多指导我国正确实行经济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其中同样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有关理论和思想。但是目前还缺少较为全面总结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过程的著作，并且在经济学界近些年全面总结理论发展经验时又存在对此方面注重不够的情况，这显然不适应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条件下总结理论发展经验，推进理论建设与时俱进的需要。（注：笔者近几年就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年之际出版的总结经济理论发展方面的若干著作和一些研究跨入新世纪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著作进行了初步考察，感到一些论著在作出很多学术贡献的同时却对总结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与经验方面注意不够。例如在《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中选择了15个重要理论专题，却没有对外开放方面的题目。在《中国经济学家代表作精选（1978－1998）》（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中选了14位著名经济学家的代表作，也没有一篇论文是研究对外开放的。在《影响中国20年经济体制改革论文精选》（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中，共选录160多篇论文， 只有一篇关于经济特区方面的文章。在《跨世纪的预言》（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中，有65位经济学学者透析中国经济走势，只有5 篇文章从局部的角度思考了经济开放涉及的问题。这种情况固然与我国国内经济改革与发展存在许多重要问题需要着力探讨有直接关系，但却与对外开放在实践中支撑我国近20年来经济发展的地位不很相称。此种情况在近几年出版的研究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如《新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等。）因此，对经济对外开放理论作出较为系统的考察与分析，从发展历史的角度总结其间的规律性认识，从发展现状的角度概括其特点并找出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无疑会促进此理论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更好地发展，使这一关系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事业全局的理论更加丰富和深入。　　有益于加强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一是可以帮助深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研究经济对外开放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但很长时期，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没有这一块内容。在建国后对我国政治经济学影响颇大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论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但只讲前苏联阵营内部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排斥这些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没有对外经济关系的分析发展到在社会主义部分的某一章中加进了少量有关介绍，再发展到单独设置了“对外经济关系”一章，直到我国将对外开放确定为重要国策，才开始从真正意义上阐述了经济对外开放的理论。但是，受教科书的性质、篇幅等限制和影响，书中展开的是一般原理，往往概括介绍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原则、形式等。因此，对我国经济开放理论从发展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考察与分析，将有利于展开和深入研究对外开放的基本理论，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这一越来越显示出重要地位的部分得到充实。　　二是可以提高中国经济思想史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等学科研究的水平。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我国学术界是个较老的学科，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始就已经先后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建国后，一大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了全新的探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从通史的角度出版了不同特色的专著，但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古代和近代的思想部分。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来，学科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研究程度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出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1〕和加强了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2〕但是研究专题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基本理论，国内经济改革、 发展理论乃至应用经济理论方面。一些有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方面的专著也属于较早时期的断代史，如《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2）、《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研究》（1994）等。〔3〕可见，系统研究我国经济开放理论的演进过程， 尤其是把重点放在当代理论与近20多年理论发展的考察之上，可以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促使这一学科朝着更全面完善的方向发展。　　此外，由于经济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由于对外开放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加强经济开放理论的系统研究还会对中国发展经济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等学科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有益于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顺利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新的实践。基于跨世纪条件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特点和我国特殊国情，我们肯定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也不能简单依据我国原有的理论认识来办事，而应当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理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现实，探索有效指导实践的新理论。中国经济开放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正在于此。通过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对外开放实践的历史经验，努力揭示这一理论的发展规律；通过剖析这一理论的现状，找出其需要继续深化和发展之处，正可以推动这一理论朝着分析新情况、新问题的方向前进，这将为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顺利进行提供理论工具和有利条件。　　本篇文章来源于 “论文地带” 转载请以链接形式注明出处 网址：-15/html

历史的风，掀开摞摞发黄的历史。60年，光辉岁月的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的沧桑变化。风风雨雨走过了60年，建国时十岁的孩子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只沉睡的东方巨龙开始觉醒了，中国人民不再被束缚而是重新站起来了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那时的中国，民生凋敝，经济严重落后，国家事业百废待兴，政府和人民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面孔，并没有畏缩，勇往直前，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开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执行，它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极低的。出行用的自行车，人们叫它“洋马”，点火用的火柴，人们叫它“洋火”，钉东西用的钉子，人们叫它“洋钉”。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没有见过这些新奇的东西，也不会造，都是从西洋传过来的。那个艰苦的年代，我没有经历过，但从我看过的资料片中完全能够体会，当时的中国人民依旧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 新中国刚成立时，由于收入低，大多数农户都得紧衣缩食，穿代很简陋，一年四季有棉单两季服装的就算富豪了，爸爸说：“过年时，家里才添一件新衣裳。”妈妈说：“那时家里孩子多，老大穿小了的衣裳给老二，老二给老三……最后在撕成小碎片当补丁。人们的服装上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晚年的孙中山经常穿的服装在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中间显得格外突出，因此，中山装的流行持续了30年。改革开放以来，服装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穿着越来越丰富，色彩也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影片。1984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美国洛杉机奥运会上实现“三连冠”的时候，北京流行起了运动装。色彩鲜艳的运动装成为爱美的人们首选服装。人们几乎随时随地地穿着运动服，甚至还成为了学生的校服和工人的厂服。”如今，现在的衣服至少一两百元，而且五彩斑斓，做工技巧提高了甚多。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是食物也在跟着变化。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可以说人们将“食”作为生活的最低标准，同时人们也将“食”作为生活的最高追求和享受。从“食”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贫富盛衰，可以体味社会历史的变迁。 30年前，人们所需的生活用品都是凭票购买，是“计划经济”！现在凭钞票购买，不再实行“计划经济”了。爷爷说：“我小时候，家里人口多，我在家里的孩子中排行第一，家里没粮食加上日本鬼子扫荡，我就去做苦力。一个月或一个星期给几斤小米，这样就够家里人吃得了。”我听后心头一颤想：“几斤小米还要卖劳力换回来，现在买却轻而易举。真是‘天壤之别’呀。”以前，他们很少吃白米饭，甚至吃不到，甚至不能温饱，而现在我们每餐都要吃。以前的人总是瘦瘦的，是因为他们总是吃不饱。他们的主食只是自家种的一些菜和番薯。以前想找个胖子都难，而现在想找个骨瘦如柴的人都难。改革开放以来——不但吃饱，还可以吃好，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绿色食品深入人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供求走向市场，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一些象征短缺经济的布票、油票、肉票、豆腐票，也相继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今这些时代象征已经成为收藏家手里的珍品。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居住条件一天比一天好。 刚建国时期居住条件极差。城市居民的住宅大多面积小，设施简陋。如北方的大杂院，南方的亭子间等，十分拥挤杂乱，屋子小得给人以压迫感。农村里，北方内地多为土坯房、窑洞，南方多住茅草房，房屋破旧，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人畜有时混居一室，卫生条件差。改革开放前不断改善，但居住条件仍较差。样式统一单调的平板房取代了建国初的破旧民居。一片片鱼鳞状的瓦片取代了破旧的屋顶，墙也不再是石砖砌成的，而是用石灰砌成的平坦而洁白的墙面。但房屋内部很少有装修，只有床、桌子、椅子等基本家具，看上去简朴整洁，洋溢着和谐宁静。 改革开放以来，居住面积扩大，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老式的普通民居已经不能满足人民居住的需要，于是新型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楼房鳞次栉比，犹如一座新城。北京从1998年开始兴建经济适用房，为危改居民和北京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买得到、住得起”的选择。通过经济适用房，人们理解了什么叫“破旧立新”。一大批居民走出没有厨房、厕所，没有上下水道的老房子，搬进房屋质量有保障、小区环境优美、购物交通方便的新楼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上世纪末最令人瞩目的事物无疑是对人类生活和信息传递带来巨大变化的互联网。在这十几年里它已深刻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从1991年算起，网络真正在我国发展也仅有十几年的历史，然而其发展极为迅速。随着技术进步，高速宽带网络得到了普及，用户通过诸如ADSL、有线电视网、卫星、光缆等多种途径接入，来满足自己工作、学习、生活、娱乐等各个方面的需求。就如刚刚这位赵大伯所在运用的就是多媒体实时图像传输技术。除此之外像远程虚拟教学，电子图书馆、视频点播、电子邮件等等，都已深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人类已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互联网已经能够渗入到人们的工作、娱乐、情感、生产等领域，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入二十一世纪，更多的人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个人创业，一时间互联网淘金浪潮铺天盖地的全面来袭。如新浪、搜狐、阿里巴巴、淘宝等等门户网站及交易网站已经一定能够程度的改变了部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网络购物已然成为一种全新的交易模式。 六十年了，我们的新中国已年过花甲;六十年了，我们的祖国经历了太多不平凡。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光来到了2009年我正在电视机前，收看第29界奥运会开幕式看着鸟巢，看着了奥运健儿们的英姿，我想起了祖国接连成功发射了神州五号、六号、七号载人航天飞船，想起太空，想起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航天领域举足轻重的一员。了解了六十年间的种种变化让我感慨多多，曾经的破败，如今的繁荣；曾经的苦难，如今的幸福。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20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上海作为中国的特大型城市和经济中心，则创造了开埠以来辉煌的业绩。然而上海在已走过的20年历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也曾有过曲折，在邓小平关于上海改革开放的重要指示指引下，以浦东的开发开放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契机，上海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 一、邓小平对上海改革开放的构想 邓小平对上海改革开放有着一系列精辟论述和重要指示，他的基本构想是：通过开发开放浦东，来振兴上海；通过抓上海的发展，来带动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邓小平运筹帷幄，提纲挈领地指出上海加快发展的关键是开发浦东。他说：“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这是因为，浦东的开发开放，可以成为上海加快发展的突破口和先行区，使整个上海的产业结构、城市布局和基础设施得到调整和改造，使上海能够扩大对外开放度，这就为上海提供了一次不可多得的机遇，由此来带动上海的振兴，并把上海推到改革开放的前沿。 振兴上海，加快上海的发展，其根本目的还是要推动全国的改革开放，使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如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浦东的开放开放，也被赋予了同样的意义，即这不单单是关系上海的问题，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邓小平甚至不无遗憾地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这段话固然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谦虚恭谨的胸怀，但也点出了上海在全国改革开放一盘棋中的重要地位。鉴于上海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抓上海的发展，让其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有利于先进技术沿长江由东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有利于我国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的形成，从而带动全国的发展。这是邓小平统筹全局的英明决策。邓小平在明确上海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同时，还为上海指明了加快发展的具体做法。第一，上海要“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第二，上海要发展金融业。因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邓小平对上海金融业寄予厚望，说“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第三，上海要遵守国际惯例。邓小平指出，“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虽然上海起步晚了，但是邓小平却对上海加快发展充满了信心，相信上海完全可以后来居上。他详细分析了上海能够后来居上的有利条件，即：第一，“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同样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参与，而工人阶级是其中的主力军。上海的改革开放得到工人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第二，“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上海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城市，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建设人才，迄今拥有各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近百万人。上海还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技术，使企业的经济效益都较好。这些都是上海加快发展所需的宝贵资源。第三，“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这是上海因历史发展而形成的人文优势。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同时又走向四面八方，他们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相处，经历了兼收并蓄、重炼再铸的过程，使人的反应程度与适应能力随之增加，善于包容和转换各种事物，形成了高度的开放性、敏感性和灵活性，产生了具有鲜明的上海标志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以及交往准则等，这就使“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第四，90年代是上海发展的一次机遇。从国际来看，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被打破，“和平与发展”正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亚太地区经济又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十多年，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特区开发已获得经验。因此上海遇到了加快发展的国际国内最好的环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992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强调，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你们要大胆地闯一闯。1993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又着重强调了抓住机遇的问题，他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

中国古代金融业banking in ancient China1840年以前中国历史上的金融事业。商周（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 中国是产生货币较早的国家，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就有了金属铸币。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的资料看，商、西周时期人们在交换过程中主要使用实物货币和金属称量货币。当时的实物货币有贝壳、龟甲、粮食、布匹等，金属称量货币主要是铜。春秋战国（前770～前476）货币流通的范围更加广泛，人们逐渐普遍地使用青铜铸币。由于当时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的差异,以及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各诸侯国使用不同的货币。例如秦国的铜钱铸成方孔圆形，币文为“半两”，铸币权由国家掌握。此外，黄金和布也是法定的货币。战国末年，秦国制定的《金布律》是中国最早有关货币的法令。秦汉（前221～公元22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把秦的货币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秦亡后,汉承秦制。为使货币重量更适于交换，西汉政府将铜钱的重量由“半两”（十二铢）改为“五铢”。从此五铢钱制度一直延用至隋代(581～618)。南北朝(420～589) 这一时期，信用事业有所发展。中国古代的信用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最初的借款对象是实物。以后随着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货币借贷行为越来越多。在封建社会初期，放款者主要是官府、贵族以及大地主等，而借款者往往有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逃债非常困难。因此这一时期的借贷主要是信用放款，而且利息通常较高。战国时期，放款取息已是非常普通的事情。秦汉时还出现了专门靠放债取利的人，称“子钱家”。有些子钱家资本相当雄厚，甚至政府有时为筹措军费也要向他们借款。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兼办信用业务的机构——寺院。当时佛教盛行，寺院遍布各地。僧尼在政治、经济上都享有不少特权。寺院不仅从事宗教活动,而且经营大量土地,兼营放款业务。除了传统的信用放款外，还出现了典当业，即抵押放款。唐(618～907) 法定货币有铜钱和绢帛两种。绢帛以“匹”为单位,多用于大额的交易。唐代废五铢钱,铜钱不再以重量为名，而改称“通宝”、“元宝”，发展为比量名钱体系更高一级的铸币形式。唐代货币经济有较大发展。但在流通领域中，铸币短缺一直是突出问题。因各地禁铜钱出境且铜钱较重,商人携带极不方便。唐宪宗时产生了“飞钱”，即商人在京师卖出货物后，把货款交付给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并从其处取得票券,回到地方后凭票取款。这种飞钱又称“便换”，是中国最早的汇兑方式。随着商业的繁荣，对外贸易的发达，在唐京城长安的西市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西市是长安最繁华的市场，面积约1平方公里,遍布各种店铺和作坊，其中有许多商铺经营信用业务,如柜坊、寄附铺收受存款,保管财物；金银店兼营兑换以及生金银的买卖；质库经营抵押放款。金融市场的初步形成以及汇兑事业的产生是唐代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标志。宋(960～1279) 货币经济的发展在货币形态上表现为白银的货币性加强和纸币的出现。汉代以前贵金属金、银都曾为货币,秦汉时期黄金是法定货币。汉代以后,由于货币经济一度衰退，贵金属失去法定货币的地位。唐末出现贵金属复入流通的趋势。宋代贵金属白银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绢帛一类的实物货币则逐渐失去其货币资格。纸币最早出现于10世纪末的四川，当时称作“交子”，开始时是由民间的富商发行，1023年后政府垄断了交子的发行权。宋代钱币的铸行量大大超过唐代，但在货币流通领域中却出现混乱和地区割据的局面。宋代铸币的种类很多，面值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数种；币材可分为铜钱、铁钱、夹锡钱。北宋(960～1127)时期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辽也铸造自己的货币。中原地区的宋王朝则有些地方使用铜钱，有些地方流通铁钱，还有些地方兼行铜铁钱。南宋(1127～1279)时占据中原北部的金国也铸造发行自己的货币。元(1271～1368) 结束了宋代货币流通分散混乱的局面，货币又趋统一。元代的货币以纸币为主，最初的纸币是可用白银兑现的信用兑换券，后逐渐发展为不兑现纸币。元代纸币不再以宋代“缗”、“文”等铜钱的单位为价值尺度，而以白银为价值尺度。元代的纸币制度已相当完善。1287年，元政府颁行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是中国最早、最完备的币制条例。宋元时期的信用事业较之以前并没有过多的发展，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仍是传统的高利贷信用。民间的信用机构主要是当铺。当铺在宋时称“解库”、“ 质库”,寺庙经营的称“长生库”, 元代时称“解典库”或“解库”。元代当铺除抵押放款外，有时还经营信用放款。除了私入开当铺外，官方也开始建立经营典当业的机构。如金政府曾设质典库,又称“流泉”,元政府设立公典，称“广惠库”。宋代以后,货币种类增多,因而兑换业发展。当时经营兑换业的有“金银铺”、“银铺”。宋代的“交引铺”除经营各种兑换外，还买卖各种钞引。汇兑业务随着纸币的流行而逐渐衰落。明清(1368～1911) 明代货币有纸币、铜钱和白银。明前期主要用纸币，明中叶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清代(1616～1911)银、钱兼行。铜钱仿照明朝的制钱制度，由国家统一铸造发行，银锭则许民间自由铸造，因此各地的铸银在重量、成色上有不少差异，种类繁多。明清时期，金融业有显著发展，尤其是典当业日趋发达，当铺遍布各地。据统计，1644年全国有当铺两万多家，1744年时北京有当铺六七百家。有的当铺资本额高达数万两或十几万两。经营典当业的主要是商人，此外还有地主、官僚，甚至政府也投资设当铺，称为“官当”。当铺的业务除放款外，还接受存款，兼营兑换等。明清时期还出现钱庄、银号、票号等新的金融机构。钱庄起源于明中叶,最初规模较小,主要从事兑换业。明末，钱庄逐渐发展成为从事经营接近近代金融业务的机构,除兑换铜钱、金银外,还兼营放款、存款等业务。银号最早出现于清初，经营业务与钱庄类似。钱庄、银号还发行钱票和银票，可以用来兑换铜钱和白银。随着钱庄、银号在全国普遍设立，清乾隆年间以后，银钱票的流通非常广泛。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因经营者主要是山西人，又称“山西票庄”，起初只为商人办理汇款，后又兼办政府和官吏的公款汇兑和存、放款业务。除了民间自办的各种机构外，清政府也设立了官方的金融机构“官银钱号”，从事各项金融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