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类学论文选题

陈、 浅" 及共选率偏高的问题论文写作教材中常用的narrow down只能解决题目太大的问题要有效解决 "泛、陈、 浅" 及共选率偏高的问题, 必须结合 "论文写作" 课提前选题、 增加选题途径、 旧题新作和扩大选论文类别:英语教育毕业 人气:205 论文属性:职称论文摘要: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选题、表达规范、写作态度等方面为了帮助学生提高英语写作水平,必须加强选题方面的指导,强调学术规范,并不断完善教学管理模式     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是衡量高校本论文由

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近东文明- -一、古代埃及文明与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消亡原因的比较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古代埃及的数学方面成就的对比一、古代埃及文明与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消亡原因的比较古代埃及文明的灭亡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灭亡的直接原因都是外族的入侵。埃及是在332BC开始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然后在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入侵，古代埃及文明最终消亡。而新巴比伦则是在331BC被波斯帝国征服，波斯文明取代这一地区原有的大部分的文明，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逐渐消亡。虽然它们都是由于外族的入侵而导致灭亡，但是他们的本质原因以及过程是不同的。埃及北面为地中海，西位利比亚，南接古代努比亚，东边是红海，只有在东北角上通过西奈半岛与叙利亚巴勒斯坦相联。因此从地理上看，它有相当的孤立性和封闭性。另外，尼罗河的定期泛滥给古埃及人带来了富饶与安定。以上种种因素，在古埃及人的头脑中产生了一种保守和安定的心态，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些不求进取。整个古埃及历史中，它与外界的交往虽然也有一些，但比之古赫梯和美索不达米亚就较少了。古代埃及的统治者是包括神庙祭祀集团在内的贵族集团，他们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因循守旧、不思改革、扼杀任何革新之举，使得埃及在四千年的古代文化中，进步、变化得极缓慢。而一些原本落后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却后来居上，使得曾一度向外大肆扩张的埃及，成了他人侵略和掠夺的目标和猎获物。 （ 当然，埃及文明灭亡还有其它的重要原因，如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广大人民处境艰难，而且还有文化为极少数人所控制，影响了它的传播和发展等原因。）与古代埃及相比，两河流域与埃及同时人类文明的摇篮，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许多方面都与古埃及文明不同。首先它就是从不缺少与他国的交流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处近东的中心，与古代近东的各个文明都有相当密切的接触。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并不像埃及历史那样自成整体，它是一连串游牧民征服和变为定居民，而后又为新的游牧民征服。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等民族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轮流扮演主角。这种特征一方面使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绚丽多姿，缤彩纷呈，但同时由于异族征服，常常造成政治史的骤然中断，从而也容易使文明出现断层。两河流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环居周边山区和沙漠草原的游牧民族轮番抢占。武力的征服，常使几千年的文明成果毁于一旦。两河流域那些曾经辉煌的城市屡遭劫掠，多次被毁，最后也难逃厄运，沦为废墟。总体来说，古代埃及文明和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消亡的原因的重要区别在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一个产生了保守，导致了落后，最终被异族取代；另一个则是因为地形导致战乱不断，在动荡的形势中，结果被更加强大的民族取代。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古代埃及的数学方面成就的对比1． 计数方面：古埃及人采用十进制，古美索不达米亚人则是十进制和六十进制并用。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位置制。他们都已经采用了分数表示，但是都没有意识到无理数的存在。2． 代数方面：他们都可以解一元一次方程和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这一方面古美索不达米亚人要更加高明一点，他们可以解一定的一元三次方程。另外，巴比伦人已经非常善于编撰数学用表（如乘法表、除法表、倒数表等等），并把他们用于实际的运算过程之中。3． 几何方面：几何学最初即起源于古埃及对土地的丈量和划分。古埃及人的圆周率为16，他们也有计算矩形、三角形、梯形面积的算法，最高的成就是对四棱台体积的计算公式，但是他们是否懂得勾股定理，似乎是值得怀疑的。古巴比伦人在几何上的突出贡献为把圆周划分为360等分，他们使用的圆周率为3或者125。而且完全有证据表明他们懂得勾股定理，因为他们得到了毕氏三数的一般参数表达式。另外，巴比伦人似乎还懂得三角形相似原理。总而言之，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数学都是建立在实际使用的基础之上，如在立法和商业中的使用，当然还有相当重要的在建筑中的使用；他们对数学的研究方法多为实验和修改，他们的公式大都是由实验得来，并没有任何的证明和推导，因此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数学。古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水平略高于古埃及（原因可能是古美索不达米亚更加开放一些一方面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商业等活动的频繁更多的需要用到数学，从而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它的一些数学成果并不是为了实际应用，而是为了学校教学中训练学生。因此在实用的范围之外，美索不达米亚人搞出了一些数学。它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脱离了生产生活，似乎有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性。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数学其实并不能和希腊罗马时代的数学相提并论。回答者：xztlsy - 状元 十五级 10-23 03:09第一本书也许算不上新著，因为这是一部大部分已经发表过的论文结集。书的标题是The Breakout-----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勉强可以译为《破裂：文明的起源》。该书的编者是玛莎防疾�*-卡罗夫斯基（Martha Lamberg-Karlovsky）。她原是《符号》（Symbols）杂志的编辑（1980-1995）。这本杂志是哈佛大学皮保德考古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及人类学系编辑的通讯性质的刊物。在她作编辑的1984年，张光直先生在这刊物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古代中国及其在人类学上的意义》（中文刊发在《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随后，许多哈佛校内外的著名考古学家围绕张先生提出的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明、西方古代文明是一个断裂性的文明的论断，分别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做出不同的答复和论辩。 这本书就是主要以发表在《符号》上的论文为主合成的一部文集。《符号》的发行量很小，流行不广，所以这本书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这场围绕东西方古代文明发展模式的争论，很有助益。全书仅131页，却涉及了全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的文明起源地。这里不妨把目录公布如下： 1、前言； 2、致谢； 3、导言：开头的话（Martha Lamberg-Karlovsky）： 4、第一章：古代中国及其在人类学上的意义（张光直）； 5、第二章：近东的捞屏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社会契约（CCLamberg-Karlovsky）； 6、第三章：古代中国、新大陆和近东的意识形态传统：一些观察（Gordon R Willey）； 7、第四章：文明发展中的秩序和正义理论的讨论（David HPMaybury-Lewis）； 8、第五章：神圣景观和玛雅的王权（Linda Schele）； 9、第六章：民主社会概念的印欧起源（Mason Hammond）； 10、第七章：古代的以色列人怎么不一样？（William GDever）； 11、第八章：古代埃及的专制和交换（Mark Lehner）； 12、第九章：哈拉潘的开始（Greory L Possehl）； 13、第十章：东方主义和近东考古学(Mogens Trolle Larsen)； 14、引得。 这些作者有的赞同张光直先生，有的则持反对的意见，还有的对张光直先生的意见作了修正。由于本书作者分别是研究埃及、印度、近东、欧洲和中美洲古代文明的专家，所以文章虽短，但很能抓住要害。张先生晚年曾在国内多次著文呼吁加强对中外文明的比较研究，希望中国的考古材料能够对提出和修正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性意见做出贡献，可惜应者寥寥。本书对于从文明比较的角度反观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本书作为专刊第9号于2000年由哈佛大学皮保德考古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出版。 第二本书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著名历史学家、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的新著《祖先的景观：晚商中国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公元前1200-1045年）（The Ancestral Landscape---Time, Space, and Community in Late Shang China( 1200-1045 BC)）这本题为献给胡厚宣先生的专著，作为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出版系列《中国研究专题》（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第53号，于2000年由该研究所和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ro Chinese Studies）联合出版。全书仅209页，但却对晚商社会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以他所擅长的甲骨文的材料为基础，旁及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植物学、动物学、气象学、天文学等许多有关学科的新成果，对晚商历史作了紧凑而又令人信服的描绘。 本书除前言、凡例、图、表、引用卜辞出处、引用卜辞引得、参考文献和全书引得外，凡八个部分： 1、气候； 2、农业，又分两节，分别讲农时和病虫害； 3、时间：历法结构，分五节，分别讲以60天为一个循环、旬、月、五种祭祀周期、记数祭祀周期等等； 4、空间：中心与边缘，分五节，分别讲首都或祭祀中心、四土、方、巫、商王在其领地的出入等等； 6、空间：宇宙和方位，分四节，分别讲方位、从四土看方向、从天气看方向和作为世界地图的卜骨； 7、社会：土地及其居民，分别讲王族、其他家族、人、动物和景观及各种超自然的力量； 8、宇宙观和遗产：商代的摲鐢。 吉德炜先生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他的文字也非常讲究。这部正文只有129页的著作，参考文献竟达39页；正文中注释的篇幅约占三分之一，凡此都说明这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书中新意迭出，读来引人入胜。用书后评论者罗泰的话说，它的高度超过所有以往用中、英、日文发表的在这些个方面的研究著作，所以它的出版值得我们给予重视。

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　　 　　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当代地球上仍然残存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生活和生存之状况，它们与古代、埃及、西亚、印度、印第安人文明、米诺斯文明这些人类文明的“主流”各是一回事，二者不能人为等同；文章还着重分析了中国“图腾”问题，认为图腾在中国古代文化或史前文化中难以证实，值得怀疑，同时指出文化人类学中没有“文化”这一项目或是其先天性重要缺失，故不能据此去判定和推测人类古代文明、文化之“主流”。;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史前研究;; 问题和原因;; 科学文化;　　一方面由于记载有限或残损不全，更由于相当于史前而言，现存古代文献一般都显得非常晚近，而神话传说非史实记录，其中事象多被人们视为古人想象、幻想、虚构之情景（这由中国“古史辩”派的认识及各种相关的工具书与研究对于“神话”的定义可以看出[1]），另一方面现今的学者多相信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察现当代地球上仍然存在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所得关于原始文化的结论，相信中国上古及史前时代文化、程度与现在地球上仍然存在的那些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是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状况，所以学者在考察中国古代和史前时代文化时常用、多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结论、认识和方法去比对、观照。本来，这是一个正常的、有益的现象和方法，但是在当代中国、在学术界，似乎有一种滥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资料的现象和倾向，文化人类学及有些观念、认识被抬高到了一个不恰当的地位，乃至可能存在被人用于装潢门面或用于摆脱话语困境、研究困境的情形。我们在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宗教、文学、制度、神话等研究领域尤其是有关上古和史前时代考古研究及有关著述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或帮助宣传者介绍说“运用了文化人类学”、“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等等用语，而这些研究和著述中又的确充斥着图腾、神灵、巫术、崇拜、祭祀、母系、父系、公有、私有等等诸如此类的语汇和相关论述。其中既有系统的著述、建构，也有零星的或简单的相互比对、参照，甚至也不乏直接将图腾、巫术、祭祀、种种“崇拜”等用于史前遗存及文化现象，所得结论、认识正确与否多半经不起检验、质问或不容易判断、无法判断。作为研究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2]的文化人类学本身的先天性缺失及局限，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似乎少有人谈及，所以本文主要谈一谈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史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先例举现象和事实，后谈为什么会“存在问题”，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 一、“问题”列举和分析;　　无论史前时代或历史时期，我们都可以把整个人类文化划做三大块，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含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关于社会制度，涉及家庭、氏族（胞族）、部落、由母系发展到父系、由公有发展到私有等一系列概念、术语和理论，这些东西在面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时的不适应笔者在《“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0—11）》中已有一些例举和涉及，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谈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方面（当然事实上物质、精神、制度三者是相互关联的）。;　　1、关于物质文化;　　摩尔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其中野蛮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段。关于低级野蛮时代（约当新石器时代初期）之社会，摩尔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该时期或社会在东半球是指“那些流行制陶术而尚不知饲养动物的部落”，而在西半球是指从懂得制陶术到“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之前的阶段[3]。摩尔根的论断主要来自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考察，所以关于西半球的认识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关于东半球，摩尔根的认识却与后来的考古发掘结果不相吻合：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地西亚地区中石器时代的凯巴拉文化（约前6万年—前1万年），其“居民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有矛、镞等细石器，并以刮刀剥制兽皮蔽体。从兽骨较集中的情况看，可能已有畜牧的萌芽，如佩特拉附近的马达马格遗址，山羊骨占全部兽骨的82%；卡尔迈勒山附近的法拉赫遗址，羚羊骨已占74%。一般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可能已出现放牧，这些山羊或羚羊可能即是最早的家畜”。此时凯巴拉文化居民尚未发明陶器，即使由凯巴拉文化发展而来的呐吐夫文化，仍然是一种“无陶新石器文化”[4]。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期，许多地方都已有成熟的家畜饲养：如黎凡特南部的耶利哥已种植小麦、豌豆、燕麦，出现了“确实的家畜山羊”，土耳其恰约尼遗址发现有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的种植，有绵羊、山羊、猪等家畜，安纳托利亚地区也已产生最初的农耕和畜牧，家畜有猪、绵羊、山羊，伊拉克东北部的耶莫遗址也已种植小麦、大麦，驯养家畜，它们的年代都在前6000年前，此未出现陶器[5]。东半球的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畜牧的发生也不迟于制陶业，而是大体上同时：在距今约一万年前，陶器开始出现，同时可能已有鸡、猪、狗的饲养，如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的鸡骨、猪骨、狗骨，被认为可能是家畜；尤其是同一时期广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遗址上下层都有较多猪骨出土，“据鉴定有67个个体，猪的年龄数值比较集中，以1—2岁间的成年猪最多，罕见长大粗壮的犬齿，门齿一般都较细弱，未见有磨蚀深重的第三臼齿，这些都是反映人工饲养和被宰杀的结果，饲养的时间又较偏长”。而到距今8000年左右，制陶业初步发展起来时，鸡、猪、狗等家畜的饲养也亦很普遍和成熟，牛、养的饲养可能也已开始，如裴李岗、磁山、贾湖、大地湾、跨湖桥等遗址的相关发现[6]。 ;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类日用品，也被考古学家视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志之一。关于陶器的起源，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常常被学者引用：“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7]。恩格斯这个论断受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而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说法又来自人类学家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泰勒又是借鉴了别人的观点：戈盖“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程，他说，人们先将粘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粘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8]。民族学资料中的确有这种情况，比如林惠祥先生就列举了南美洲的土人、亚里桑那的哈瓦苏派人都将纺织物敷泥，然后用于盛物在火上烧烤，用以说明有些陶器可能是这样制成的[9]，但是说陶器起源于在编织物上敷泥，经烧烤而成，迄今在考古学上并无确凿而充分的证据。;;;; 学者一般都认为陶器的发明是伴随着定居和种植农业的发生而出现的，是应谷物贮藏、炊煮以及盛水盛汤之需而产生[10]。这种认识实际上意味着陶器的起源和发明是因为人类进化历程、生活方式中某些内在的及动力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因为敷泥于编织物烧烤或因偶然失火而导致。这种认识大体上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而且可以认为它就是来自于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现知人类各种不同的古代文明中，早期陶器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也不都与种植农业相伴生，但是没有发现陶器起源于编织物敷泥烧烤的证据。以人类历史上农业起源最早的西亚为例：西亚地区在陶器起源之前曾经历大约1000年的前陶新石器时期（约8000前—前7000年），而此期已有比较成熟的种植农业和家畜饲养，甚至在年代更早的中石器时代如纳吐夫文化中已有农业起源的迹象并已开始家畜饲养[11]。在已有种植农业的无陶新石器时期，应该存在能够代替陶容器的器物（能够盛装汤水，能在火上烧烤、蒸煮）。考古发掘表明，这类器物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是木、石类容器（木器可盛汤水）尤其是石器：贝达遗址文化堆积为前陶期及中石器时代遗存，其石制品有臼、杵、碗、盆等，哈吉拉尔遗址前陶器遗存有大理石碗碎片，基罗基蒂亚遗址前陶期遗存有类型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制容器，其器型有带流的盆、碗，也有盘、长柄勺等，耶莫遗址前陶期也发现石臼、石杵、马鞍形手磨、户枢、石球、石斧等[12]。西亚最早的陶器发现于黎凡特北部的穆赖拜特遗址，“这些陶器过于粗糙，烧得不透，气孔犹存，不能盛水，还不能代替木石制作的空器”[13]；在土耳其恰塔尔休于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胎中掺有草和砂砾，颜色为奶黄色或浅灰色，表面光亮，器型常见平底的深碗、浅盆，火候较低”，考古学家认为当时“陶器数量不多，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居民使用木、石制容器及篮子之故”[14]。由于人工用火的出现远远早于种植农业的发明，火能使泥土坚硬乃至不透水这种认识和知识的形成也当早于种植农业的出现，同时编织物的产生也当早于种植农业（因为采集所需），所以如果陶器因敷泥于编织物再经烧烤而发明，那么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已普遍使用陶器而不会是制作更为困难、更费工时的石质容器，而最早陶器的出现有可能上溯到西亚的中石器时代，因为其时种植农业已开始萌芽。显然在西亚，陶器的出现更多的是模仿和替代木、石容器尤其是石器（前陶时期制作和使用木、石容器应该是所谓“木器时代”、石器时代传统的一种延续，这导致西亚陶器的出现滞后于种植农业的发生）而非编织物，当然并不排除陶器在造型上会模仿编织物。在亚洲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已有证据表明制陶业的出现正是与原始农业存在着共生关系[15]，早期的制陶方法主要是捏制、片状贴塑（泥条盘筑法应更晚一点），但是发现最早陶器有捏制而成的证据而无敷泥于筐篮烧制的证据[16]。陶器如因在编织物（或木制容器）上敷泥烧烤而起源，那么在早期陶器、陶片上必会留下证据（或者陶器、陶片里面有编织物痕迹，或者陶胎的中间层有编织物痕迹），但是迄今为止并未见有这种证据或相关报道。 ;;;; 日本的农业起源时间很晚，但它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日本爱媛县上黑岩阴遗址曾出土距今约1·2万年前的陶器，后来在除北海道和冲绳以外的地区都发现了早期陶器。“最近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都出土了经测定约为距今1·5万年前的陶片，其中鹿儿岛的陶片烧成温度只有400度——500度，质地疏松，还没有完全陶化，可谓名符其实的土器。1999年，日本青森县大平山元一号遗址出土了无纹饰陶器，其陶片附着碳化物的碳测校正年代为1·6520万年——1·4920万年，在国际考古界引起了轰动”[17]，但是没有发现这些陶器的制作和生产与编织物有关。据研究，我国和日本、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等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地区的早期陶器大多是圆形球体，平底器很少，其原因除了模仿陶器出现之前人类广泛使用的植物果壳形状、制作相对容易、容积又较大以外，“最初的陶器首先考虑的是满足炊事需要，然后才是盛储需要，或者说先有煮饭的锅，后有盛饭的碗。圜底器物支架在几块石头上，便能生火加热，也较为稳固，而且采热功能好” [18]。显然，早期陶器制作成圜底形，不会是模仿编织物而成，因为后者一般不会是圜底，既不实用也没有必要。可见恩格斯关于陶器起源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和认识是不能直接与人类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现象划等号的。 ;;; 严文明先生在分析半坡、姜寨等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聚落、房屋及当时的家庭、婚姻形态时，认为那些有灶有炊具和饮食器、有5米宽土床而粮食储备很少的小房子应该是供过对偶婚姻生活的夫妻和他们的婴幼儿居住的地方，而老人和较大的孩子可能要住中等房子或其他小房子。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一番议论：有人说“原始社会生产技术水平那么低下，盖一座房子很不容易，哪能象我们现在住得那么宽敞？从前彝族的穷苦人披个麻袋在屋檐下一蹲就能睡一夜觉，仰韶一二十平方米的房子不是足以蹲一二十人吗？这从表面看起来也好象有些道理。如果全部都是空房子，就没有法子驳倒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19]。这是说不能用民族学材料去衡量和比对史前考古所发现的材料。如果放开眼界，我们会发现，严先生这里所论及的现象和情形并不是孤立的：;　　在西亚，距今约9000—8000年的有陶器新石器时代，具备一定规模的聚落遗址已普遍出现技术高超的原始建筑及房屋、居所：哈吉拉尔遗址的前陶新石器时期已有用泥砖建造的方形房屋，其大墙有石基，壁面及地面涂有灰泥，重要房间的地面铺小石子或卵石，门道可能设于屋顶；进入有陶新石器后期，该遗址见有9座房屋，均长5米、宽6米左右，方砖墙厚达1米，以石为基，每座房屋开有两门[20]。基罗基蒂亚遗址位于一座陡峭的小山上，其房屋墙壁的下半部一般用石灰石砌筑，上部和圆形屋顶用粘土、土坯等材料建造，有些房子建有双层墙；大型房屋内则有两根石柱，用来支撑半圆形的阁楼，阁楼有小梯上下，可能是睡觉之处，屋内石铺地面上设有灶等生活设施，屋外有用墙围起来的院落；有些房屋中还建有走廊、仓库、碾谷房、厨房、石桌等[21]。恰塔尔休于遗址发现的房屋“由土坯砌成，每一房屋由一面积5米×4米的起居室和一个至几个附属房间组成。房屋平顶，在两根大梁和许多小梁上铺苇草和干砖。屋顶有长方形入口以供进出，起居室与附属房间有低矮的门洞相通，门洞高仅77厘米。屋内南部有木梯和炉灶以及放燃料的柜子，另有平台和长凳以供坐卧……”[22]。索万遗址内“有砖坯结构的T形建筑3座，均由许多大小房间组成，布局规整。房屋的地面和墙壁涂抹泥灰，以外扶壁墙承托支撑屋顶的木板。其中的一座建筑似具有宗教的职能，在一房间的壁龛内发现一“母神像”[23]。1999—2000年，德国考古学家汉斯·格奥尔格·格贝尔领导的一个国际考古小组在约旦的巴亚村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墓室及许多壁画，同时该遗址还表明：约在9000年前人们建有一些两层的房子，显示出当时居民极高的建筑水平。考古学家说，考虑到巴亚村是建在约1000米高的岩石陡坡上，跟外界很难沟通，这一成就更显得了不起[24]。在中国，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技术和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可观：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仰韶文化大型房基F901被称为“原始宫殿遗址”，其总面积达420平方米，由主殿、左右侧室、后室及前沿附属建筑构成；其主殿按后世构架原理当是十柱九间，其顶梁大柱直径达57厘米；在主室中辅助顶梁大柱的两个较大的木柱之外侧，又各增立了三个直径为10厘米左右的小木柱或木板作附衬，然后用草泥包裹为一体，组成一个外径为80厘米的大柱，再抹上白灰面；其墙体用红烧土筑成，壁面抹石灰压实，居住面用碳性料礓石铺垫，打磨得光亮照人，坚硬尤如今日的水磨石地面，而据甘肃省博物馆化验室技术鉴定，这种料礓石经火烧粉碎后的物理性能，相当于现代所使用的100号矾土水泥[25]。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15号房址以及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的大型房址，其建筑规模、技术与大地湾F901不相上下，前者的墙壁以密集的木料栽立而成，木柱之间的间隔仅有1—10厘米，“所有的木材都经精选和细加工，形状方正，棱角分明，十分规整”[26]，后者“在主室内近四角处，对称地分布着4个直径达4—5米的大柱洞”[27]。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前的干栏式长屋，现存桩木和长圆木220余根，较规则地排成四列，计宽约7米，最长一列桩木为23米，所以其室内面积应在160平方米以上[28]。1999年至2001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距今5500年前仰韶文化的特大型房址，其整体面积达到516平方米，四周有回廊，其柱洞直径大都在45米—7米之间，室内居住面自上而下分五层处理，各层均十分致密而坚硬，其中第三、四层近似当代混凝土，最上层为灰白色细泥。考古学家认为：依下部结构推测，该房屋可能为四面坡式建筑，由于面积大、跨度广、布局复杂，也可能为重檐结构，“仅从保存较好的下部房址便不难想象，此房屋曾经是一座多么宏伟的建筑”[29]。无论是西亚新石器文化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所取得的成就、达到的高度，都是现、当代地球上那些原始部落、土著居民所不及的，更不用说古代埃及的金字塔、方尖塔、神庙，古代印度哈拉巴文明、巴比伦和苏美尔、玛雅文明以及米诺斯文明的城市、宫殿、神庙建筑。故知文化人类学所考察的现、当代仍存之原始部落、落后民族材料与中国、西亚、埃及、印度的古代文明及其新石器时代可比性甚微。 ;　　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大量“灰坑”历来被视为“垃圾坑”、“祭祀坑”，近年来有学者研究，“灰坑”中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是“粮食窖”，另有一部分则可能是“小水田”或“水坑”、“水塘”、“水井”、“水渠”、“鱼塘”等农田水利设施。刘志一先生认为“祭祀坑”一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远古时代原始祭祀中，即使祭地神也没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只有到了商、周时期或早一点的夏代才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出现的可能”[30]。最近四川的考古学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茂县营盘山遗址发现120余座灰坑，其形制规格各异。他们对这些灰坑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推测，认为“一些灰坑底部及四周采用卵石（有的内含大型砾石）垒砌而成，推测应是进行石器加工的场所或有其他用途。个别灰坑内还发现涂有鲜红色颜料的石块，可能具有某种宗教含义。有的坑内还发现数量较为丰富的陶器堆积，应是以理葬陶器为主、具有特殊含义的器物坑。少量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灰坑底部平整且较深，可能为贮存粮食等实物的窖穴[31]。曾经，在湖北天门肖家屋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遗址中部发现一个面积颇大的水塘，先被断为具有宗教性质的遗迹。后来注意对水塘细部的清理和观察，通过水塘边缘、塘底及水塘附近的遗迹、遗物留存和堆积的分析、推断发现，认为该水塘应是“一处与盥洗、制作石器也许还包括汲取生活用水等活动有关的场所，而基本否定了原有的宗教性质遗迹等推测[32]。杨鸿勋先生在谈到建筑考古学时说：“将新石器时代古池塘底的木构井干挖出，而解释为‘原始崇拜建筑’的遗迹；将殷商宫殿‘土阶’的残迹误认为完整的‘祭坛’……”等等，这些错误都是缺乏专业知识所造成的[33]。将很多生产、生活性遗迹、遗存断为宗教性遗迹、祭祀场所，除了与工作细致程度不够、专业知识不够有关外，可能还有一种潜在或显在的观念和印象在起作用，即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亦即原始人类）很愚昧、生活中凡事皆有神灵，处处要崇拜、祭祀，这种观念和印象的存在显然与文化人类学的一些认识和观点有关。 ;　　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出土了大量的“骨耜”和稻谷遗存，以前学者依据文献资料、民族学材料对河姆渡“骨耜”的形制、用途以及当时的耕作方式等作了不少研究，其说纷纭。黄渭金先生详尽地分析了各类“骨耜”的加工、使用特征和痕迹，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实际上包含了专门用于翻耕农田的“骨耒”、修整水田的“骨耜”和平整农田的“平田器”，“至于双齿刃、斜刃和平刃等刃部特征是由于骨料的再加工、再利用所形成”，而河姆渡遗址的耕作方式应该是“踏耕”和“耜耕”并存，“它们是一种并存关系，并不互相矛盾。‘刀耕火种’不适于河姆渡的平原沼泽型稻作农业”。他最后说：“以前学者对河姆渡骨耜的论述，大多偏重于古代文献史料的考证及民族学材料的引用，忽视了对现成考古实物资料的探索，笔者在此并非贬低和鄙视文献史料及民族学材料在考古研究中的地位，而旨在说明考古学的研究还是要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文献史料和民族学材料可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补充和旁证，如此才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34]。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在其著作中说：“猪、羊在原始生活中居较不重要的位置”[35]，这一认识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显然是相违背的，因为无论是作为食物、营养来源、物质财富或者是作为精神信仰、原始宗教方面的象征、借代物，猪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36]。林先生的认识显然不是“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而得出的。 　　2、关于精神文化;　　关于原始社会、史前时代的精神文化，原始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崇拜对象，人们最普遍的印象可能就是“图腾”。如果将这个问题交给中学生去回答，十之八九他们都会说：图腾；电视、书刊里面如果出现某个古代文化、器物中的动、植物图像，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有文化的人多半会脱口而出，那就是图腾。“图胖”就是这样普遍地存在于原始人类的生活和现代人的头脑之中，不仅“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动物纹样及其象征性纹样是古代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37]，而且“目前只有触及到中国各民族古代社会的文化，不仅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到图腾，民族学家、宗教学家、古文字学家、家、美学家、美术史学家、神话学专家、民间文学专家和民俗学专家也几乎都要照讲图腾。然而，许多著述往往是将‘图腾’一同做简单的套用，普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具体的说明”[38]。研究原始文化的著名学者也不例外，如朱狄先生就有这样直接而简洁的判断：“1963年，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中，在一件石器上发现的兽面纹饰和饕餮纹十分相似，而半坡彩陶上有鹿纹；江苏邳县大汶口遗址（此处似有误会：大汶口遗址在山东泰安县，而江苏邳县有大汶口文化大墩子遗址——王先胜）中发现有猪头纹；马家窑文化类型和辛店文化的彩陶上有狗纹。这样，地下发掘说明图腾之说不无根据”[39]。丁山先生说：“在氏族社会，以图腾为宗神，每个家族的闾里之口都立有图腾柱（Totompole）以保护他们的氏族。所谓图腾柱，大抵雕刻为鸟兽怪物形”[40]。陆思贤先生继续发挥说：“其为鸟兽怪物形，在中国古史的传说中，龙、凤是其中最有名的，其他虎、豹、熊、罴、龟、鳖、蛇、鱼，包括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还有住洞穴里钻的，无所不有，又有神柱圣树，奇花异木，都应是图腾形象的实录。它们被装置在图腾柱上，氏族林立，图腾柱也林立，在当时祖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图腾柱，大概是不计其数的。或可以说，氏族制时代也就是图腾时代、图腾世界，那么图腾文化、图腾，也就是原始文化的核心或纲领”[41]。也有学者将现今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图腾”作了统计、归纳，不少民族的图腾多达几十种，也有的仅有一、二种[42]。大约哪个民族经常和哪些动植物打交道、对其有所礼敬，在日常生活的器物上有所表现、在礼仪活动中需加以利用，那便成为该民族的图腾。“图腾”真是这样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中国史前时代和原始民族的生活及精神世界中吗？对此，我们需略加认真地考察一番。 ;　　权威的《辞海》解释“图腾崇拜”，说它是“原始社会一种最早的宗教信仰，约与氏族公社同时发生”，而氏族公社“产生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43]。研究图腾文化的学者说：“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退落和演变期”、“根据国外考古学资料，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欧洲发现的众多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等，证实当时图腾仪式、图腾歌舞是丰富多彩的”，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

文化人类学给人的概念太复杂，让人类文化基础认知完全让西方学者牵着走，论文写作强调的是创新、是深入浅出的思想理论，不是你抄我和我抄你的文字拼接。我有三点基本的认知:一是人类学本身就是研究文化的，人之所以是一种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有文化，文化是人类的一种高级认知行为，是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一种创新，而动物不可能有超越自然的行为文化，因此，讲人类学就是讲区别于动物的文化学；二是人类文化创新的本源是“耕种”，这种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行为充分展现了人类对自然高级认知的行为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类创新结果；三是文化创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界面，不要再用石器时代的工具区分人类，因为纯天然的石头什么样的都有，但基于文化创新的飞机坦克除了人类谁也造不出来。因此，人类文化学就应该是组织文化管理学，它是人类自我超越的创新行为。写这些创新题材的论文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