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教育在推动人类进化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研究体育教育在现代人类进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可以从人类起源、生存、发展的新视角上去认识体育教育，丰富体育人类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而且还有利于使人们认识到当前体育在人类发展中的严重缺失，从而迫使我们积极寻找相应对策来促进人类健康有序的发展。 第二章对影响人类进化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主要分析了自然选择、环境变异、劳动、科技进步、体育运动与体育锻炼等影响人类进化的几大因素。最后着重分析了体育教育对于人类进化的促进作用。 第三章通过考察体育教育与人类进化的发展历程，使我们认识到，体育教育发展的历史是随着人类进化所发展的。体育教育与人类进化两者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 第四章则主要针对体育教育在现代人类进化中的缺失现状进行分析。体育教育的缺失体现在学校教育中的边缘化，在家庭教育中的淡漠和在社会教育中的忽视等几个方面。本研究认为主要是“重智轻体”的传统教育观念，自动化程度提高，体力劳动减少，体育管理缺乏系统性、规范性，体育教育资源严重短缺以及学校体育教育模式僵化保守等原因造成了体育教育在现代人类进化中的缺失。 第五章则是试图通过树立“育人为本、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改革管理机制，健全法律体系、加快学校体育教学改革、构建“家庭—学校—社区”一体化体育教育、积极发展健康体育等实施途径和措施来解决体育教育在现代人类进化中的缺失，更好的促进人类的发展。
谈谈对进化论和神创论的看法，供这位同学参考。人绝不是猴子变的，人有良知、宗教心。。。这都是动物界没有的。生之为人的高贵在于人有宝贵灵魂关于人类起源和结局，建议这位同学看《圣经》，它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最完全、最准确、最权威的记载。不但记载了过去、现在，同时也预告了人类的将来，和最后的结局，人类社会每一天的发展，都必在它的记载里。这是人类所无法否定和改变的。这本书中之书——圣经。这本全世界印刷量最大、翻译语种最多，传播范围最广的书。这本书讲了人类的起源，人类历史的将来，大结局。如果你有兴趣研究圣经预言，你会看到一位掌握人类历史的真神。它讲到人是由上帝创造的。 圣经追溯到人类的起源。它描述了天地之神是一切的造物主，且有创造人类的目的。人类存活下来一直到今日。然后进一步说明将来人类会发生什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容纳了这么大的范围。它的文字不仅是一种哲学预言。它们扎根于人类历史，描写的是真实的民族和人民。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离世不过是进入另一世界的一道门。我个人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认识神和认识自己。然后才能活出每一个生命应有的荣耀，不算白走一遭。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人之所以为人，因有宝贝的灵魂；人有灵魂，就成为万物之灵。身体是外面的躯壳，是暂时的，终有一天衰老死亡，惟有灵魂是永远不灭的。有灵魂就有永生；有灵魂，人生始有意义。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愿这位提问的弟弟有一颗探寻终极真理之心。 有一天，能找到日光之上的真正的生命意义。 也会发现救赎是真的，人类的结局其实是光明的。 弟弟有空看看国外的网站，就会发现其实在真实的科学界里，神创论和进化论向来是分庭抗礼，在顶级科学家中，神创论占上风。在美国很多学校，进化论从来就是做为一种假设来教学的。而历届美国总统，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等可都是支持神创论的。
看下（现代人类学）这类型的书符合你的要求
（现代人类学）里面有题材你可以参考下，不过你自己还是得多思考
四川横断山地震带上的人文状况
可以看一些往届的一些好的论文，有含金量比较高的文学类论文，然后结合自己的兴趣，以及能力选择自己喜欢的论文选题。
你说的范围太大了
是CSSCI期刊。必须高质量论文才能发。"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而成，是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攻关项目。CSSCI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目前收录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大类的500多种学术期刊
文化人类学给人的概念太复杂，让人类文化基础认知完全让西方学者牵着走，论文写作强调的是创新、是深入浅出的思想理论，不是你抄我和我抄你的文字拼接。我有三点基本的认知:一是人类学本身就是研究文化的，人之所以是一种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有文化，文化是人类的一种高级认知行为，是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一种创新，而动物不可能有超越自然的行为文化，因此，讲人类学就是讲区别于动物的文化学；二是人类文化创新的本源是“耕种”，这种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行为充分展现了人类对自然高级认知的行为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类创新结果；三是文化创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界面，不要再用石器时代的工具区分人类，因为纯天然的石头什么样的都有，但基于文化创新的飞机坦克除了人类谁也造不出来。因此，人类文化学就应该是组织文化管理学，它是人类自我超越的创新行为。写这些创新题材的论文才有意义。
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 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当代地球上仍然残存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生活和生存之状况，它们与古代、埃及、西亚、印度、印第安人文明、米诺斯文明这些人类文明的“主流”各是一回事，二者不能人为等同；文章还着重分析了中国“图腾”问题，认为图腾在中国古代文化或史前文化中难以证实，值得怀疑，同时指出文化人类学中没有“文化”这一项目或是其先天性重要缺失，故不能据此去判定和推测人类古代文明、文化之“主流”。;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史前研究;; 问题和原因;; 科学文化; 一方面由于记载有限或残损不全，更由于相当于史前而言，现存古代文献一般都显得非常晚近，而神话传说非史实记录，其中事象多被人们视为古人想象、幻想、虚构之情景（这由中国“古史辩”派的认识及各种相关的工具书与研究对于“神话”的定义可以看出[1]），另一方面现今的学者多相信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察现当代地球上仍然存在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所得关于原始文化的结论，相信中国上古及史前时代文化、程度与现在地球上仍然存在的那些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是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状况，所以学者在考察中国古代和史前时代文化时常用、多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结论、认识和方法去比对、观照。本来，这是一个正常的、有益的现象和方法，但是在当代中国、在学术界，似乎有一种滥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资料的现象和倾向，文化人类学及有些观念、认识被抬高到了一个不恰当的地位，乃至可能存在被人用于装潢门面或用于摆脱话语困境、研究困境的情形。我们在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宗教、文学、制度、神话等研究领域尤其是有关上古和史前时代考古研究及有关著述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或帮助宣传者介绍说“运用了文化人类学”、“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等等用语，而这些研究和著述中又的确充斥着图腾、神灵、巫术、崇拜、祭祀、母系、父系、公有、私有等等诸如此类的语汇和相关论述。其中既有系统的著述、建构，也有零星的或简单的相互比对、参照，甚至也不乏直接将图腾、巫术、祭祀、种种“崇拜”等用于史前遗存及文化现象，所得结论、认识正确与否多半经不起检验、质问或不容易判断、无法判断。作为研究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2]的文化人类学本身的先天性缺失及局限，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似乎少有人谈及，所以本文主要谈一谈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史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先例举现象和事实，后谈为什么会“存在问题”，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 一、“问题”列举和分析; 无论史前时代或历史时期，我们都可以把整个人类文化划做三大块，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含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关于社会制度，涉及家庭、氏族（胞族）、部落、由母系发展到父系、由公有发展到私有等一系列概念、术语和理论，这些东西在面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时的不适应笔者在《“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0—11）》中已有一些例举和涉及，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谈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方面（当然事实上物质、精神、制度三者是相互关联的）。; 1、关于物质文化; 摩尔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其中野蛮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段。关于低级野蛮时代（约当新石器时代初期）之社会，摩尔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该时期或社会在东半球是指“那些流行制陶术而尚不知饲养动物的部落”，而在西半球是指从懂得制陶术到“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之前的阶段[3]。摩尔根的论断主要来自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考察，所以关于西半球的认识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关于东半球，摩尔根的认识却与后来的考古发掘结果不相吻合：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地西亚地区中石器时代的凯巴拉文化（约前6万年—前1万年），其“居民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有矛、镞等细石器，并以刮刀剥制兽皮蔽体。从兽骨较集中的情况看，可能已有畜牧的萌芽，如佩特拉附近的马达马格遗址，山羊骨占全部兽骨的82%；卡尔迈勒山附近的法拉赫遗址，羚羊骨已占74%。一般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可能已出现放牧，这些山羊或羚羊可能即是最早的家畜”。此时凯巴拉文化居民尚未发明陶器，即使由凯巴拉文化发展而来的呐吐夫文化，仍然是一种“无陶新石器文化”[4]。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期，许多地方都已有成熟的家畜饲养：如黎凡特南部的耶利哥已种植小麦、豌豆、燕麦，出现了“确实的家畜山羊”，土耳其恰约尼遗址发现有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的种植，有绵羊、山羊、猪等家畜，安纳托利亚地区也已产生最初的农耕和畜牧，家畜有猪、绵羊、山羊，伊拉克东北部的耶莫遗址也已种植小麦、大麦，驯养家畜，它们的年代都在前6000年前，此未出现陶器[5]。东半球的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畜牧的发生也不迟于制陶业，而是大体上同时：在距今约一万年前，陶器开始出现，同时可能已有鸡、猪、狗的饲养，如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的鸡骨、猪骨、狗骨，被认为可能是家畜；尤其是同一时期广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遗址上下层都有较多猪骨出土，“据鉴定有67个个体，猪的年龄数值比较集中，以1—2岁间的成年猪最多，罕见长大粗壮的犬齿，门齿一般都较细弱，未见有磨蚀深重的第三臼齿，这些都是反映人工饲养和被宰杀的结果，饲养的时间又较偏长”。而到距今8000年左右，制陶业初步发展起来时，鸡、猪、狗等家畜的饲养也亦很普遍和成熟，牛、养的饲养可能也已开始，如裴李岗、磁山、贾湖、大地湾、跨湖桥等遗址的相关发现[6]。 ;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类日用品，也被考古学家视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志之一。关于陶器的起源，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常常被学者引用：“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7]。恩格斯这个论断受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而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说法又来自人类学家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泰勒又是借鉴了别人的观点：戈盖“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程，他说，人们先将粘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粘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8]。民族学资料中的确有这种情况，比如林惠祥先生就列举了南美洲的土人、亚里桑那的哈瓦苏派人都将纺织物敷泥，然后用于盛物在火上烧烤，用以说明有些陶器可能是这样制成的[9]，但是说陶器起源于在编织物上敷泥，经烧烤而成，迄今在考古学上并无确凿而充分的证据。;;;; 学者一般都认为陶器的发明是伴随着定居和种植农业的发生而出现的，是应谷物贮藏、炊煮以及盛水盛汤之需而产生[10]。这种认识实际上意味着陶器的起源和发明是因为人类进化历程、生活方式中某些内在的及动力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因为敷泥于编织物烧烤或因偶然失火而导致。这种认识大体上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而且可以认为它就是来自于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现知人类各种不同的古代文明中，早期陶器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也不都与种植农业相伴生，但是没有发现陶器起源于编织物敷泥烧烤的证据。以人类历史上农业起源最早的西亚为例：西亚地区在陶器起源之前曾经历大约1000年的前陶新石器时期（约8000前—前7000年），而此期已有比较成熟的种植农业和家畜饲养，甚至在年代更早的中石器时代如纳吐夫文化中已有农业起源的迹象并已开始家畜饲养[11]。在已有种植农业的无陶新石器时期，应该存在能够代替陶容器的器物（能够盛装汤水，能在火上烧烤、蒸煮）。考古发掘表明，这类器物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是木、石类容器（木器可盛汤水）尤其是石器：贝达遗址文化堆积为前陶期及中石器时代遗存，其石制品有臼、杵、碗、盆等，哈吉拉尔遗址前陶器遗存有大理石碗碎片，基罗基蒂亚遗址前陶期遗存有类型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制容器，其器型有带流的盆、碗，也有盘、长柄勺等，耶莫遗址前陶期也发现石臼、石杵、马鞍形手磨、户枢、石球、石斧等[12]。西亚最早的陶器发现于黎凡特北部的穆赖拜特遗址，“这些陶器过于粗糙，烧得不透，气孔犹存，不能盛水，还不能代替木石制作的空器”[13]；在土耳其恰塔尔休于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胎中掺有草和砂砾，颜色为奶黄色或浅灰色，表面光亮，器型常见平底的深碗、浅盆，火候较低”，考古学家认为当时“陶器数量不多，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居民使用木、石制容器及篮子之故”[14]。由于人工用火的出现远远早于种植农业的发明，火能使泥土坚硬乃至不透水这种认识和知识的形成也当早于种植农业的出现，同时编织物的产生也当早于种植农业（因为采集所需），所以如果陶器因敷泥于编织物再经烧烤而发明，那么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已普遍使用陶器而不会是制作更为困难、更费工时的石质容器，而最早陶器的出现有可能上溯到西亚的中石器时代，因为其时种植农业已开始萌芽。显然在西亚，陶器的出现更多的是模仿和替代木、石容器尤其是石器（前陶时期制作和使用木、石容器应该是所谓“木器时代”、石器时代传统的一种延续，这导致西亚陶器的出现滞后于种植农业的发生）而非编织物，当然并不排除陶器在造型上会模仿编织物。在亚洲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已有证据表明制陶业的出现正是与原始农业存在着共生关系[15]，早期的制陶方法主要是捏制、片状贴塑（泥条盘筑法应更晚一点），但是发现最早陶器有捏制而成的证据而无敷泥于筐篮烧制的证据[16]。陶器如因在编织物（或木制容器）上敷泥烧烤而起源，那么在早期陶器、陶片上必会留下证据（或者陶器、陶片里面有编织物痕迹，或者陶胎的中间层有编织物痕迹），但是迄今为止并未见有这种证据或相关报道。 ;;;; 日本的农业起源时间很晚，但它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日本爱媛县上黑岩阴遗址曾出土距今约1·2万年前的陶器，后来在除北海道和冲绳以外的地区都发现了早期陶器。“最近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都出土了经测定约为距今1·5万年前的陶片，其中鹿儿岛的陶片烧成温度只有400度——500度，质地疏松，还没有完全陶化，可谓名符其实的土器。1999年，日本青森县大平山元一号遗址出土了无纹饰陶器，其陶片附着碳化物的碳测校正年代为1·6520万年——1·4920万年，在国际考古界引起了轰动”[17]，但是没有发现这些陶器的制作和生产与编织物有关。据研究，我国和日本、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等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地区的早期陶器大多是圆形球体，平底器很少，其原因除了模仿陶器出现之前人类广泛使用的植物果壳形状、制作相对容易、容积又较大以外，“最初的陶器首先考虑的是满足炊事需要，然后才是盛储需要，或者说先有煮饭的锅，后有盛饭的碗。圜底器物支架在几块石头上，便能生火加热，也较为稳固，而且采热功能好” [18]。显然，早期陶器制作成圜底形，不会是模仿编织物而成，因为后者一般不会是圜底，既不实用也没有必要。可见恩格斯关于陶器起源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和认识是不能直接与人类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现象划等号的。 ;;; 严文明先生在分析半坡、姜寨等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聚落、房屋及当时的家庭、婚姻形态时，认为那些有灶有炊具和饮食器、有5米宽土床而粮食储备很少的小房子应该是供过对偶婚姻生活的夫妻和他们的婴幼儿居住的地方，而老人和较大的孩子可能要住中等房子或其他小房子。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一番议论：有人说“原始社会生产技术水平那么低下，盖一座房子很不容易，哪能象我们现在住得那么宽敞？从前彝族的穷苦人披个麻袋在屋檐下一蹲就能睡一夜觉，仰韶一二十平方米的房子不是足以蹲一二十人吗？这从表面看起来也好象有些道理。如果全部都是空房子，就没有法子驳倒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19]。这是说不能用民族学材料去衡量和比对史前考古所发现的材料。如果放开眼界，我们会发现，严先生这里所论及的现象和情形并不是孤立的：; 在西亚，距今约9000—8000年的有陶器新石器时代，具备一定规模的聚落遗址已普遍出现技术高超的原始建筑及房屋、居所：哈吉拉尔遗址的前陶新石器时期已有用泥砖建造的方形房屋，其大墙有石基，壁面及地面涂有灰泥，重要房间的地面铺小石子或卵石，门道可能设于屋顶；进入有陶新石器后期，该遗址见有9座房屋，均长5米、宽6米左右，方砖墙厚达1米，以石为基，每座房屋开有两门[20]。基罗基蒂亚遗址位于一座陡峭的小山上，其房屋墙壁的下半部一般用石灰石砌筑，上部和圆形屋顶用粘土、土坯等材料建造，有些房子建有双层墙；大型房屋内则有两根石柱，用来支撑半圆形的阁楼，阁楼有小梯上下，可能是睡觉之处，屋内石铺地面上设有灶等生活设施，屋外有用墙围起来的院落；有些房屋中还建有走廊、仓库、碾谷房、厨房、石桌等[21]。恰塔尔休于遗址发现的房屋“由土坯砌成，每一房屋由一面积5米×4米的起居室和一个至几个附属房间组成。房屋平顶，在两根大梁和许多小梁上铺苇草和干砖。屋顶有长方形入口以供进出，起居室与附属房间有低矮的门洞相通，门洞高仅77厘米。屋内南部有木梯和炉灶以及放燃料的柜子，另有平台和长凳以供坐卧……”[22]。索万遗址内“有砖坯结构的T形建筑3座，均由许多大小房间组成，布局规整。房屋的地面和墙壁涂抹泥灰，以外扶壁墙承托支撑屋顶的木板。其中的一座建筑似具有宗教的职能，在一房间的壁龛内发现一“母神像”[23]。1999—2000年，德国考古学家汉斯·格奥尔格·格贝尔领导的一个国际考古小组在约旦的巴亚村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墓室及许多壁画，同时该遗址还表明：约在9000年前人们建有一些两层的房子，显示出当时居民极高的建筑水平。考古学家说，考虑到巴亚村是建在约1000米高的岩石陡坡上，跟外界很难沟通，这一成就更显得了不起[24]。在中国，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技术和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可观：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仰韶文化大型房基F901被称为“原始宫殿遗址”，其总面积达420平方米，由主殿、左右侧室、后室及前沿附属建筑构成；其主殿按后世构架原理当是十柱九间，其顶梁大柱直径达57厘米；在主室中辅助顶梁大柱的两个较大的木柱之外侧，又各增立了三个直径为10厘米左右的小木柱或木板作附衬，然后用草泥包裹为一体，组成一个外径为80厘米的大柱，再抹上白灰面；其墙体用红烧土筑成，壁面抹石灰压实，居住面用碳性料礓石铺垫，打磨得光亮照人，坚硬尤如今日的水磨石地面，而据甘肃省博物馆化验室技术鉴定，这种料礓石经火烧粉碎后的物理性能，相当于现代所使用的100号矾土水泥[25]。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15号房址以及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的大型房址，其建筑规模、技术与大地湾F901不相上下，前者的墙壁以密集的木料栽立而成，木柱之间的间隔仅有1—10厘米，“所有的木材都经精选和细加工，形状方正，棱角分明，十分规整”[26]，后者“在主室内近四角处，对称地分布着4个直径达4—5米的大柱洞”[27]。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前的干栏式长屋，现存桩木和长圆木220余根，较规则地排成四列，计宽约7米，最长一列桩木为23米，所以其室内面积应在160平方米以上[28]。1999年至2001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距今5500年前仰韶文化的特大型房址，其整体面积达到516平方米，四周有回廊，其柱洞直径大都在45米—7米之间，室内居住面自上而下分五层处理，各层均十分致密而坚硬，其中第三、四层近似当代混凝土，最上层为灰白色细泥。考古学家认为：依下部结构推测，该房屋可能为四面坡式建筑，由于面积大、跨度广、布局复杂，也可能为重檐结构，“仅从保存较好的下部房址便不难想象，此房屋曾经是一座多么宏伟的建筑”[29]。无论是西亚新石器文化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所取得的成就、达到的高度，都是现、当代地球上那些原始部落、土著居民所不及的，更不用说古代埃及的金字塔、方尖塔、神庙，古代印度哈拉巴文明、巴比伦和苏美尔、玛雅文明以及米诺斯文明的城市、宫殿、神庙建筑。故知文化人类学所考察的现、当代仍存之原始部落、落后民族材料与中国、西亚、埃及、印度的古代文明及其新石器时代可比性甚微。 ; 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大量“灰坑”历来被视为“垃圾坑”、“祭祀坑”，近年来有学者研究，“灰坑”中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是“粮食窖”，另有一部分则可能是“小水田”或“水坑”、“水塘”、“水井”、“水渠”、“鱼塘”等农田水利设施。刘志一先生认为“祭祀坑”一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远古时代原始祭祀中，即使祭地神也没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只有到了商、周时期或早一点的夏代才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出现的可能”[30]。最近四川的考古学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茂县营盘山遗址发现120余座灰坑，其形制规格各异。他们对这些灰坑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推测，认为“一些灰坑底部及四周采用卵石（有的内含大型砾石）垒砌而成，推测应是进行石器加工的场所或有其他用途。个别灰坑内还发现涂有鲜红色颜料的石块，可能具有某种宗教含义。有的坑内还发现数量较为丰富的陶器堆积，应是以理葬陶器为主、具有特殊含义的器物坑。少量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灰坑底部平整且较深，可能为贮存粮食等实物的窖穴[31]。曾经，在湖北天门肖家屋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遗址中部发现一个面积颇大的水塘，先被断为具有宗教性质的遗迹。后来注意对水塘细部的清理和观察，通过水塘边缘、塘底及水塘附近的遗迹、遗物留存和堆积的分析、推断发现，认为该水塘应是“一处与盥洗、制作石器也许还包括汲取生活用水等活动有关的场所，而基本否定了原有的宗教性质遗迹等推测[32]。杨鸿勋先生在谈到建筑考古学时说：“将新石器时代古池塘底的木构井干挖出，而解释为‘原始崇拜建筑’的遗迹；将殷商宫殿‘土阶’的残迹误认为完整的‘祭坛’……”等等，这些错误都是缺乏专业知识所造成的[33]。将很多生产、生活性遗迹、遗存断为宗教性遗迹、祭祀场所，除了与工作细致程度不够、专业知识不够有关外，可能还有一种潜在或显在的观念和印象在起作用，即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亦即原始人类）很愚昧、生活中凡事皆有神灵，处处要崇拜、祭祀，这种观念和印象的存在显然与文化人类学的一些认识和观点有关。 ; 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出土了大量的“骨耜”和稻谷遗存，以前学者依据文献资料、民族学材料对河姆渡“骨耜”的形制、用途以及当时的耕作方式等作了不少研究，其说纷纭。黄渭金先生详尽地分析了各类“骨耜”的加工、使用特征和痕迹，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实际上包含了专门用于翻耕农田的“骨耒”、修整水田的“骨耜”和平整农田的“平田器”，“至于双齿刃、斜刃和平刃等刃部特征是由于骨料的再加工、再利用所形成”，而河姆渡遗址的耕作方式应该是“踏耕”和“耜耕”并存，“它们是一种并存关系，并不互相矛盾。‘刀耕火种’不适于河姆渡的平原沼泽型稻作农业”。他最后说：“以前学者对河姆渡骨耜的论述，大多偏重于古代文献史料的考证及民族学材料的引用，忽视了对现成考古实物资料的探索，笔者在此并非贬低和鄙视文献史料及民族学材料在考古研究中的地位，而旨在说明考古学的研究还是要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文献史料和民族学材料可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补充和旁证，如此才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34]。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在其著作中说：“猪、羊在原始生活中居较不重要的位置”[35]，这一认识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显然是相违背的，因为无论是作为食物、营养来源、物质财富或者是作为精神信仰、原始宗教方面的象征、借代物，猪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36]。林先生的认识显然不是“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而得出的。 2、关于精神文化; 关于原始社会、史前时代的精神文化，原始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崇拜对象，人们最普遍的印象可能就是“图腾”。如果将这个问题交给中学生去回答，十之八九他们都会说：图腾；电视、书刊里面如果出现某个古代文化、器物中的动、植物图像，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有文化的人多半会脱口而出，那就是图腾。“图胖”就是这样普遍地存在于原始人类的生活和现代人的头脑之中，不仅“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动物纹样及其象征性纹样是古代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37]，而且“目前只有触及到中国各民族古代社会的文化，不仅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到图腾，民族学家、宗教学家、古文字学家、家、美学家、美术史学家、神话学专家、民间文学专家和民俗学专家也几乎都要照讲图腾。然而，许多著述往往是将‘图腾’一同做简单的套用，普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具体的说明”[38]。研究原始文化的著名学者也不例外，如朱狄先生就有这样直接而简洁的判断：“1963年，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中，在一件石器上发现的兽面纹饰和饕餮纹十分相似，而半坡彩陶上有鹿纹；江苏邳县大汶口遗址（此处似有误会：大汶口遗址在山东泰安县，而江苏邳县有大汶口文化大墩子遗址——王先胜）中发现有猪头纹；马家窑文化类型和辛店文化的彩陶上有狗纹。这样，地下发掘说明图腾之说不无根据”[39]。丁山先生说：“在氏族社会，以图腾为宗神，每个家族的闾里之口都立有图腾柱（Totompole）以保护他们的氏族。所谓图腾柱，大抵雕刻为鸟兽怪物形”[40]。陆思贤先生继续发挥说：“其为鸟兽怪物形，在中国古史的传说中，龙、凤是其中最有名的，其他虎、豹、熊、罴、龟、鳖、蛇、鱼，包括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还有住洞穴里钻的，无所不有，又有神柱圣树，奇花异木，都应是图腾形象的实录。它们被装置在图腾柱上，氏族林立，图腾柱也林立，在当时祖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图腾柱，大概是不计其数的。或可以说，氏族制时代也就是图腾时代、图腾世界，那么图腾文化、图腾，也就是原始文化的核心或纲领”[41]。也有学者将现今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图腾”作了统计、归纳，不少民族的图腾多达几十种，也有的仅有一、二种[42]。大约哪个民族经常和哪些动植物打交道、对其有所礼敬，在日常生活的器物上有所表现、在礼仪活动中需加以利用，那便成为该民族的图腾。“图腾”真是这样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中国史前时代和原始民族的生活及精神世界中吗？对此，我们需略加认真地考察一番。 ; 权威的《辞海》解释“图腾崇拜”，说它是“原始社会一种最早的宗教信仰，约与氏族公社同时发生”，而氏族公社“产生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43]。研究图腾文化的学者说：“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退落和演变期”、“根据国外考古学资料，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欧洲发现的众多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等，证实当时图腾仪式、图腾歌舞是丰富多彩的”，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近东文明- -一、古代埃及文明与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消亡原因的比较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古代埃及的数学方面成就的对比一、古代埃及文明与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消亡原因的比较古代埃及文明的灭亡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灭亡的直接原因都是外族的入侵。埃及是在332BC开始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然后在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入侵，古代埃及文明最终消亡。而新巴比伦则是在331BC被波斯帝国征服，波斯文明取代这一地区原有的大部分的文明，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逐渐消亡。虽然它们都是由于外族的入侵而导致灭亡，但是他们的本质原因以及过程是不同的。埃及北面为地中海，西位利比亚，南接古代努比亚，东边是红海，只有在东北角上通过西奈半岛与叙利亚巴勒斯坦相联。因此从地理上看，它有相当的孤立性和封闭性。另外，尼罗河的定期泛滥给古埃及人带来了富饶与安定。以上种种因素，在古埃及人的头脑中产生了一种保守和安定的心态，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些不求进取。整个古埃及历史中，它与外界的交往虽然也有一些，但比之古赫梯和美索不达米亚就较少了。古代埃及的统治者是包括神庙祭祀集团在内的贵族集团，他们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因循守旧、不思改革、扼杀任何革新之举，使得埃及在四千年的古代文化中，进步、变化得极缓慢。而一些原本落后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却后来居上，使得曾一度向外大肆扩张的埃及，成了他人侵略和掠夺的目标和猎获物。 （ 当然，埃及文明灭亡还有其它的重要原因，如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广大人民处境艰难，而且还有文化为极少数人所控制，影响了它的传播和发展等原因。）与古代埃及相比，两河流域与埃及同时人类文明的摇篮，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许多方面都与古埃及文明不同。首先它就是从不缺少与他国的交流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处近东的中心，与古代近东的各个文明都有相当密切的接触。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并不像埃及历史那样自成整体，它是一连串游牧民征服和变为定居民，而后又为新的游牧民征服。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等民族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轮流扮演主角。这种特征一方面使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绚丽多姿，缤彩纷呈，但同时由于异族征服，常常造成政治史的骤然中断，从而也容易使文明出现断层。两河流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环居周边山区和沙漠草原的游牧民族轮番抢占。武力的征服，常使几千年的文明成果毁于一旦。两河流域那些曾经辉煌的城市屡遭劫掠，多次被毁，最后也难逃厄运，沦为废墟。总体来说，古代埃及文明和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消亡的原因的重要区别在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一个产生了保守，导致了落后，最终被异族取代；另一个则是因为地形导致战乱不断，在动荡的形势中，结果被更加强大的民族取代。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古代埃及的数学方面成就的对比1． 计数方面：古埃及人采用十进制，古美索不达米亚人则是十进制和六十进制并用。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位置制。他们都已经采用了分数表示，但是都没有意识到无理数的存在。2． 代数方面：他们都可以解一元一次方程和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这一方面古美索不达米亚人要更加高明一点，他们可以解一定的一元三次方程。另外，巴比伦人已经非常善于编撰数学用表（如乘法表、除法表、倒数表等等），并把他们用于实际的运算过程之中。3． 几何方面：几何学最初即起源于古埃及对土地的丈量和划分。古埃及人的圆周率为16，他们也有计算矩形、三角形、梯形面积的算法，最高的成就是对四棱台体积的计算公式，但是他们是否懂得勾股定理，似乎是值得怀疑的。古巴比伦人在几何上的突出贡献为把圆周划分为360等分，他们使用的圆周率为3或者125。而且完全有证据表明他们懂得勾股定理，因为他们得到了毕氏三数的一般参数表达式。另外，巴比伦人似乎还懂得三角形相似原理。总而言之，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数学都是建立在实际使用的基础之上，如在立法和商业中的使用，当然还有相当重要的在建筑中的使用；他们对数学的研究方法多为实验和修改，他们的公式大都是由实验得来，并没有任何的证明和推导，因此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数学。古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水平略高于古埃及（原因可能是古美索不达米亚更加开放一些一方面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商业等活动的频繁更多的需要用到数学，从而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它的一些数学成果并不是为了实际应用，而是为了学校教学中训练学生。因此在实用的范围之外，美索不达米亚人搞出了一些数学。它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脱离了生产生活，似乎有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性。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数学其实并不能和希腊罗马时代的数学相提并论。回答者：xztlsy - 状元 十五级 10-23 03:09第一本书也许算不上新著，因为这是一部大部分已经发表过的论文结集。书的标题是The Breakout-----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勉强可以译为《破裂：文明的起源》。该书的编者是玛莎防疾�*-卡罗夫斯基（Martha Lamberg-Karlovsky）。她原是《符号》（Symbols）杂志的编辑（1980-1995）。这本杂志是哈佛大学皮保德考古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及人类学系编辑的通讯性质的刊物。在她作编辑的1984年，张光直先生在这刊物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古代中国及其在人类学上的意义》（中文刊发在《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随后，许多哈佛校内外的著名考古学家围绕张先生提出的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明、西方古代文明是一个断裂性的文明的论断，分别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做出不同的答复和论辩。 这本书就是主要以发表在《符号》上的论文为主合成的一部文集。《符号》的发行量很小，流行不广，所以这本书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这场围绕东西方古代文明发展模式的争论，很有助益。全书仅131页，却涉及了全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的文明起源地。这里不妨把目录公布如下： 1、前言； 2、致谢； 3、导言：开头的话（Martha Lamberg-Karlovsky）： 4、第一章：古代中国及其在人类学上的意义（张光直）； 5、第二章：近东的捞屏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社会契约（CCLamberg-Karlovsky）； 6、第三章：古代中国、新大陆和近东的意识形态传统：一些观察（Gordon R Willey）； 7、第四章：文明发展中的秩序和正义理论的讨论（David HPMaybury-Lewis）； 8、第五章：神圣景观和玛雅的王权（Linda Schele）； 9、第六章：民主社会概念的印欧起源（Mason Hammond）； 10、第七章：古代的以色列人怎么不一样？（William GDever）； 11、第八章：古代埃及的专制和交换（Mark Lehner）； 12、第九章：哈拉潘的开始（Greory L Possehl）； 13、第十章：东方主义和近东考古学(Mogens Trolle Larsen)； 14、引得。 这些作者有的赞同张光直先生，有的则持反对的意见，还有的对张光直先生的意见作了修正。由于本书作者分别是研究埃及、印度、近东、欧洲和中美洲古代文明的专家，所以文章虽短，但很能抓住要害。张先生晚年曾在国内多次著文呼吁加强对中外文明的比较研究，希望中国的考古材料能够对提出和修正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性意见做出贡献，可惜应者寥寥。本书对于从文明比较的角度反观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本书作为专刊第9号于2000年由哈佛大学皮保德考古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出版。 第二本书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著名历史学家、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的新著《祖先的景观：晚商中国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公元前1200-1045年）（The Ancestral Landscape---Time, Space, and Community in Late Shang China( 1200-1045 BC)）这本题为献给胡厚宣先生的专著，作为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出版系列《中国研究专题》（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第53号，于2000年由该研究所和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ro Chinese Studies）联合出版。全书仅209页，但却对晚商社会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以他所擅长的甲骨文的材料为基础，旁及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植物学、动物学、气象学、天文学等许多有关学科的新成果，对晚商历史作了紧凑而又令人信服的描绘。 本书除前言、凡例、图、表、引用卜辞出处、引用卜辞引得、参考文献和全书引得外，凡八个部分： 1、气候； 2、农业，又分两节，分别讲农时和病虫害； 3、时间：历法结构，分五节，分别讲以60天为一个循环、旬、月、五种祭祀周期、记数祭祀周期等等； 4、空间：中心与边缘，分五节，分别讲首都或祭祀中心、四土、方、巫、商王在其领地的出入等等； 6、空间：宇宙和方位，分四节，分别讲方位、从四土看方向、从天气看方向和作为世界地图的卜骨； 7、社会：土地及其居民，分别讲王族、其他家族、人、动物和景观及各种超自然的力量； 8、宇宙观和遗产：商代的摲鐢。 吉德炜先生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他的文字也非常讲究。这部正文只有129页的著作，参考文献竟达39页；正文中注释的篇幅约占三分之一，凡此都说明这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书中新意迭出，读来引人入胜。用书后评论者罗泰的话说，它的高度超过所有以往用中、英、日文发表的在这些个方面的研究著作，所以它的出版值得我们给予重视。
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文章类型：现当代文学 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内容提要]文化批评作为重新回到文学外部研究的批评，它的可能性如何证明？当年形式主义批评对于外部批评的指责是这样脱离了文学本身，那么文化批评有多少为自己加以辩护的理由呢？本文从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以及它的言说的有效空间这样三个方面，对于文化批评的基本状况作了一些分析和说明。并且认为，文化批评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不是追求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对待文学现象，而是更这重于对于文学研究提供思想的解剖刀和反思。 [关键词]文化批评 理论 方法 话语权力 “文化批评”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共识，即文学研究除了应该深入到对于文学自身的剖析，尤其是语言分析之外，还应该有着一种文化层面的眼光。那么这里的文化可以是文化人类学意义的范畴，探讨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中的基本样态，也可以是着眼于当代生活中或隐或显地起着引导、支配或者影响人们生活的事体。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到后者，就有可能面对各种生活事实，这些事实是刚才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缺乏成系统的言说渠道，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理论范式和话语规则，因此有必要对于其中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讨。 一、 批评的根基：为何理论与如何理论 事实上，人们看待事物都是内含理论或依靠理论的。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们有“早晨”的观念，而“早晨”除了是一个特定时段，同时还是一种循环的、多次重复的时辰。古代人们更多地从周而复始的意义理解它，今天人们主要从矢量发展的角度看待它，这里分别就有不同理论作为内在依据。除了日常生活有着理论的背后的依托，就是在学科研讨中，也同样有着理论的先行。在实验室里，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的对象，这是非常客观的了，可是这种客观中也有发现的预期，而预期就有某种假设，它是依据理论的。诸如现代高能物理在探测新粒子时，要预先建立大型设备，投资巨大，探测的结果实际上是有着理论预期成分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 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认为，理论应该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到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说”——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 通过这种回顾可以见出，仅仅依靠经验的基础面对事物，这既是不可能的，也不是科学所推崇的态度。 为何理论是回答理论支撑的必要性，在此之后就有采用什么理论即如何理论的问题。这里当然应该包含经典的文艺学教材和专著的理论，也应该包含从文化学角度看待文艺的有关理论，此外还应该吸纳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引发的理论思考。 马克·波斯特在结合电脑写作问题时，联系德里达关于说与写即语言与文字对立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他指出，纸笔的书写方式使显现的文字有物质性质，难以抹去；这些纸面的文字脱离了作者，它的意思是在相应语境确定而不是听命于作者，因此也可以说这些文字成为作者的敌人，对抗作者。可是电脑写作中，屏幕显示的亮点能够轻易消除，它还没有成为物质存在，这样书写与说话就有了同一性。[2]它颠覆了笛卡尔以来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电脑是一种物质存在，可是它是模拟人脑的，在电脑的工作中，我们面对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遭遇拉康那种儿童照镜期的心理骚动。同样地电脑阅读也有相应的尴尬。马克·波斯特讨论的现象不是专指文学，可是对于文学也适用，那么这里的理论属于交织了德里达、拉康、笛卡尔的思想以及关于网络社会学的理论。 如何理论实际上不是采用一种现成的理论按图索骥，而是针对一个问题，从不同侧面对于问题进行梳理。这里可以明确的一点在于：20世纪初文学研究有一种“内化”倾向，即研究文学着重于文学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重点关注文学的语言，二是文学作为艺术，它的根本存在方式是文本，不能把精力抛掷到文本之外的社会因素方面。这种文学研究的“内化”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道重要的风景线。但是对于文学的文化批评成为文学研究重新“外化”趋向的发起者和生力军。作为美国耶鲁学派批评家的希利斯·米勒指出：“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3]这种文学研究的趋向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文学的文本和语言的研究，不过它更多地把这一内部研究置于文化研究整体中，使之成为整个研究工作的有机构成之一。由于它涉及的方面广泛，因此在采用的理论上? 梢愿�菪枰�依�负跛�械娜宋难Э贫�皇亲ㄗ⒂谀骋恢痔厥獾睦砺邸?BR> 二、 批评的方式：寻求方法与创造方法 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的一种研究途径，它需要一定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从何而来？ 一方面，由于文化批评涉及相关的多种理论，那么理论与相应方法总是联系的，因此它所包含的方法也就有多样性；另一方面，它又有着一种挑剔的眼光，既然文化批评要从社会的整体看待文学，那么，象形式主义批评那样以一种专门化的方法对待文学，或者如精神分析批评那样只是关注作者或作品中人物内心世界的方法，以及我们熟悉的政治批评侧重于政治立场的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或许有时也会用一些，但是至少不会象它们那样执著于一种视角。更关键的在于，这种批评不是专家立场的研究，而是着眼于我们生活的现实场景，从现实状况的分析出发，发现可能有价值但是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 利奥塔指出，“文化存在于一个民族与世界和与它自身的所有关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被接受的存在。”[4]这就是说，文化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而关于文化的思想则是对于文化的阐释和引导。譬如，自从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在近代问世后，它就渗入到人们生活中，尤其每天固定时间出版的报刊影响更甚。对于这种Daily news（每日新闻）的定期阅读，我们可以从人们需求对于社会近况的了解来说明，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非得了解它的规定性。这时参照黑格尔的阐说就可以见出颇有意味，他认为当时的欧洲人已有了每日早餐后阅读报纸的习惯，这是现代人的“晨祷”，即人们已把读报培养成了固定程序，如果哪一天无报可读或没有时间去读，则这一天就相当于没有祷告那样，生活就沦为空虚和没有意义。黑格尔关于读报的阐说，就给报刊阅读赋予了一种文化意味，而我们看来也是揭示了读报的文化意义。由这样一种对于报刊阅读的文化意义的解释，也完全可以推及到人们对于其它媒体的认识。 诸如当今的电视走入了家庭，观看电视的行为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冲击性效果，原先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交流信息、沟通感情的就餐场合，可能被观看电视的行为所取代了，于是电视中剧情成为牵连他们的线索。一些家庭电视剧如《闲人马大姐》，之所以选择在晚上6时左右播放，就是因为剧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当餐桌上日常生活内容的交流缺席时，“马大姐”可以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符码。如果《闲人马大姐》在收视率取得成功，那么艺术上高低也可以忽略不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众文艺的市场反响，其实大多就是这样的市场因素所致，批评活动着眼点不是针对艺术因素，而是背后的文化因素。艺术因素只有通过文化因素才能发生作用。 回到批评方法问题，文化批评不是一种严密组织的批评派别，它也没有一种专一的批评方法，因此，它主要地不是创造自己的方法，而是寻求自己合适的方法。法国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对于1955年出版的一期《巴黎竞赛》（Paris Match）杂志封面的图象进行了符号学角度的分析。该图象是一个黑人法军士兵正在向法国国旗致敬，那么，法国的主体民族是属于欧洲血统的法兰西人，这里却是黑人，而作为法军成员，他必须具有法国国籍。因此，这一图象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法国作为一个伟大帝国，它所有的子民，无论肤色，都受到它的关照，同时，他们也都忠心耿耿地为这个帝国恪尽职守。在罗兰·巴尔特这一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图片具有的殖民主义色彩。这样一种思想意蕴当然要从对于图片本身的表达中看出，不过罗兰·巴尔特在后来整理以英语出版的《图象—音乐—内涵》（伦敦，Fontana Press，1977，）一书中又认为，图片的涵义还需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包括展示的语境的因素。斯道雷解释说：“如果这幅黑人士兵向国旗敬礼的照片出现在《社会主义评论》的封面的话，其隐含意义就可能大不一样了。读者们可能会对其大加嘲讽。它不但不会被作为法国帝国主义的一种? �嫘蜗螅�喾椿够岜坏弊魇堑酃�饕灏�骱筒僮莸谋曛尽！盵5]这里涉及到符号学（国旗的象征意义）、社会学（帝国主义形象）、民族学（白人—黑人）、文艺学（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分析的思路和方法。 这种结合到生活情境进行批评的方法，甚至不排除批评家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也置于批评场景。美籍印度裔批评家斯皮瓦克生于印度，在印度读完中学，然后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并且工作，作为美国的少数民族女性批评家，她感到三重压力：即作为少数民族的东方人压力，作为女性面对男权话语的压力，作为第三世界移民在第一世界话语面前失语的压力。印度作为西方的殖民地，印度历史是在西方世界的审视中被叙述的，如印度宗教林立，可是西方学者将之统称为“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除外），并且西方人以他们基督教《圣经》教义的重要性诠释印度教，其实印度教核心的内容不是教义，而是宗教仪式和习俗，这些内容是“不落言筌”，只能意会的。斯皮瓦克在《他者的世界里》一书中希望自己能够为被“臣属”的印度文化重新命名。[6]但是当她这样努力时，她感到一种尴尬，即她是以身处第一世界学术殿堂学者的身份进行这样的工作，她的工作目标是重新命名对象的性质。可是，这种重新命应该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那么印度文化的立足点她已经不熟悉了，甚至经过殖民化之后，印度本土的学者也都如此。她只能以西方的学术话语表达这种意向，结果仍然是落入西方叙事的视点，而且她也只能在这种话框架中才能获得发言机会。? 纱耍�蛊ね呖讼萑肷矸萑贤�奈；��饫镏魈宄晌�恢秩笔А?BR> 可以说，文化批评在进行这种批评的操作时，采用的已经不是“文艺的”方法，而是其他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方法，这不能由批评家自行创建，而是需要广泛寻求。 三、 批评的状况：文化批评的可能空间 文化批评立足于一个广阔的空间进行批评活动，这种广阔包括采用的理论的多学科性、批评方法的多方面性，由此也就有批评空间的多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空间最主要的或者关键的方面在于：它通过对于文艺文本及文艺现象的阅读，发掘出这一文本或现象的内在的因素，从而使得文艺批评活动不只是对于文本意义层面的讲述，而且进入到文本作用于人们无意识领域的探究，于是批评活动在意义层面之外又获得了超越意义，同时又是具有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当然，这种“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并不是批评家凭空杜撰的，而是由于文本表达的语境、接受者心态、以及作者的话语权力影响关系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指认了创作活动的权力影响。他说，“文化生产者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拥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应的象征性权力，这种象征性权力还表现在文化生产者，用一种清晰的、对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乱的、模糊的、没有系统阐释的，甚至是无法系统阐释的体验，并通过这一表述赋予那些体验以存在的理由。”[7]这种话语权力不是强迫人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是在于他通过讲述赋予世界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即使是有根据的，但是也还有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看待的问题，而讲述的话语权力就是把作者认可的那种秩序作为正宗的表述，而别人可能具有的其他秩序则居于次要的或者从属的地位。我们进行思想和行动大多要有一? 隼碛桑�庖焕碛傻母�揪驮谟谖颐嵌杂谑挛镏刃虻乃伎迹�闭庵止赜谥刃虻慕彩鍪怯杀鹑烁嫠呶颐牵��颐亲约好挥兴伎蓟�岬氖焙颍�敲次颐且簿统晌�吮槐鹑怂枷胝鞣�耐纺苑矫娴闹趁竦亍?BR> 真正值得文化批评努力的方向不是对于文艺鉴赏或者文艺创作提供可以参照借鉴的资源，而是从事一种对于文艺状况加以文化批判和社会反思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好似与文艺本身远了一些，但是通过这样的工作，才可以使得文艺作品真正融入到社会。而文艺作品既可以作为象牙塔的珍玩看待，也应该可以作为社会话语的一种方式来认识，或许，文化批评就是着眼于后面的路子。 好莱坞拍摄的“越战影片”就给批评家提供了文化分析的素材。20世纪60年代，美国卷入到越南战争。这场战争美国阵亡将士达到5万余人，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人数，并且美国没有达到阻止“越共”向南部渗透的目的，最后还把老挝、柬埔寨也搭进了“共产化”圈子。以致于当老布什在指挥攻击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取得预期成果时，首先表达的就是，这一行动洗刷了美国民众多年来挥之不去的阴影。 美国这越南战场上经历了事实层面的失败，可是在讲述行为中却获得话语层面的成功。同样都有对于这一战争的电影的表达，越南方面有《琛姑娘的森林》等译介到中国的影片，不过艺术上和制作技术上都非常拙劣，恐怕没有多少人留下印象。反之，美国则有《猎鹿人》、《第一滴血》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大片。在这种讲述的行为中，它告诉我们，越南本来是一个不为人们熟悉的国家，然后美国人去了，发生了一些事情，再然后美国人走了，留下一些沉重的记忆。这里，越南只是作为一个被讲述的对象。当美国人未去之时，它没有影响；当美国人已走之后，它也同样无足轻重。越南不过是只有当美国人“发现”它之后才可能具有意义。于是，在战场上失败的美国，通过这种讲述获得了主导地位。那么美国的这种讲述的成功依靠的什么呢？依靠的是美国具有的广大市场、依靠的美国的先进科技、美国的雄厚资本，以及依靠它从欧洲继承的那种中心视角，即以美国视角看到的世界就代表了世界的基本形貌，而其他视角看到的世界不过属于一些侧面甚至假象。 约翰·斯道雷从所谓东方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他说：“好莱坞在处理东方问题方面的主要形式是：‘说明它、认可对它的看法、描述它、讲述它’。好莱坞影片将越南‘虚构’为美国的一个‘对照形象’和‘替代物及……潜在本体’。好莱坞影片——与其他离散实践、歌曲、小说、电视连续剧等一起——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创作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有关越战的话语：通过一系列‘真理的程式’告诉美国和全世界，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之所以发生这些事是因为越南本来就是那样的。”[8]斯道雷认为，这种讲述有着美国对于这场战争的反省，不过在这背后，是美国的一种替代性补偿，即美国已经不具有对于越南的事实层面的“管辖权”，于是经由这种话语讲述的方式获得二者关系上的定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艺表达的娱乐方式是如何进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利益要求之中的。这里，文化批评包含了社会批评、政治批评、心理批评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又不同于这些批评之中的任何一种，其中关键在于，它是多学科化乃至泛学科化的，它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生活常识，而不是要着力于改变人们的常识。 文化批评不是包打天下的文学研究的类型，但是，在今天全球化渗透到世界各地，当代科技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构织时代神话的现实下，文化批评毕竟可以给予我们思想的解剖刀。 注： [1]《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09页。 [2]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0~151页。 [3]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122页。 [4]《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5][8]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115页，第133页。 [6]Spivak, Gayatri C:In Other World,267, New York:Routledge, [7]《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人类学（国家特色专业） 人类学是一门以人类体质及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学既研究传统社会，也研究现代社会，既研究陌生的异文化，也研究熟悉的本文化。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学对于我们认识不同社会文化中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了解人类文化的变迁轨迹，增进不同民族和宗教间的沟通交流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为多民族社会的发展、不同民族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城乡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对海外不同文化体系的认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支持，把文化相融和共生的理念推向全球。 该专业强调知识传授的系统性，注重田野调查和社会研究方法的整体训练，所培养的学生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适应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求。学生毕业后适合在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从事政策研究、宣传策划、社会评估、民族宗教事务管理、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管理以及新媒体与社会新闻等工作。 主要专业课程：人类学概论、民族学概论、语言学概论、体质人类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民族志方法、社会调查与统计、经济人类学、政治与法律人类学、视觉人类学、民俗学导论、考古学导论、文化遗产与管理，公民社会研究等。
按1楼题目写写，可以抨击下现实
内容简介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版 (2006年7月1日)丛书名:21世纪社会系列教材平装:447页开本:16开ISBN:730007152X《人类学概论》是（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 ）。二○○七年七月二日， 《人类学概论》获得教育部的确定为《2007年度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人类学概论》ISBN 7-300-07152-X由庄孔韶教授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7章，随书赠送读者一个包含《虎日》等七部人类学纪录片压缩DVD光盘配合教学图书介绍本书定位于大学人类学专业课和公共课使用。特点有三：一是涵盖了国内外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例如对影视人类学的最新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且介绍者为该领域的体验者，具有较高的信度。二是突破一般教材纯文字静态讲述的传统，以文字、图片、光盘等展示当代人类学概貌，12位著名人类学家的素描，9部出色的人类学纪录片佳作等，使学生真正体认到人类学的博大与丰富。三是行文难易结合，深入浅出：重要概念、术语的解说呈点状分布，既相对独立又前后贯通，便于教师授课时取舍；理论分析概括性强，并配以“实例解读”加深学生认识。《人类学概论导言》介绍了新编《人类学概论》和以前的《人类学通论》有什么不同？并且有对新编《人类学概论》的影视部分介绍。今日，人类学快速向综合大学和文科大学的本科生课程组合进军，在社会学、民俗学、新闻与影视、历史学、考古与博物、文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农林与环境等系科陆续开设人类学课程；一些当代社会文化与科学研究项目也大量吸纳人类学知识，人类学者的跨学科、跨单位专业讲座与合作项目已经非常普遍，这也无形中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人类学知识的扩大的需求，而首先是大学本科生对人类学概论性教科书的需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多年旨在发展大学教材，已经出版了不同学科的多种大学教科书，受到了积极的评价。在这同时，中国人民大学三年间扩展了一些新的文科系所，其中包括人类学、社会工作等。实际上，《人类学概论》课程已经进入人民大学本科生课堂多年，现在急需一本有广泛知识涵盖力、概念清楚，且内容便于大学课堂教学的人类学教科书，以不同于上述《人类学通论》的编纂需求。于是在“大学精品教材计划”的支持下，主编再次邀请国内人类学专家和新秀讨论新教科书的撰写方案，经过20几个月的往复修改和定稿，现在这本《人类学概论》已经摆在诸位学人的面前。目录前言第一编 教科书第一章 人类学要义第一节 何为人类学？第二节 人类学的领域第三节 认识论与方法论主题第二章 人类学的理论发展过程第一节 进化论第二节 传播与社会、文化第三节 功能论第三章 人类学的理论发展过程（续）第四章 人类体质的属性第五章 考古与博物第六章 田野研究的特征第一节 田野工作的研究取向第二节 田野研究的类别选择第三节 研究性质和田野伦理第七章 沟通的意义第八章 田野调查方法第九章 游猎、游耕、游牧第十章 乡村与城市第十一章 婚姻与家庭第十二章 濡化、社会化与涵化第十三章 族性与社会分层第十四章 政治组织与社会控制第十五章 宗教与仪式第十六章 文化展示第十七章 人类学的应用第一节 人类学的应用历程第二节 人类学应用实例第二编 影视教材第一部：《酋长的第五位新娘》第二部：《我妻我女》第三部：《仲巴 昂仁》第四部：《长江沿岸田野纪行》第五部：《兰屿观点》第六部：《用第五个手指演奏萨朗长笛：来自西苏门达腊岛派酷布哈的抒情歌曲》第七部：《虎日》◎以下是《人类学概论》撰稿人、参与者名录： 前言 庄孔韶 第一章 庄孔韶 第二章 黄剑波 第三章 黄剑波 第四章 刘 武 刘 谦 第五章 潘守永 张庆宁 第六章 马 京 李朝辉 第七章 庄孔韶 第八章 庄孔韶 雷亮中 第九章 麻国庆 刘 源 第十章 庄孔韶 潘守永 范长风 第十一章 潘守永 富晓星 第十二章 庄孔韶 冯 跃 第十三章 蓝林友 第十四章 蓝林友 刘朝晖 第十五章 地木拉提奥迈尔 黄剑波 第十六章 张有春 徐鲁亚 雷亮中 阿嘎左诗 第十七章 张有春 李朝辉 冯 跃 ◎《人类学概论》书尾附中英文对照重要术语小辞典并索引：李飞 ◎《人类学概论》著名人类学家肖像素描（十二幅）：林建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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