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文献总集是什么级别

考古学是研究的最少一百年以前的历史什么是考古学？它与人类学、历史学的关系如何？对于这个问题，国际学术界存在着争论。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认为，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既有共同性，又各有其特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它们是各自独立的学科，彼此不存在附属关系。在中国，有相当一段时间考古学是归于历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于几年前使考古学成为与历史学同样的一级学科。我们的努力，并非只是出于考古学家的虚荣心，而是出于对考古学学科定位的认识和学科发展的考虑。人类学在中国被称为民族学，它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近年，有别于民族学的社会人类学在中国出现，虽还有待于今后的发展，但它也并未也不应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关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我是这样理解的：历史学是主要依据古代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研究人类过去的学科。它不是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只研究事件和人物，也探讨发生这些事件的背景和原因以及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其宗旨是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其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版本的校勘、史料的考证、相关史实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分析等等。考古学是主要依据过去的人们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即遗迹和遗物）及其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遗存研究人类的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并探索其背景和动因总结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其基本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区域分析、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聚落遗迹和遗物的功能分析、墓葬分析等，不一而足。人类学则主要是通过延续至今的一些保留古老的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们集团来研究人类的行为和文化的发展，并探索其规律的一门学问。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学调查，即详细地记录被调查的集团生活的各个方面，探索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因和规律。简而言之，三个学科在均以研究人类的过去，探索其规律方面存在共同点，但各自的研究的出发点或立足点不同。历史学是从古代文献出发，立足于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考古学是从遗迹和遗物出发，立足于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类学则是从活着的人们集团出发，立足于对有关的人们集团进行缜密的调查与分析。三者目标相近，但研究的途径与方法各不相同，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简而言之，历史学是以书见人，考古学是以物见人，人类学则是以人见人，即由今人见古人。分清三个学科的上述差别，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作为考古学家，应当注意考古学与其它学科研究出发点的不同，坚持考古学的立场，坚持从考古资料出发，而不是从历史文献或民族学调查资料出发进行研究。这一点对于有着丰富古代文献和众多少数民族的中国考古学家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学科并非始终泾渭分明，其研究对象有时也有交叉。如考古发掘出土的简牍、帛书等古文书既是考古遗物，又是古代历史文献。一些古老的部落中祖传下来的物品既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同时也作为遗物，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虽然如此，这三个学科间的区别还是明显的，不应将其混为一谈，更不应因为三者或其中两者存在着某些共同点，便将其合二为一，或将其中一个学科附属于另一个学科之下。还应当指出的是，三个学科的研究方法都有局限（限于篇幅，此处不作展开），仅凭某一个学科，难以承担起研究人类的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的历程，探讨其背景和动因，并总结其规律的重任。因此，需要三个学科之间加强协作，优势互补。不仅如此，还要同其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加强联系，多学科联合，共同攻关。这应当成为今后这三个学科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部以应用文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文献总集

当然是孔子整理的《书》了

经史子集中，什么是总集2016-04-18 | 阅： 转： | 分享 在谈到古代文学典籍的时候常常会碰到“总集”这个术语，例如说《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或者说《楚辞》因为地位特殊，在《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中单列一目，排在别集和总集之前。那么，什么是总集呢？可以用两条边界线来划定总集的范围，其一，它乃是书籍之四部分类（经史子集）中“集”部的一种；其二，它是相对于“别集”而言的，其中包含着不止一人的作品。别集是某一作者个人作品的结集。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云：“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自闾里，赋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于其徒，则其说亦遂止于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相如辞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迄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这话大体是对的。“集”的出现晚于“经”“史”，也晚于“子”；大约总要到东汉，为个人编集子的办法才开始出现，魏晋以后此风渐盛，例如曹植就曾为自己编过文集，据其《前录自序》（《全三国文》卷十六）可以知道，这部《前录》收录了七十八篇辞赋，是从更多的作品中经过筛选删定而成的，可惜现在看不到了；既有《前录》，应当还有《后录》，现在更看不到。曹植死后，他的侄儿魏明帝曹睿于景初（237～239）中下诏云：“陈思王（按这是曹植的谥号）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这里特别提到“前后”，可知即使曹植本人未及编定其后期作品，也已由官方给他编定了，但一共只有百余篇，大约许多不利于其父曹丕和他本人的作品，如《七步诗》等等都被淘汰掉了。这就是所谓“寓禁于编”。等到“别集”即个人的文集多起来以后，一般读者来不及看，这就需要编撰一些将许多人的作品各选一些精华集合而成的“总集”。这种选本比较早的有西晋挚虞编撰的《文章流别集》，他又为作家们立传，则称为《文章志》。《晋书》本传载：“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著录《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史部簿录类另有《文章志》四卷。到这时《文章流别集》多出十一卷，当是后人有所续补；又将原先附见于《流别集》中“论”的部分抽出来与他的《文章志》合编为《文章流别志论》；而《文章志》仍然有单行者。挚虞编撰的这些书早已亡佚，从传世的遗文看去，则正如刘师培所说，“志者，以人为纲者；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作家论、文体论从此成为古典文论的两大热点。稍后另一位编辑总集并有所议论的名人是东晋的李充，他所编撰的《翰林》乃是类似《文章流别集》的大型选本，而其中“论”的部分单列出来称为《翰林论》，则近于《文章流别志论》，现在还能看到一些遗文。《文章流别集》《翰林》一类早期的选本性质的总集后来都失传了，而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撰的《文选》岿然独存，并完整地流传至今，由于其中所选作家的个人的集子几乎都亡佚了，于是《文选》就成了人们了解和研究萧梁中期以前文学最重要的典籍。研究《文选》后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文选学”，简称“选学”，至今仍方兴未艾。《文选》是赋、诗、文都选的，一共有七百多篇；稍后又出现了一种专门选诗的总集《玉台新咏》，影响也非常之大。萧梁中期以后到陈，有一场来势凶猛的“宫体诗”运动，读《玉台新咏》即可了解这一运动的概况和特色。宫体诗风一直影响到隋及初唐。《文章流别集》《翰林》《文选》等等都是选集性质的总集，追求的是“精”，其中又往往显示选家的文学主张。另外还有一种以追求“全”为目标、以存一代文献的总集，这种书往往在规模比较大，并且在书名中首先标出一个“全”字。出现得较早而且极其著名的是《全唐诗》和《全唐文》。这两部巨型“全”字号总集都是清朝官方安排编撰的。九百卷的《全唐诗》收诗近五万首，涉及诗人两千两百多位，编成于康熙年间，康熙四十五年（1706）在扬州刊印，主持其事的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他们充分利用明朝人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和明清之际大藏书家季振宜个人编撰的全唐诗稿本，稍加订补并统一体例，很快就编成印行了。这算是一项政绩工程，所以其中不免问题甚多。新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的《全唐五代诗》（周勋初等主编），后出转精，到2018年出齐以后应当可以取代《全唐诗》。《全唐文》编撰的时间比较长，雍正、乾隆间就已经安排专人着手，到嘉庆年间正式启动，由董诰领衔，徐松、孙尔准、胡敬、陈鸿墀等专家主持其事，五十多人参与，工作了六年，编成一千卷的大书，收录唐文二万余篇，涉及作者三千多人。《全唐文》总体水平高于《全唐诗》，不过其中遗留的问题也还不少。凡是标榜“全”的总集总归很难真正齐全，又容易出现各种毛病，实在不大可能一举而止于至善。后经几代中外学者的努力，为《全唐诗》补出的集外佚诗大约有八千多首，对于原书中录文有误、小传出错、编次不妥、体例未善等问题更多有订正。《全唐文》可补者约有两万多篇，与《全唐文》存文篇数大体相当，单是敦煌文献和出土墓志的数量就非常巨大；在录文、小传、编次、体例等方面，《全唐文》也还有些可以改进之处，尚待进一步努力。在《全唐诗》《全唐文》之后，以“全”字起头的古代作品的总集陆续出现了多种，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等等，还有若干种这样的大书尚在编撰和出版的过程中。总集的数量很大，情形也很复杂；下面举出六种略加介绍以见一斑：《乐府诗集》：宋人郭茂倩编撰，一百卷，按乐府诗的性质分为十二类，保存了极其丰富的乐府歌辞，也有部分不能入乐的徒歌、谣谚和新乐府（唐代文人模仿乐府诗写成的新诗）。有宋刻本等多种刊本，现在通行的是余冠英先生审订的近人点校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古文苑》：相传为唐人所编，北宋人孙洙得之于佛寺经龛中，南宋人韩元吉整理为九卷，有南宋淳熙刻本；稍后章樵再加增补注释，分为二十一卷，有明代成化刻本。这两种本子均流传于世。《古文苑》是一部古代诗文总集，收周至南朝齐的作品二百六十余篇，均为史传与《文选》所不载。后者今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会稽掇英总集》：宋人孔延之编撰的会稽（绍兴）地方的诗文总集，凡二十卷，前十五卷为文，后五卷为诗，共收八百余篇，按内容编排。原有旧抄本、《四库全书》本；今有邹志方先生点校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近年来各地注意搜集整理、重新出版本地历史文献，与《会稽掇英总集》类似的地方性总集得到高度的重视，例如在新近出版的《扬州文库》中就收录了《明广陵诗》五十六卷、《淮海英灵集》二十二卷等地方性总集二十六部。《古文辞类纂》：清人姚鼐编撰的古文选本，凡七十五卷，按文体分十三类，收录战国至清的古文辞赋七百余篇。此书对确立桐城派文统、推进桐城派古文运动发挥过重大作用。有嘉庆初刻本、道光间晚年定本；后来有各种再印本，又有接着往下编选的次生性总集多种。《唐诗三百首》：清代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普及型唐诗选本，按诗体编排，共选唐诗三百一十首，涉及七十七位诗人。此书兼收并蓄，不拘一格，“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题辞》），形成这样一部供家塾使用的启蒙读本。面世后影响极大，几乎家喻户晓。后来就此书做进一步工作的有章燮《唐诗三百首注疏》、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等等，近年来陆续推出的新加工本仍然层出不穷。《古文观止》：清人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选本，共选清代以前的古文二百二十二篇，按时序排列，多为脍炙人口的名篇。此书流行之广略近于《唐诗三百首》，鲁迅先生认为其影响同萧统《文选》一样不可轻视（详见《集外集·选本》）。并无特别见解的选本颇近于所谓“无我之境”，能够适应不同读者的一般需要，易得人心。此书新旧印本极多，且近年来有多种白话文译本问世。上世纪四十年代，著名学者吕思勉先生曾经用这本总集给中学生讲古文，其记录稿现已出版（在黄永年先生记录的《吕思勉文史四讲》一书中，中华书局2008年版），很可供参考。（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