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宋朝文化的论文题目

《宋代交通史》（主持），国家社科规划项目，2004－2008“中国中古时期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研究”（负责子课题），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主持）2006－2009《北宋名臣——余靖》（独立承担），广东省委宣传部委托项目，2005－2006“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独立承担），中国博士後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00－2002“中国10到14世纪岭南之经略及区域社会变迁研究”，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1BZS039，批准经费15万元。《7—16世纪中国南部边疆与海洋经略研究》，201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批准号12JZD013，批准经费80万元。主要著作：1、《宋史研究丛稿》，（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3月版。2、《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7月版。3、《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4、《北宋名臣——余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5、《中国大运河史》（合著），中华书局2001年10月出版。6、《顿挫中嬗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西苑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主要论文：1、《宋代书判拔萃科考》，《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又载於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2、《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祐之治”新论》，《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3、《宋代急脚递考》，《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又载於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1年第3期。4、《唐宋驿传制度变迹探略》，《燕京学报》新十七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5、《南宋摆铺创置时间考辨》，《文史》第63辑，中华书局2003年5月版。6、《宋代递铺种类考辨》，《文史》第51辑，中华书局2000年7月出版。7、《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谈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又载於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4年第1期。8、《关於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9、《“嘉祐之治”问题探论》，《学术月刊》2004年第9期。又载於《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10、《“爱元祐”与“遵嘉祐”——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又载於《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一辑），巴蜀书社2006年8月版。11、《宋代文化政策宽明原因新探》，《河北学刊》2001年第5期。12、《金字牌递创设时间小考》，《江海学刊》1998年5期。13、《略谈<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6年版。又载於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七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14、《参天台五台山记中的驿传与文牒》，《文献》2005年第4期。15、《<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所见的北宋乘轿风俗》，《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16、《唐宋地志所记“四至八到”为道路里程考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4期。17、《地方志与域外汉籍：解开宋代驿传制度奥秘的钥匙——兼谈正史、政书、类书等文献对宋代典章制度记载之局限性》，（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2），2007年6月。18、《宋代交通史研究资料概说》，（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2），2007年6月。19、《唐宋中国交通中心之南移及其影响——对中国社会发展南北差别形成原因的一种解释》，（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3），2007年12月。20、《宋代西南地区交通述略》，（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3），2007年12月。21、《宋代文书传递制度述论》，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2、《宋代南方陆路交通干线沿革述考》，张其凡、范立舟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纪念陈乐素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23、《宋代驿传制度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版。24、《宋代驿券考略》，《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前沿研究》（中国博士後学术大会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25、《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浅论》，《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八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26、《宋代关津管理制度初探》，《西南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27、《宋朝对边塞进出境人员及贸易的管理》，《广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28、《运河与两宋国计论略》，《徐州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29、《从宋、金国力对比看绍兴和议的签订》，《徐州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30、《纵横家学说探论》，《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31、《宋代佛教的俗化》，《杭州研究》1996年第2期。32、《欧阳修与佛教关系之一辨》，《漳州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

A　　　                                         　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