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地方史论文3000字

1．《走出自然——从苏轼的山水诗看自然诗化的走向及其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10000字。 2．《对传统士大夫人格的超越——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10000字。 3．《论苏轼岭海时期的思想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10000字。 4．《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10000字。《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10000字。《苏轼、朱熹文艺观之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10000字。 《“侠客行”专栏（共十篇）》，《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6月，30000字。《“古道酣歌”（共七篇）》，《雅周末》，1996年11月，15000字。《山东作家群的道德意识》，《雅周末》，1996年12月，3000字。 《“三统”与文化保守主义》，《雅周末》，1996年10月，3000字。《〈聊斋志异〉中的道德宿命意识》，《雅周末》，1996年11月，3000字。《大俗大雅，至幻至真》，《雅周末》，1996年10月，3000字。《孔子仁学与现代人》，《中国文化报》，1998年2月，3000字。《挥之不去的文化理想——谈山东作家群的道德意识》，《中国文化报》，1998年4月，3000字。《传统事功精神的新开展》，《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4000字。 《试论汉赋之美的本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9000字。《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中国水利报》，1998年11月，4000字。《六朝骈文的美质美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8000字。《金庸小说的文化价值》，《东方学》（韩国），1999年1月，5000字。《百年文学》，《北京晚报·世纪导刊》，1999年1月，12000字。《骈文之美辨正》，《论衡》，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20000字。《试谈中国禁毁小说的概况及禁毁因由》，《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8000字。《试论唐、宋古文运动的成因及特质》，《东方学》（韩国），1999年12月，20000字。《唐宋意识形态的嬗变与宋词繁荣的文化动因》，《中国文学的文化思考》，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3月，21000字。 《中国古代散文中“文”、“道”观念演变之考辨》，《东方学》（韩国），2000年12月，25000字。《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光明日报》，2001年4月，3200字。《论原始儒家的伦理思想对于建构普世伦理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8000字。《武打、武侠、无赖》，《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200字。《“金庸”不是神话，学术不能“随感”——对陈冲批评的回应》，《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2期，3500字。《从〈东坡易传〉看苏轼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兼与朱熹文艺思想相比较》，《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14600字。《试论“三苏”蜀学的思想特征》，《福建论坛》，2002年第3期，11000字。《苏轼的山水诗与自然诗化的走向》，《文学前沿》（第五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12000字。 《试谈金庸小说对于建构民族文学的启示》，《2000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21000字。《再答陈冲》，《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6期，3500字。《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情本论思想》，《福建论坛》，2004年第2期，7000字。《〈东坡易传〉与苏轼的文艺观》，《中国第十二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8月，15000字。 《古人苏、辛词百则评阐释》，《中国苏轼研究》（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4年8月,13000字。《武侠小说与文学雅俗之分的文化机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05年7月复印，5000字。《东坡易传与传统事功精神》，《中国苏轼研究》（第二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7月，9000字。《诗词“文化欣赏”举隅》，《惠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11年第4期复印，7900字。《“发愤以抒情”到“诗是穷人物”——屈原、苏轼诗学精神内在联系之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第5期，10000字。《〈毗陵易传〉的思想理论特征》，《苏东坡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月。11000字。《苏轼诗文悲剧意识的特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6500字。《论化时间为空间的诗词之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7月，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11年第7期复印，7000字。《“向死而生”:先秦儒道哲学立论方式辨正——兼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比较》，《中国人大学报》，2012年3月，14700字。 《孔子思想中的“自足性”》，《光明日报》，2012年7月，3000字。《文化视野下的诗词之美》，《紫光阁》，2013年第5期，7000字。《金庸小说的悲剧意识》，《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4期，6500字。主要专著1、《隐士与解脱》，作家出版社，1996年12月，12万字。2、《陆游诗选注》，大连出版社，1997年1月，30万字。3、《苏轼词选注》，大连出版社，1998年1月，27万字。4、《古道酣歌》，海天出版社，1998年12月，13万字。5、《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50万字。(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7万字。) 6、《文学与文化的张力》，学林出版社，2002年5月，5万字。7、《中国古代文学史（唐宋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32万字，获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优秀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8、《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学苑出版社，2003年5月，47万字，获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修订版，学苑出版社，2004年4月,6万字） 9、《唐诗宋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万字。（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8万字。)10、《国学之光——近代国学大师论著选读》，冷成金、沈广斌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37万字。

厦门的历史　　之一　　厦门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很早以前，这里寸草不生，荒无人烟，一群白鹭南归飞到这里，停在岸边歇息，领头的大白鹭，发现水里鱼虾成群，有充足的食物，而且既没有毒蛇猛兽的威胁，也不见猎人弓箭的骚扰，于是它鼓上了这个小岛，便率领这群白鹭定居下来。白鹭们也随之着手打扮自己的家园。一些白鹭用嘴啄利爪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开凿了许多泉眼，清澈的泉水哗哗地流淌下来；另一些白鹭，则从大陆上衔来各种花籽、草籽，播撒在岛上，岛上便百花齐放，绿草葱葱。山明水秀，花团锦簇引来许多鸟儿筑巢；蜜蜂、蝴蝶也来采集花粉，顿时小岛变得热闹非凡，五彩缤纷。　　此番景象使盘踞在东海底下的蛇王异常嫉妒，它想霸占这白鹭建设的美丽小岛，于是率领蛇妖兴风作浪，瞬间岛上飞砂走石，天昏地暗。　　白鹭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与蛇妖展开殊死搏斗。领头的大鹭重创了蛇王，赶走了蛇妖，但它自己也身受重伤，躺在血泊之中。后来，在大鹭洒过鲜血的那一片土地上，长出一棵挺拔的大树，那树的叶子，象大鹭一样张开；那树开的花，象大鹭的鲜血一样火红。这种树木，人们称为凤凰木；这种花，人们称为凤凰花。　　赶走蛇妖之后，白鹭们安心地嬉戏于树林、海水、沙滩之间，做这个美丽小岛的主人。厦门岛最早称为“鹭岛”是由这个传说而来的。这个源于民间的故事寄托了人们对厦门的热爱和对建设厦门，保卫厦门事迹的怀念。　　厦门古名鹭岛，它的真正由来其实是人们第一次登上小岛，看见白鹭长年成群地浮游在水面，于是冠之以“鹭岛”。白鹭属涉禽类鹭科，又名鹭鸶，嘴长脚长，颈也长，全身羽毛纯白，头后还垂着长长的白冠毛，毵长如丝；背部有白色疏松的鬓毛和尾翼，形态潇洒，逗人喜爱。本世纪20年代以前，厦门山野树林，到处有白鹭栖息，三五成群，飞翔于田间海上。后来因城市兴建，生态的变化，白鹭慢慢减少，濒于绝迹。这几年经过环境综合治理，白鹭又回到岛上。由于白鹭是厦门的象征，因此厦门的许多地名含有“鹭”字，许多招牌，店名都喜欢用“鹭”字命名，乃至于厦门的人名也常常取“鹭”字。今天，白鹭又成为厦门的市鸟。　　究竟什么时候，岛上有人类的存在呢？1931年，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在厦门港蜂巢山发现一件长方形薄边石锛，第三年，他又在厦门港东边社发现第二件类似石锛。这两件石锛，是新石器时代人类采集食物和狩猎的工具。1952年，林惠祥又在厦大发现三件表面印有“V” 字纹和云纹的印纹陶片，其中一件的耳柄上，还可以看到指纹痕迹，这是手工制陶留下来的。1953～1955年，其他地方还发现多件石器、陶片。1980年11月，在湖里区象屿海滨，发现一件石制箭头，长62公分，磨得非常精致，经鉴定，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遗物，距今已有2000多年，当时的人们以此来狩猎。这些实物证明，大约二、三千年前，厦门岛及其周围是我国南方族群祖先——闽越族人活动比较早的地方。　　闽越族人的体质和风俗习惯，和汉族不同，他们身材较矮，面短，须发少，鼻形广，眼睛圆大，有双重眼睑，且“断发纹岙”。习惯于水上生活，善于在海上作战。闽越人用勤劳的双手，为开发厦门立下第一功。　　不过，有文献可查考的厦门历史，却是从唐朝开始，南普陀的一副对联反映了这一事实。　　经始溯唐朝，与开元而并古；　　普光被厦岛，对太武以增辉。　　这说明，南普陀寺和泉州元寺一样，都是在唐朝建立的。　　根据史料记载，唐朝有二姓名士率其家族来到厦门定居并大力开发建设。薛姓住在洪济山的西北，陈姓住在南面金榜山下，时有“南陈北薛”之称。北薛指薛令之，字珍君，原来住在福建长溪，也就是现在的福安。他在唐朝神龙二年(公元 706年)中进士，是第一位以诗文登第的福建人。开元年间，薛令之迁升为右补阙兼太子侍读，与贺知章一起教授东宫太子读书，当了太子李亨的师傅。薛令之抱怨待遇太低，一天信手挥笔在墙壁上写道：　　朝旭上团团，照见先生盘；　　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　　唐玄宗看到诗后，非常不高兴，也拿笔在壁上题诗：　　啄木嘴距长，凤凰羽毛短；　　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　　薛令之看到，知道自己得罪了皇帝，有言曰：伴君如伴虎，说不定哪天无事生非，怪罪下来，岂不一命呜呼。于是他就借口生病，辞去了官职，和侄子薛芳杜一起返回福建，并从长溪移居鹭岛(厦门岛)，过着清闲自在的生活。他的后裔在此繁衍，人数众多，成为一大姓，薛家住的地方有座山，叫“薛岭”，岭的滨海一带就叫“薛浦”。薛令之死后，葬在岛上下张村。　　“南陈”的陈姓也差不多唐开元时在厦门岛定居繁衍，据史料记载，唐京兆万年县人陈邑，任太傅时得罪了当时的奸相李林甫，开元二十四年被贬谪到福建漳泉一带，他的后裔有的就迁到厦门岛来。厦门岛上保留的三座唐朝陈氏古墓就是明证。在乌石浦，有一座古墓，墓碑上刻“唐著作郎陈俦墓”。陈俦是陈邑的孙子。禾山镇的一棵大榕树下，竖着两块石碑，分别刻“大唐赐进士出身陈公封茔”、“唐上柱国陈公茔”，这座墓是陈俦曾孙陈喜的。西林观音山还有一座唐墓，碑上刻“唐场老陈先生茔”，它是陈黯的墓。陈黯是唐代会昌至成通年间居住在厦门岛的名士，字希儒，名昌晦，是陈喜的曾孙，10岁会写诗，13岁便带着诗作晋见清源(泉州)牧。清源牧见他满脸麻花，便打扫趣他“薄才而花貌”，并要他以此为题写一首诗，陈黯不愧才华出众，应声成诗道：　　玳瑁应难比，斑犀定不如；　　天嫌未端整，满脸为装花。　　陈黯虽然年少富有才名，在闽南一带颇有影响，但是屡次应试都落第，因此自称“场老”，意思是在考场上屡进屡出，已是老先生了。后来他隐居在金榜山，读书垂钓，置功名利禄于九霄云外。金榜山也就因他而别名“场老山”；他垂钓的地方叫“金榜钓矶”。陈黯著作有《裨政书》，宋代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为其编次并写诗凭吊陈黯，有　　陈场老子读书处，金榜山前石室中；　　人去石存犹昨日，莺啼花落几春风　　之句。　　这些名士带领他们家族定居厦门岛，成为厦门的先期居民，他们披荆斩棘，勤劳开垦，边耕边读。　　根据历次地方志书记载，距今约1000年的宋朝太平兴国年间，禾山一带出产一种水稻良种，“一茎数穗”，人们感到非常惊奇，于是鹭岛又被称为“嘉禾屿”——五谷丰登的岛屿。但1974年泉州出土的《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唐大中十一年 9公元 857年）厦门已称为“嘉禾里”，可见“嘉禾”之名非始于宋而是始于唐朝。到了宋代“嘉禾里”归同安县管辖，从宋代开始，厦门的发展速度加快，人口增多，南宋王象之曾在《舆地纪胜》中记载嘉禾屿的居民有千余家，按一家五口的普通概率计算，也有五六千人。人口的增加势必使村落数目增加，当时村落就有曾厝铵、塔头、东沃（顶活仔）、莲坂、毫灶（文灶）、吴仓（梧村）、乌石浦、埭头、吕厝、店前（殿前）、钟宅、竹坑（湖里）、高崎、上店(祥店)、坂上、寨上等；其余还有福山社、怀德社、附寨社、凤前后社。从宋朝开始，厦门岛交通也逐渐发达，五通、东渡、土地公祖附近（开元路）都建有码头。五通的古码头遗址，至今犹存。民间还流传着“圣迹”、“圣泉”、“金带水”等传说，记述南宋末年张世杰、陆秀夫带着南宋末帝赵* 、赵* 逃难，经厦门的故事。厦门在宋代文化上也继承了唐以来的风气，仅考中进士的，就有林裴、陈敦仁、薛舜俞、薛舜庸、薛梦纯和杜盂肃等人。其中薛舜俞、薛舜庸是同胞兄弟，梦纯是舜庸的儿子，一门三进士，传为美谈。朱熹来到厦门，听到这个故事，在金榜山陈黯读书处，写下“应喜斯文今不泯”，以抒文风不衰之慨。　　之二：　　厦门市位于福建省南部沿海，东经118°04′04〃，北纬24°26′46〃，陆地面积09多平方公里，海域面积300多平方公里。辖思明、湖里、集美、海沧、同安和翔安6个区。通行闽南方言。　　晋太康三年（282年）置同安县，属晋安郡，后并入南安县。唐贞元十九年（803年）析南安县西南部置大同场，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升为同安县，属泉州。宋属清源军、平海军、泉州。元属泉州路。明属泉州府。洪武二十年（1387年）始筑厦门城，清顺治七年（1650年）郑成功驻兵厦门，十二年（1650 年）置 思明州；康熙十九年（1680年）废；二十三年（1884年）设台厦兵备道，道尹驻台湾府治（雍正六年即1728年台湾府改为台湾道），二十五年（1686年）以泉州府同知分防设厅，雍正五年（1727年）兴泉道（后为兴泉永道）自泉州移驻厦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厦门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民国元年（1912年）4月析同安县嘉禾里（厦门）及金门、大小嶝置思明县，9月升思明府，旋废，1915年分出金门、大小嶝设金门县，同年置南路道（1914年改名厦门道，1925年废）。　　1933年“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设厦门特别市，旋废。1934年同安、思明县属第五行政督察区（驻同安），1935年4月以厦门及鼓浪屿等7个岛屿设厦门市，撤销思有县设禾山特种区，与同安县同属第四行政督察区（驻同安），1938年5月至1945年9月沦陷，10月恢复厦门市建制，设中心（后改思明）、开元、鼓浪屿、禾山4区。1949年9月、10月同安县、厦门市解放，同安县属第五专区（1950年改泉州专区、晋江专区），厦门为省辖市，1950年10月厦门市设开元、思明、鼓浪屿、厦港（后废）、禾山5区。1953年同安县集美镇归厦门市辖，1958年1月撤禾山区，改设郊区，8月同安县由晋江专区划属厦门市。1966年8月开元、思明区更名东风、向阳区（1979年10月复原名），1970年2月同安县划属晋江专区（地区），1973年6月再归厦门市。1978年9月设杏林区。1987年增设湖里区，郊区改名集美区。1997年同安撤县设区。至此，厦门市辖鼓浪屿、思明、开元、杏林、湖里、集美、同安7区 。　　2003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厦门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思明区、鼓浪屿区和开元区合并为思明区，原三区的行政区域划归思明区管辖。二、将杏林区的杏林街道办事处和杏林镇划归集美区管辖。杏林区更名为海沧区。三、设立翔安区，将同安区所辖新店、新圩、马巷、内厝、大嶝5个镇划归翔安区管辖。行政区划调整后，厦门市辖思明、湖里、集美、海沧、同安和翔安6个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