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家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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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绮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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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精神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概括和新阐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总体目标，细化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八荣八耻”的前四条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集中概括，后四条则突出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在这里，我选取其中几条，并结合现代出版家的言行，谈谈如何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的出版精神。一居“八荣八耻”之首的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这一原则，体现的是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对于出版人来说，这样一种荣辱观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具体体现。但落实到出版工作中，都要求始终以国家利益、民族大局为重，为祖国、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努力奋斗。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元济在20世纪初投身出版，与夏瑞芳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意在弘扬文化，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当祖国处于危难之时，他更是奋然而起，以笔代枪，编著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此书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照排印，于1938年出版。在这本书里，他从古代史书中选录了我国历史上14位民族英雄的事迹。他在《编书的本意》中说：“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点出来的，都是出现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这些人都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可见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在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张元济编著这本通俗读物，既表达了他的爱国心声，也激励了广大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遭受巨大的损失，总厂和所属东方图书馆几乎被夷为平地。在这国难当头、企业艰难的非常时刻，商务人喊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在教材的版权页上打出“国难后第一版”字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遭遇重创的商务印书馆很快复业，并重振雄风，肩负起了唤醒民众、扶助教育的爱国责任。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有一段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这正是陆费逵服务社会40年，其中服务出版业达38年之久的根本缘由。他特别重视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里有商业的眼光，更有文化的考虑。他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不依赖外国人。中华书局是靠教科书起家的。陆费逵在主政中华的数十年间，始终把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使中华书局成为教科书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为促进中国教育变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他明确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口号，并指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在他看来，教育是立国之本，而教科书又是教育之本。他从“教科书—教育—立国”这一宏观思路出发，来考察教科书的重要性。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对当时不少书商粗制滥造、唯利是图深恶痛绝。他对杂志和书籍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高标准、高要求。在叶圣陶、夏尊、徐调孚等一批优秀的编辑家的支持下，开明书店越办越好。从1926年创办到1953年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从来没有出过一本坏书。开明人通过教育出版体现出可贵的人文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这样一种精神和情怀，在曾经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多年的郑振铎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一文中，论及对1920年出版界的期望时这样说：“我希望一九二0年的中国出版界，能够免了一九一九年的弊病，能够保持他的盛况，更加一些切实的研究。”“希望他们能够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出版些关于哲学科学的译著；希望他们能够把出版‘黑幕’、‘奇书’的纸张油墨，来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著作；希望他们不再费劳力来译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著作出版。”这殷殷期望中，折射出的正是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编辑家、出版人的荣辱观。对于出版人来说，“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并非是空洞的口号；把它贯彻到编辑活动、出版工作中，内容丰富，意义重大。从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角度来说，关键是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牢固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二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在中国现代优秀出版家身上也有具体生动的体现。邹韬奋正是这样一个时时刻刻以人民利益为重，终身热爱人民、服务读者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他从1926年开始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又在重庆等地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胡愈之曾经这样评价道：“他不是什么大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广大的读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不是学者，可是他在中国大众文化运动上有极重要的地位。” 邹韬奋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出版家。他办报刊、办书店，一直坚持“彻底的大众立场”。因为这个立场，他始终坚持为读者服务的原则不变，不断变更着报刊的形式与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他以走进读者的心灵为最大的快乐，努力缩短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编辑工作的角度来说，大众、生活这四个字，正是“韬奋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说，他自己“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他对大众是鞠躬尽瘁的。办《生活》周刊时，他设置并独立支撑与读者沟通的“小言论”和“读者信箱”，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要立在时代的最前线”，他的言论“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团体，不知敷衍，不知迁就”，始终保持独立批评的立场。正因为这种立场，《生活》周刊成为当时“文化逆流中的一大堡垒”，成为极受读者推崇的刊物。《生活》的“读者信箱”，还刊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不单为读者指点人生迷津，甚至帮助读者找工作、寻房子、配药方。这种进步立场和服务精神也体现在后来生活书店的出版原则上。他说，生活书店“一向是站在前进的立场”，“但是所谓前进，并不是使自己跑开大众很远，把大众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他去世后，毛泽东同志曾经题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鲁迅先生从事著译和编辑出版工作，目的就是为了给人民大众“输送精神食粮”。这方面，他讲得很清楚，做得很彻底。他常常自费出书，并说这“不是为个人”，只要“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支持青年编书、出书，甚至牺牲大量时间帮助青年抄写、编辑、校对稿件，甘当伯乐和人梯。许广平在《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中说：“他尊重读者来稿，不但亲自编，有时还给作者抄写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还要我帮着抄。”这样的事，叶圣陶、巴金也是常做的。不仅如此，鲁迅还对出版界的不良现象深恶痛绝。他曾尖锐指出，出版界存在的弊病，“就大体而言，根子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在商业广告上自吹为“文豪”，开展广告竞争，个个都是“文豪”。对于文学出版界这种卖钱人的怪现象，鲁迅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概括和新阐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总体目标，细化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八荣八耻”的前四条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集中概括，后四条则突出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在这里，我选取其中几条，并结合现代出版家的言行，谈谈如何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的出版精神。一居“八荣八耻”之首的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这一原则，体现的是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对于出版人来说，这样一种荣辱观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具体体现。但落实到出版工作中，都要求始终以国家利益、民族大局为重，为祖国、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努力奋斗。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元济在20世纪初投身出版，与夏瑞芳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意在弘扬文化，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当祖国处于危难之时，他更是奋然而起，以笔代枪，编著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此书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照排印，于1938年出版。在这本书里，他从古代史书中选录了我国历史上14位民族英雄的事迹。他在《编书的本意》中说：“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点出来的，都是出现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这些人都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可见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在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张元济编著这本通俗读物，既表达了他的爱国心声，也激励了广大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遭受巨大的损失，总厂和所属东方图书馆几乎被夷为平地。在这国难当头、企业艰难的非常时刻，商务人喊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在教材的版权页上打出“国难后第一版”字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遭遇重创的商务印书馆很快复业，并重振雄风，肩负起了唤醒民众、扶助教育的爱国责任。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有一段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这正是陆费逵服务社会40年，其中服务出版业达38年之久的根本缘由。他特别重视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里有商业的眼光，更有文化的考虑。他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不依赖外国人。中华书局是靠教科书起家的。陆费逵在主政中华的数十年间，始终把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使中华书局成为教科书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为促进中国教育变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他明确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口号，并指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在他看来，教育是立国之本，而教科书又是教育之本。他从“教科书—教育—立国”这一宏观思路出发，来考察教科书的重要性。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对当时不少书商粗制滥造、唯利是图深恶痛绝。他对杂志和书籍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高标准、高要求。在叶圣陶、夏尊、徐调孚等一批优秀的编辑家的支持下，开明书店越办越好。从1926年创办到1953年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从来没有出过一本坏书。开明人通过教育出版体现出可贵的人文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这样一种精神和情怀，在曾经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多年的郑振铎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一文中，论及对1920年出版界的期望时这样说：“我希望一九二0年的中国出版界，能够免了一九一九年的弊病，能够保持他的盛况，更加一些切实的研究。”“希望他们能够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出版些关于哲学科学的译著；希望他们能够把出版‘黑幕’、‘奇书’的纸张油墨，来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著作；希望他们不再费劳力来译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著作出版。”这殷殷期望中，折射出的正是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编辑家、出版人的荣辱观。对于出版人来说，“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并非是空洞的口号；把它贯彻到编辑活动、出版工作中，内容丰富，意义重大。从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角度来说，关键是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牢固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二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在中国现代优秀出版家身上也有具体生动的体现。邹韬奋正是这样一个时时刻刻以人民利益为重，终身热爱人民、服务读者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他从1926年开始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又在重庆等地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胡愈之曾经这样评价道：“他不是什么大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广大的读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不是学者，可是他在中国大众文化运动上有极重要的地位。” 邹韬奋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出版家。他办报刊、办书店，一直坚持“彻底的大众立场”。因为这个立场，他始终坚持为读者服务的原则不变，不断变更着报刊的形式与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他以走进读者的心灵为最大的快乐，努力缩短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编辑工作的角度来说，大众、生活这四个字，正是“韬奋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说，他自己“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他对大众是鞠躬尽瘁的。办《生活》周刊时，他设置并独立支撑与读者沟通的“小言论”和“读者信箱”，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要立在时代的最前线”，他的言论“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团体，不知敷衍，不知迁就”，始终保持独立批评的立场。正因为这种立场，《生活》周刊成为当时“文化逆流中的一大堡垒”，成为极受读者推崇的刊物。《生活》的“读者信箱”，还刊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不单为读者指点人生迷津，甚至帮助读者找工作、寻房子、配药方。这种进步立场和服务精神也体现在后来生活书店的出版原则上。他说，生活书店“一向是站在前进的立场”，“但是所谓前进，并不是使自己跑开大众很远，把大众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他去世后，毛泽东同志曾经题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鲁迅先生从事著译和编辑出版工作，目的就是为了给人民大众“输送精神食粮”。这方面，他讲得很清楚，做得很彻底。他常常自费出书，并说这“不是为个人”，只要“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支持青年编书、出书，甚至牺牲大量时间帮助青年抄写、编辑、校对稿件，甘当伯乐和人梯。许广平在《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中说：“他尊重读者来稿，不但亲自编，有时还给作者抄写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还要我帮着抄。”这样的事，叶圣陶、巴金也是常做的。不仅如此，鲁迅还对出版界的不良现象深恶痛绝。他曾尖锐指出，出版界存在的弊病，“就大体而言，根子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在商业广告上自吹为“文豪”，开展广告竞争，个个都是“文豪”。对于文学出版界这种卖钱人的怪现象，鲁迅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原则，有历史的渊源，也不乏新的时代内涵。它与《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是内在统一的。该准则的第一条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具体讲，就是要“以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为己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做出贡献”。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环境、面临的具体任务与邹韬奋等出版家是不一样的，但出版的职业精神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对出版行为的荣与耻的道德评价也有相同相通之处。知往鉴今，追慕前贤，今日的出版界才会真正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八荣八耻”中的重要一条。它强调将诚实守信作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作为企业、事业单位乃至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发展之道。现代优秀的编辑出版家对诚实守信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积极践行。陆费逵把“做事先做人”作为自己重要的人生哲学。因此，他在许多文章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阐发关于职业修养的理念。在《敬告中等学生》一文中，他也特别强调“人格之修养”，指出“英吉利之教育，以养成人格为第一义”。而我们“注意于灌输智识者多，注意于养成人格者少”，因此应格外重视“高尚之道德”的培养。此外，他还主持创办《中华实业界》、《进德季刊》等杂志，经常性地刊载工商实业界成功人士的事迹，介绍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和方法。出版业在当时也属于实业，因此，其出版职业道德论也是他关于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教育的一部分。但出版业又不同于一般的实业，因此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和要求。在《书业商之修养》等文章中，陆费逵认为出版工作者的人格修养是最重要的。人格可以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是最卑鄙、最龌龊的。若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使人们读之，其益处定非浅鲜；反之，若为谋利而编辑出版诲淫诲盗的书籍，则是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他在《图书月报》上发表《泰西谚语（关于书籍者）》一文，引用外国有关出版职业道德方面的谚语，希望同行注意，如“印行有害之书者，死后尚应受罪于墓中，以其身虽朽遗毒未尝止也”，“不良之书其害甚于盗贼”。因此，他不断强调出版工作者自身的人格和道德修养。现代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对出版工作始终保持着一种理性和责任。他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出版商”，而不是“书商”。他认为：“‘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他的这种出版观念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高尔基全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张静庐主持上海杂志公司，在征得鲁迅同意后，和译文杂志社商量，准备用三年时间译完《高尔基全集》。全集分六辑，每辑十部，半年出齐。当翻译前的一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上海杂志公司正准备登报公布时，另一家图书公司忽然在前一天刊登了《高尔基全集》出版预告，张静庐只好把这个计划搁置了。不料这家书店出版的所谓《高尔基全集》只有薄薄的六本。在张静庐眼里，这完全是出版人的精神堕落，“这趋势比纯以赚钱为目的的更加可怕，更可忧虑”。“这是《高尔基全集》吗？”张静庐愤怒了，“丢尽中国出版家的脸！”“他并不明白这是出版家的罪恶，更没有清楚什么是出版家的责任。” 今天的出版界，也存在着令人堪忧的问题，诸如抄袭剽窃、不负责任、刻意炒作、夸张误导、恶意竞争、弄虚作假、粗制滥造、低级克隆、盲目跟风、盗版猖獗等，这些问题正在成为危害我国出版业健康发展的巨大隐患。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行业，注定不可能长久繁荣；缺少职业道德和行业公认的准则，将使整个行业陷入无序的失控状态。作为担负国家文化传承重要使命的出版工作者，应该表现出极高的职业操守，尽早克服这些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出版社的文化创新与文化积累。总之，“八荣八耻”内涵丰富，既有公德又有私德，既有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又有个人为人处事的社会准则。从个人角度讲，出版人要知荣辱，树新风，加强职业道德修养；从出版行业整体来讲，要形成良好的商业伦理，同时对于出版界中的不良现象甚至是丑恶的东西，找根源，想办法，予以彻底根除。加强出版人的职业道德建设，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对于切实保证我国出版事业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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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混世小魔王

家风，就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家风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现代传承，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灿烂文化所孕育的许多优良的传统；家风是我们立身做人的行为准则；家风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那些优良的传统一直保留到现在，至今还在使用。语词溯源编辑指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或作风。北周庾信《哀江南赋》序：“ 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宋·司马光《训俭示康》：“习其家风。” 宋辛弃疾《水调歌头·题永丰杨少游提点一枝堂》词：“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老子旧家风。” 元乔吉《两世姻缘》第一折：“是学的击玉敲金三百段，常则是撩云拨雨二十年，这家风愿天下有眼的休教见。” 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六：“ 惺斋乃诗人槄园（汝霖）司马之子，落笔绰有家风。”巴金《家》二三：“让这个女人住在客厅里，不仅侮辱了这个尊严的地方，而且会在公馆里散布淫乱的毒气，败坏高家的家风。”具有独家风味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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