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文献综述

音乐文献综述写作要点再论 （按：当下在音乐院校的学术论文写作中，“综述”写作已愈来愈受到指导教师和写作者的重视。虽然在教学中笔者曾多有明示和讨论，但仍有部分写作者对相关文体性质、内容安排和结构要义有所忽视而理解不深，从而使其“综述”文稿学术价值受到影响。据此，笔者借“博客”之便，对音乐文献综述写作的相关问题，再做要点式归纳总结，与博友们交流和讨论。） 一、什么是“音乐文献综述”？在预设或限定的时空范围内，对某一音乐学术领域所积累学术文献进行全面观察、分类综合和定性总结的书面陈述，称为“音乐文献综述”。所谓“预设或限定的时空范围”，是指综述都需要有所涉文献的具体时期或年限划定以及具体学术领域或主题规定。具体而言，就是这种时空范围的预设或限定，从时间层面而论，可长可短，长者可设定为一个世纪（如所谓“百年文献综述”）；短者可设定为刚刚成为“历史”的前一年或两三年（如《中国音乐年鉴》中的某领域某年音乐文献综述）。从学术主题层面而论，可大可小，大者可设定为一个学科或一个专业方向（如《当代中国音乐学》中的分学科综述）；小者可设定为一个音乐主题或一个理论问题（如一次学术会议、一种专业技能、一个音乐品种或类型研究文献）。这就是说，所有的音乐文献综述，其材料对象都不是漫无边际或“边界”迷糊的音乐文献谈论，而是有历时性范围和学术空间范围预设或限定的陈述。据此，任何综述者对音乐文献时空范围的设定和限定，都应当是根据个人能力、精力和具体需要的一种适合个人专业条件的界面设定选择，切不可贪大求杂、节外生枝，使自己最终陷于内容和结构都难于驾驭的困难境地。音乐文献综述，是当下包括民族音乐学研究课题在内的各音乐学专业本科生学习、研究生教育和学位论文写作中采用最为普遍也是最多的著述内容或著述形式之一。在民族音乐学学术领域，根据学术目的、作用和文本内容结构的不同，音乐文献综述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作为民族音乐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中引言或绪论章节中部分内容的文献综述，这是各级学位论文规定格式中必须要呈现的一部分对前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认知的内容。二是作为民族音乐学某一专题领域，对规定时间或范围内的音乐文献积累做专门化梳理和认知完成的文献综述，这是一种独立成篇的专业论文样式，如某某音乐学术研讨年会所提交专业论文或研究成果的全面综述，或某某时期某一音乐领域所积累专业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全面综述等。二、音乐文献综述的基本特征凡是在形式和内容上符合规格和学术要求的音乐文献综述，无论它是学位论文中的相关段落部分，还是独立成篇的专项主题综合，在写作上都需要认真审视和关注下述几方面内容：对象材料全面性。就是对规定时空范围内所涉音乐对象的现有文献资料积累，要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综述”之“综”，在这里具有明确的时空规定上的意义，那就是“所述”音乐对象材料上的全位性和全面性观察和认知。一篇对音乐对象文献积累材料描述不够全面而有明显缺失的章节或独立篇幅，都不能称之为是合格的“综述”，因为它没有全面反映出所涉音乐对象的历时研究过程和最新学术进展及信息。陈述方式描述性。凡是好的音乐文献综述，对规定时空范围内所积累的所有音乐文献，都主要采用客观“描述”的方式来进行综合性陈述，这是“综述”之“述”特征的性质体现。尽管“综述”也需要有“述者”个人见解和认知发表，但是这种个人见解和认知，则首先是建立在原有文献材料客观内容基础之上的。因此，忠实引用、陈述原文和理解诠释原文，是音乐文献综述的基本特色。故而一篇合格或优秀的文献综述，原有文献材料内容的陈述与著述者个人意见的发表，都不是模糊混淆、雾里看花，而是清晰明确、泾渭分明；对原有文献材料引述也不是断章取义，更不是推论甚至篡改，而是忠实、周到和准确。“述而不作”，是它的主旨，这里的“作”，应当理解为是“发挥”、“推衍”、“创造”。因此，音乐综述的“述而不作”，对于原文献来说，就是不发挥、不推衍、不创造，避免综述者个人不着边际的主观推论和随意理解，这也是笔者主张将音乐文献综述划为“乐志性质”著述一类的根本原因。内容结构综合性。凡是好的音乐文献综述，在规定时空范围所现音乐文献的全面、客观描述基础上，都还有著述者个人分类综合和定性总结的创新性思维显示。“综述”之“综”，除了前述具有时空规定上的全位性和全面性意义之外，另还有方法和程序上的限定意义，那就是需要对所涉音乐对象的全部文献材料从内容到形式都予以分析、归纳与综合。这就是说，综述文章的内容和结构，决不是所涉音乐文献材料的一般性介绍、简单化排列和无序式拼接，而是通过分析、归纳与综合，将所掌握的全部音乐文献材料，从学术层面上进行分类或分项组合，在深入认知基础上再进行模式化提炼归类和理性化归纳总结。由于这种模式化提炼归类和理性化归纳总结，是一种针对所见文献积累、并在此积累基础上的客观性“综合”，是一种有具体依据、具体来源、具体针对性的“综合”，故并不与前述“述而不作”的“三不要点（不发挥、不推衍、不创造）”相左。三、音乐文献综述的作用与价值一项文献综述成果的完成，在任何学术领域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价值，包括民族音乐学在内的所有音乐学学科领域的音乐文献综述，亦不例外。首先，在音乐学教育领域和学位授予程序中，完成一项音乐文献综述写作，实际上就是一次学术层面上的有针对性的文献资料积累、文献材料内容认知和文献分析归纳及整合梳理能力的实践训练。由于音乐文献综述针对的是某一音乐对象历来的文献材料积累，其检索的对象具体、要求明确、途径多种，且与学位论文整体写作框架密切关联，因而具有突出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实践性功能。通过音乐文献综述写作，不仅可以用为训练和提高各学位层次学员文献资料检索的实践能力，同时亦可相应地扩大学员知识面的深广程度和认知视野，培养学员分析、归纳、梳理、整合学术材料的表述能力和逻辑能力。因此，音乐文献综述作为音乐描述的一种代表性文体，今已成为大多数音乐院校音乐学本科以上专业教育和学位论文写作练习规定选择的重要著述形式之一。此外，某项音乐文献综述的写作与完成，同时也是此项文献综述所涉音乐对象相关研究课题发现前沿、辨清缺失、明确方向的信息采集和认知过程，而这一过程对学位论文更深入的整体写作和对相关专门课题研究的内容结构设计，都具有直接和明确的定位性影响和参考使用价值，因此，民族音乐学的音乐文献综述，对于学位论文和专门课题来说，都被视为是其后继续进入更加具体、更深层次研究的先导和基础。四、音乐文献综述的文体结构音乐文献综述的文体结构，一般包括“前言”、“主部”（或称“综述”）、“总结”、“参考文献目录”四个部分。前言，也可称为引言，是本综述需要率先告之读者的相关学术背景或学理背景。首先是综述文献对象主题、文献选择时空范围限定的说明（如本文是某年至某年的某个具体音乐研究领域的文献综述），然后是这一文献综述所涉对象范围及内容选择的意义、价值和目的的简要明确解说。主部，或称“综述”，是全文的主要部分，需要综述规定时空范围内的所有文献，这些文献所展示出的多种研究思路和繁杂内容对象，在此经过作者综合、归纳，清晰地形成序列性的若干分支主题（模式化归类的若干段落），一一进行概述和解说；各分支主题，论题鲜明、条理清楚、重点突出，特别是其中具有个性特征和创新内容的文献，要多予以关注和突出。至于各分支主题的序列安排，则没有统一不变的格式，既可按年代为序归类，也可按近似或同类主题和观点为序归类，还可按近似或同类研究方法或思路为序归类。总之，无论采用何种模式或主题归类，此部分内容都需要对所涉音乐文献的学科进程、理论见解和研究方法予以概括、提炼和展示，而不能仅仅是对原文献内容的复述和大段落文字的引述。总结，或称为“结语”，是“综述”总体内容的重点归纳。主要陈述其已经显现的盈缺得失、现状进度和未来动向预测等，并有针对性地初步提出解决某些问题的观点或意见。最后是参考文献目录。所有被纳入综述视野的文献目录，排列有序、显示规范。 总之，随着各大音乐院校学位论文写作的渐趋规范和科研课题的严格要求，音乐学学术论文写作中的综述性文体，还会在学术上和写作上发挥出它更大的基础性和实用性作用

从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开始，到尧舜禹时期的石器耕种，再到商周使用青铜器和春秋开始使用铁器。战国时期，牛耕初步推广，是中国农耕方式的一次革命，此后，铁犁牛耕逐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种方式。男耕女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1、以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业为辅2、借用牛耕和不断改良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精耕细作的生产模式日益完善3、拥有部分土地、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农业，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4、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主导的土地所有制也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一个特点刀耕火种——石器锄耕——铁犁牛耕因为刀耕火种是原始社会的耕作方式，石器锄耕就是奴隶制的产物，铁犁牛耕是封建社会的方式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其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农耕文明决定了汉族文化的特征。追溯中国农耕文化起源有一句“男耕女织”之说，它不仅是指早期的劳动分子，也是农耕文化形成的基础。早在河姆渡时期，出土的谷物化石，则说明“农耕”由此（或更早）产生。发现于湖北省京山市屈家岭村的屈家岭文化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发现最早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4500年。屈家岭遗址还是长江中游史前稻作遗存的首次发现地，是中国农耕文化发祥地之一，农耕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为全国首批100处大遗址保护项目，是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屈家岭遗址的发现，表明这里是长江中游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说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摇篮，对于研究我国原始人类聚落的起源与发展，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5][1][2][3][6]沉淀形成以此，人们的活动便以“男耕女织”为中心，而随时间推移，长期沉淀形成的文化内涵及外延、各种表现形式（如前方所述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文化类型。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水利事业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7]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国的文化是有别于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游牧文明掠夺式特征，诞生于此前的狩猎文化，与滥觞于种植的中国文明存在明显的差别。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与今天提倡的和谐、环保、低碳的理念不谋而合。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而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8]发展理念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是千百年来汉民族生产生活的实践总结，是华夏儿女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浓缩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理念已广播人心，所体现的哲学精髓正是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从思想观念方面来看，农耕文明所蕴含的精华思想和文化品格都是十分优秀的，例如培养和孕育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集体至上、尊老爱幼、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邻里相帮等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理念，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农耕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家庭模式是“耕读传家”，即既要有“耕”来维持家庭生活，又要有“读”来提高家庭的文化水平。这种培养式的农耕文明推崇自然和谐，契合中国文化对于人生最高修养的乐天知命原则，乐天是知晓宇宙的法则和规律，知命则是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真谛。崇尚耕读生涯，提倡合作包容，而不是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这符合今天的和谐发展理念。[8]农耕历程恰如一部厚重磅礴的歌诀从远古吟咏而来。早在先秦时期中国民间流传的《击壤歌》有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描述了乡村闾里人们击打土壤，歌颂太平盛世的情景。唐代诗人李绅写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艰辛不易。北周庾信亦有诗为证：“兴文盛礼乐，偃武息民黎。”体现了文化在衣食温饱解决之后的重要意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刻画了读书人对积极人生的理想与追求。中国上万年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历史，创造了发达持久和长盛不衰的传统文化。同时，灿烂辉煌的汉文化又丰富了农业的内涵。相互依存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虽经无数次大大小小天灾人祸的考验，仍然一直蓬勃兴旺，绵延不断。事实证明这一技术知识体系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开发利用好丰富多彩的农耕文明与自然遗产资源，作为我国“三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维护国家统一、建设美好家园、激发爱国热情和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具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重要作用，而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和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经济安全稳定增长、协调平衡增长、持续包容增长具有重要意义。[8]农业文化与农耕文化：农业文化，是指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内容可分为农业科技、农业思想、农业制度与法令、农事节日习俗、饮食文化等。其发展可分为原始农业文化、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农业文化三个阶段。在中国农业文化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即原始农业文化和传统农业文化时期，可统称为农耕文化时期，或古代农业文化时期。在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文化是基础，因为它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的的，它决定着汉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汉民族文化的自身。中国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之一。中原农耕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基础，又是宋代以前中国农业文化的轴心。中原农耕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　──这是徐光春同志在谈到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它完全符合中国农业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发展的实际。

1、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的农业耕作方式的变革（1）原始农业：刀耕火种（火耕）（2）我国农业进入了“耜耕”或“石器锄耕”阶段的标志：松土工具耒耜的出现和普遍使用。（3）商周时期，出现青铜农具。春秋时期，小件铁农具问世。牛耕是我国农用动力上的一次革命。战国时，牛耕初步推广。此后，铁犁牛耕逐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说明：推动耕作方式演变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工具的进步。2、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经营模式：小农经济或自耕农经济（1）特点：①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②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③生产主要是为满足自家基本生活的需要和交纳赋税④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2）形成原因：①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推广。②私有土地的出现。（3）局限性：分散性、封闭性、落后性。（4）历史作用：在封建社会形成与发展时期，它基本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小农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尽可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促进了古代精耕细作农业的发展。3、土地制度的演变：（1）原始社会：氏族公社集体公有。（2）奴隶社会：井田制。①性质（实质）：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②演变：开始于夏、商，盛行于西周，瓦解于春秋。（3）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①土地私有制：君主土地私有制、地主土地私有制（土地兼并是最主要的来源和扩大途径，占有封建社会的大部分土地且具主流地位）、自耕农土地私有制（是封建统治的重要基础）②土地国有制：封建国家占有一部分土地，屯田制、均田制。二、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巨大成就古代中国在冶金术、制瓷业、丝织业等手工业部门取得的主要成就①商朝的司母戊鼎世界稀有。②东汉杜诗发明水排，用水利鼓风冶铁。③魏晋南北朝发明灌钢法④唐代制瓷形成南青北白两大系统。⑤宋代江西的景德镇，到元代发展为全国制瓷中心，明清时是全国的瓷都。⑥明朝在青花瓷的基础上，烧制出彩瓷；清代还发明了珐琅彩。⑦明清时苏州、杭州是著名的丝织业中心，使用花楼机机构复杂精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点：（1）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农耕为主兼营副业的自给自足的手工业经济。（2）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官营手工业、民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就成为古代中国手工业三种主要经营形态，代表中国古代手工业水平的则是官营和专业的私营手工业生产

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民族之间接触频繁，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治上的隔阂与偏见日渐缓和。隋初文帝以汉族为主体联合鲜卑等族建立了封建王朝，当时他意识到立国的物质基础还相当脆弱，政治统治亟待巩固，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虽然自北周统一中国以来有所加强，而且形势上南北矛盾已不复存在，但是一些民族之间长期遗留下来的隔阂和争端事实上不可能一朝止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和平安定的国内环境来巩固统治，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帝便根据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民族政策。具体说来有三种：一、对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二、对西域、吐谷浑采取以和为主的民族政策；三、对东北东胡族、长江流域丘陵山区獠狸诸族和关中以北的稽胡采取“以德御之”的怀抚政策。一、对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开皇元年，文帝为了统一的需要，针对敌我双方的实际，改变了此前周齐统治者对突厥委曲求全的失败主义的民族政策，代之以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当时隋王朝经济初步得到了恢复，“省徭薄赋，国用有余”，而突厥主要是依靠军事力量的征服，其内部非常复杂，极不稳定，“部落之下，千种万类，仇敌怨偶”，同时天灾严重，“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基于此，文帝对突厥的侵扰积极反击，582年沙钵略可汗与营州刺史高室宁合谋，在千金公主的怂恿下大举入侵中原，文帝命杨弘、豆卢责力、高颖等分遣迎击，在白沙(今呼和浩特一带)大败突厥兵，沙钵略战败逃亡，突厥内部从此便分裂为东西两部，力量大大消弱，沙钵略不得已向隋称臣。不久，文帝采取了长孙晟的建议，利用突厥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进一步消弱其势力，从此突厥内部哄乱更甚，势力日衰。隋初文帝对突厥进行的一些战争适应了隋王朝巩固政治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它是防御、自卫性的，不是对突厥进行野蛮的侵略和破坏。即使在用兵的情况下，文帝也力求使民族矛盾降低到最大限度之内，在伐突厥诏中文帝告诫：“诸将今行，义兼含育，有降者纳，有违者死。”对突厥的上层分子采取“服而赦之”的宽大政策，并对降附者进行册封，沙钵略可汗战败请降，文帝许之，并给以衣食车服，并且改封沙钵略之妻为大义公主。后来双方“立约以沙碛与隋为界，自是岁时贡献不绝。”沙钵略可汗卒，文帝又派长孙晟“持节拜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虞闾为叶护可汗”，封沙钵略第七子为安国公。对于穷途

隋朝建立不久，分兵挺进岭南，实现岭南统一。在广西，隋继承前朝的民族政策，团结少数民族首领，暂时稳定了政局。接替隋朝的唐王朝，承袭隋代政策，除了派官掌管广西各地军政事务以外，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羁糜州，委任各族首领参加统治，实行间接统治的政策。唐朝在广西相继实行府兵制与募兵制。赋税征收未采取均田制，后期同样征夏、秋两税，后来减半征税。唐中后期，少数民族人民起义接连不断，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西原少数民族大起义。广西在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楚国与南汉长期争夺，各地区战乱不已，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苦不堪言。隋王朝对广西的统治，基本上继承西汉以来的民族政策，一方面直接派遭汉族官员到各州县治所加强统治；另一方面还任用当地民族首领，管理少数民族聚居的广大地区。如原高凉郡太守冯宝，“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是当时左右岭南局势的少数民族首领。隋灭陈时，冯宝已死，其妻洗氏颇有政治远见，她率领部众归顺隋朝。隋文帝即封她为南康郡夫人，利用她在岭南各民族中的威望，加强对广西和其他岭南各少数民族的统治。开皇年间，番禺人王仲宣反隋，将韦洸围困于广州城内。隋派裴矩巡抚岭南，冼夫人派其孙冯盎帅师，击败王仲宣，解广州围。冼夫人还亲自“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教骑，卫诏使装矩巡抚诸州”。其后，“苍梧首领陈坦、冈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光略、罗州庞靖等皆来参谒”，装矩分别任命他们为刺史、县令，管理本族部落。为嘉奖冼夫人，朝廷追赠其夫冯宝为广州总管，谥谯国公，册封洗夫人为“谯国夫人”，并让她拥有选任长史以下属官和调度六州兵马权力。其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但僚多有亡叛”。洗夫人列举赵讷罪状上告朝廷，得到隋文帝的肯定，并委派她招慰各族。夫人遂“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但僚，所至皆降”。冼夫人对于安定岭南政局，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她去世时，朝廷溢称她为“诚敬夫人”。隋代朝廷派到广西的一些汉族官员，也注意团结少数民族首领，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派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他在广西任职5年间，大施恩信，取得各族首领的拥戴。当时钦州少数民族首领宁猛力，“与陈后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贵相”，据有南海。隋平陈后，文帝任命宁猛力为安州（后改钦州，治今钦州北）刺史。但他骄锯自大，不肯到桂州拜谒总管。令狐熙到任后，亲笔函请他前来相叙，以示友好结交。其时，宁猛力老母患病，令狐熙即令人前去送药。猛力深受感动，随即到总管府求见，从此归附隋朝。宁猛力死后，其子宁长真继任钦州刺史。仁寿中，侯莫、陈颖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时，继续执行令狐黑的政策，因而“民夷悦服，溪洞生越多来归附”。经过隋朝一番治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有所发展，有些地区“列为郡县，同之齐人”。可见，隋朝继承汉以来任用各族首领的政策，不仅稳定了广西和岭南其他各地的政局，而且促进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进一步的融合。隋代时期，广西地区和中原比较，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还是落后的。中原地区此时期推行的均田制，广西尚未实行。至于隋代广西是否实行过府兵制，目前尚无确凿的资料记载。但隋代广西在个别重要的州县治所，已实行屯兵。《粤西文载》卷一四记载：“歌罗城（在今苍梧县）在治西南六十里，隋开皇李贤筑以屯兵。”隋朝在广西非州县治所地方筑城驻兵，这种状况是很少的。关于赋税的征收，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大体上采用四种办法：一是由各地首领进贡土特产；二是根据各地物产，临时征收军需物资；三是各州县以土产为赋，交纳实物；四是对未编入州县户籍的“浮浪人”，按各人情况酌量交纳，数额未定。隋朝末年，由于赋税徭役繁重，特别是为出兵高丽而进行的大征调，给全国人民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终于爆发了翟让、窦建德等人领导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贵族宇文化及缴杀，隋朝灭亡。同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唐朝，改元武德，仍以长安为国都。广西地区从此为唐朝统辖。

隋朝建立不久，分兵挺进岭南，实现岭南统一。在广西，隋继承前朝的民族政策，团结少数民族首领，暂时稳定了政局。接替隋朝的唐王朝，承袭隋代政策，除了派官掌管广西各地军政事务以外，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羁糜州，委任各族首领参加统治，实行间接统治的政策。唐朝在广西相继实行府兵制与募兵制。赋税征收未采取均田制，后期同样征夏、秋两税，后来减半征税。唐中后期，少数民族人民起义接连不断，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西原少数民族大起义。广西在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楚国与南汉长期争夺，各地区战乱不已，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苦不堪言。隋王朝对广西的统治，基本上继承西汉以来的民族政策，一方面直接派遭汉族官员到各州县治所加强统治；另一方面还任用当地民族首领，管理少数民族聚居的广大地区。如原高凉郡太守冯宝，“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是当时左右岭南局势的少数民族首领。隋灭陈时，冯宝已死，其妻洗氏颇有政治远见，她率领部众归顺隋朝。隋文帝即封她为南康郡夫人，利用她在岭南各民族中的威望，加强对广西和其他岭南各少数民族的统治。开皇年间，番禺人王仲宣反隋，将韦洸围困于广州城内。隋派裴矩巡抚岭南，冼夫人派其孙冯盎帅师，击败王仲宣，解广州围。冼夫人还亲自“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教骑，卫诏使装矩巡抚诸州”。其后，“苍梧首领陈坦、冈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光略、罗州庞靖等皆来参谒”，装矩分别任命他们为刺史、县令，管理本族部落。为嘉奖冼夫人，朝廷追赠其夫冯宝为广州总管，谥谯国公，册封洗夫人为“谯国夫人”，并让她拥有选任长史以下属官和调度六州兵马权力。其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但僚多有亡叛”。洗夫人列举赵讷罪状上告朝廷，得到隋文帝的肯定，并委派她招慰各族。夫人遂“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但僚，所至皆降”。冼夫人对于安定岭南政局，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她去世时，朝廷溢称她为“诚敬夫人”。隋代朝廷派到广西的一些汉族官员，也注意团结少数民族首领，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派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他在广西任职5年间，大施恩信，取得各族首领的拥戴。当时钦州少数民族首领宁猛力，“与陈后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贵相”，据有南海。隋平陈后，文帝任命宁猛力为安州（后改钦州，治今钦州北）刺史。但他骄锯自大，不肯到桂州拜谒总管。令狐熙到任后，亲笔函请他前来相叙，以示友好结交。其时，宁猛力老母患病，令狐熙即令人前去送药。猛力深受感动，随即到总管府求见，从此归附隋朝。宁猛力死后，其子宁长真继任钦州刺史。仁寿中，侯莫、陈颖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时，继续执行令狐黑的政策，因而“民夷悦服，溪洞生越多来归附”。经过隋朝一番治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有所发展，有些地区“列为郡县，同之齐人”。可见，隋朝继承汉以来任用各族首领的政策，不仅稳定了广西和岭南其他各地的政局，而且促进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进一步的融合。隋代时期，广西地区和中原比较，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还是落后的。中原地区此时期推行的均田制，广西尚未实行。至于隋代广西是否实行过府兵制，目前尚无确凿的资料记载。但隋代广西在个别重要的州县治所，已实行屯兵。《粤西文载》卷一四记载：“歌罗城（在今苍梧县）在治西南六十里，隋开皇李贤筑以屯兵。”隋朝在广西非州县治所地方筑城驻兵，这种状况是很少的。关于赋税的征收，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大体上采用四种办法：一是由各地首领进贡土特产；二是根据各地物产，临时征收军需物资；三是各州县以土产为赋，交纳实物；四是对未编入州县户籍的“浮浪人”，按各人情况酌量交纳，数额未定。隋朝末年，由于赋税徭役繁重，特别是为出兵高丽而进行的大征调，给全国人民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终于爆发了翟让、窦建德等人领导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贵族宇文化及缴杀，隋朝灭亡。同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唐朝，改元武德，仍以长安为国都。广西地区从此为唐朝统辖。

一、前言《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 不仅篇幅宏大, 情节离奇,而且其故事内容中蕴含的文化信息丰富博杂。如果从探讨阅读《西游记》的文学角度来看,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西游记》,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正如吴圣叹先生所说:“人们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加以引伸而获得启发固然未尝不可, 若从日常的人情世态的角度从中吸取启示性, 也可说取不之尽。” 我们离开文学角度，从管理学立场来看《西游记》,同样从中可以有不同收益。例如,把唐僧师徒看作是一个团队, 把西天取经看作是一个项目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是困难重重的，而这个团队的四位成员的性格又是迥异的。但他们最终实现了目标，取得了成功。唐僧师徒取经的成功之路对我们如今的团队建设及所体现出来的“团队精神”仍富启示意义。综观全书，唐僧师徒取经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呢? 他们又是如何战胜困难的呢？本文参考对《西游记》研究、评论的各文献，对《西游记》的研究、评价及团队精神做些适当的文献综述。二、基本内容《西游记》是一部深蕴儒、佛、道文化精髓的古典小说。书中通过对取经过程的描写和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体现了追求人性自由和人格尊严，礼赞奋斗抗争和渴望智慧力量的精神文化指向,从而使作品在打上其赖以产生的时代特征的同时，透射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某种共同的生活意念和欲望，具有精神文化教科书的艺术特征和永久生命。吴金梅在《<西游记>的人生智慧》中写到：《西游记》可以说是叙述了一个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执著追求的榜样；作为一部神话小说，《西游记》又从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对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种种美好愿望的希冀与憧憬。但姚衡在《〈西游记〉是一部悲剧小说》是这样评论的：明代李挚只认为《西游记》在游戏中暗传密谛。清代评论家认为它只是一部“参禅论道”的奇书。就连大学者胡适也认为：《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有趣滑稽的小说，神话小说，并没什么意思。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也有论述，如：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云：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对此也表示赞同。那《西游记》有没其文化价值、思想性或现实意义呢？李安纲在《关于《西游记》的七大发现——在淮安2002年吴承恩《西游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提到：《西游记》不是鲁迅、胡适等人所说的是什么神魔小说、童话小说、神话小说、讽刺小说、滑稽小说，而是世界文学史上惟一的一部东方传统文化的自觉载体，是文化小说。李安纲的观点不同于鲁迅、胡适等人所说的是神魔小说、童话小说、神话小说、讽刺小说或是滑稽小说，而把它上升到“文化的自觉载体”层面，也非“文化作品”。这是李安纲对《西游记》文化价值的极大肯定。历史上的一切精神产品，不论是绘画还是雕塑，戏剧还是小说，也不论它属于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各国和该时代文化信息饿载体。例如，《荷马史诗》就反映了古希腊人神杂居的观念，《牛虻》、《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小说则形象地反映了近代以来欧洲民族民众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在古代中国，小到一首诗、一篇赋，大到一部传奇、一部长篇小说，也无不负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如白居易讽刺谕诗表现了儒家仁政思想，《岳阳楼记》表现了儒者先忧后乐意识，《赤壁赋》反映了道家人生观等；长篇小说中，《三过演义》的正统思想，《水浒传》的忠义思想，《红楼梦》的补天思想等十分鲜明。都具有其存在的文化价值。其实不难看出《西游记》具有它本身的文化价值。黄卉在他的《论〈西游记〉的文化内涵》中提到：《西游记》作为文人创作神魔小说，与古代的中国神化和外国神化相比，其神话思想是字句的，而不是朦胧的；是系统的，而不是零散的；是文学，而不是神话的；因而，通过小说的神话外衣，挖掘其蕴涵的文化意义。黄卉先生还通过三个层面解读其文化意义，其中包括：灵魂自救和人格修炼；桀骜不逊的个性自由精神和以造福人类为目的不畏艰险的追求探索精神；个性的整合和重塑。除了鲜明的文化价值，《西游记》也具有其独特的思想价值，赵梅英在她的《〈西游记〉思想性的再认识》一文说到：思想性是文学的灵魂，它往往以一定的体裁为载体，通过任务的形象、性格以及复杂情节表现出来。作品的思想性，饱含着作者对时间、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是作者的时间观、人生观的具体体现。作者吴承恩善于通过故事描写任务表现思想。他具有哲人的敏锐目光，站在更高的角度，运用超常的思维，观察自然看待社会。他的《西游记》与以往文学作品有所不同，第一他不过多地渲染阶级性、政治性。他对人与自然一般只用善恶来评判。第二他所反映的思想，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阶级、一个时代、一个宗教的思想。他所研究的对象包括整个人类及自然界，进而来评判人、评判自然的善恶、美丑。第三不手时间的限制。《西游记》所描写的空间范围（上自天宫仙境，中至人间诸国，下及阴曹地府乃至诸海龙宫）和时间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如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五行山下被压五百年等。他运用神话小说这一特殊体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老反映他多自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发展历史独到的认识和理解，可以说，《西游记》这部不朽之者是作者使馆、人生观的表露，是一部罕见的社会学杰作。那国外的怎样看待《西游记》的呢？我们拿个简单的例子，他们是这样理解《西游记》的，在刘文静《他们这样解释〈西游记〉》中时候这样描述的：瑞士一所乡中学，一个老师正在上外国文学，有个学生请老师介绍一下中国的《西游记》，老师是这样解释的：故事说的是一个中国的和尚去西方旅游的经历。他骑着一匹白色的马，带着一个叫沙僧的仆人。为了打发旅途的寂寞，他还带了一只宠物猴和一头宠物猪上路。一路上，这个和尚路过许多高山，渡过名叫火焰山的火山口，艳遇过一个只有女孩的女儿国。据说他带的猴子本领很大，一路上替他扫除许多障碍，其实不过是一只蝎子、两只蜈蚣、五只黄鼠狼、七只蜘蛛等而已，大的动物哟一头牛、两只狮子和三头狼。猴子还有一些让人不解的行为，比如一发火就烧东西，一路上烧了几个洞、一棵树，还有几个漂亮的宫殿，还围着一堆百骨打了很多遍才罢手。和尚带的宠物猪看去起来没什么作用，只是充当旅途的解闷工具罢了，据说它一口气吃了四只西瓜，把和尚、仆人、猴子的一份都吃了，还说它调戏了七只蜘蛛，被蜘蛛们狠咬了一口。那个仆人却没什么用，整天担着一副破行李，任听摆布。和尚花了十三年才到 印度，寻了一些印度佛经，像得了宝贝一样凯旋回国了。学生们听罢非常惊讶：一是想不到中国人这么热衷冒险；二是想不到一千前中国人就喜欢宠物猪了。这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有趣的故事、或者只是一个笑谈，也可以把它当作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不过从今天的视角看，也会品得一些浓香来。以管理学的角度，《西游记》中的团队是完美的，他们在一个不利的条件下，战胜困难和妖魔，无处不体现着“团队精神”。所谓团队精神，简单来说就是大局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的集中体现。团队精神的基础是尊重个人的兴趣和成就。核心是协同合作，最高境界是全体成员的向心力、凝聚力，反映的是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并进而保证组织的高效率运转。团队精神的形成并不要求团队成员牺牲自我，相反，挥洒个性、表现特长保证了成员共同完成任务目标，而明确的协作意愿和协作方式则产生了真正的内心动力。李慧波在《团队精神》中说：“一个人靠一种精神力量生存和发展。一家企业也是如此，无数人的个人精神，会融合成一种共同的团队精神：这便是一家企业兴旺的开始。”这是一种哲学，一种企业哲学。从管理学的角度入手来研究《西游记》，是一个比较新的且比较热门的方向。唐僧师徒取经的成功，无处不弥漫“团队精神”。这里，我参考历来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结合自身的一些思考，对《西游记》中所体现的团队精神进行了一些整理归纳：（一）目标明确，永不言败的精神。团队的成功必须有个明确诱人的目标，西游团队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去西天取真经，但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同时唐僧给西天取经制定的战略决策是50年不变,100年不动摇。（《西游管理搭配》，官游著）（二）以人为本，用人所长，有效组建团队。有个目标，目标的现实要有有能力的人去执行。所以团队成功的关键还要有人的参与，以人为本。尚水利在《团队精神:感受团队精神的力量=合力》中提到：企业强大竞争力的根源不仅仅在于其员工个人能力的卓越，还在于其员工整体“团体合力”的强大，更在于那种弥漫于企业中的无处不在的“团队精神”。为什么是这四个人,少一个行不行?恐怕不行,少任何一个人,是否能完成去西天取经的伟大使命都要打个问号。那四个同一类型的人行不行?也不行。从他们的个性角度分析，弥漫着无处不在的“团队精神”。唐僧：团队中最受尊敬最核心的人物。事业心极强，信念极为坚定，而且异常执着。唐僧的目标只有一个：排除万难，到达西天，拜见佛祖，求取真经。无论遇见什么艰难险阻妖魔鬼怪，信心决不动摇。他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区域经理角色。作为统管一方的“封疆大吏”，绝对应该有这种不畏艰难的精神，其精神面貌影响着整个团队的士气。困难只是暂时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孙悟空：绝对是团队中的骨干。取经路上降妖伏魔的基本上都是交给他的，只要他出马，没什么事能难带他。本领高强，神通广大。同时是一位人际大户，渠道广泛，资源丰富。但个别情况下有急躁情绪，不服管教。猪八戒：好吃懒做，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没什么大本事，不过日常工作完成的也还不错，比如降妖、挑挑担，调节团队气氛。也可以说是团队中的一个活宝。沙僧：非常忠诚的成员。任劳任怨，甘愿奉献，不计个人得失，只顾埋头做事。（三）积极沟通，有效解决冲突。刘仁民在《关注团队精神》上说：沟通是团队精神的黏合剂。《西游记》中存在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唐僧和他的大徒弟孙悟空身上，但是同过有效积极的沟通，师徒四人和好如初，同心协力，赶奔西天。（四）恩威并施，重视情感管理。者方面这种体现唐僧对孙悟空的管理上，一方面他对孙悟空施恩，另一方面又给他加压，这样恩威并用，才算对孙悟空实现有效的管理。史韶华在《〈西游记〉的用人之道》中说：唐僧虽无缚鸡之力，却能调动三个脾气、秉性各不相同的徒弟，披荆斩棘，一路向西天行进，当然不仅仅是靠“紧箍咒”。关怀每个徒弟，让他们各展所长、各司其职，用“师徒情”凝聚人也是一个“制胜法宝”。（五）居安思危，完善团队。一步成功，并不代表永远的成功。即使经历八十难，没有经历八十一难，也取不了真经。而正是经历一系列的困难，唐僧师徒经过种种磨难的考验。不断的战胜困难，在战胜苦难中，完善团队。一个完善的团队才能更好的体现“团队精神”，更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一个团队需要拧在一起，产生1+1〉2的作用，而通过九九八十一难，唐僧师徒形成具有超强战斗力的团队，而他们的组合也终于产生了1+1〉2的化学效应。唐三藏等把佛经送还大唐首都长安，真身又返回灵山。三藏被封为旃檀功德佛，悟空被封为斗战胜佛，八戒受封净坛使者，沙僧受封金身罗汉，白龙马加升为八部天龙，各归本位，共享极乐。三、结论和总结再次借用吴圣叹先生的话:“人们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加以引伸而获得启发固然未尝不可, 若从日常的人情世态的角度从中吸取启示性, 也可说取不之尽。”探讨阅读《西游记》不管从文学角度来看还是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西游记》,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而它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思想性及现实意义是不容质疑的，它是中国文化的槐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