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组织理论论文题目

书名: 管理学基础作者：吴志清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0-08-10ISBN: 7-111-11233-4开本： 16开定价: 00元 序前言第一篇概述第一章管理的基本知识第一节管理定义第二节管理的职能与性质第三节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第四节管理者与管理技能本章小结案例分析思考题实训题讨论题第二章管理学的发展过程第一节中国传统的管理第二节西方传统的管理第三节西方现代的管理第四节中国现代的管理本章小结案例分析思考题实训题讨论题第三章组织环境与组织文化第一节组织环境第二节组织环境的适应与控制第三节组织文化第四节企业的社会责任本章小结案例分析思考题实训题讨论题第二篇管理的职能第四章计划第一节计划的概念与特征第二节计划体系第三节编辑计划的程序第四节编制计划的方法第五节目标管理本章小结案例分析思考题实训题讨论题第五章组织第一节组织的基本内容第二节几种常见的组织结构形式第三节组织结构设计第四节组织中的职权关系第五节组织运作中的主要问题本章小结案例分析思考题实训题讨论题第六章领导第一节领导者和管理者第二节领导的权力基础第三节领导方式及其理论第四节激励理论第五节沟通本章小结案例分析思考题实训题讨论题第七章控制第一节控制概述第二节控制的基本过程第三节控制的基本类型第四节管理工作中的若干控制本章小结案例分析思考题实训题讨论题第三篇综合与应用第八章生产过程的管理工作第一节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第二节生产过程的计划第三节生产过程的控制第四节生产过程式的空间组织与时间组织本章小结案例分析思考题实训题讨论题第九章人力资源管理第一节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第二节工作分析与人力资源规划第三节员工培训与职业发展第四节生产过程的空间组织与时间组织本章小结案例分析思考题实训题讨论题第九章人力资源管理第一节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第二节工作分析与人力资源规划第三节员工培训与职业发展第四节绩效评价第五节薪酬管理本章小结案例分析思考题实训题讨论题第十章市场营销管理第一节市场营销计划第二节市场营销控制第三节市场营销组织本章小结案例分析思考题实训题讨论题第十一章理财工作管理第一节理财工作的目标及内容第二节理财工作的组织第三节理财工作的计划第四节理财工作的控制与业绩考核本章小结案例分析思考题实训题讨论题参考文献

2税收的分配职能税收的分配职能简单的来说就是国家在借助政治权利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过程中，需要将一部分社会产品或者国民收入转化为国家所有。从整体的角度来看，税收在执行分配职能的过程中主要是将一部分社会产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转变为一个新的具有经济单位与个人收入的格局。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税收执行分配智能的过程就是国家进行财政收入的过程。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了解到，一般的分配相比，这种分配职能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1)税收分配与财产权利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主要以国家的政治权利作为主要的分配依据。而且这种分配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没有太大的限制，包含的范围比较广。(2)形成之后的税收收入基本上都归国家的支配和占用，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3)税收分配是一种强制性的分配，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税收所执行分配的职能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调节国家、经济单位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平衡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要想确保二者之间关系能够长久的维持下去，一定要保证整体利益不受危害。主要是因为在国家整理利益维护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解决局部之间的利益。不仅如此，也要注重维持局部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奠定坚实的基础。3税收的调节职能现实中的每件事情都是在不断的运动的，在不断的运动过程中其也在不断的完善和调节。调节的本质就是使事物能够符合客观客观规律的要求。比如说，吃药解热属于自觉调节的过程，人体出汗散热则属于自发调节的过程，自然界的每件事物都有其该有的规律，税收调节也是这样。税收调节主要是通过对经济活动的调节来对税收进行合理的分配。并且将按照不同分类方式对其进行划分。其中，根据其目的可划分为鼓励性调节和约束性调节。按其范围可将其划分为普通性调节和特殊性调节两种。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了解到，税收执行调节职能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1)调节主体的集中性。税收调节主要是由国家来操控的，与某个经济单位或者是个人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税收调节主要由国家负责；二是调节过程中的各种活动主要是根据国家的意志来确定的；三是调节的相关政策也是由国家来制定的，与其他团体之间没有太大的联系。(2)调节范围的广泛性。税收调节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在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都各个过程中都有其参与。(3)税收的调节方式比较灵活。国家在进行税收调节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对相关的经济情况和政策进行调节。虽然说税收调节的职能是客观的，但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何进行税收调节又有较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有很多，不仅是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之间的差距，还与不同地区之间统治阶级的意识有着较大的关系。不仅如此，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因为其政治文化的区别而导致国家税收调节方向的不同，当然其税收调节的制度和目的也会因其产生较大的差距。2税收制度的构成要素国家各种税收法令以及征收办法的总称就是税收制度，其中，法律、法规、税收管理以及各种税收管理办法等都属于税收制度的包含范围之内。不仅如此，税收制度也是国家法律有机组成的一部分，对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相关的作用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不仅是我国，其他国家的税收制度也与其国内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以及经济政策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税收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一定的不同，每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政治以及统治阶级的意识都会有很大的差别，这导致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税收制度也不尽相同。所以说，税收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有一定的差距，其也会随一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据调查，这些因素主要是由实体要素和程序要素两方面所组成的。1纳税人什么征税、征多少以及由谁缴纳是每一种税收都会存在的三个问题，从法律上讲，纳税人其实就是课税主体。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了解到，纳税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所谓的自然人就是指国家的公民或居民。而法人则是指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所形成的，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经济活动的组织结构。不仅如此，这部分法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法定纳税人负有直接缴纳税款的义务。通常情况下，负税人就是所纳税款的实际负担人，纳税人和负税人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纳税人可以进行税负转嫁，这时候的纳税人与负税人之间就存在一定的差距了。“扣缴义务人”简单的来说就是国家为了保证财政收入，所采取的一些手段。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了解到，纳税人和负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税收征纳的关系所改变的，而税收转嫁所引起的纳税人和负税人的分离则是影响了其分配关系。通常所说的税负转嫁就是指纳税人通过一定的渠道或者方式，将相关的税收负担通过一些方式转嫁给别人负担的过程。税负转嫁主要是在日益发展的经济市场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所形成的。税收不仅是分配范畴，也是历史范畴。在现在社会上很多经济活动都伴随着税收，这必然会造成税收负担的产生，但是税收却不一定会产生税负转嫁，只有在一定情况下才会造成税负转嫁现象的产生。在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大多数的生活会直接从生产领域将物品转换到消费领域，其并不进行市场交换，国家一般不会对商品或商品流转征收课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税负转嫁出现的可能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商品交换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商品之间都有可能进行商品交换，该过程主要是将商品通过货币进行不同的转化，而且对商品流转额的征税也会随之扩大，在这种条件下，税负转嫁就具备了足够的条件。所以说，能否完成税负转嫁与商品货币发展程度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当商品经济活动有规律的发展时，税负转嫁的发生率就会大大增加。不仅如此，不同的社会制度也会对税负转嫁的产生形式和范围造成一定的影响。如今市场经济影响广泛，纳税人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自己的应纳税额，以便获得最大的利润。大体有五种基本形式的税负转嫁：首先，是为了实现对税负的转嫁，在销售商品时将其价格进行提高，这种行为被称作前转，又被称作顺转：影响的具体过程是：把交纳的税额放到单位产品的实际生产费用里，这一行为使得税收成为组成生产成本的一个部分，在这一情况下，厂家为了不降低利润，比照税额将价格抬升成为了必然行为。但在价格无法提高的时候，生产费用又不得不提高，逼的一部分厂家不得不退出该领域的生产过程，将资本投入到其他的生产领域，而这一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产品的生产量直接减少，价格进一步升高。同时，消费者就将直接承受价格升高中的部分税款。再次是为了达到转嫁税负的目的，在收购原材料或企业的劳动力时将价格压低，或者双管齐下，两者方法都采用：这种行为的好处就是即使在产品出厂价格无法改变或者不得不降低的情况下，纳税人也能达到不负担或者减少负担税款的最初目的。再者是即将前转与后转结合起来进行的，其被称作混合转。如果实际的经济情况不允许纳税人用上述任何一种方式转嫁全部的负担税额，这种情况下，纳税人通常会采取混合嫁接的方式。通过这种转嫁方式，当抬高价格或者压低价格的总额超过其直接纳税额度时，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利润。因为这种方式比其他方式隐蔽性更好，所以在实际作用时往往被更多纳税人采纳。然后是消转，即对已缴纳的税额，纳税人直接选择自己“消化”，即纳税人不选择提高销售价格也不选择压低生产成本。当然，这种方式需要拥有一定的条件，如降低生产成本、产品销量还有扩大的空间等，纳税人可以通过加强经荷管理，深挖内部潜力。由课税商品在生产销售流通过程中获得的额外利润来消除税负。再然后就到了税收资本化：“资本还原”是它的别称，即购买生产要素的人将未来购买的生产要素需要缴纳的税款通过从购人的价格提前扣除（即压低生产要素的购买价格）的方法，向后转嫁给生产要素的销售者这种方式的人大部分是一些可以增值的产品，比如土地、房屋、股票等，税收资本化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税收转嫁，通常意义上的税收转嫁是把经济交易每次所得税款，随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税款转嫁，而税收资本化则是一次性地将累计应缴纳的税款进行转移，因此它客观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的税负后转形式。通过纳税人转嫁税负的基本方法可以得知：税负转嫁必然附带着价格背离价值的运动。不论纳税人是提升价格还是压低价格，或者两者兼之的方式以此达到税负转嫁的目的，其相同之处都是通过价格背离价值部分取得的差额来补偿其应纳税额的同时，税负转嫁不仅需要自由定价的基本条件之外，而且还需要根据经济的景气情况、商品供求关系以及商品自身的特性（比如此商品是否是必需品还是非必需品，是否有代用品和L代用品之间的比价情况）等非主观因素而定，而不能随心所欲。2征税对象课税的目标被叫做征税对象，而国家根据政治、经济的相关需求和征收某种特定税的目的，会明确对哪些产品征税，也同时也会确定征收范围。不同的税种由不同的课税对象和征收范围构成，税率等相关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课税对象数量的的变动将直接被征税数额的数量大小决定，这也是它在税收制度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原因。确定课税对象，首要选定税源。税源是在分配过程中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形成的各类收入。它一般表现形式是利润、利息、股息、工资等。税源既可以是直接的课税对象，也可以不是直接的课税对象。举例来说，纳税人的利润所得都是征收所得税，税源和课税对象。针对财产的征税，财产的数量和价值是课税对象，财产所带来的收益和财产所有人的收入是税源。由此不难看出课税对象和税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也是为什么在设计税制时，必须依据经济形势的实际情况，注意不断变化的税源，针对课税对象进行适当的选择，并且对税种恰当的选择。课税对象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选择课税对象时不恰当，纳税的作用不仅发挥不了，严重更可能会造成税源萎缩，税收枯竭。之所以课税对象成为了税制中的基本要素，是因为它不但决定了本税种的性质和作用，甚至本税种的名称也由它确定。因为现如今各国的社会制度各不相同，所以在经济结构、自然条件等方面，彼此也有差异，上层建筑进而影响了经济结构，当然，税制结构也是存在差异，对于税种的设置多少，名称设定都大不相同。所以对这些不同的税制和各种各样的税种的研究由此而生，为了研究税收的发展演变过程、税收的负担状况、税收来源的分布等需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深究，这是为了税收法规的合理性提供相应的依据。因为各人的分析角度不同，所以也会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目前有以下几种（1）按课税对象的性质分类什么是对流转额课税呢？它是一种以商品流转额和非商品流转额作为课税对象，在流转环节进行征收的税。在我国，目前所征收的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关税等全都属于对流转额课税，其具有与商品经济密切联系、以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为前提的特点。而结合这些特点，就可以很轻易的发现，对流转额课税的税制在制订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客观商品经济的情况，从决定要征税的商品类别、商品流通环节、征税时的税率等等，其收到商品经济的很大影响。然后，流转额在对流转额课税的税额大小起到决定作用，二者是正相关的关系，且对流转额课税这一税负在自由运行的市场经济现状下能够轻易的实现转嫁。对流转额课税有这很多好处，它对国家进行资金的积累有着很大的帮助，其计税时将流转额当做基础，就算企业的成本发生了变化，税额也能保持稳定，从而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更加具有稳定性，所以说其具有稳定财政的作用。什么是对收益额征税呢？它是一种将纳税人的净收入作为征税对象，即对其收益额开征的一种税。收益额体现在不同主体上，其名称也各不相同，其中，应缴纳税款的各种收入是个人的收益额，利润所得额是企业的收益额，而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农业税等是我国目前实行的对收益课税。而对收益课税与对流转额课税有着很多的不同点，这也是它所具有的特点，第一，对收益额课税时，由于国家在制订税率时，参考了纳税人所具有的负担能力和国家财政的需要，在对待不同企业时，按照“多得多征，少得少征，不得不征”的远的来进行收益额征税，因此有没有收益和收益多不多就对税收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制约，导致了该税收不具备较强稳定性，不如流转税类可靠。第二，收益时间对于税收收入有着很大的影响，工商企业的利润结算期对于所得税有着很大的影响，收益季节对农业税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受到以上影响，就限制了其征税周期，迫使其减小征收次数，而通常用分期预缴与年终汇算清缴的方式来进行征收。第三，该税的课税对象是纯收益，因此便于合理税收政策的贯彻落实。第四，收益税相比对流转额征税更难转嫁，这是因为很难企业在现实生活中对工人的工资很难进行下调，也很难持续让工人加班。什么是对财产的征税呢？结合目前的实际来说，目前的房产税与土地使用税等都属于对财产的增税，以后可能出现的遗产税与赠与税包括在其中，其开征是将财产的数量或价值作为标准进行的。对财产的征税有着许许多多的特点，第一，其面向范围广，覆盖广大老百姓，因此其具有较小、较分散的税源。第二，财政在财产税类的收入具有稳定性，这是与流转税额和收益额相比，财产额的变动数量很小的缘故。第三，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税收管辖权的放开，使得地方政府更加容易实现征收管理的灵活化，让征税的效率得到更大的提高。什么是对行为征税呢？结合目前的实际来说，目前的印花税、车船使用税，契税与城建税等都属于对行为征税，其开征是将那些特定行为作为标准进行的。对行为征税有着税收选择上的灵活性这一特点，而这也是它的优点，如此一来，它能够让国家更好的实现对某一行为或者某些方面进行的税收调节，让税收调节与国家的政策需求和现实要求相结合，便于国家开展调控。（2）按税收收入形态分类实物税，顾名思义，其征税形式不是货币，而是以那些类似粮食、棉花、牲口等实物来收缴的。在我国实行的实物税，主要是在1985年之前的农业税的收缴，而在这之后，就开始逐渐用货币税来代替实物税，最终于2006年取消了实物税。货币税，顾名思义，其征税形式就是货币，而纳税人在缴纳货币税时，可以通过许多形式来实现，如通过现金缴纳，通过支票缴纳等，货币税的形式相比之前的实物税是一个显著的进步，意味着我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使得国家财政的管理与使用更加便利。（3）按税收的课征方法分类定率税，顾名思义，就是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的税率来进行税款的收缴，它有着许多有点，如它有着更加简便的征收过程，是更加稳定的税收来源，可以起到稳定国家财政的作用，同时能够帮助经济更好发展，所以得到世界各国的大力推行。对于摊派税来说，其又被叫做配赋税，它是将国家提前规定好的应该征收的税的总额来照规定好的份额来分摊下去，来分别确定全部的纳税人和课税的目标应该缴纳的额度，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得到过施行，有一定的经验可供参考。（4）按税收的计征依据分类用应税产品的价格来对税款进行计算，这是从价税的一个判断依据，也是其定义，比如，从价税包括多种多样的流转税，其有着税额发生增减是伴随着商品价格的高低变化的特征。用应税产品的重量、件数、容积、面积等数量来对税额进行计算，这是从量税的一个判断依据，也是其定义，比如，从量税包括资源税，其有着不随价格上升或下降而发生变化，而只是关联着课税对象的目标变化的特点。（5）按税收和价格的关系分类价内税，按照字面意思来进行理解，就是那些价格里面包括了税金的，就被称作，这是其判断依据与定义，而价内税包含着相当多数的对流转额课税。价外税，按照字面意思来进行理解，就是那些价格里面不包括税金的，它要在价格之外进行税金的附加，这种情况在我国比较少见，只占了税种中的一小部分。（6）按税负是否容易转嫁分类纳税人无法通过一些手段来对其他人转嫁税收的负担，而负税人一定是纳税人本身，这就是直接税，直接税包括了很多种，其中有财产税、遗产税与所得税等。如果纳税人可以通过某些手段来对其他人转嫁税收的负担，如增值税和营业税都可以实现这一点，那么这里的负税人就可能不是纳税人，这就是间接税。不容易转嫁的是直接税，而与之相反的间接税就属于容易转嫁的一类，而这也是在对比中得出的，具体需要依照价格运动的基本原理来决定是都进行税负的转嫁。那些只是将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划分作为标准，来对某些税进行绝对化的判断，就脱离了现实情境。（7）按税收收入归属分类中央税，顾名思义，就是那些如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缴纳的所得税，铁道部、银行总行、保险的营业税，以及海关关税等诸如此类的税种，这些税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划归中央财政所有，因此就都属于国家税，也被称为中央税。地方税，顾名思义，就是那些如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缴纳的所得税，集体企业、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城市房地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农牧业税，等诸如此类的税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划归地方财政所有，它们于是就被称为地方税。按照上面的分类方法，地方税就是那些被划归给地方的税种，中央税就是那些被划归给中央的税种，那么对于像增值税这样，地方与中央都能够分到一定份额的税种，我们在对它们分类时，就把它们划为中央地方共享税。将上面提到的各种方法进行总结，它们都是按照特定的要求来进行分类的，在这里面，按照课税对象的性质来进行分类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而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由于课税对象才是税法最最核心的要素，因此对经济的调节效果与作用就会随着课税的对象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此一来，就需要根据课税对象的不同来分别进行税收制度的制定，在征管方法上，也需要适应不同的课税对象来制定，结合它们各自所具有的不同情况。

页 ~ 产业组织理论(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在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又称产业经济学，是国际上公认的相对独立的应用经济学科，是国外经济学核心课程之一，也是近年来经济学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 产业组织理论是从微观经济学中分化发展出来的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微观经济学是它的理论基础。不过，产业组织学虽然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但在近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它又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一门相当理论化的学科。（注：参阅Tirole,J,1988,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Cambridge,MA:MIT Press,1～10。中译本参阅〔法〕J泰勒尔著，张维迎校译，1997，《产业组织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20。）关于产业组织学的学科范围在主流经济学界意见也是基本一致的，199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由阿宁德亚·森(Anindya Sen)主编的《产业组织学论文集》，汇集了19篇产业组织学领域的名作，森在导言中指出：“产业组织学(IO)的定义可以较宽，包括企业理论、规制、反垄断政策、合同理论以及组织理论的某些内容”。（注：参见Sen,A,1996,Introduction to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st],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简单地说，产业经济学以市场与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市场角度研究企业行为或从企业角度研究市场结构。 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不仅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而且还影响了其他经济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如规制经济学(Regulation economics)就是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些应用性微观经济学科如劳动经济学、国际贸易学、比较经济体制也从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中受益良多，此外，与产业经济学联系较多的工商管理学科中的市场营销学、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理财学、企业战略等领域也深受其影响。（注：想进一步对此了解的读者可参阅马广奇，“产业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的构建”，《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年第10期。） 一、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主义观点 如果追根溯源，一般认为马歇尔(AMarshall)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产业组织理论的源头，其后如20世纪前半叶的斯拉法(PSraffa)、张伯伦(Chamberlin)、琼·罗宾逊(JRobinson)的垄断竞争理论，以及克拉克(JMClark)的“有效竞争理论”都对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但当时的产业组织理论还处于萌芽阶段，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产业组织理论产生于美国，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距今已有70年的历史。产业组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是伴随着上个世纪大型制造业公司的大量涌现，与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解释垄断或不完全竞争问题上的失败分不开的。 产业组织理论体系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美国以哈佛大学为中心，以梅森(Mason)和贝恩(JBain)为主要代表形成的，理论界称为哈佛学派。哈佛学派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完整的SCP理论范式，（注：所谓SCP是Structure（市场结构）－Conduct（市场行为）－Performance（市场绩效）的简称，哈佛学派认为结构、行为、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决定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所以，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不合理的市场结构。）这一范式的最初形式是贝恩(1956)的市场结构、市场绩效两段论范式。贝恩编写的著名教科书《产业组织论》(1959)的出版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形成，（注：参见Bain,JS,1959,Industrial Organization,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Bain,JS,1956,Barriers to New Competition,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并在其后的20年间成为国外许多著名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主要学习内容，影响了整整一代学者和决策者。这一阶段产业组织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海弗里鲍尔(RHeflebower)和斯托金(GStocking)主编的《产业组织与公共政策论文集》中。至于现代主流产业组织理论中流行的SCP三段论范式则是由谢勒(Scherer)在贝恩两段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谢勒在1970年出版了《产业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SCP范式的形成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初步成熟，产业组织学因此而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那时，哈佛大学成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但哈佛学派的组织理论具有经验主义的性质，强调经验性的产业研究，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理论分析。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观点对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反垄断政策的开展与强化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日本著名的产业组织理论权威马场正雄就将自己的主要理论称为“反垄断的经济学”。 二、SCP范式的衰落 自60年代以来，SCP分析范式成为理论界和经济界讨论与批评的热点，这些批评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包括施蒂格勒(JStigler)、德姆塞兹(HDemsetz)、波斯纳(RPosner)等人，正是在这一批判的过程中，芝加哥学派崛起，并逐渐取得了主流派地位，其代表人物施蒂格勒还由于其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开创性研究而被授予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注：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蒂格勒的获奖公告中指出：“斯蒂格勒为市场运行的研究和产业结构的分析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市场和产业结构运用研究领域（产业组织）的学术带头人”。引自马广奇，2000,10。）芝加哥学派继承了奈特(FKnight)以来芝加哥大学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市场竞争过程就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个“生存检验”的过程。（注：关于产业组织的芝加哥学派理论的评述可参见夏大尉，“西方产业组织流派：方法论与基本观点”，载于于立主编，《产业经济学理论与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版，10～17，及苏东水主编《产业经济学》一书第4章第3节的有关内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该学派在理论上皈依新古典经济理论，坚信瓦尔拉均衡和自由竞争理论依然有效，厂商行为是厂商预期的函数，政府无需干预。1966年施蒂格勒的名著《产业组织》（注：Stigler,GJ,1968,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Illinois:Irvin P中译本见〔美〕J施蒂格勒，潘振民译，1996，《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一书问世，标志着芝加哥学派理论上的成熟。该学派特别注重市场结构和效率的关系，而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只关心竞争的程度，故被理论界称为效率主义者。 在芝加哥学派形成的过程中，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波斯纳为代表的学者们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法学家与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经济学家们共同合作，应用价格理论对反托拉斯法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不仅推动了美国反托拉斯政策的重大转变，而且推动了新兴边缘学科——法学经济学的诞生。芝加哥学派对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施蒂格勒、德姆塞兹和佩尔兹曼(SPeltzman)等人对政府产业规制的分析，这一分析的结果是开创了经济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规制经济学。 作为对传统的SCP范式的批判，鲍莫尔(WJBaumol)、帕恩查(JCPanzar)和韦利格(RDWillig)等人在芝加哥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于1982年合作出版了《可竞争市场与产业机构理论》一书，系统阐述了所谓的“可竞争市场理论”(Theory of Contestable Markets)。该理论以完全可竞争市场和沉没成本(sunk cost)等概念为中心，来推导可持续的、有效率的产业组织的基本态势及其内生的形成过程，对贝恩的进入壁垒理论提出了强烈批评，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进入壁垒，而在于是否存在人为的进入壁垒，这一理论对80年代鲍莫尔(1982)提出的“进退无障碍理论”（Contestability Theory，又译“可竞争性理论”）有很大影响。在政策上该学派主张政府的竞争政策与其重视市场结构，倒不如说更应该重视是否存在充分的潜在竞争压力，而确保潜在竞争压力存在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地降低沉没成本。（注：参见〔美〕约翰·伊特韦尔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7～872页。） 与哈佛学派相同，芝加哥学派对美国反托拉斯活动和政府管制政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学派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曾在里根政府的司法部反托拉斯局、联邦贸易委员会等重要部门担任要职，直接参与反垄断商业活动的司法实践。 SCP范式的衰落是多种原因的综合结果，一方面该范式缺乏深刻而又明确的理论基础，正是由于“旧产业组织学”与30年代就被普遍接受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不能很好地融合以及它对大型企业的成长与行为和日益突出的产业集中趋势缺乏解释能力，才导致70年代后期SCP范式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地位不断衰落；（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于立、王旬译），《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版，第4页。）另一方面，人们在实践中无法发现那种稳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关系，导致对统计结果的解释自相矛盾。还有就是博弈论(Game Theory)的广泛运用，企业在市场中的策略性行为以及企业内部代理人的策略性行为，为博弈论的应用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如斯宾塞(Spence)、萨洛普(Salop)、泰勒尔都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预示了产业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注：参见Spence,AM,1977,Entry,Capacity,Investment and Oligopolistic Pricing,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8,534～Salop,SC,1979,Strategic Entry Deterren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69,335～）最为重要的是，SCP范式的衰落正是产业组织理论迅速发展的结果。 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世界一流理论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和兴趣。他们不断地加入研究的行列，极大地弥补了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主要来源于经验研究，缺乏理论基础的缺陷。尤其是博弈论的应用，“使产业组织学成为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中最富生机、最激动人心的领域”。（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第2页，英文版见Cable,John(),1994,Current Issues in Industrial Economics,New York,M）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研究对象明确、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应用性强的相对独立的微观经济学科。 三、产业组织理论的修正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可竞争市场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手段和研究重点等发生了实质性的突破，大大推动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一方面沿着SCP范式的方向发展成为“新产业组织学”。新产业组织理论在研究方向上不再强调市场结构，而是突出市场行为，将市场的初始条件及企业行为看作是一种外生力量，而市场结构则被看作内生变量，并且不存在反馈线路，寻求将产业组织理论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进行更加紧密的结合。在研究方法上，80年代前后，以泰勒尔、克瑞普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博弈论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整个产业组织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改造，逐渐形成了“新产业组织学”的理论体系。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从重视市场结构的研究转向重视市场行为的研究，即由“结构主义”转向“行为主义”；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单向、静态的研究框架，建立了双向的、动态的研究框架；博弈论的引入。 另一方面是近年来崛起的以科斯(RHCoase)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新制度产业经济学”，也被称之为“后SCP流派”，其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斯(North)、威廉姆森(OEWilliamson)、阿尔钦(Alchian)等人。（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威廉姆森(OEWilliamson)的著作之中，可参见Williamson,OE,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WOE,1989,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in Schmalensee R,and Willig,RD,()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msterdam,North-Holland:Elsevier Science P）该学派组织理论的主要特点在于它引入交易费用理论，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本假说、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作了系统的阐述，彻底改变了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传统观念，为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对产业组织的深化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如果说主流产业组织理论注重产业组织之间的关系的话，新制度经济学则将研究重点深入到企业内部，从企业（公司）内部产权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化来分析企业行为的变异及其对市场运作绩效的影响。 产业组织的新奥地利学派在理论上的成就，是建立在门格尔(Carl Menger)、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nbawark)始创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统思想和方法之上的。新奥地利学派注重个体行为的逻辑分析，在理解市场时着重过程分析，而不是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分析，其研究目标是从个人效用和行为到价格的非线性因果传递，而不是为人熟知的新古典主义数学函数的相互决定，与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在基础理论上的区别构成了新奥学派的最主要特征。针对新古典学派通过均衡对市场进行分析，把经济学当作客观的科学并模仿物理学的分析方法来构筑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方法，新奥学派对此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主观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经济学看作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人类行为科学”的一个领域，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现象通常存在某种规律性，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示，还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而经济规律是通过对一些不言而喻的公理进行逻辑推论而发现的，历史事实是由多种因素发生作用的复合结果，因此难以用来检验经济理论。所以该学派极力否定作为经济分析工具的现代数学方法，主张经济现象应运用人类行为科学的方法，按“人类行为是实现其目的的合理行为”这一公理，通过语言进行阐述。（注：参见哈耶克，1982年，《知识的虚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新奥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是奈特式的不确定性概念，新奥学派从不完全信息出发，把竞争性的市场过程理解为分散的知识、信息的发现和利用过程，而市场不均衡就是因为存在着未被发现的信息或信息不完全而造成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利润机会的丧失。 在政策上，新奥地利学派对传统的哈佛学派的反垄断政策基本持批判态度，强烈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哈佛学派建立在SCP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反垄断政策着眼于形成和维护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市场结构又由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所决定，新奥学派认为，市场竞争源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只要确保自由的进入机会，就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压力，惟一能真正成为进入壁垒的就是政府的进入规制政策和行政垄断。因此最有效的促进竞争的政策首先应该是废除那些过时的规制政策和不必要的行政垄断，实行自由放任政策。新奥学派认为，社会福利的提高源于生产效率而非哈佛学派强调的配置效率，只要不是依赖行政干预，垄断企业实际上是生存下来的最有效率的企业，这导致新奥学派对大规模的企业组织持宽容的态度，认为市场竞争过程本来就是淘汰低效率企业的过程，反对企业分割、禁止兼并的结构主义政策主张。（注：对产业组织新奥地利学派理论的进一步评述可参考于立主编，《产业经济学理论与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3页。）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泰勒尔（法国）1988年出版的《产业组织理论》，这是近10年来国外大学最具权威性的产业组织学教科书。此外，1987年《产业经济学杂志》以特刊形式出版的一期论文集和1990年由威廉姆森主编出版的《产业组织学论文集》，以及1994年由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卡布尔主编出版的《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这些著作包括了产业经济学的经典文献、“新产业组织学”的代表作及“芝加哥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成果，基本上反映了整个80年代西方产业经济学各个流派取得的最新进展。 更加注重对产业组织理论政策含义的研究也是其发展的一个新特点。浏览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产业组织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是探讨公共经济政策中有争议的问题，如兼并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掠夺性定价问题、反托拉斯法是否有利于竞争等问题。（注：参见Hay,D,Morris,D,1991,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1[at]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 四、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工具的演进 20世纪产业组织理论的长足发展集中体现在其研究方法的巨大变化上，分析方法的变化带来的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深度的推进和广度的拓展，产业组织理论上的诸多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方法的演变，研究方法的演进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取决于它所研究的内容和对象，单一的方法难以满足各个领域的需要，所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集合，包括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博弈分析法和结构分析法以及系统动力学方法等。 实证方法是产业组织理论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它在整个产业组织学的方法论集合中居于核心地位，实证研究又分为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部分。就方法论而言，产业经济学也是一门具有强烈规范经济学色彩的应用经济学，在有关理论的研究分析中，其有关判断或结论的得出都是以一定的价值观标准为前提的。 产业组织学中的经验性规律，大多是综合应用静态和动态分析方法的结果，静态分析常被称为横断面分析，虽然一般而言静态分析是动态分析的起点和基础，但产业组织学研究进行的主要是动态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产业组织学中有许多研究成果是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总结出来的，归纳一般规律需要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而在研究具体国家产业问题时又往往需要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与相应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状态进行比较。 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十分重视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认为系统的行为是由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所以十分注重研究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以及产业内各企业相互作用的关系结构，并由此结构出发研究整个产业的整体行为。 系统动力学方法是通过分析社会经济系统内部各变量之间的反馈结构关系来研究整个系统整体行为的理论。系统动力学认为系统的行为是由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这一点与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一致。系统动力学进一步指出，系统的结构是动态反馈结构，可用控制论的方法来研究，所以系统动力学尤其注重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反馈结构，而对变量的精确度要求不高，因此特别适合于像产业经济这种许多方面难以定量的复杂系统的研究。国外已有许多学者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来研究产业组织、产业结构等诸多产业经济对象，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从时间上看，20世纪50年代案例分析是产业经济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都曾广泛使用，并且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研究成果。案例法特别适用于无法精确定量分析的实际的复杂经济事例，非常有助于揭示出普遍经济规律在不同的实际环境中表现出的不同形式，有助于培养经济研究人员对实际经济事务中所蕴涵的经济规律的敏感性。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计量学方法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产业经济学转入实证以后采用的主要方法，目前仍是主要的实证研究方法。“60年代中后期，随着在经济计量学方法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或匆匆武装起来的）新一代学者的出现，也由于电子计算机和经济计量学软件的迅速普及，利用结构—绩效模式横断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一时间几乎成为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时尚”。（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总之，这一时期研究的基本脉络是运用案例研究和计量分析来建立和验证SCP范式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五、博弈论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运用 产业组织理论是应用博弈论方法较早的一个领域，特别是在寡头垄断、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定价、企业兼并、反垄断规制等领域。博弈论方法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可以说，产业组织经济学过去几年来在理论方面的重大进展都是由于博弈论的广泛运用而取得的，同时，博弈论及机制设计、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应用也使得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大大加强。如果说经济计量学方法主要适合于实证研究的话，那么博弈论方法则主要适用于理论分析，80年代以法国学者泰勒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就应用博弈论分析的方法对整个产业组织理论体系进行了再造。博弈论被引入产业经济理论的分析中，意味着那种过去认为只能依靠市场实现的瓦尔拉斯均衡现在可以通过组织内部结构调整等来解决市场问题。理性预期学派为这一客观事实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企业行为不仅仅取决于市场结构，还取决于企业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致的其他企业反应行为的预期，即企业的行为是其心理预期的函数。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企业的行为是各个企业所共同拥有的信息结构或判断概率的函数，这些突破性的进展使产业组织理论对现实经济中厂商的行为有更强的解释力。 现在博弈论已成为产业组织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工具，常用于研究寡头垄断、不完全市场的定价、企业兼并、反垄断规制等问题，也正是由于博弈论的应用，才使产业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进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并吸引了一大批一流经济学家投身其中，“我们开始找到一个对丰富多彩的行为的某些方面进行处理的理论方法……我们现在有了能从策略性行为和信息方面对种种现象给出解释的理论模型，这些现象包括：价格战、不真实广告、限制性定价、各种默契合作与合谋、讨价还价的破裂与协议的延误、担保和服务合同的作用、寡头垄断企业选择的定价方式、供货商与顾客之间的合同性质、各种交易制度的采用等，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在5年前几乎是无法得到的……”。（注：Roberts,DJ,1987,Battles for Market Share:Incomplete Information Aggressive Pricing and Competitive Dynamics,in Bewley,T(),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Fifth World Congres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但也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谢勒(Scherer)就认为“‘新产业经济学’的成绩被大大高估了……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我们需要基于坚实的实证研究，包括定性的和定量的两个方面……”。（注：Scherer,FM,1988,The Economics of Market Dominance,Basil Blackwell:Oxford,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6,517～）施马兰西(Schmalensee)也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对许多古典问题的认识，包括进入障碍和卡特尔稳定性问题，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博弈论方法在分析不完全竞争方面的两个不足：首先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即使简单的多阶段博弈也有多重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但如何处理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的一般方法尚不清楚，而且认为具有有限理性的人能够解决实际生活中面临的复杂的多阶段博弈问题这种假设，也似乎把理性原则推得过远了；其次，大量使用的非合作博弈模型的多重均衡结果对假设的细微变化都很敏感，使得均衡非常脆弱，对博弈论模型的检验也变得相当困难，博弈论模型的预测看上去很微妙，但往往难以检验，这样除非博弈论分析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一般性预测或者被能做到这一点的其他理论所取代，否则就应相信，产业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成果主要来自于实证研究，只有实证研究才能揭示出哪些理论模型是“空盒子”，哪些理论模型具有广泛的应用性。（注：Schmalensee,1988,Industrial Economics:An Overview,Economic Journal,98,675～）这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又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时期，“产业组织学家们又转向依靠实证研究来解决分歧、填补漏洞和提炼思想”（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过去截然区分理论研究者和实证研究者的界线消失了，实证研究者越来越愿意吸纳和利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方法的新成果，实证研究的技术和手段整体上都具有更高的水准，理论研究者也比过去更多地接触实际，实际数据更加准确并且更易于获得。所以，伴随着理论层次上对博弈论的广泛重视，案例研究方法继续受到青睐，其重要性相对提高，但横断面回归分析有所衰落。（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除了非合作博弈论仍将在产业组织理论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外，网络博弈和合作—非合作混合博弈将日益渗透到产业组织的分析中。 普拉特(Plott)的实验方法(experimental method)和80年代得到很大发展并被广泛应用到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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