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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惠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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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可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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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档案工作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应该采取以下措施:一、建立健全切合实际的档案管理制度。档案种类繁多,形式各异,有日常文书档案、业务档案、纸质档案、电子档案,要实行规范的管理,就必须建立切合实际的档案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要以《档案法》为指导原则,首先,要加强硬件的建设;其次,建立档案工作网络,具体制定业务档案的各项管理制度;最后,要严格有关的档案借阅手续,杜绝档案乱借乱发,防止分散流失。二、严格公文的制发。公文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由公文转化而来的。可以说公文制发的怎样,不仅仅决定公文本身的质量,同时,也决定了日后档案的质量,决定了档案工作规范化、标准化的质量。因此,我们在公文制发中必须要注意解决好规范化、标准化问题,以提高档案实体质量,为档案工作实施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打基础。三、做好文书以及电子文件的处理工作。工作实践表明,文书是档案的来源,档案是文书的归宿。因此,要强化系统思维意识,树立文书处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与档案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同行的工作指导思想。电子文件也属于档案的一部分,在选择软磁盘时一定要把住它的质量关,软磁盘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磁盘信息的保存寿命。在保存方面,要求软磁盘存放在无强磁场干扰、无震动、无尘、无腐蚀气体和温湿度适中的环境里。四、实施“以我为主”的立卷归档原则。“以我为主”的立卷归档原则,即归档的文件要以本单位或直属上级单位形成的文件为主的原则,这不仅是在我国文书立卷归档工作实践中形成并坚持下来的一条原则,而且还是推进档案工作规范化、标准化,乃至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实际工作中,在严格执行国务院办公厅《不归档文件销毁办法》的基础上,要注意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要准确把握文件立卷归档的时效性;二是明确立卷归档的重点和进行合理的立卷分工;三是在坚持贯彻“以我为主”归档原则的前提下,要注意有效地维护全宗的完整性。在归档工作中既要掌握重点,分清主次,把住全宗的入口关,使不该归档文件不致混入,同时,又要注意防止应归档文件的散失。五、提高纸质档案立卷的质量。案卷材料收集的是否完整是决定和影响档案价值的因素,而立卷问题与案卷装订质量问题则可能是决定和影响档案工作规范化、标准化质量的操作性因素。因此,一方面要注意解决好立卷方法问题,以有利于档案标准化管理中的分类和检索。另一方面,要注意解决好案卷装订质量问题,以有利于档案规范化管理。六、加强对声像档案的管理和保护。声像档案是指国家机构、组织以及个人在从事各种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照片、底片、影片、唱片、录音带、录像带等不同材料为载体,以影像、声音为主,并辅以文字说明的记录。声像档案是一个单位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强化规范管理,对产生的声像材料从收集、归档到移交档案室统一管理,制定一套严格的制度,防止分散流失,杜绝归为己有。对声像档案的日常保管、借阅、利用作出明确规定。要结合实际,,创造条件,力求妥善保管,从长久保护和利用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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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得快崩溃

档案学研究对象、文书学和档案学关系的反思 上传时间:2005-11-16 14:40:30 湘潭大学管理学院档案学系 徐拥军 [摘要]�我国档案学界普遍认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文书学不是档案学的分支学科。这与档案工作实践发展趋势和档案学理论研究现状不相符。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档案现象”,还应包括“文件现象”。文书学(文件学)应纳入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扩大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对于档案学和档案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档案学 文书学 文件学 研究对象 学科体系 关于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文书学和档案学的关系,我国档案学界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但笔者对这两个问题产生了一些困惑和疑问,想求教诸位同仁。 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档案学界普遍认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档案和档案工作”。例如,吴宝康先生指出:“档案和档案工作是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档案学是揭示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研究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的理论、原则与方法的科学。”①1994年,陈永生教授在《档案学论衡》中,指出档案学本身也属于档案学研究的对象,“把档案学自身排除在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外,这是长期以来中外档案学界在档案学研究对象表述上的共同缺陷”。②他进而借鉴经济学、法学等其他学科对其研究对象的表述方法提出:“在概括和表述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时……,只要保留终极的档案现象作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足够了”,所以,“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规律。换句话说,档案学就是研究档案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③陈永生教授这一说法,显然较此前的提法是一大进步,并为人们所认同。2001年,冯惠玲、张辑哲两位教授在《档案学概论》中,也认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④ 在论及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时,陈永生教授指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规律,文书学的研究对象是文书现象及其本质规律,二者可谓泾渭分明”,所以,文书学只是档案学的相关学科,而不是档案学的分支学科,不应纳入档案学的学科体系。⑤冯惠玲、张辑哲两位教授在《档案学概论》中,也同样认为文书学是档案学的相关学科,未将其纳入档案学的学科体系,而只是将“文件管理学”归入“档案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边缘性研究”的范畴。⑥ 总之,陈永生、冯惠玲、张辑哲三位教授都认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文书学是档案学的相关学科,不是档案学的分支学科。他们三人作为档案学界的知名学者,其观点代表了档案学界对这两个问题的共识。 二 本人认为,上述三人的观点,将“文件现象”排除在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之外,将文书学(文件学)排除在档案学的学科体系之外,与档案工作实践发展趋势和档案学研究现状十分不相符。理由如下: 第一,文件是档案学研究的起点。 关于文件和档案的关系,国内档案学界争论很多,难以达成共识,在此我也不想深究。但是,无论哪位学者怎样看待文件与档案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都不否认“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这一基本事实。既然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那么研究档案就不可能不研究文件。因为不研究文件,就不可能理解档案产生、运动的原因、过程及其规律。尤其是对于电子文件而言,文件从其产生、运动至最后被销毁或作为档案永久保存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存在于一个文件管理系统中。“现行文件与机关档案(即半现行文件)的界限已显得非常模糊和可变动。”⑦也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立卷”、“归档”概念。要将文件和档案分开研究,或者回避文件直接研究档案是完全不可能的。 陈永生教授认为档案学应该是研究“档案现象”和“终极现象”。但是,既然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那么“档案现象”还不是最终极现象,最终极现象应该是“文件现象”,因为是“文件现象”衍生出了“档案现象”。 正如何嘉荪、傅荣校两位先生所言:“档案正是文件运动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别名,档案就是人们有意保存起来的文件整体。研究档案和档案学必须从研究文件开始。”“现代档案学理论正是在研究探索文件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⑧ 第二,文件、档案管理一体化要求档案学研究文件现象。 文件与档案的密切关系,决定了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文件管理是档案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档案管理是文件管理的继续和发展,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同属于一个统一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对于电子文件来说,其固有的易变性、流动性、与特定载体的可分离性等特点,更是要求我们对其进行前端控制和全过程管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推行的“文书档案连锁法”实际上就是我国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的最初尝试。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引入和完善为文件、档案管理一体化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又为文件、档案管理一体化提供了技术条件,文件、档案管理一体化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时至今日,已经有许多机关开始实行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而且涌现出了一些较为成熟的文档一体化管理软件和办公自动化软件。 总之,文件、档案管理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档案学理论研究必须反映档案工作实践的这一发展趋势。 第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电子文件管理理论已经成为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和重要成果。 1986年,陈兆祦先生将国外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引入我国,并于1987年提出了自己的文件运动阶段四分法观点。⑨此后,何嘉荪教授于1991至1992年在《档案学通讯》上发表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及对我们的启示》一文,吴宝康先生于1993年在《档案学通讯》上发表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问题引起的若干思考》一文,从而掀起了我国档案学界全面研究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高潮。根据笔者统计,仅“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自1994年至今紒纷矠有关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研究的论文就多达64篇。尤其是,1999年何嘉荪、傅荣校两位先生出版了《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一书,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全宗理论和文件价值论融合成文件运动规律,深刻地揭示了文件和档案的关系、文件运动的规律及其对文件(档案)管理的内在要求,可谓是一部集大成之作。 1997年,冯惠玲教授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并于1998年将其以系列文件的形式,摘要发表在《档案学通讯》上,从而正式开启了中国档案学界研究电子文件的序幕。根据笔者统计,仅“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集的自1997年至今有关电子文件研究的论文就多达301篇。目前,已经出版的以“电子文件”为名的著作就有5部,它们分别是:国家档案局编著的《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概论》(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刘家真教授编著的《电子文件管理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丁海斌教授编著的《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董永昌和何嘉荪两位先生编著的《电子文件与档案管理》(百家出版社,2001年)和冯惠玲教授主编的《电子文件管理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由此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电子文件管理理论是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档案学界研究的重点内容和重要成果。冯惠玲、张辑哲两位教授也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指导文件——档案全过程管理的基本理论,是现代档案学理论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紒纭矠这与将“文件现象”排除在档案学研究对象之外,将文书学(文件学)排除在档案学学科体系之外的说法是十分矛盾的。在整个学术界,某一学科的一大批学者十几年所重点研究的问题不属于该学科的研究范围的现象十分罕见。 第四,文件管理理论与实践已经融入西方现代档案学。 早在1940年,美国档案学者菲利普�B�布鲁克斯就首次提出了“文件生命周期”概念。在1950年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与会者便研讨了文件管理问题。1956年美国著名档案学者西奥多·谢伦伯格在其《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用了三分之一篇幅来论述“文件管理”。1979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开展了“文件与档案管理规划”(PAMP)项目,重点研究文件管理理论与实践。1985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出版了《现代档案与文件管理必读》一书,对文件管理理论和实践作出了精辟的论述。在“文件与档案管理规划”(PAMP)项目实施的同时,西方各国档案学者也开始将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融为一体进行研究,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阿根廷档案学者曼努埃尔·巴斯克斯的《文件的选择》和《文件生命周期研究》,加拿大档案学者库蒂尔和卢梭的《文件生命——档案与文件管理综合探讨》,美国档案学者弗兰克·B�伊万斯的《档案管理与文件管理的现代化观念》等。整个20世纪下半叶,西方档案学最突出的理论成就就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已经和来源原则并列成为西方现代档案学的两大基本理论。 由此可见,“文件管理理论与实践已融入西方现代档案学,研究范围从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扩大到了文件管理。”紒紝矠为何我国档案学界在积极借鉴西方档案学的同时,还将文件管理理论与实践排除在档案学研究范围之外呢? 第五,文书学自产生而今一直附属于档案学。 我国文书学和档案学都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它们从一开始就有着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一是,文书学和档案学都是在国民政府“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推动下产生的。二是,当时一些著作既论述文书工作,也论述档案工作。如,陈国琛的《文书之简化与管理》、梁上燕的《县政府公文处理与档案管理》和傅振伦的《公文档案管理法》等。又如,周连宽两次同时出版两本“姊妹花”著作:第一次是1935年出版的《县政府文书处理法》和《县政府档案处理法》,第二次是1946年出版的《公文处理法》和《档案管理法》。这也说明,当时研究档案学的学者也是研究文书学的学者。三是,当时档案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文书档案的管理,学术界也普遍认为:“文书与档案原属一物,所谓文书,所谓档案,仅以表示同一物之不同过程”。紒紞矠可见,“总的看来,在民国年间,文书学与档案学的概念还没有明确的划分”。紒紟矠 而文书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除一部分人将它视为档案学的分支学科之外,有人将它看做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畴,有人将它归入秘书学的学科体系(其实,秘书学本身也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甚至有人将其视为公文写作学的组成部分。但是,鉴于文书和档案、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的密切关系,文书学和档案学的血缘关系,及文书学的研究主体(研究文书学的最大群体是档案学者),我认为将文书学归入档案学的分支学科更为合理。 当然,将文书学归入档案学的学科体系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文书学的研究对象——文书(文件)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属于档案学的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可见,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档案现象”,还应包括“文件现象”;文书学(文件学)是档案学的分支学科。 三 许多学者可能也意识到档案学研究对象包括“文件现象”,但为何至今没有一位学者在表述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时,将这一点明确指出呢?笔者猜测,可能存以下一些方面的原因: 一是,一些学者过分强调文件和档案的区别。关于这一点,又要求我们继续探讨文件与档案的关系。在此我只想提醒一下这些学者: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提出和电子文件的涌现,是否促使我们应该接受新的大文件观或广义文件观呢?我们是否也可以借鉴一些西方国家的做法,模糊文件和档案的区别呢?例如,他们用“Records�记录 ”一词指代“Documents�文件 ”和(或)“Archives�档案 ”。我们不是有时候也用“文档”一词指代“文件”和(或)“档案”吗?何必将文件与档案区分得那么清楚呢? 二是,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档案学是研究“文件现象”和“档案现象”的学科的话,那么档案学就不能称之为“档案学”,因为这样从名称上来说,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其实,一门学科的名称并非要完全能概括该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例如数学,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它是研究“数量关系现象”的科学,仅指算术、代数而已。而事实上,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包括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等。”紒纺矠再如图书馆学,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它是研究“图书馆现象”的科学,而事实上,早从20世纪80年初起图书馆学界就倾向于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文献信息交流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紒紣矠英语国家的“Archives Science/Archival Science/Archivology�档案学 ”,从其字面上理解,不也没有包括“Documents�文件 ”吗? 至于,为什么不将文书学(文件学)看作是档案学的分支学科,原因大概只有一个:人们普遍认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不包括“文书(文件)现象”。有人也许会提出:文件学与文书学并不完全等同,文件学是档案学的分支学科,而文书学不是。这种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虽然,文书学发展至今有将八十年左右的历史,而“文件学”的提法还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而且,传统意义上的文书学的研究重点与文件学目前的研究重点不同,文书学侧重于研究文书撰制和文书处理,而文件学侧重于研究文件运行规律和文件管理。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文书和文件没有本质的区别,两者的概念几乎等同。而且,文书学和文件学都是研究“文书(文件)现象“的学科。所以,两者融合为一门学科是必然的趋势。 其实,早在1997年张昌山教授就提出了要建立“大文件学科”,“以一切领域、一切类型和一切阶段的文件为研究对象”,“以档案学、文书学、科技文件学等固有的科学为基础”。紒紤矠黄存勋、魏鹏飞两位先生也于1998年提出了“构建文件与档案学的设想”,并认为“文件与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可以分为3块:总论部分、广义文件学部分和档案馆学部分”。紒紥矠他们的观点与笔者将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扩大至包括“文件现象”和“档案现象”的想法,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他们的观点至今在档案学界没有引起多大反响。这也反映了我们档案学界思想的保守。 四 将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扩大至“文件现象”和“档案现象”,将文件学(文书学)归入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对于档案学和档案事业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丰富档案学。 目前,档案学学科地位低、不为人所重视,是不争的事实。其根源在于社会的档案意识薄弱。但这也与档案学本身研究对象单一、研究范围狭窄有很大关系。普通百姓或多或少知道文件,却很少理解档案。如果将“文件现象”列入档案学研究对象,无疑会提高他们对档案和档案学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这将极大地丰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完善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提升档案学的学科地位。而且,加强对现行文件的研究,也有助于彻底改变人们心目中“档案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的看法。 第二,有利于拓展档案职业。 长期以来,我们在传统档案学理论的指导下,将文书工作看成是文书工作人员和文书部门的职责。而档案工作人员和档案部门只负责对文书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协助,这极大限制了档案工作的范围和职责,从而严重影响了档案工作的作用和地位。冯惠玲教授认为,在“夹缝时代”档案职业的生存之策是拓展自身的职能:“推行文档一体化全程管理,使文件、档案工作由点为线;提高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水平,提供智能化信息服务,使文件、档案管理由线为面;开展社会化服务,使文件、档案信息服务由面为网,可以使档案职业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更大空间。”紒紦矠而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扩大将为档案职业的拓展提供理论指导。 第三,有利于培养复合型档案专业人才。 文件与档案工作需要一大批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基础厚实、专业精深的复合型人才。而我国目前档案学专业教育中,有关文件管理理论的课程只有一门文书学,所占比例太小。扩大档案学的研究范围,丰富档案学的研究成果,无疑会有助于完善档案专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培养适应档案工作发展形势的高素质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五 20世纪80年代末,定位为“研究图书馆工作”的图书馆学面临巨大危机。图书馆学教育也日渐衰微,美国多家名牌大学的图书情报学院停止招生。20世纪90年代初,图书馆学界及时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扩展为“文献信息交流现象”,并借助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东风”,掀起了研究“信息现象”的高潮,使图书馆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并极大推动了图书馆的建设。图书馆事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 如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扑面而来,信息网络席卷全球,电子文件急剧涌现,档案工作发生深刻变化,档案学走到了“十字路口”。档案学如能像20世纪90年代初的图书馆学一样,紧跟时代潮流,把握发展机遇,大胆创新,积极进取,不断拓展研究范围,大力丰富研究成果,必将使档案学屹立科学之林,并极大地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 注释: ①紒紟矠吴宝康:《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第232页,第248页。 ②③⑤陈永生:《档案学论衡》,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3页,第8页,第8页,第48页。 ④⑥紒纭矠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6月第1版,第167页,第181页,第210页。 ⑧何嘉荪、傅荣校:《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页。 ⑨陈兆祦:《再论档案的定义——兼论文件的定义和运动周期问题》,《档案学通讯》1987年第2期。 10截止于2002年9月,下同。 11韩玉梅:《外国现代档案管理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2—3页。 12殷钟麟:《中国档案管理新论》(1949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修订第3版,第1777页。 14倪波、荀昌荣:《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1版,第43页。 15张昌山:《略论“大文件学科”》,《档案学通讯》1997年第3期,第61—62页。 16黄存勋、魏鹏飞:《构建文件与档案学的设想》,《档案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20—22页。 17冯惠玲:《拓展职能——“夹缝时代”档案职业的生存之策》,《21世纪的社会记忆——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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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qixiaqi

参加档案工作不久的我,碰到许多人都问及档案工作的一些基本情况,交谈中他们都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知之甚少。诚然,现阶段较从前社会档案意识有所增强,但从总体上看社会档案意识还较为薄弱。  即使在机关,档案工作也参差不齐,存在许多问题。在年检中我们发现,一是不少单位没有建立综合档案室,各种门类、载体档案没有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业务档案、会计档案、特种载体档案分散保存的现象尤为严重;二是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没有及时收集、归档,散存在部门或个人据为己为的现象屡见不鲜。  究其原因。一是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许多档案馆位于党政机关的深宅大院内,俨然一个保密机关,较为封闭;二是《档案法》虽己颁布近二十周年,但档案法律法规的权威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档案执法的刚性也不够。一种违法行为的长期存在并呈普遍性,至少说明相关法律法规缺乏足够的震撼力和威慑力。  社会档案意识的增强是做好全社会档案工作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如何培养全社会的档案意识是每个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时期社会档案意识的培养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要探索新时期档案宣传的新方法。只有加强档案宣传,社会档案意识才能得到提高。“酒好也怕巷子深”,档案是一坛酿造多年又陈封许久的好酒,连闻名遐迩的国酒茅台都做广告,何况“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档案呢?  1、把开展宣传贯穿到工作的始终,档案工作开展到哪里,宣传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使工作与宣传同步进行。  2、抓重点,不断掀起宣传工作的新高潮。根据档案工作的规律性,抓住重点时间、重点内容、重点形式,不断掀起宣传高潮。要掌握好时间,不要错过最佳宣传时机;内容要典型生动,才能吸引观众;形式不能陈旧,否则会使人不屑一顾。例如:在《档案法》颂布重点纪念日前后,开展规模较大的宣传活动,内容上要集中宣传档案法规,除正面内容的宣传外,配合一些违法案例宣传,使人对法律的理解更深刻,效果更佳。形式上不应仅搞搞展览,展览存在较大局限性,应考虑利用电视、报纸、网上、向各单位普发小册子、向各镇、街道提供宣传内容要求他们在各社区、村居代为刊出宣传板报等宣传面广的宣传形式。  3、抓时机,把主管领导作为主要宣传对象。各级主管领导对档案工作的有效开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主管领导一般不仅仅是档案部门的主管领导,往往分管几个口、多个部门。档案部门应积极主动、抢抓时机,向主管领导汇报档案工作开展情况、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取得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在实际工作中应突出一个“勤”字,即勤请示、勤汇报、勤动脑,不失时机、千方百计地争取领导的关注与支持;勤动手,经常把工作情况、计划思路形成材料上报领导。档案部门的重要工作和活动,要争取主管领导参与,以便领导全面地了解档案工作。  4、高瞻远瞩,把在校学生作为重点宣传对象。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档案意识应从学生抓起,且学生量大面广,是一个正在集中接受教育的庞大群体和后备力量,目前也是档案宣传的一个薄弱环节,应高度重视。  建立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教育功能,教育青少年学生;省、市级档案部门可编写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的档案通俗读物,服务学生教育工作;普及档案知识,让学生完整保存成长足迹,通过整理、制作个人成长档案,学生们重温自己的成长历程,增强档案意识;走进学校,为学生开设档案专题讲座。  二要加强档案立法、执法力度。档案法规是档案工作的指南针,依法治档,用强制力强化档案意识的培养。营造以法促规范,以法促发展的良好的工作氛围,加强动态管理,完善执法机制,重拳强化档案意识。  十多年来,经过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努力,档案行政执法工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客观地分析,档案行政执法工作与社会预期和档案事业的客观要求相比,还存在许多问题,并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首先,档案违法现象与行为仍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其次,档案行政执法乏力,违法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制裁。档案行政执法的对象有其特殊性,主要是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许多部门、单位面前,倒显得档案局这个执法主体是弱势部门,加上档案法律法规授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权非常有限,导致许多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因此畏缩不前。  因此,加快立法步伐,通过立法,进一步扩大行政处罚的范围,授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更大的执法权。对于普遍存在的同时危害很大的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出现的拒绝归档、拒绝档案安全保管等进馆之前的违法行为作为档案法规调整的重点。因为这些档案在进馆之间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很大,进馆这后倒相对安全了。  同时,要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开展专项执法,使执法工作的影响面日益扩大,努力推进档案工作法治化。  三要加强制度建设。其中关键的是开展年检制度和与之配套的将档案工作纳入各县市区年度综合目标绩效考核制度,这两项制度对机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档案工作及意识的全面提高尤为重要,且见效迅速,各地应全面建立。加强重大活动和重点工程档案管理制度建设,对扩大档案的知名度与提高档案意识也大有裨益。  四要重视新农村档案工作。在我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一个地方其他档案工作做得很好,农村档案工作未做好,是不完善的,档案意识的覆盖面也大有问题。长期以来,只重视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档案工作,农村档案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正因为农村档案的薄弱,所以应格外关注。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形势下,各地应制定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的总体规划,全面推进村级档案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村居建设档案、农村基础设施档案、土地承包档案、农村专业合作社、农村龙头企业档案、村民档案、农民素质培训档案、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档案、农业科技档案、农村文化档案。在现实条件下,推广“村档镇管”管理模式。主动加强服务,以规范化为抓手,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档案工作整体水平,有力地促进全社会档案意识的提高。  五要促进家庭档案观的树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档案工作做好了,社会档案意识真正会达到深入人心的境界。家庭档案应成为档案工作的新领域,档案部门要积极倡导开展家庭建档工作,更好地为和谐社会服务。  随着生活的逐渐富裕,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农民,家庭建档都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各地应积极开展家庭档案宣讲活动,通过建立示范家庭档案,举办家庭档案展览、讲座、经验交流会等,让百姓通过自己的档案感受生活的变化和祖国的进步。这是一项新工作,在建档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档案部门应积极提供技术指导。家庭档案的建立会使百姓充分体会到家庭档案与社会文明的密切联系,更多地感悟“修身齐家”的中华古训,这样社会档案意识也随之提高。  六要全面推进民营企业档案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民营企业遍地开花,已成为经济建设的一支强大力量,民营企业档案意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要积极探索开展民营企业档案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培育典型、以点带面、主动服务。举办民营企业档案业务培训班,讲解档案管理业务知识,提高专兼职档案人员的业务素质,及时向民营企业提供有关档案工作业务标准、规范及制度汇编等适用的工作参考材料,引导民营企业档案管理向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积极主动上门为民营企业服务,引导、帮助其开展科学规范的档案工作。通过挖掘档案的利用价值,为企业发展创造效益,使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认识到档案的重要作用,将档案工作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建立符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档案管理体系,促进民营企业档案意识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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