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铜文化的论文3000字

他一直从事文博工作，致力于古文字、青铜器研究及博物馆陈列工作，并长期主持浙江省博物馆新馆的业务工作，策划、主持新馆的陈列。已出版专著(包含合著、主编)十余种，发表论文八十馀篇。论文《释 》曾获1988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长期在杭州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开设古文字、中国青铜器两门主课。著作目录一、 甲骨文【专著】 《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合作)，中华书局，1988年2月。 《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合作)，中华书局，1989年1月。 《新编甲骨文字型类表》(与沈建华合作编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论文】 《释甲骨文北方名》，《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3期。 《论卜辞中的示》，《研究生论文集刊》1983年1期。 《读甲骨文?记》，《上海博物馆集刊》弟4辑，1987年。 《浙江省博物馆新藏甲骨文字》，《文物》1990年5期。 《甲骨文地名构形试析》，《殷都学刊》1990年3期。 《从甲骨刻辞论殷历中的两个重要问题》，《西冷艺丛》1990年4期。 《甲骨合文研究》，《古文字研究》19辑，1992年。 《甲骨文中的桑蚕丝帛》，《古今丝绸》1995年1期。 《说卜辞中的延尸》，《徐中舒先生百年旦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10月。 《中甲刻辞－武丁时代的另一种记事刻辞》，《东南文化》1999年5期。 《甲骨文合文新释》，《古文字研究》，22辑，2000年。二、 金文【专著】 《商周金文选》，西冷印社，1990年3月。 《东周鸟篆文字编》(与张光裕合编)，香港翰墨轩，1994年9月。 《鸟虫书通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6月。【论文】 《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84年1期。 《篓君盂小考》，《中原文物》1985年2期。 《平阴鼎盖考释》，《考古》1985年7期。 《东陲鼎盖考释》，《古文字研究》14辑，1986年。 《北山铜器新考》，《东南文化》1988年6期。 《 编钟明文释议》，《文物》1989年4期。 《吴越青铜器铭文述编》，《古文字研究》17辑，1989年。 《盱眙南窑铜壶新出铭文考释》，《东南文化》1990年1、2期(合)。 《吴季子剑铭文考释》，《东南文化》1990年4期。 《关于宜侯矢簋铭文的几点看法》，《东南文化》1990年5期。 《程桥新出铜器考释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1991年1期。 《从青铜器铭文论吴国的国名》，《东南文化》1991年6期。 《楚公逆鎛铭的复原与新释》，《江汉考古》1992年2期。 《舒城九里墩鼓座铭文补释》，《中国文字》新17辑，1993年。 《越王剑补释》，《国际百越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越王嗣旨不光剑铭文考》，《文物》1995年8期。 《浙江省博物馆新入藏越王者旨于赐剑笔谈》，《文物》1996年4期。 《鸟虫书研究(三篇)》，《纪念于省吾先生旦辰百年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 《跋古越阁新藏之州句剑铭文》，《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 《能原鎛铭文初探》，《东方博物》第一辑，1997年。 《再论能原鎛》，《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3期。 《新见越王兵器及相关问题》，《文物》，2001年1期。三、 战国文字【专著】 《古玺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3月。 《黄宾虹古玺印释文选》(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年12月。【论文】 《关于〈爰 两考〉一文的商榷》(合作)，《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4期。 《释 》(合作)，《吉林大学学报》，1981年2期。 《释 》，《史学集刊》1983年3期。 《关于三晋兵器的若干问题》，《古文字论集》，《考古与文物丛刊》(二)，1983年。 《释战国陶文中的 》，《考古》，1984年1期。 《读〈先秦货币文编〉?记》，《中国钱币》，1984年2期。 《楚帛书〈月令〉篇考释》，《江汉考古》，1985年1期。 《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考古与文物》，1985年4期。 《岣?碑研究》，《文物研究》5辑，1989年。 《先秦货币铭文释读拾掇》，《浙江金融》，1987年增刊。 《关于先秦货币铭文的若干问题》，《中国钱币》，1992年2期。 《包山楚简中的受期》，《江汉考古》，1993年1期。 《古玺文字中的=符》，《印学论坛》(西冷印社建社90周年论文集)，西冷印社，1993年。 《战国古玺考释(三篇)》，《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 《释楚国的几方烙印》，《江汉考古》，1994年2期。 《上相邦玺考》，《中国文物报》1995年12月17日。 《关于真山出土的上相邦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2期。 《望山楚简文字新释(四则)》，《东方博物》第四辑，1999年。 《释兔》，《古文字研究》20辑，2000年。四、 文史考古【专著】: 《浙江文物》(合作)，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 《浙江七千年》(合作)，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9月。 《黄宾虹文集》(与卢辅圣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6月。【论文】: 《越王姓氏新考》，《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3期。 《浙江鄞县出土的春秋时代铜器》，《考古》，1984年8期。 《春秋初期越为徐地说新证》，《浙江学刊》，1987年1期。 《浙江出土商周青铜器的初步认识》，《东南文化》，1989年6期。 《姜娘子铜炉辩伪》，《中国文物报》，1990年5月3日。 《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性质浅议》，《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 《赵之谦〈朱笔堂判卷〉跋》，《书法丛刊》25期，1991年。 《南明官印集释》(合作)，《东南文化》，1992年3、4期(合)。 《王安石及其〈字说〉》，《浙江学刊》，1992年6期。 《〈越绝书〉戈船释义》，《文史》36辑，1992年。 《马王堆帛书〈易经〉?记》，《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湖南出版社，1994年。 《元鲜于必强墓铭考》(合作)，《书法丛刊》，1995年1期。 《隋唐官印的认识和研究》，《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0年3月。

早期人类社会，动物对人具有神奇力量，而人则是被动的。对自然的无奈、恐惧与敬畏，使得人们期盼神力的庇护，甚至把自己想象为某种猛兽，刻画兽身人首或人身兽首的形制、纹饰。用青铜器上更为狞厉怪异的纹饰“辟邪免灾”，增强自身的安全感。《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也。”周人装饰饕餮纹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知道贪吃必将害己，也暗含着人对猛兽恐惧万分、痛恨不已又无能为力而诅咒它们自食其果的感情成分。这时青铜器纹饰中人形装饰极为罕见，偶尔出现时，也仅处于被动的地位，而饕餮面形常常构成全部装饰的中心，令人望而生畏。狰狞恐怖的纹饰是对命运的恐惧心理在器物装饰上的投射：对异族是恐怖的化身，对本氏族则是战胜恐惧的符号。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运用智慧、工具与猛兽斗争，从偶尔取胜，逐渐相持，到掌握主动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一些猛兽虽然存在却不再像先前那样常出没于人们居住的村寨、城邑。人与动物之间的搏斗逐渐减少，甚至不是猛兽寻人残食，而进入了人寻兽而猎的时代。反映在青铜器装饰上，动物纹饰趋于程式化，前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饕餮纹、夔纹数量减少、面积缩小，所表现的怪异力量递减，逐渐失去了往日超自然的魔力。青铜器装饰中动物纹仍然保存，已不再具有怪异的力量，或被现实动物纹、人物纹或几何图案替代。人与动物的这种关系变化，影响着人对动物的态度。体现在神话中，动物扮演的角色从族群祖先（如子姓与玄鸟的关系，东周的典籍《诗·商颂》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说），到上帝的使者（《说文》中说：“凤，神鸟也”神之使者。），从先祖英雄的伴侣（如夏后启与两龙的关系，《山海经》说：“启宾天有两龙为伴”。）到为英雄所征戮的恶魔。如果说早期神话中人对动物的态度是敬畏的话，那么后期神话中这种态度已不复存在。这时动物不再是人类祖先的帮忙者，而成为降祸于人、为英雄所驱除斩擒以立功勋的恶魔。“商周青铜器上种种纹样现象，首先不是出于奇异的审美观念，而是出于对自然力的崇敬和支配它的欲望的幼稚的幻想。”“商代青铜器的纹样，是与当时生活中的动物界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商代装饰艺术家所使用的动物纹样中，大多数都原来有一个土生的和与自然界有关的基础。”工匠们“将主体的动物分割成相等的两半，拼成平面，再将同一动物的身体各部分予以重复；或将甲动物的一部分配合与乙动物的另一部分；或夸张其身体之一部而忽略他部，由此形成各种复杂的纹样。所以，有各种奇异畸怪的形象出现。但题材都是自他们生活的环境中取出的”所以说，“饕餮纹所取的物象多是由来有自，取诸常见的鸟兽等物，或近取诸人类的”。

如果要说起我国古代的文明，那么青铜器必是其中一项重要发明。青铜器是人类最早发明的金属器具，也是人类学家公认的三大文明起源之一。我国大约于公元前2000多年进入青铜器时代，是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国家之一。古代的青铜器可以分为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不过那时候，最多的青铜器是礼器，青铜礼器在奴隶制社会时期被统治者用来祭天祀祖、歌功颂德，待统治者死后还要与其同葬于墓中。“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对于统治者来说，青铜礼器尤其是鼎之类的重器多被人们看作是社稷的象征、权威的体现。它甚至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对于一当时的社会来说，青铜礼器已转换了角色，从器物变成了地位和身份的象征。青铜器既然如此重要，又是何时从人类的生活中没落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我国的青铜文化。一、青铜器的出现青铜器指的是先秦时期质地以铜为主，加入少量锡、铅浇铸，表面呈青绿色或青灰色的器物。但其实我国最早出现的金属器具不是青铜器，而是红铜器。在古代的时候，人们习惯用孔雀石装饰自己，后来人们用孔雀石加木炭冶炼铸造出了红铜（因其颜色呈紫红色而得名）。不过，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红铜的硬度低，不适合制作生产工具。那时候人们又是以农业为主，所以红铜器的作用不大。直到后来人们发现了锡矿石，进而冶炼出锡，人们又把红铜和锡一起熔炼成青铜合金，由此青铜器正式出现。相对于红铜，青铜具有熔点低、硬度大、化学性能稳定的特点，由此迅速推广开来。青铜不仅用来制作各种生产工具，还用来制作武器和生活用品。青铜的发明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就拿生产方面来说，由于青铜所制作的工具比石器锐利，因此劳动生产率大大增加，农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因此又带动了生产关系及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巨变。总的来说，青铜的发明使人类社会发生了质的飞跃，人类也正式从石器时代进入到青铜时代。二、我国青铜器的特点1、制作工艺精巧。我国古代青铜器的制作工艺主要是合范法，也就是用陶质的复合范制作出青铜器。后来又发明了更简洁的失蜡法。这都体现了我国工匠技艺的高超。而且，我国还注意青铜器的装饰，一般都用绿松石、玉、陨铁、红铜或者金银镶嵌在青铜器上，使青铜器更加美观大方。青铜器上的铭文2、铸有铭文（通常所说的金文）。铭文是我国青铜器独有的，我国从商代中期开始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开始只有一两个字，到了后来逐渐增多，不过最多也只有48个字。而且青铜器上的铭文多少和朝代有很大的关系，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长且多，春秋逐渐减少，到战国已经罕见了。铭文不仅有利于研究青铜器的历史，更能为青铜器的断代及鉴别提供重要的依据。三、我国青铜器的发展阶段简单来说我国的青铜器的发展经历了萌芽、育成、高峰、转变、更新五个时期，这五个时期主要存在于夏到战国这几个朝代内。1、萌芽期中国青铜文化起源于史前时期，也就是在黄帝、蚩尤时期就已经开始冶铸青铜器。这时期的青铜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红铜与青铜并存；日常工具和生活类用品占多数；青铜器还没有等级之分。2、鼎盛期鼎盛期指的是中国青铜时代，也就是从夏到战国早期。夏代时期已经有了“器以藏礼”，也就是把不同形状、大小的青铜器通过搭配组合，来区别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时期，青铜器不光是器物，也是等级和身份的象征。商代是中国青铜文化的第一个高峰，器物种类有了一定的发展，青铜器的广泛使用，使得农业和手工业大力发展。春秋时期，铁器出现，不过这时候青铜器反而的铸造技术反而有了新的发展。项羽举鼎3、转变期战国末期到秦汉初期是我国青铜文化的转变期，这个时期，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变，传统的礼仪制度彻底瓦解，铁器得到了发展。不过这个时期青铜器仍然受到人们的热爱。一是因为这时期战争频繁，作为武器的青铜器的需求也增加了；二是这时期青铜货币和度量衡出现；三是铜镜、符节等日常用品更加精美，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不过，在战国后期随着冶铁技术的告诉发展，青铜器还是开始逐渐退出了人类的生活舞台。可以说，随着奴隶制社会的消失，青铜器也失去了它的魅力。四、青铜器的分类1、工具类主要指的是用于生产的农业工具，如砍伐工具斧、斤；翻耕工具耒；锄草工具铲等。陕西省凤翔县的一个战国墓里就曾出现了了一整套修车用的工具，如铜钳、斧、凿等等。这都是当时生产和生活中必须要用到的工具。2、兵器类兵器是历代不可缺少的工具，不过兵器并不是只是作战武器，它还在其他场合使用，比如祭祀礼仪、捕获野兽等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青铜武器主要是以冷兵器为主，也就是戟、剑、矛等等。3、容器类这是青铜器里最重要的一个类项，也是最能体现当时工匠工艺设计能力和技术发展水平。容器器皿包括，烹饪器鼎、鬲、锅等；盛食器盂、碗、钵等；酒器尊、觚、角、壶、盏等；水器盆、盘瓶、缸等。这里面需要说明的是鼎最开始作为烹煮的器皿，后来到了商周时期就变成了祭祀的礼器，最后甚至还象征着统治者的权力和建国兴邦，例如“问鼎中原”、“一言九鼎”这些成语就说明了这个问题。4、乐器青铜乐器也是一个大的类项，较常见的有秦汉以前的青铜乐器，如礼仪用的铃、鼓、磬、铙、钲、傅、编钟、勾、于等；寺庙用的钟。而锣、钹、唢呐、喇叭、号等功能更是多样化，不仅用于梨园戏剧、迎亲送葬，还用于娱乐游戏、礼宾游行等各种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