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理论与实践期刊官网查询

首先，你要确定好自己所要发表论文的期刊，罗列好大致有那几个。找适合你的期刊，上面都会表明投稿邮箱、联系电话、联系方式等，可自己联系。各大检索数据库查找,部分期刊在被收录的数据库的页面是有征稿函的征稿函里一般有官方的联系方式，直接按格式整理，按要求投稿即可。查找期刊的官方网站,注意很多网站只是代理征稿网站或者网站，并不是真正的官网，而且有些期刊是没有官方网站的，可以联系查找主办单位的联系方式进行咨询。用搜索引擎搜索《期刊刊名》+征稿函少部分期刊是会有编辑对外发布征稿信息的，但是这个就需要你自己擦亮眼睛进行分辨是不是真正的征稿信息了。找论文代理或者代投机构万能的某宝或者百度，搜索XX发表，提醒你擦亮眼睛，很多很多很多。其他，你可以咨询身边已经成功投稿发表的朋友，既然已成功发表，渠道肯定没问题，比你自己摸索要非常省时省力。（资料来源：中国论文网http;///）

我觉得人民大学教授吴晓求的也挺好的，框架很清晰，文字也比较准确。

1融资渠道的单一化中国风险投资规模偏小，融资渠道单一，目前尚没有充分利用个人、企业、金融或非金融机构等具有投资潜力的力量共同构筑一个有机的风险投资网络。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都是在政府的主导投资下创立的，其资金来源也主要是由政府出资，其弊端已暴露无遗，因而，风险投资公司设立时要注意政企分开，鼓励非国有企业、个人、外商及其他机构投资入股，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实现投资多元化，努力使民间资本在风险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2、风险投资业务地域分布不均中国风险投资主要集中于深圳、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无论是从新增投资项目数、投资金额还是新增管理资本方面，深圳、上海、北京三城市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西部地区却发生退减现象。3、 政策法律环境的制约完善的外部运行环境是支持风险投资体系顺畅运作的前提条件，是风险投资发展壮大的基础。风险投资发达的国家实践证明，要使风险投资获得大力发展，政府必须要有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引导和支持，要有对应的法律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与之相配套。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工具，对政策环境具有很高的要求。近年来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迅速，但政策法规建设还显得相对滞后。

有人认为我只讲理论，而不讲实践，似乎将理论（或知识）游离于实践。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其实最近几年来我愈来愈感觉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先从我个人的体会谈起，价值投资的许多争论表现为观点的分歧，其实是关怀的不同。 1、我所关怀的问题当前我所关怀的问题有两个：a、引导我走上价值投资之路的问题；b、我走上价值投资之路后遇到的新问题。 我的a问题是：格雷厄姆-多德或巴菲特-芒格所提供的投资方略从理论上看是那样的完美，那样令人信服和让人向往，可是在实践中，又是那么艰难，充满那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二者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有些人只是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价值投资的不适用，与之相对的观点则把问题归结为操作上的失误，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反省“反差”，也就是一流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反差”。由这个问题扩展开去，就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投资理论和实践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所有这类“反差”事件中究竟能够提取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来？这相当于哲学中的原生性问题。 由此生成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价值投资究竟在什么情况下适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价值投资与成长投资孰优？什么情形下可以进行长期投资，什么情形下不能进行长期投资？等等。这就是我所关怀的b问题，相当于哲学中次生性问题。 a和b的内在联系表现为，没有a，则无以b；但如果继续b，则不能没有a。a是既往历史中的表现，尽管它在现实中还在延续；而b则是我们现在的实际。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以为应该通过研究历史、经济、投资等实证学科来寻找问题发生的具体原因。因此，必须大量阅读经典著作以及其他一些重要著作，包括投资史上其他重要人物传记、访谈、报告和信件等等。通过阅读这些著作，使得自己能够站在历史的前沿，从而审视整个市场。 2、一个例证 比如，如何看待价值投资的适用性问题。当前的A股市场已经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以为市场正走入了类似于A股1999年所谓的科技股行情。但是这样的走势，实际上在美国市场中已经上演过两次，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上演了一场“漂亮50”大溃败的画面，另一次则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上演了一场网络股泡沫破灭的悲剧。两次市场几乎都表现出一个相似的特点：估值出奇地宽阔，不同股票的估价高的极高，低的极低。并且高估最厉害的一直是表现最好的，而低估最厉害的则一直表现最差，因此股票越来越与其代表的企业脱钩，这一点也与今日相似。 引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投资者进行考察。一个是比尔·鲁安，另一个则是朱利安·罗伯逊。比尔·鲁安在1973-1974年那几年时间里，成了当之无愧的亏本大王。竟然连续四年遭受低于标准普尔业绩，比尔·鲁安把它比喻成“类似中国的水患之灾。”更为严重的是到1974年，他的红杉基金已比市场落后了令人咋舌的36个百分点。到后来，他只好“躲在桌下，不敢听电话，心里盘算着风暴是否已平息。”而朱利安·罗伯逊则更是出演了一曲价值投资的“悲歌”。随着投资者不断大量的赎回，最终导致朱利安·罗伯逊的老虎基金因为无法赚钱而解体。不仅老虎基金如此，当时股市中各种类型和规模的价值投资者也都遭遇了重创，沃伦·巴菲特的公司股票在1999年几乎下跌了32%。另一个著名的价值投资者塞思·卡拉曼在1998年则遭遇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亏损的财务年度”，市值下降了3%，卡拉曼把它形容为“在我们的伤口上撒盐”，而这一年正是他股票投资过多，持有现金过少的时候。 因为看到这一点，托马斯·奥在他的《价值的魔法》中这样指出，在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那个时段，价值投资法的用处不大，但是可以通过远离仅下跌10%-20%的股票来保存本金，以在市场底部时能继续买入；而在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那个时段，价值投资法的作用也相当有限。不过尽管如此，价值投资法仍然会带来良好的绝对回报。假如当前的市场果真如此，那么价值投资者该怎么做？其实也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坚守，要么放弃。而实际上一个真正的价值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随便偏离严格的价值投资原则。以塞思·卡拉曼为例，他的做法往往是，在绝对便宜出现的时候买进，在它们不再便宜的时候卖出，在没有更好的投资机会的时候则持有现金。冒着有限的下跌风险获取正回报，所有的目标在于保护资本，不在乎错过投机性收入，当整个华尔街都在狂奔的时候反而放慢步子， 3、结论 我一直都有这种想法，当我们在汲取书本知识时，应该将那些理论（或知识）尤其是投资知识视同历史。历史是构筑理性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其中就隐含以史为鉴的意思。因此那些“未能记住历史教训者，注定要重蹈覆辙。”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稳固如山。以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为例，虽然格雷厄姆在第一版第一页就警告我们，“过去经验结晶而来的规则”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再有效，但是从今天的投资行为、投资选择以及股票持有方式等来看，格雷厄姆在第一版中确立的聪明投资的基本原则依然完美而无懈可击。 之所以必须学习理论（或知识），是因为理论会“讲得清楚”，合乎逻辑，力求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已经被公共地反复验证。而实践就要“想得周全”，不能只此一家、排除其他，因此要博采各家之长，汲取经验教训，以求事情本身的集成优化。所以，应该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印证理论。既不能用实践的方式搞理论，也不能用理论的方式搞实践，两者之间既分工又互补。虽然实践可以出真知，但是在投资领域中却显得无比艰难。《非理性繁荣》的作者罗伯特·希勒认为他能够预测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因为他喜欢阅读任何方面的理论，包括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因此对于我个人而言，无论如何，离开了理论（或知识），则一事无成。这就是我在学习中的初步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