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篇十分重要的论文了，其重要程度等同于毕业论文。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历史学就是研究政治史和经济史，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我的思路可以说是开阔了一些。历史，从广义上说，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因此无论是什么问题，其实都可以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只是“术业有专攻”，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科分类越来越精细，因此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和历史，主要由理工科类去研究，而“历史”作为一个学科，主要或是说完全转向了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 除了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其他的诸如服装、各种文化现象、思想发展潮流等等都可以成为历史学科的研究范围。我个人现在更对文化史感兴趣。这部分历史和问题，与社会学、心态学、哲学、思想潮流都有极其紧密的联系。而且研究的问题也都更有趣，更轻松。但要做成学术论文的样子还是很难。 这次要做的论文，我想写写“八大胡同与娼妓文化”的相关事情，想把自己从政治史和经济史中解放出来。这个题目挺变态，但老师没说存在什么道德上的问题。这只是正常的学术讨论和写作，只是了解我们不知道的历史。老师还说让我实地考查。但我现在对历史非常的排斥，论文也许写起来会很痛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心情翻阅资料和书籍…… 对历史研究认识的狭隘，也是现行中学教育的一个的弊病。迫于各种考试，我们的历史课几乎是只将政治、经济和军事，这就给学生造成了极大的误区。而孰知，历史也许就隐藏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中……
原创的，独一无二，包查重。
学术堂整理了15个好写的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 1、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 2、“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 3、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 4、全新世以来浙江地区史前文化对环境变化的响应 5、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 6、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 7、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 8、逐鹿或天命:汉人眼中的秦亡汉兴 9、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10、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 11、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 12、清代耕地数据恢复重建方法与实证研究 13、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 14、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 15、秦军功爵制的经济学分析——兼论秦军功爵制功效何以远超六国
= = 历史学的不好居然考上研了，强大。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或者是中外交往方面的？
曾经有一种偏向，似乎在历史研究工作中，违背历史主义原则倒无所谓，就是害怕说违背了阶级观点。似乎只要表面上强调阶级观点，就是革命的，是“左”派，而如果强调历史主义的话，就会被看成不那么革命，而是右倾了。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也来一个“宁‘左’勿右”，只提阶级观点，不提历史主义。这也是对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关系缺乏正确理解的一种表现。 其实，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一致的。 坚持阶级观点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坚持历史主义同样也是必要的。坚持历史主义，并不意味着忽视阶级观点。如果在研究工作中对阶级观点有所忽视的话，应该说那不是历史主义原则本身有什么过错，而只能是研究者没能正确地运用这一原则。因为正确地运用历史主义原则是不会违背阶级观点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要求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要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但是，它同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客观主义表面上标榜不带阶级观点，实际上是带有资产阶级的偏见，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具有鲜明的党性原则。它要求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不是颂古非今，而是引导人们向前看。它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对于历史遗产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绝不是兼收并蓄。如果认为历史主义态度就是不加分析鉴别地把历史上的陈年老账统统摆出来，那是对历史主义的曲解。绝不能把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历史主义原则看成是不讲阶级观点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十九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作出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结论， 列宁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 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结论，都是正确的，都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作出的结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难道能说他们没有阶级观点吗？显然是不能这样说的。 应该指出，我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是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来看问题。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分析、认识和评价，也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而不是站在任何别的阶级 的立场上来看。尽管历史上的一些阶级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上、某一时期内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进步性，但是比起无产阶级来，他们都有着自己的阶级偏见或者阶级局限性，而无产阶级却不存在阶级局限性的问题。历史上任何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最有前途，它与人类历史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它代表着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因此，无产阶级毫不隐瞒、也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无产阶级对于历史上的一切事物，根本不需要美化、夸大、掩盖或缩小，而是把历史现象弄得越清楚越能从中发现规律，因而对推动历史发展也就越有利。在无产阶级看来，对于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并不是简单的痛骂一顿，对于历史上劳动人民的苦难，也不仅仅只是流下一些同情的眼泪，就算完事了。这样作虽然无可非议，然而阶级观点并不是仅仅表现在这一点上。因为这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不是研究历史科学的目的。无产阶级是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历史上的一切事物的。有利于推动历史前进、社会发展的，就应该肯定；反之，就应该否定。我们歌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并不是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简单地表示同情，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它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且根据历史主义的原则，恰当地指出它的局限性。可以说，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才能有正确的阶级观点，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历史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如果离开了无产145阶级的立场，则既没有正确的阶级观点，也没有真正的历史主义，或者只会把两者对立起来，这正是历史研究中产生种种错误（尽管表现形式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个别文字修改。） 实事求是史论结合 李鸿然艾力云 史论关系问题，是史学领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曾开展过多次讨论，其间有一定收获，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这个问题更被搞得混乱不堪。时至今日，人们对它的认识仍然很不一致。因此，进一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有助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也有助于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理论和史料，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 一、“以论带史”的谬误与流弊建国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力图用它指导史学研究，使史学领域面貌一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有些同志不能正确处理革命理论与历史资料之间的关系，于是史学界便自然地开展了史论关系问题的讨论。讨论中，不少同志都用“史论结合”的提法表述史与论的关系，也就是说，不管史学工作者们当时能否把二者正确地结合起来，但都愿朝这个方向努力。一九五八年，在所谓“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中，有同志片面地强调理论的作用，把史料看成无足轻重的东西，甚至有人把史料同资产阶级史学划上等号，谁强调史料，谁成了“白旗”，就要受到无情的批判。这场运动之后，“史料”被批臭了，因而出现了研究历史的人避讳史料的怪现象。那么，历史课怎么教呢？历史科学如何研究呢？一些抱有善良愿望的同志，想在山穷水尽的史学研究绝路上凿出一条通道，于是迎合批判者的心理，提出了“以论带史”的主张。 “以论带史”的主张曾左右过当时的史学论坛，并对以后的史学研究产生过不可小视的影响。怎样看待这一主张呢？我们认为，这一主张在反对那种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中，也起了一些作用；然而，这个在“左”倾思潮泛滥时应运而生的主张，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流弊，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 首先，“以论带史”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历史应当从历史实际出发，从客观史料出发，而不能从固有的结论出发，或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正确的理论是研究历史的指导原则，而不是出发点；只有史料才是研究历史的出发点。史学工作者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认真地掌握充分的史料，对这些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然后再得出自己的结论。“以论带史”颠倒了这种研究程序。 它不是用理论指导实践，而是将实践充当理论的图解；不是从史料中得出结论，而是随意剪裁史料，使之适合某种先验的结论。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成了简单的公式，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变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用现成的结论代替了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它先有观点，后套材料，史料不过是某种观点的注脚，而这种观点又是受主观意志支配的。所以我们认为，“以论带史”不是唯物主义的治史主张，而是唯心主义的治史主张。 这种唯心主义的治史主张，必然导致从概念到概念。研究历史必须掌握大量的材料，进行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而不能撇开研究对象去发空论。这 是连古人都懂得的常识。孔子就曾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史料问题，并把史料看成研究历史的前提和依据，反对不研究史料而先有结论的空谈。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按照“以论带史”的方针治史，“无济于事”的“空话”是不可避免的。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史坛上出现了不少这种讲空话的文章。有些人以为摘引几条经典作家的语录就是有了“论”，不掌握史料也可以写史学论著了，甚至强求别人的文章必须有语录，认为没有语录就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史料挂帅”，语录成了“接受绝对科学的烤火鸡”，成了检验史学真理的唯一标准。语录能不能代替史学研究呢？当然不能。世界上的事物错综复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经典作家告诉了我们历史发展的总的规律性，或对某些特定的具体问题作了概括，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历史作专门研究，对每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结论。把经典作家的言论当作标签到处乱贴，把史学论著变成语录汇编和语录注释，是本本主义的表现，它使“以论带史”逻辑地走向了“以论代史”。 这种本本主义的治史之道，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使它失去了应有的创造性。文化大革命前曾有不少史学家否定了这种治史之道，但是当“左”倾思潮居于支配地位的时候，这种治史之道总在困扰纠缠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史学研究只能固守在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论点上，不能越雷池一步。中国封建社149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怎样看待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如何认识某些农民起义后地主阶级采取的让步政策？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等历史人物，又该怎样进行评价？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能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答案，经典著作中没有写的，须以领导人的有关讲话作依据。若是有人提出一个经传未载的新观点，即使有十足的史料根据，也会被视为异端。要是谁发表了和领导人某一论点有出入的见解，更象是触犯了天条，便可能遭到讨伐。 这种本本主义的治史之道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受到影响，而且使我们某些史学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思考和分辨力。十年内乱中，从所谓“史学革命”到什么“评法批儒”，为什么总有一些同志上当，随声附和？原因自然很多，很复杂，但是原因之一是：这些同志把本本视为神圣教条，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乃至领袖人物的一两句话看成金科玉律，所以当林彪、“四人帮”一伙高举本本整人或凭借领袖言论人的时候，这些同志就容易成为他们的俘虏，接受他们的反动谬论，并以此为依据去宰割历史实际。我们决不能把革命队伍中的本本主义与林彪、“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混淆，也不能把“以论带史”与“影射史学”等同起来，但是应当承认，前者确实具有可供后者利用的地方，这就给野心家以可乘之机，使有些同志失足落水。因此，在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和影射史学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分析“以论带史”的谬误与流弊，屏弃史学领域中一切形式的本本主义。 二、“论从史出”不宜作为全面的治史口号“以论带史”的口号出现几年之后，史学界一些同志从实践中初步看到了它的错误与危害，于是提出了“论从史出”的口号。这两个口号针锋相对，一个强调“论”，一个强调“史”。所谓“论从史出”，是说研究历史应当从史料出发，结论或观点应当出自史料。它的本意在于强调史料的第一性，结论的第二性，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研究历史不但需要有丰富的确凿的史料而且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论从史出”这个口号没有表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在实践中容易助长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所以它也有片面性，不宜作为一个全面的治史口号。 我们尊重历史学家在记录整理史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重视他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那些带有科学意义的评价。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文明社会遗留下来的史料，都反映一定阶级的意志，表现了作者所属阶级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集中地反映在“君子曰”，“太史公曰”、“臣光曰”和大量的“论”、“赞”、“评”里，而且也反映在章节安排与材料取舍上。有时甚至简单到一个字或一个词，如“侵”、“伐”、“围”、“弑”、“诛”、“杀”等等，也都包含着作者的观点，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我国古代史学中确曾有过“秉笔直书”，它是可供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之一。 所谓“秉笔直书”，是指某些优秀的史学家真实地记述了部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这种记述并不能摆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且大多数旧的史学家，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刘知几慨叹道：“史之不直，代有其书”（《史通·曲笔》）。事实上，大量的旧史料都带有阶级烙印，都不同程度地被歪曲了。面对这样的史料，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如果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分析研究，片面强调“论从史出”，那怎么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呢？ 有人曾说，只要掌握了大量史料，然后加以科学的考订，合理的安排，就可以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认为，如果问题仅仅是对某些具体史料的考订，这种看法也许是不无道理的。然而，如果问题超出这个范围，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历史科学是由多门学科组成的，其中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不仅仅是对某些具体史料的考订。对史料的搜集、整理、校勘、考订等等，属于史料学的范围。史料学只是历史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史料学不等于历史学。只搞史料的考订、编排，最多能把一个个的个别史实弄清楚，而不能找出各种史实之间的互相联系，发现历史的规律性。诚然，掌握足够的可靠的史料，才谈得上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但这不等于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又恰恰在于后一方面。我们衡量历史研究的水平，不单看它拥有多少史料，主要还是看它根据这些史料所揭示的历史规律的深度与广度。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许多史学家，曾对不少史料作了考订和排比，对不少历史事件作了生动具体的记述，对不少历史人物作了相当中肯的评价，但是从全局来看，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把历史研究变成科学。对许多历史现象，他们或者感到惶惑不解，或者表现出阶级偏见；对历史的发展规律，他们要么是茫然无知，要么就是作些主观武断的臆测。正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写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而不能摸到社 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能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深刻认识历史的本质，真正掌握历史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事。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才达到科学的高度。这就启示我们，要发展历史科学，单讲“论从史出” 是不行的，还必须在史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有正确的理论指导。 在史学研究中，既不能片面强调理论，轻视史料；也不能片面强调史料，轻视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掌握大量的确凿的史料，是史学工作者的两项不可缺少的基本功。这两项基本功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是毫不相干或彼此对立的。不从史料出发，搞本本主义，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匍匐在史料上，搞唯史料主义，也难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有这个指导和没有这个指导是大不相同的。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翦伯赞等许多优秀史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做了卓越的贡献，他们都是史料、理论并重的。在许多问题上，他们所使用的史料，大多仍然是前人所用过的史料，然而他们却得出了崭新的结论。这是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善于对这些史料作科学分析，因此能拨开历史的迷雾，发现历史的本质。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只讲“论从史出”，他们就无法超过前人，不可能做出卓越的贡献。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历史论著更能说明问题。恩格斯的名著《德国农民战争》中，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料材，都是从戚美尔曼的《伟大农民战争史》一书中借用的。戚美尔曼热爱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他的著作中处处为被压迫阶级辩护。恩格斯公正地指出：他的著作，“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就当时来说，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他是从史料出发论述问题的，论述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就整体来看，他的论述缺乏内在联系，没有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羁绊。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虽然在有关问题上没有提供新材料，然而却深刻地阐明了这次农民战争的历史进程，精辟地分析了这次农民战争的起源和结局，透彻地论述了参加这次153农民战争的党派的立场与理论，又一次发挥了由马克思指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两部著作从同样的材料出发，结论的正确性和深刻性却如此不同，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同样应当从作者有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这方面去寻找。“论从史出”本是可以作为唯物论口号的，但是如果把它绝对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这个口号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 三、还是“实事求是，史论结合”的提法好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深刻批评了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学风，批评了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主观主义的反科学的方法，强调实事求是，强调理论和实际结合。他对“实事求是”作了如下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他说：“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 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段三十九年前的话，今天听来何等亲切！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这段话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实事求是“，本来就是针对研究现状和研究历史等问题而提出的，因此对史学研究无疑完全适用：”理论和实际结合“，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史论结合。据此，我们认为，治史方法还是概括为”实事求是，史论结合“为好。 “实事求是，史论结合”，要求我们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详细占有史料，并且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进行认真细致地研究。对史料，不能有任何主观随意性，不可抓取片断的事实去适应某个现成结论，而应当“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同时对这些事实加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实事求是，史论结合”，还要求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被无数历史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所以在历史研究中是应当严格遵循的，违背了就会犯误错；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问题所做的个别结论，是根据特定的历史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得出的，因此我们不能死抱住这些结论不放，而应当根据客观历史实际及时地改变那些必须改变的部分；同时，我们还要敢于从新的历史材料出发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后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为我们提供过伟大的示范。一八八四年，恩格斯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在原始社会史研究方面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恩格斯并没有把它当作“终极真理”，一八九一年第四版里，他又吸取了新的历史资料和新的理论观点，对这本书的论点进行了许多补充和修改。恩格斯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时，也应当采取这种态度。列宁说：“我 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一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 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页）。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无产阶级各项事业的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停滞不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需要用新的结论和新的原理来代替那些过时了的旧结论和旧原理。这原是经典作家们生前用以发展他们理论的方法，也应是我们发展他们理论的一155个必要途径。今天，史学领域中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我们应当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 要做到“实事求是，史论结合”，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就史学界的现状来看，我们既需要加强理论学习，也需要努力做好资料工作，更需要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建国以后，史学领域出现的空谈理论、不务 实际的本本主义倾向和满足于史料罗列、轻视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倾向都没 有得到彻底纠正，十年内乱中“影射史学”造成的严重创伤也没有最后痊愈。 这几年虽然理论探讨逐步活跃，钻研史料日益认真，但要做的工作还多得很，我们应当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实践，不断前进！
最简单的你直接去上百度百科 清楚的很·什么都有！
几百的那叫作文
研究生发表论文，有些学校要求不高，有些要求高，具体看学校文件，不知道怎么找的话就问老师或者查询之前学校都发过什么刊物，这样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比较好进一步选择
很多的，看你是哪方面的了！关于新疆的民族问题就可以写呀，你可以写政府在民族团结方面的政策和举措。（这个应该是比较热门的话题）可以写新疆的地理气候方面的，比如气候方面：昼夜的温差，四季的转换。地貌方面：雅丹地貌，沙漠，植被等等！旅游方面：有很现代化得城市，有原始森林，湖泊等等民族文化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天然气，石油，矿产，粮食等等军队方面的也可以，但是想要在网上找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困难！大概就这些，能想到的话我会补给你，如果还有别的方面需要知道的，你可以百度hi我。
新疆位于欧亚大陆腹地是古“丝绸之路”要冲古代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等四大文化体系交汇于此形成了新疆多民族、多宗教、多语种、多风俗的特色文化资源。进一步加快新疆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是有效提升民族文化内涵和群众道德素质的重要手段更是新疆建设全面小康的基本要求、增强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和维护国家文化战略安全的重大举措。 一、新疆文化建设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全国各省区市一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新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文化建设步伐显著加大。通过不断加大文化设施建设投入力度繁荣文化市场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建立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程度不断提高新疆文化建设走上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文化艺术事业欣欣向荣。新疆现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90个,年均演出9000余场。艺术门类从以各民族歌舞音乐为主发展到歌剧、话剧、京剧、秦腔、豫剧、新疆曲子、儿童剧、杂技、曲艺、交响乐等各类艺术平衡发展的局面。一大批突出时代主旋律、具有浓郁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的优秀剧目在国内外舞台上一展风采。维吾尔歌剧《木卡姆先驱》、歌舞《我们新疆好地方》、话剧《吴登云》等20多部作品先后获得国家文化部“文华奖”等多个奖项。杂技“高空钢丝”等在全国杂技比赛和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分获“金狮奖”、“银狮奖”。 新闻出版行业异彩纷呈。新疆现有出版社13家比1978年增加7家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和锡伯6种文字年出版各类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约3000种。650余种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获国家、省部级奖项。报纸98种较1978年增加了58种少数民族文字报纸占42%有国内唯一的柯尔克孜文报纸《克孜勒苏报》、世界唯一的锡伯文报纸《察布查尔报》。全疆县以上新华书店有96家其他书店1500多家较1988年增长了7倍。各类印刷企业4000多家印刷业年工业产值近11亿元。 广播影视事业精品迭出。新疆有省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兵团电视台、教育电视台各1座地级广播电台5座、电视台9座、广播电视台8座。开办广播节目121套用维、汉、哈、蒙、柯5种语言全年播出52万小时综合覆盖率达54%开办电视节目141套用维、汉、哈、蒙、柯、英6种语言全年播出57万小时综合覆盖率达48%。2003年以来新疆有328件广播影视作品获国家级奖项其中6件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6件获“中国新闻奖”《新广行风热线》栏目荣获全国十大名栏目。天山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四部影片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买买提的2008》被国家广电总局确定为迎奥运献礼影片。 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1998年以来新疆出版物陆续走入中亚、欧美、东南亚及港澳台市场《福乐智慧箴言选粹》、《新疆自然保护区》等40多种图书进入“中国对外图书推广计划目录”。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与美国蒙勒克好莱坞电影公司联合制作的《神秘中国—丝路之谜》一片在全球在线播放其DVD销往欧美地区。仅2000年至2006年新疆与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达425个。新疆广播电视“走出去工程”自2004年开始实施以来中央和新疆的广播电视节目先后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土耳其五国落地播出。 文化产业发展不断加快。2001年新疆成立了文化产业管理机构文化产业的管理、服务和规划工作有序展开。自2002年起新疆先后组织歌舞团、歌剧团等演出单位及民营企业的文化产品参加了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中国首届及第二届文博会2007年参加第三届文博会的参展单位达48家涉及文化、广电、出版、旅游等多个领域展品包括和田玉、民族工艺品、精品图书、影视作品、歌舞演出等多方面内容与国内外客商签约2亿元。新疆各地文化部门也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力促产业项目与市场接轨。随着新疆文化领域经济效益稳步提升吸纳就业人数不断扩增文化资源开发经营规模日益扩大文化产品项目投资日渐活跃新疆文化市场发展趋势良好。据统计2008年新疆文化产业增加值近14亿元同比增长35%以上经营性文化产业机构万余个从业人员数近3万人已基本形成了集国家、集体、私营、个体等所有制并存演出、娱乐、音像、网吧等门类齐全品种多样以及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市场经营格局。丝绸之路、龟兹乐舞、和田国玉等文化品牌声名鹊起。 当然新疆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随着各族人民群众的文化鉴赏水平不断提高逐步呈多层次、多形式和多样性发展趋势这既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显现了文化产品的供需矛盾。一是认识不足资金投入少文化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相对不足传统的思维观念导致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潜力认识不够。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对新疆文化事业的投入显著提高但由于基数小、历史欠账多投入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政府对文化产业的管理仍沿用事业管理体制一些改革措施难以落实、成效难以显现。现行的文化产业体制还存在政企不分、职能交叉、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概念模糊等问题。文化企事业单位长期属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营模式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文艺单位“等、靠、要”问题突出市场适应能力弱。二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人才缺失严重。目前新疆文化基础设施普遍处于落后、老化的现状百姓休闲娱乐的场所有限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还不强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受外来文化冲击和对民族传统文化挖掘传承的缺失一些民间文艺、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逐渐消亡急需拯救、恢复与传承。而因自然环境、生活待遇、发展空间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文化事业队伍中人才外流严重。三是文化资源产业化经营不到位。目前新疆文化建设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呈现但因受到传统文化事业管理体制的制约文化资源整合难度较大文化企业单体规模较小导致文化产业产值总量较小整体竞争力偏弱文化产品市场影响力小。四是文化产品精品缺乏,“走出去”能力有待提高。新疆的文化产品的传播与其拥有的地缘优势文化资源的丰富、独特性不相称。主要表现为一些文化产品如杂技、歌舞、音乐等在国际、国内市场的展示方面还主要局限于为经济或宣传形象“搭台”的层面。 二、新疆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与潜力 新疆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它所包涵的内容极其丰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优越的地理位置。新疆位于亚洲中心腹地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要冲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八国接壤是我国与邻国交界最多的省区之一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通往欧洲的“咽喉”。目前已形成了民航、铁路、公路环形布局纵贯南北、横连东西、通达率不断提高的交通网络格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为新疆文化大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丰富的自然资源。新疆地域辽阔地理形态复杂多样自然风光独具特色旅游资源丰富多彩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还是举世闻名的“瓜果之乡”。它孕育的文化在质朴中深藏博大、本真、原初性处处展现着文化的独特、神秘与魅力。 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新疆是多教汇集地原始宗教、萨满教、袄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先后在新疆广泛传播。古文化遗址、丝绸之路、克孜尔千佛洞、交河故城、尼雅遗址、楼兰遗址等丰富的文化遗迹享誉中外。《十二木卡姆》获联合国“世界人类口头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英雄史诗《玛纳斯》等1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优秀的文化底蕴是新疆文化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石。 多民族的异域风情。新疆是多民族、多宗教、多语种地区多元兼容并包的文化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产业发展素材13个世居民族就使用着10种语言我国四大史诗在新疆就有《玛纳斯》、《江格尔》和《格萨尔》三部。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自然崇拜、神话传说、歌谣曲赋、舞蹈、服饰、建筑、手工艺、礼仪习俗以及生存理念、生活和生产方式等在内的多种文化载体与形式都展示了浓郁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多元性特征民族文化绚丽多姿独特神秘魅力无限。 三、加快发展新疆文化产业的途径 新疆独具特色、丰厚质朴的文化资源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不竭源泉。大力挖掘和整合民族文化资源解放文化生产力在深度开发和挖掘保护中形成规模、做成产业、打造品牌推动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的转化是当务之急。 一是转变观念多渠道发展文化产业。充分认识发展文化产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创新思路着眼于市场需求培育和扶持文化企业。加大对国有文化企业的改造力度加快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使之成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文化企业。充分调动民营资本和社会力量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积极吸引外资参与相关领域文化产业经营使文化资源开发与地区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逐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力量相互促进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份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 二是坚持政府主导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切实加强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组织领导成立相应组织协调机构将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全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研究制定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各项扶持政策。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用于阶段目标的实施与建设。加快组建具有规模优势的文化产业集团扶持其做大做强。重视文化产品的销售推介加大新闻媒体的强势宣传有针对性地帮助企业加强文化产品目标市场的营销开发市场潜力。建立新疆文化产业网站构筑快速、便捷、现代化的宣传营销网络平台利用文化资源和品牌最引人注目的闪光点推介新疆的文化形象和产品扩大对外影响力和吸引力。 三是形成特色打造品牌。鼓励支持特色文化产品的开发深入挖掘、提升文化资源的内涵探求适合产业发展的途径和模式。围绕和阗玉文化、伊犁酒文化、新疆民族风情旅游、历史文化旅游、民族歌舞、民族饰品开发、民族饮食等主题进一步挖掘并做大做深打造既具民族文化特色又有市场潜力的知名文化品牌。积极促进文化企业科技水平的提升不断为静态的文化资源注入活的时代因素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表现技巧激发文化资源的释放力、创造力增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表现力、吸引力突出地方性、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不断提高文化产品市场竞争力努力实现文化产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统一。 四是提高国民素质提升环境文化内涵。文化素质决定劳动力的素质。努力建立公共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与国民经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相适应的机制不断夯实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设立新疆文化建设专项资金。保护和扶持民族文化事业发展加大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保护和传承力度加大对优秀文学艺术原创作品的扶持奖励力度鼓励各民族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化作品。鼓励各地充分挖掘本地民族文化在异域风情上大做文章提升文化内涵。如在城市建设、环境绿化等方面突出新疆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在建筑风格上努力将民族风格与现代审美统一起来形成不同民族风格的特色建筑风景带。在环境绿化美化亮化中将新疆的胡杨树、沙枣树、红柳等特色植物与现代城市绿化景观植物相结合形成具有新疆特色的环境绿化美化风景线打造独具魅力的城市景观植态环境。 五是加强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建设。文化产业本身是内容产业其核心和源头就是创造、创新和创意这一切都取决于人的智慧。文化产业大发展必须实施人才兴文战略。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拓宽人才选拔途径培养和引进一批经营管理人才、文化经纪人才和科技创新人才逐步建立一支懂政策、会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立起引得进、留得住、用的活的人才引进和使用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大中专院校、企业参与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和培训。
《中国民族史》 《中国民族史》由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应梁主编，林超民任副主编。1990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北京）出版，上中下三册，115万字。现民族出版社拟于近期出版修订本。 20世纪开始，民族史逐步从政治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也是民族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开始倡导新史学，即提出了民族史的科目，并作了初步研究。至20世纪30年代开始，吕思勉、林惠祥、王桐龄、吕振羽等学者，先后编撰出版数种《中国民族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史研究工作，由国家民委直接领导和主持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55个少数民族各编了一部本民族的简史。近年来，诸多学者专家共同编写的《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问世，先后出版了翁独健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等。许多民族史学工作者所撰写的族别史、地区民族史、断代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史奠定了基础。 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出版后，不少知名学者发表书评，给与高度评价，认为是研究中国民族史难得的创造性硕果，是我国民族史著作林中一株挺出的新秀，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本书荣膺中国图书奖、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 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色： 第一， 它突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的历史；从秦汉至清灭亡，不论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不论哪个民族是统治民族，中国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各民族和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的疆域是不断变迁的，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但是我国的疆域大体上还是稳定的。我国疆界早在汉代，由于匈奴、鲜卑的内附，就包有北至漠北与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由于南粤的臣服，而囊括南至南海的辽阔地区；由于西域各国的归降，西域都护府的建立， 而管辖西域之地；由于夫余、挹娄的内附，使疆界东至于海上；由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将版图扩展到怒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历代王朝大体保持了这个疆域。我国今天的多民族国家正是从这个传统发展而成。中国传统疆域是由南部水田农业区、北方旱地农业区与北部草原游牧区组成的。我国历史上畜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自然形成了经常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我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个经济基础，促使我国各族共同缔造了多民族的国家。尽管多次分裂，最终仍归于统一，每次统一的版图大体相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时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有时受间接统治，但各民族间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仍然在相互依存中共同发展。 由于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中原相比较为落后，历代王朝为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些地区设置的政权，其形式与内地不同，如秦汉时期的属国、道、边郡，唐宋时期的羁縻府州，元明清时期的土官、土司，史称“羁縻政权”，政权形式不同，属于中国统一的整体则毫无差异。有些少数民族虽也建立过独立的政权，但没有脱离中国整体历史的发展。中国是以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不因为建立王朝的民族不同而异；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族和中原王朝，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中国的历史疆域，不仅包据中原王朝的辖区，也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辖区。统一的概念，主要是指政权而言；整体的概念，则是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联系与凝聚。政权的统一，是在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具体原因，有时只有一个政权，有时有几个政权存在，但整体并没有改变。本书将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纳入一个整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论述，各民族的个性恰到好处地显示于共性之中。 第二， 本书突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本书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顺序来叙述中国各民族历史。历代王朝尤其是中央王朝的更迭演进及其几千年不断的连续性，是中国历史有别于世界其他各国历史的一个明显特征。王朝的兴衰更迭，是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以及各民族活动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影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各民族的发展。以王朝发展的顺序这一客观存在为线索来笼括中国各民族的发展，不惟脉络清晰，而且多民族国家的同一性连贯性也由此上升到突出地位。事实上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清等大一统王朝就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历代王朝的兴亡大都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少数民族的兴衰与中央王朝的统治也紧密相关。本书不是简单地以王朝更迭为线索编写各民族历史，而是在具体阐释中，将二者结合融会于一体，深刻揭示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历史规律。这正是本书有别于以往中国民族史和一般中国通史著作的显著特点 第三， 本书突出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有机性。中国各民族成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过程。任何民族都不是孤立的地发展演变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与周围的民族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民族关系对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各民族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也使各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将民族关系史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实事求是地反映各民族之间的不可分离的有机联系和日益强化的凝聚力，并进而揭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本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更加鲜明。 第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不仅十分注意汉文文献，也注意吸收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尤其注意采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丰富资料，尽可能多地吸收近年来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使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东西最长2000公里、南北最宽1600公里，面积166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1/6，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省区。 新疆与8个国家(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接壤，陆地边境线长5600公里，占中国陆地边境线总长度的1/4，是中国边境线最长、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 新疆是我国西北的战略屏障，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也是我国战略资源的重要基地。新疆的稳定，关系全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所以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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