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卫，男，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协同进化与分子系统学研究组组长。1982年在南开大学获学士学位；1985年、1989年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分别获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0－1991年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从事博士研究。现为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全国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昆虫学报》主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动物学学科评审组组长，国际生命条形码计划中国协调员。曾任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常务副所长和所长。曾任全国政协第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亚洲太平洋地区昆虫学联合会主席、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第五届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分类区系学科发展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世界最著名的：亨利·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 1823—1915）1823年12月22日,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的圣雷恩村。此后的几年间,法布尔是在离该村不远的马拉瓦尔祖父母家中度过的,当时年幼的他已被乡间的蝴蝶与蝈蝈儿这些可爱的昆虫所吸引。七岁那年,法布尔回到圣雷恩开始上学,但那一段儿时岁月一直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 1833年,法布尔一家来到了罗德兹,其父靠经营一家咖啡馆维持生计。四年后,一家人又移居到图卢兹。法布尔进了图卢兹的神学院,但中途退学,出外谋生,曾在铁路上做过工,也在市集上卖过柠檬。后来,他通过了阿维尼翁师范学校的选拔考试,获得奖学金,并在三年的学习后获得了高等学校文凭。 毕业后,时年十九岁的法布尔在卡本特拉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所教授的课程就是自然科学史。 1849年,他被任命为科西嘉岛阿雅克肖的物理教师。岛上旖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物种,燃起了他研究植物和动物的热情。阿维尼翁的植物学家勒基安向他传授了自己的学识。此后,他又跟随着莫坎-唐通四处采集花草标本,这位博学多才的良师为法布尔后来成为博物学家、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1853年,法布尔重返法国大陆,受聘于阿维尼翁的一所学校,并举家迁进了圣-多米尼克街区的染匠街一所简朴的住宅里。1857年,他发表了《节腹泥蜂习性观察记》,这篇论文修正了当时昆虫学祖师莱昂·杜福尔的错误观点,由此赢得了法兰西研究院的赞誉,被授予实验生理学奖。这期间,法布尔还将精力投入到对天然染色剂茜草或茜素的研究中去,当时法国士兵军裤上的红色,便来自于茜草粉末。1860年,法布尔获得了此类研究的三项专利。 后来,法布尔应公共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的邀请,负责一个成人夜校的组织与教学工作,但其自由的授课方式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于是,他辞去了工作,携全家在奥朗日定居下来,并一住就是十余年。 在这这十余年里,法布尔完成了后来长达十卷的《昆虫记》中的第一卷。期间,他多次与好友一同到万度山采集植物标本。此外,他还结识了英国哲学家米尔,但米尔英年早逝,两人酝酿的计划“沃克吕兹植被大观”因此夭折。同时,一大不幸降临到法布尔身上:他共有六个孩子,其中惟一与父亲兴趣相投、热爱观察大自然的儿子儒勒年仅十六岁便离开了人世。此后,法布尔将发现的几种植物献给早逝的儒勒,以表达对他的怀念。 对真菌的研究一直是法布尔的爱好之一。1878年,他曾以沃克吕兹的真菌为主题写下许多精彩的学术文章。他对块菰的研究也十分详尽,并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它的香味,美食家们声称能从真正的块菰中品出他笔下所描述的所有滋味。 1879年,法布尔买下了塞利尼昂的荒石园,并一直居住到逝世。这是一块荒芜的不毛之地,但却是昆虫钟爱的土地,除了可供家人居住外,那儿还有他的书房、工作室和试验场,能让他安静地集中精力思考,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观察与实验中去;可以说这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天地。就是在这儿,法布尔一边进行观察和实验,一边整理前半生研究昆虫的观察笔记、实验记录和科学札记,完成了《昆虫记》的后九卷。如今,这所故居已经成为博物馆,静静地坐落在有着浓郁普罗旺斯风情的植物园中。 法布尔一生坚持自学,先后取得了业士学位、数学学士学位、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喜爱古罗马作家贺拉斯和诗人维吉尔的作品。他在绘画、水彩方面也几乎是自学成才,留下的许多精致的菌类图鉴曾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赞不绝口。 法布尔晚年时,《昆虫记》的成功为他赢得了“昆虫界的荷马”以及“科学界诗人”的美名,他的成就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承认。法布尔虽然获得了许多科学头衔,但他仍然朴实如初,为人腼腆谦逊,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才华受到当时文人学者的仰慕,其中包括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德国作家荣格尔、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诗人马拉美、普罗旺斯文学家鲁玛尼耶等。由于《昆虫记》中精确地记录了法布尔进行的试验,揭开了昆虫生命与生活习惯中的许多秘密,达尔文称法布尔为“无法效仿的观察家”。当他居住在塞利尼昂时,不少学者、文学家们纷纷前去拜访他。法布尔在自己的居所曾接待了巴斯德、英国哲学家米尔等学者,但与他们的通信并不频繁。公共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将法布尔举荐给拿破仑三世,后者授予他荣誉勋位勋章。法国政治家雷蒙·普恩加莱途经塞利尼昂,特意绕道荒石园向他致意。 拥有多重身份的法布尔的作品种类繁多:作为博物学家,他留下了许多动植物学术论著,其中包括《茜草:专利与论文》、《阿维尼翁的动物》、《块菰》、《橄榄树上的伞菌》、《葡萄根瘤蚜》等;作为教师,他曾编写过多册化学物理课本;作为诗人,他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语写下了许多诗歌,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牛虻诗人”,此外,他还将某些普罗旺斯诗人的作品翻译成法语;闲暇之余,他还曾用自己的小口琴谱下一些小曲。 然而,法布尔作品中篇幅最长、地位最重要、最为世人所知的仍是《昆虫记》。这部作品不但展现了他科学观察研究方面的才能和文学才华,还向读者传达了他的人文精神以及对生命的无比热爱。 1915年,将一生奉献给昆虫研究的学者法布尔逝世了,享年九十二岁,他在钟爱的昆虫的陪伴下,静静地长眠于荒石园,然而他仅有的几张照片,以及他所留下的朴实优美的文字,仍能让读者们瞥见这位学者的身影:一位和蔼老者,鹤发童颜,目光敏锐而纯真,一副法国南部乡间的朴素打扮,头戴宽边遮阳帽,脖系方巾,手里握着他的宝贝捕虫网;不用开口,他嘴边常挂着的舒心微笑,就仿佛已经在邀请您进入他的昆虫世界。 《昆虫记》原著书名可直译为《昆虫学的回忆》,副标题为“对昆虫本能及其习俗的研究”。共十卷,每卷由若干章节组成,绝大部分完成于荒石园。1878年第一卷发行,此后大约每三年发行一卷。 原著内容如其名,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对昆虫的研究记录。作者数十年间,不局限于传统的解剖和分类方法,直接在野地里实地对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种类繁多的昆虫进行观察,或者将昆虫带回自己家中培养,生动详尽地记录下这些小生命的体貌特征、食性、喜好、生存技巧、蜕变、繁衍和死亡,然后将观察记录结合思考所得,写成详细确切的笔记。 但《昆虫记》不同于一般科学小品或百科全书,它散发着浓郁的文学气息。 首先,它并不以全面系统地提供有关昆虫的知识为惟一目的。除了介绍自然科学知识以外,作者利用自身的学识,通过生动的描写以及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昆虫的生活与人类社会巧妙地联系起来,把人类社会的道德和认识体系搬到了笔下的昆虫世界里。他透过被赋予了人性的昆虫反观社会,传达观察中的个人体验与思考得出的对人类社会的见解,无形中指引着读者在昆虫的“伦理”和“社会生活”中重新认识人类思想、道德与认知的准则。这是一般学术文章中所没有的,但却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不同于许多文学作品的是,《昆虫记》不是作家笔下创造出来的世界,所叙述的事件都来自于他对昆虫生活的直接观察,有时甚至是某种昆虫习性的细枝末节。 其次,虽然全文用大量笔墨着重介绍了昆虫的生活习性,但并不像学术论著一般枯燥乏味,本书行文优美,堪称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作者的语言朴实清新,生动活泼,语调轻松诙谐,充满了盎然的情趣和诗意。作者对自然界动植物声、色、形、气息多方面恰到好处的描绘,令读者融入了19世纪法国南部普罗旺斯迷人的田园风光中。作者在描写中使用大量栩栩如生的比喻,此外,他凭借自己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基础,在文中引用希腊神话、历史事件以及《圣经》中的典故,字里行间还时而穿插着普罗旺斯语或拉丁文的诗歌。法布尔之所以被誉为“昆虫界的荷马”,并曾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的提名,除了《昆虫记》那浩大的篇幅和包罗万象的内容之外,优美且富有诗意的语言想必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昆虫记》融合了科学与文学,这也意味着它既有科学的理性,又有文学的感性。书中不时语露机锋,提出对生命价值的深度思考,试图在科学中融入更深层的含义。 作品中的理性成分体现作者的研究与思考中。法布尔在对昆虫的观察研究中,反复试验,并考证多方资料,对主流学术观点敢于质疑,探求真相,追求真理,竭尽自己之所能对知识结构不断探索和补充,对自己的观察结果不轻易下定论,同时表明自己的怀疑态度与自身的局限。他在观察昆虫之余抒发感想时,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自大,机械化社会的野蛮,话语间时常讥讽人类僵硬不化的成见,并谨慎地对社会现状进行冷静的思索。 这部作品中的感性成分,不仅反映在作品的内容与语言表达上,甚至还反映在作者的研究与思考中。从行文来看,作品充满了拟人化的昆虫生活,从用人类着装来形容昆虫的外部特征,到用婚礼来象征昆虫求偶交配的过程,再到对它们在自然界所做贡献的歌颂,作者的情感随着昆虫的命运而变化。此外,在研究记录之余,作者在字里行间也提及自己清贫乐道的乡间生活、所居住的庭院、外出捕虫的经历,向读者介绍膝下的儿女,乃至他的家犬,这正符合了“回忆”二字,充满了人情味。而作者在研究与思考过程中,使用野外实验法与观察法等研究方法,研究活着的昆虫,悉心观察生命,这与解剖分类相比,本身就带上了感性的色彩。他在许多观察之后的想法也无不与生命有关,建立在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之上。 可以说,这部作品的感性基调以及动力,就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和关爱,一种对生存的清醒认识;一种对生活的深厚感情。而科学的理性就是得到了这种感性的支持,才能持续下去。作者由热爱自然、热爱生命而产生了对生命的好奇,于是在观察中认真体验生命的每一种表现,并陶醉其中,乐此不疲,这继而又支撑了学者一心探求真相的科学精神。 如果说法布尔的《昆虫记》是一般文学作品或一般科学作品所无法企及的,那么严格来说,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以专业的标准来衡量,法布尔是个博物学家,“非专业”的昆虫学家;其文学手法也不能超越当时所有卓越的文学作品。在作品中,人作为观察者,用文学的笔调让昆虫带上了“人性”的色彩,却不足以成为社会学或伦理学的专著。总之,单独从昆虫学、社会学或伦理学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都是有局限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承认,将科学研究成果与文学写作相结合,历史上并非只有法布尔一人。然而,《昆虫记》以自己的特色,获得了极大的影响与声誉。 《昆虫记》并非刻意写就,而是作者自得其乐地观察与写作的成果。这便定下了作品的基调:看似平平淡淡,但却无时无刻地反映出作者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情感,一如其朴实清贫,但宁静美好的乡间生活。他留下的观察记录是不变的,但给读者的思索却是灵活可变的,他没有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只是给读者带去了知识、趣味、美感以及思想的享受。 《昆虫记》原著问世以来,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有了汉译本,引发了当时广大读者浓厚的兴趣。到了九十年代末,中国读书界再度掀起“法布尔热”,出现了多种《昆虫记》的摘译本、缩编本,甚至全译本。中国的：胡经甫（1896-1972）原名宗权，笔名胡烈。原籍三水，生于上海。1917年毕业于东吴大学。1920年赴美留学，获康乃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返国后历任清华学校生物学讲师，江苏昆虫局技师，南京东南大学、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光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美国康乃尔大学昆虫系客座教授。曾受聘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中国动物图谱编委会委员等。 生平致力于生物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为中国昆虫学奠基人之一。著有《中国昆虫名录》、《无脊椎动物》、《中国水生昆虫》等。所编著的《中国的石蝇》和《中国昆虫名录》为中国昆虫学巨著之一，记载昆虫25目、392科、4968属、20069种；抗美援韩战争中，参加反细菌战调查，受到表彰。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周尧男，汉族，l9l2年6月8日生于浙江鄞县。意大利皇家拿波里大学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及博士后导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昆虫研究所名誉所长，昆虫博物馆馆长。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名誉所长。陕甘宁青新五省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总顾问。圣马力诺共和国国际科学院院士。全国劳动模范。 先后创办昆虫趣味会、天则昆虫研究所、天则出版社，主编《趣味的昆虫》、《中国昆虫学杂志》、《中国之昆虫》、《昆虫分类学报》、《动物世界》等学术刊物。著有昆虫学等论文、专著200余种，重要的有《中国昆虫学史》、《中国盾蚧志》、《中国蝴蝶分类与鉴定》等，主编《中国蝶类志》、《农业昆虫学基础》等。张广学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现任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 回族，山东定陶人，1921年1月31日生。张先生1946年2月毕业于中央大学农艺系，1946年2月——1951年元月在四川遂宁棉场、北京农业部华北棉产改进处任技佐，1948年2月与当时的北平研究院朱弘复先生合作研究棉蚜。1951年2月调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现动物所），从事棉虫学、昆虫生物学和蚜虫分类学的研究。50多年来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专著20多册、科普文章及小册子33篇，编写科教影、视剧本和任科学顾问10部。发现并记述蚜虫8个新属、211个新种、新亚种，对蚜虫种型的演化提出了创见，首次报道61种蚜虫的核型、2种蚜虫的C-带带型，并分析了其在分类学上的意义，对我国蚜虫系统分类做出突出贡献。工作中能坚持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如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良种繁育体系技术一般可增产50％，当归优质丰产栽培技术亩增效益千元，该项目具创新性，在国际属领先地位。获得各种成果奖10多项。钦俊德男，汉族。现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Entomologia Sinica（中国昆虫科学，英文刊）主编。 1916年4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安吉县。194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1941年进燕京大学研究院主修实验动物学。1947年赴荷兰，进阿姆斯特丹大学研究院攻读昆虫生理学，1950年毕业获理科博土学位。1950一1951年任美国明尼达大学荣誉研究员。1951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中国昆虫学会理事、理事长，《昆虫学报》主编。1979-1980年任荷兰瓦赫宁根农业大学昆虫系访问教授。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钦俊德是我国昆虫生理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开拓人之一。从1952年起，在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及合并以后的动物研究所创办昆虫生理研究室，并主持该室工作达三十年之久。在五十年代曾应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聘请讲授昆虫生理学课程。业务专长为昆虫食性营养及卵期生物学的研究。早在四十年代末开始研究昆虫与植物间的生理关系，曾数次总结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对昆虫在寄主植物选择时的行为反应、营养需要和代谢适应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提出链索反应的观点。五十年代对飞蝗食料植物及蝗卵发育与抗逆机制的研究，曾为飞蝗的预测预报和根治蝗灾提供理论依据。其后，从事于七星瓢虫和赤眼蜂食性、营养的研究；旨在为将来大规模利用此类害虫天敌进行生物防治奠定基础。主要著作有《昆虫与植物的关系》、《昆虫的鸣声》等；有关蝗卵的研究、棉铃虫、粘虫、七星瓢虫食性营养的科学论文50多篇。曾两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陆宝麟男，生于1916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蚊虫分类学、生物学和防治的研究，着有《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八卷·双翅目·蚊科(上卷)》、《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九卷。双翅目·蚁科(下卷)》、 《蚊虫综合防治》等专著，主编(医学昆虫学》等著作。尹文英女，生于1922年，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昆虫科学（英文版Entomologia Sinica）》编辑委员会委员。 尹先生致力于原尾目的系统分类研究，通过比较精子学和内部各器官的亚显微结构等，将原尾目提升为与昆虫纲并行的原尾纲，同时对原尾纲的分类系统作了重大改进。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动物志·原尾纲》等。
庞义，男，1945年9月生，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所长，广东省昆虫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昆虫学会理事、中国昆虫学会生物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昆虫天敌》杂志、《环境昆虫学报》主编，《昆虫学报》、《Virologica Sinica》、《中国生物防治》编委，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审专家，广东省政府应急管理专家组专家等职。长期从事昆虫病理与害虫生物防治、杀虫微生物及其基因工程的研究。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SCI论文50多篇），获发明专利授权6项，成果转让3项，合作或参编《害虫生物防治的原理和方法》、《昆虫病理学》等专著多部，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
黄大卫、博士、教授。讲授博士生课程《科学论文设计与写作》和《昆虫分子进化原理与技术》、硕士生课程《协同进化研究进展》和《分子系统发育》。现为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昆虫学报》主编，国际生命条形码计划中国协调员。
《昆虫学报》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中国昆虫学会共同主办的昆虫学学术刊物，1950年创刊，国内外公开发行，2002年起由季刊改为双月刊。本刊为全国核心期刊，2000年获中国科学院优秀期刊二等奖，2001年被评为中国期刊方阵双百刊物，曾被SCI收录，现被《中国学术期刊文摘》、《中国生物学文摘》、美国《生物学文摘》（BA）、美国《昆虫学文摘》（EA）、美国《化学文摘》（CA）、俄罗斯《文摘杂志》（AJ）、英国CAB文摘数据库和德国的“ISPI Pest Directory Database”等国内外重要文摘和数据库收录。长期以来，国内一些重要的昆虫学成果，例如东亚飞蝗发生和综合防治的生理、生态机理，稻褐飞虱迁飞规律，及赤眼蜂人工饲料和人工繁育等，都是通过本刊首先报导，受到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和引用，在科学和生产实践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国内昆虫学各研究领域著名的学者先后担任了本刊主编和编委，2002年以来还增选了国外知名昆虫学家担任国际编委。
《应用昆虫学报》主编终审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啊？ rjinhe我知道最好的是“紫癜健桥网”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黄大卫、博士、教授。讲授博士生课程《科学论文设计与写作》和《昆虫分子进化原理与技术》、硕士生课程《协同进化研究进展》和《分子系统发育》。现为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昆虫学报》主编，国际生命条形码计划中国协调员。
世界最著名的：亨利·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 1823—1915）1823年12月22日,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的圣雷恩村。此后的几年间,法布尔是在离该村不远的马拉瓦尔祖父母家中度过的,当时年幼的他已被乡间的蝴蝶与蝈蝈儿这些可爱的昆虫所吸引。七岁那年,法布尔回到圣雷恩开始上学,但那一段儿时岁月一直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 1833年,法布尔一家来到了罗德兹,其父靠经营一家咖啡馆维持生计。四年后,一家人又移居到图卢兹。法布尔进了图卢兹的神学院,但中途退学,出外谋生,曾在铁路上做过工,也在市集上卖过柠檬。后来,他通过了阿维尼翁师范学校的选拔考试,获得奖学金,并在三年的学习后获得了高等学校文凭。 毕业后,时年十九岁的法布尔在卡本特拉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所教授的课程就是自然科学史。 1849年,他被任命为科西嘉岛阿雅克肖的物理教师。岛上旖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物种,燃起了他研究植物和动物的热情。阿维尼翁的植物学家勒基安向他传授了自己的学识。此后,他又跟随着莫坎-唐通四处采集花草标本,这位博学多才的良师为法布尔后来成为博物学家、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1853年,法布尔重返法国大陆,受聘于阿维尼翁的一所学校,并举家迁进了圣-多米尼克街区的染匠街一所简朴的住宅里。1857年,他发表了《节腹泥蜂习性观察记》,这篇论文修正了当时昆虫学祖师莱昂·杜福尔的错误观点,由此赢得了法兰西研究院的赞誉,被授予实验生理学奖。这期间,法布尔还将精力投入到对天然染色剂茜草或茜素的研究中去,当时法国士兵军裤上的红色,便来自于茜草粉末。1860年,法布尔获得了此类研究的三项专利。 后来,法布尔应公共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的邀请,负责一个成人夜校的组织与教学工作,但其自由的授课方式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于是,他辞去了工作,携全家在奥朗日定居下来,并一住就是十余年。 在这这十余年里,法布尔完成了后来长达十卷的《昆虫记》中的第一卷。期间,他多次与好友一同到万度山采集植物标本。此外,他还结识了英国哲学家米尔,但米尔英年早逝,两人酝酿的计划“沃克吕兹植被大观”因此夭折。同时,一大不幸降临到法布尔身上:他共有六个孩子,其中惟一与父亲兴趣相投、热爱观察大自然的儿子儒勒年仅十六岁便离开了人世。此后,法布尔将发现的几种植物献给早逝的儒勒,以表达对他的怀念。 对真菌的研究一直是法布尔的爱好之一。1878年,他曾以沃克吕兹的真菌为主题写下许多精彩的学术文章。他对块菰的研究也十分详尽,并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它的香味,美食家们声称能从真正的块菰中品出他笔下所描述的所有滋味。 1879年,法布尔买下了塞利尼昂的荒石园,并一直居住到逝世。这是一块荒芜的不毛之地,但却是昆虫钟爱的土地,除了可供家人居住外,那儿还有他的书房、工作室和试验场,能让他安静地集中精力思考,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观察与实验中去;可以说这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天地。就是在这儿,法布尔一边进行观察和实验,一边整理前半生研究昆虫的观察笔记、实验记录和科学札记,完成了《昆虫记》的后九卷。如今,这所故居已经成为博物馆,静静地坐落在有着浓郁普罗旺斯风情的植物园中。 法布尔一生坚持自学,先后取得了业士学位、数学学士学位、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喜爱古罗马作家贺拉斯和诗人维吉尔的作品。他在绘画、水彩方面也几乎是自学成才,留下的许多精致的菌类图鉴曾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赞不绝口。 法布尔晚年时,《昆虫记》的成功为他赢得了“昆虫界的荷马”以及“科学界诗人”的美名,他的成就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承认。法布尔虽然获得了许多科学头衔,但他仍然朴实如初,为人腼腆谦逊,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才华受到当时文人学者的仰慕,其中包括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德国作家荣格尔、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诗人马拉美、普罗旺斯文学家鲁玛尼耶等。由于《昆虫记》中精确地记录了法布尔进行的试验,揭开了昆虫生命与生活习惯中的许多秘密,达尔文称法布尔为“无法效仿的观察家”。当他居住在塞利尼昂时,不少学者、文学家们纷纷前去拜访他。法布尔在自己的居所曾接待了巴斯德、英国哲学家米尔等学者,但与他们的通信并不频繁。公共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将法布尔举荐给拿破仑三世,后者授予他荣誉勋位勋章。法国政治家雷蒙·普恩加莱途经塞利尼昂,特意绕道荒石园向他致意。 拥有多重身份的法布尔的作品种类繁多:作为博物学家,他留下了许多动植物学术论著,其中包括《茜草:专利与论文》、《阿维尼翁的动物》、《块菰》、《橄榄树上的伞菌》、《葡萄根瘤蚜》等;作为教师,他曾编写过多册化学物理课本;作为诗人,他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语写下了许多诗歌,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牛虻诗人”,此外,他还将某些普罗旺斯诗人的作品翻译成法语;闲暇之余,他还曾用自己的小口琴谱下一些小曲。 然而,法布尔作品中篇幅最长、地位最重要、最为世人所知的仍是《昆虫记》。这部作品不但展现了他科学观察研究方面的才能和文学才华,还向读者传达了他的人文精神以及对生命的无比热爱。 1915年,将一生奉献给昆虫研究的学者法布尔逝世了,享年九十二岁,他在钟爱的昆虫的陪伴下,静静地长眠于荒石园,然而他仅有的几张照片,以及他所留下的朴实优美的文字,仍能让读者们瞥见这位学者的身影:一位和蔼老者,鹤发童颜,目光敏锐而纯真,一副法国南部乡间的朴素打扮,头戴宽边遮阳帽,脖系方巾,手里握着他的宝贝捕虫网;不用开口,他嘴边常挂着的舒心微笑,就仿佛已经在邀请您进入他的昆虫世界。 《昆虫记》原著书名可直译为《昆虫学的回忆》,副标题为“对昆虫本能及其习俗的研究”。共十卷,每卷由若干章节组成,绝大部分完成于荒石园。1878年第一卷发行,此后大约每三年发行一卷。 原著内容如其名,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对昆虫的研究记录。作者数十年间,不局限于传统的解剖和分类方法,直接在野地里实地对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种类繁多的昆虫进行观察,或者将昆虫带回自己家中培养,生动详尽地记录下这些小生命的体貌特征、食性、喜好、生存技巧、蜕变、繁衍和死亡,然后将观察记录结合思考所得,写成详细确切的笔记。 但《昆虫记》不同于一般科学小品或百科全书,它散发着浓郁的文学气息。 首先,它并不以全面系统地提供有关昆虫的知识为惟一目的。除了介绍自然科学知识以外,作者利用自身的学识,通过生动的描写以及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昆虫的生活与人类社会巧妙地联系起来,把人类社会的道德和认识体系搬到了笔下的昆虫世界里。他透过被赋予了人性的昆虫反观社会,传达观察中的个人体验与思考得出的对人类社会的见解,无形中指引着读者在昆虫的“伦理”和“社会生活”中重新认识人类思想、道德与认知的准则。这是一般学术文章中所没有的,但却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不同于许多文学作品的是,《昆虫记》不是作家笔下创造出来的世界,所叙述的事件都来自于他对昆虫生活的直接观察,有时甚至是某种昆虫习性的细枝末节。 其次,虽然全文用大量笔墨着重介绍了昆虫的生活习性,但并不像学术论著一般枯燥乏味,本书行文优美,堪称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作者的语言朴实清新,生动活泼,语调轻松诙谐,充满了盎然的情趣和诗意。作者对自然界动植物声、色、形、气息多方面恰到好处的描绘,令读者融入了19世纪法国南部普罗旺斯迷人的田园风光中。作者在描写中使用大量栩栩如生的比喻,此外,他凭借自己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基础,在文中引用希腊神话、历史事件以及《圣经》中的典故,字里行间还时而穿插着普罗旺斯语或拉丁文的诗歌。法布尔之所以被誉为“昆虫界的荷马”,并曾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的提名,除了《昆虫记》那浩大的篇幅和包罗万象的内容之外,优美且富有诗意的语言想必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昆虫记》融合了科学与文学,这也意味着它既有科学的理性,又有文学的感性。书中不时语露机锋,提出对生命价值的深度思考,试图在科学中融入更深层的含义。 作品中的理性成分体现作者的研究与思考中。法布尔在对昆虫的观察研究中,反复试验,并考证多方资料,对主流学术观点敢于质疑,探求真相,追求真理,竭尽自己之所能对知识结构不断探索和补充,对自己的观察结果不轻易下定论,同时表明自己的怀疑态度与自身的局限。他在观察昆虫之余抒发感想时,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自大,机械化社会的野蛮,话语间时常讥讽人类僵硬不化的成见,并谨慎地对社会现状进行冷静的思索。 这部作品中的感性成分,不仅反映在作品的内容与语言表达上,甚至还反映在作者的研究与思考中。从行文来看,作品充满了拟人化的昆虫生活,从用人类着装来形容昆虫的外部特征,到用婚礼来象征昆虫求偶交配的过程,再到对它们在自然界所做贡献的歌颂,作者的情感随着昆虫的命运而变化。此外,在研究记录之余,作者在字里行间也提及自己清贫乐道的乡间生活、所居住的庭院、外出捕虫的经历,向读者介绍膝下的儿女,乃至他的家犬,这正符合了“回忆”二字,充满了人情味。而作者在研究与思考过程中,使用野外实验法与观察法等研究方法,研究活着的昆虫,悉心观察生命,这与解剖分类相比,本身就带上了感性的色彩。他在许多观察之后的想法也无不与生命有关,建立在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之上。 可以说,这部作品的感性基调以及动力,就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和关爱,一种对生存的清醒认识;一种对生活的深厚感情。而科学的理性就是得到了这种感性的支持,才能持续下去。作者由热爱自然、热爱生命而产生了对生命的好奇,于是在观察中认真体验生命的每一种表现,并陶醉其中,乐此不疲,这继而又支撑了学者一心探求真相的科学精神。 如果说法布尔的《昆虫记》是一般文学作品或一般科学作品所无法企及的,那么严格来说,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以专业的标准来衡量,法布尔是个博物学家,“非专业”的昆虫学家;其文学手法也不能超越当时所有卓越的文学作品。在作品中,人作为观察者,用文学的笔调让昆虫带上了“人性”的色彩,却不足以成为社会学或伦理学的专著。总之,单独从昆虫学、社会学或伦理学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都是有局限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承认,将科学研究成果与文学写作相结合,历史上并非只有法布尔一人。然而,《昆虫记》以自己的特色,获得了极大的影响与声誉。 《昆虫记》并非刻意写就,而是作者自得其乐地观察与写作的成果。这便定下了作品的基调:看似平平淡淡,但却无时无刻地反映出作者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情感,一如其朴实清贫,但宁静美好的乡间生活。他留下的观察记录是不变的,但给读者的思索却是灵活可变的,他没有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只是给读者带去了知识、趣味、美感以及思想的享受。 《昆虫记》原著问世以来,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有了汉译本,引发了当时广大读者浓厚的兴趣。到了九十年代末,中国读书界再度掀起“法布尔热”,出现了多种《昆虫记》的摘译本、缩编本,甚至全译本。中国的：胡经甫（1896-1972）原名宗权，笔名胡烈。原籍三水，生于上海。1917年毕业于东吴大学。1920年赴美留学，获康乃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返国后历任清华学校生物学讲师，江苏昆虫局技师，南京东南大学、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光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美国康乃尔大学昆虫系客座教授。曾受聘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中国动物图谱编委会委员等。 生平致力于生物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为中国昆虫学奠基人之一。著有《中国昆虫名录》、《无脊椎动物》、《中国水生昆虫》等。所编著的《中国的石蝇》和《中国昆虫名录》为中国昆虫学巨著之一，记载昆虫25目、392科、4968属、20069种；抗美援韩战争中，参加反细菌战调查，受到表彰。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周尧男，汉族，l9l2年6月8日生于浙江鄞县。意大利皇家拿波里大学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及博士后导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昆虫研究所名誉所长，昆虫博物馆馆长。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名誉所长。陕甘宁青新五省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总顾问。圣马力诺共和国国际科学院院士。全国劳动模范。 先后创办昆虫趣味会、天则昆虫研究所、天则出版社，主编《趣味的昆虫》、《中国昆虫学杂志》、《中国之昆虫》、《昆虫分类学报》、《动物世界》等学术刊物。著有昆虫学等论文、专著200余种，重要的有《中国昆虫学史》、《中国盾蚧志》、《中国蝴蝶分类与鉴定》等，主编《中国蝶类志》、《农业昆虫学基础》等。张广学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现任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 回族，山东定陶人，1921年1月31日生。张先生1946年2月毕业于中央大学农艺系，1946年2月——1951年元月在四川遂宁棉场、北京农业部华北棉产改进处任技佐，1948年2月与当时的北平研究院朱弘复先生合作研究棉蚜。1951年2月调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现动物所），从事棉虫学、昆虫生物学和蚜虫分类学的研究。50多年来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专著20多册、科普文章及小册子33篇，编写科教影、视剧本和任科学顾问10部。发现并记述蚜虫8个新属、211个新种、新亚种，对蚜虫种型的演化提出了创见，首次报道61种蚜虫的核型、2种蚜虫的C-带带型，并分析了其在分类学上的意义，对我国蚜虫系统分类做出突出贡献。工作中能坚持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如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良种繁育体系技术一般可增产50％，当归优质丰产栽培技术亩增效益千元，该项目具创新性，在国际属领先地位。获得各种成果奖10多项。钦俊德男，汉族。现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Entomologia Sinica（中国昆虫科学，英文刊）主编。 1916年4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安吉县。194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1941年进燕京大学研究院主修实验动物学。1947年赴荷兰，进阿姆斯特丹大学研究院攻读昆虫生理学，1950年毕业获理科博土学位。1950一1951年任美国明尼达大学荣誉研究员。1951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中国昆虫学会理事、理事长，《昆虫学报》主编。1979-1980年任荷兰瓦赫宁根农业大学昆虫系访问教授。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钦俊德是我国昆虫生理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开拓人之一。从1952年起，在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及合并以后的动物研究所创办昆虫生理研究室，并主持该室工作达三十年之久。在五十年代曾应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聘请讲授昆虫生理学课程。业务专长为昆虫食性营养及卵期生物学的研究。早在四十年代末开始研究昆虫与植物间的生理关系，曾数次总结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对昆虫在寄主植物选择时的行为反应、营养需要和代谢适应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提出链索反应的观点。五十年代对飞蝗食料植物及蝗卵发育与抗逆机制的研究，曾为飞蝗的预测预报和根治蝗灾提供理论依据。其后，从事于七星瓢虫和赤眼蜂食性、营养的研究；旨在为将来大规模利用此类害虫天敌进行生物防治奠定基础。主要著作有《昆虫与植物的关系》、《昆虫的鸣声》等；有关蝗卵的研究、棉铃虫、粘虫、七星瓢虫食性营养的科学论文50多篇。曾两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陆宝麟男，生于1916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蚊虫分类学、生物学和防治的研究，着有《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八卷·双翅目·蚊科(上卷)》、《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九卷。双翅目·蚁科(下卷)》、 《蚊虫综合防治》等专著，主编(医学昆虫学》等著作。尹文英女，生于1922年，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昆虫科学（英文版Entomologia Sinica）》编辑委员会委员。 尹先生致力于原尾目的系统分类研究，通过比较精子学和内部各器官的亚显微结构等，将原尾目提升为与昆虫纲并行的原尾纲，同时对原尾纲的分类系统作了重大改进。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动物志·原尾纲》等。
刘崇乐(20 - 06)，男，祖籍福建省福州市。1901年9月20日生于上海，1969年1月6日卒于北京，享年68岁。著名昆虫学家，为我国昆虫学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副院长，兼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国昆虫学会理事和《昆虫学报》主编。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一个热爱祖国的科学家——纪念刘崇乐教授A SCIENTIST THAT LOVES HIS FATHERLAND——In Memory of Prof．Liu Chung－lo作者：黄复生，黎明刘崇乐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他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的一生，是勤奋治学的一生，是有益于人民的一生。刘先生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901年出生。解放前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任教，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昆虫系系主任、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昆虫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昆虫研究所研究员、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队长、云南动物研究所所长、云南分院副院长、中国昆虫学会理事、昆虫学报总编辑等职，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民盟中央委员。刘崇乐教授早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之后又多次赴国外考察访问。二十年代开始，在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就致力于科学研究，为发展我国昆虫学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在北方开展了许多工作，人们尊重他，称他为“北刘” 。解放前夕他正在美国访问，接到了美国和台湾有关部门的聘请，但是他拒绝了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条件，怀着满腔的热忱，毅然回到了祖国，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自此，他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直到最后一息。在抗美援朝的反细菌战争中，他不辞劳苦，积极工作，亲自参加调查，举办细菌战罪行展览，在国际学术会议和报刊上公开揭露美帝国主义者发动细菌战的滔天罪行，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同情和支持。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刘崇乐教授理解国家的困难，为节约外汇，他倡议并开展了对于紫胶虫的研究，扩大了紫胶的生产，为发展我国紫胶事业奠定了基础。五十年代初期，他在国内创办了“生物防除”研究室，开展了寄生天敌的研究，并首先从国外引进了苏云金杆菌及昆虫病毒，奠定了昆虫病理学的基础。他本人在昆虫文献学和瓢虫分类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的全部工作为倡导和发展我国的“生物防除”学科立下了功劳。刘崇乐教授长期以来担任昆虫学报总编辑工作，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为开展我国昆虫学的学术活动付出了巨大精力。刘崇乐教授不仅为发展我国昆虫学事业做了许多工作，而且还培养了许多人材，其中很多人已成为知名的科学家、教授和科研骨干。刘崇乐先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我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愧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凶残地破坏我国科学事业，践踏知识分子政策，对刘崇乐教授横加诬陷打击，进行百般的凌辱和迫害，在长期的摧残下，久病不得医治，于1969年1月7日含冤去世，终年68岁。打倒“四人帮”，科学界重见天日，刘崇乐教授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我们应该永远记取这一血的教训，决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在科学的春天里，在四个现代化的长征路上，我们怀念刘崇乐先生！老实严谨的刘崇乐教授和他的悲惨遭遇作者：蔡恒胜在美国康州的美弗尔的一所养老院里躺着一位华人老妇，她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几乎连自己的亲人包括自己的儿孙都不认识了。她九十七岁了，人世间的凄凉苍伤都经历了，她太累了，也该休息了。养老院里有宁静清洁的环境、精心护理的工作人员，退休的儿子每周都来看望她，四个孙子都已工作了，三位已成家，她已有重孙子重孙女。过上舒适的晚年生活，她也该安心了。她就是我称之为刘伯母的施慧元女士，她的先生就是我国著名昆虫学家、我国昆虫学创始人之一、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崇乐。刘伯伯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901年9月20日生于上海，1969年1月6日卒于北京。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2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学位，1922－1926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昆虫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26年返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东北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农业院昆虫系主任以及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系主任及该校昆虫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调至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动物研究所，任室主任，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副院长，兼任昆明动物研究所首任所长、昆虫学会理事和《昆虫学报》主编。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长期从事生物学教学、生物防治、资源昆虫学和昆虫文献学研究。在昆虫学的人才培养及图书文献收藏方面都卓有建树。对我国资源昆虫特别是紫胶虫的调查、研究、利用及扩大新产区颇有贡献。刘伯伯是家父（蔡邦华院士）的同行和好友，1953年家父从杭州浙江大学调入北京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以后昆虫和动物二所合并成动物研究所以来，他们一直在一起共事，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是个文革重灾区，当时动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平均年龄超过四十七岁，居科学院之首。出自动物所的柳忠阳等一批造反派就把动物所作为典型，大搞法西斯专政，把张劲夫、裴丽生、秦力生、郁文、杜润生等院领导和动物所的几乎所有年长的老科学家包括童第周、陈世骧、蔡邦华、刘崇乐等全部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押在动物所牛棚，并把他们的家全部清除出十三、十四和十五楼。当时年近七旬的刘伯伯患有严重糖尿病，全身浮肿，步履蹒跚，但仍被押解去农村参加三秋劳动。家父屡次向这些造反派反映，刘快不行了，要送医院。但是这些人那里有人性，毫不领会。家父后来悲愤地回忆这段往事，他们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友就这样走了。据后来有人谈当时的情景，刘老经常吃不饱，有一次，他饥饿难忍，捡食了几粒掉在地上的玉米粒，竟被打得吐了出来。接着，这些造反派还勒令他去走独木桥。一代名家就这样摇摇晃晃，在一阵狞笑中从独木桥上消失了。更令人痛心地是与此同时，他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小儿子刘彭业不明不白从物理所大楼坠楼身亡。当时的刘伯母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真是欲哭无泪，悲痛欲绝。她真是悔恨啊，在临近解放之际，刘崇乐接到斯坦福大学的邀请，请他执教该校。当时刘崇乐和他的哥哥刘崇宏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他在生物系任教，而刘崇宏是历史系教授。他哥哥决定赴台湾，认为他搞的东西对共产党不会有用。而刘崇乐毕生热爱科学、热爱祖国，对共产党新中国有好感。在决定是否留下来有点拿不定主意。刘伯母想起她的外甥何祚庥和共产党关系密切，去征求他的意见。当时的地下党员何祚庥当然劝他们留下来。哪里想到一失足成千古恨，现在变得家破人亡。而刘崇宏到了台湾，为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人们一直很敬崇他，他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这也就是为什么刘伯母后来在平反之际，六十多岁时只身一人到了美国，千辛万苦最后把她大儿子一家六口先后移民到了美国，她绝不再让她的儿孙再受到伤害。这是后话。刘伯伯自50年代起，就立足于昆虫学基础知识的丰富积累，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大发展的需要，在国内首倡资源昆虫学研究。他积极从事捕食性天敌昆虫的应用和开发研究；进行寄生蜂、寄生蝇的利用，为我国综合治理农业、林业和园艺害虫作出了贡献，是我国利用天敌资源进行害虫生物防治的创始人之一。1955年以来，他密切关注我国工业、国防的重要原料紫胶虫的研究。时值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禁运封锁，紫胶来源十分困难。1955－1958年间，刘崇乐出任中苏科学院联合组织的云南紫胶考察队队长，率中苏科学家和我国有关产业部门及云南省科技工作者百余人，进行了连续多年的综合性考察，为紫胶虫的人工放养、产区的扩大、产量的提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1956年，中苏科学院云南紫胶工作队改名为中苏云南生物资源考察队。除紫胶之外，调查研究扩充到动植物区系和资源。动物方面涉及昆虫、鱼类、两栖爬行类、鸟类和兽类。上述调查获得了诸多新发现，证实了云南动物种类繁多且区系复杂、资源丰富。“动物王国”之称誉被科学界确认，为云南建立专业性的动物学研究机构作出了奠基性的准备。刘伯伯一生热爱昆虫学研究。早期以胡蜂科为主要对象，中后期侧重于瓢虫科和寄生蜂、寄蝇、蜘蛛的研究。他刻苦好学，知识渊博、精通外语、广收昆虫文献并极有研究。他学风严谨、做事认真，严于自律又诲人不倦，受到同仁的普遍敬重。有二件事证明刘伯伯的做事为人。1927年7月，朱自清在清华园写下了著名散文《荷塘月色》。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瞌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30年代，有一位陈姓的读者致函朱自清先生，认为“蝉子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便向周围的同事询问，出乎意料，同事大多同意那位读者的说法：蝉子晚上不叫。但似乎不够权威，朱先生便写信请教昆虫学家刘崇乐先生。刘先生大约也没有亲身经历，便翻阅多种有关昆虫的著作。几天后，他拿出一段书中的抄文，对朱自清说：“好不容易找到这一段！”抄出的这段文章说，平常夜晚，蝉子是不叫的，但在一个月夜，作者却清楚地听到它们在叫。第二件事在1926年10月的秋季，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一颗花生壳似的黑褐色物体，这是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茧壳长约36厘米，茧幅约04厘米，已经部分腐蚀，但仍有光泽，而且茧壳的切割面极为平直。当时主持发掘的李济对此十分重视，但是在发掘现场再没有找到第二颗。围绕着半个蚕茧，李济请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进行鉴定，刘崇乐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但也没有找出相反的证据。因为该茧壳比现在西阴村家养的蚕茧壳要小很多；不像是后来放进去的，因为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底下，茧壳周围的土色也没有受干扰的痕迹；当然也不会是野蚕偶尔吐的，因为它有利器切割过的痕迹，这半个蚕茧是经过人工割裂过的。为此，刘崇乐初步断定其为桑蚕茧，切割面是由锐利的刀刃所为。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是一种家蚕，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1928年，李济重访美国时，又特意把这半个蚕茧的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经那里的博物学家帮助他鉴定出这个茧壳是属于家蚕的老祖先的茧壳，证实了刘崇乐的判断。李济在后来的很多学术论著中，都提到过“半个蚕茧”这件事，提法一直比较谨慎，只是作了几点推论，提出了思考方向，并未作肯定的结论。从这两件事可看出刘伯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严谨态度，而不像有些人在大跃进年代搞浮夸，瞎论证什么一亩地能产万斤粮之类；更不象当今中国有些人搞学术腐败，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作为一个科学家首先要老老实实做人做学问。刘伯伯离我们快四十年了，在其一生的教育、科研生涯中，著述甚丰。在中外刊物发表论文53篇，撰写学术专著6部，译著2部。他的为人，他的杰出贡献，他的遭遇，他的死，能不让我们后人深刻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