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男，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 祖籍福建省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1928年生于江苏南京，1946年考入厦门大学外文系。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8年发表第一首诗作，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LOWA）艺术硕士。 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1953年10月，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及《创世纪》诗刊，致力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诗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在台湾居住，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主要诗作有《乡愁》、《白玉苦瓜》、《等你，在雨中》等；诗集有《灵河》、《石室之死》、《余光中诗选》等；诗论集有《诗人之境》、《诗的创作与鉴赏》等。其中《乡愁》一诗，因为形象而深刻抒发了游子殷切的思乡之情并富有时代感而受到人们的喜爱河赞赏。他的诗，兼有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现代文学之精神，创作手法新颖灵活，比喻奇特，描写精雕细刻，抒情细腻缠绵，一唱三叹，含蓄隽永，意味深长，韵律优美，节奏感强。他因此被尊为台湾诗坛祭酒。他的诗论视野开阔，富有开拓探索的犀利朝气；他强调作家的民族感和责任感，善于从语言的角度把握诗的品格和价值，自成一家。 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台湾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 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 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80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 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现已出版诗集21种；散文集11种；评论集5种；翻译集13种；共40余种著有 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白玉苦瓜》等十余种。 余光中的诗文创作及翻译作品，祖国大陆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广州花城出版社、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等15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余先生同时又是资深的编辑家，曾主编《蓝星》、文星》、《现代文学》等重要诗文刊物。并以“总编辑”名义主编台湾1970?/FONT>1989《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共15册（小说卷、散文卷、诗卷、戏剧卷、评论卷）。 余光中在台湾与海外及祖国大陆文学界享有盛誉。他曾获得包括《吴三连文学奖》、《中国时报奖》、《金鼎奖》、《国家文艺奖》等台湾所有重要奖项。多次赴欧美参加国际笔会及其他文学会议并发表演讲。也多次来祖国大陆讲学。如1992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演讲《龚自珍与雪莱》；1997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其诗歌散文选集共7册，他应邀前往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北京五大城市为读者签名。吉林大学、东北大学颁赠客座教授名衔。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曾朗诵演出他的名诗《乡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北京图书目录》，收录《余光中诗选》于其中。近年来，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东方之子》等栏目专题向国内观众连续推荐报导余光中先生，影响很大。 海内外对余光中作品的评论文章，大约在一千篇左右。专论余光中的书籍，有黄耀梁主编，分别由台湾纯文学出版社与九歌出版社出版的《火浴的凤凰》、《璀璨的五彩笔》；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余光中一百首》（流沙河选释）等5种。传记有台湾天下远见出版公司出版，傅孟君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其诗集《莲的联想》，1971年由德国学者译成德文出版。另有不少诗文被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 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是中国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他目前仍在“与永恒拔河”。呼吸在当今，却已经进入了历史，他的名字已经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 但其曾经在1960,1970年代攻击台湾左翼作家及乡土作家，让人诟病至今。但这并不为大陆读者熟知。 巴金(25 - 17)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自幼在家延师读书。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四川大学前身之一）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1922年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 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宣传无政府主义。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数年之间，著作颇多。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1940年至1945年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短篇小说以《神》、《鬼》为著名。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辑有《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由他倡议，1985年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誉院士称号。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主编或编辑过《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中学生》、《国文月刊》、《笔阵》等。
叶圣陶（28——16）现代著名作家、语文教育家、编辑家、出版家、政治活动家，我国第一位童话作家。原名叶绍钧，字圣陶，笔名叶陶、圣陶、斯提、桂山等。生活在江南水乡——苏州。作品收在《叶圣陶集》里。早年当小学教师，并参加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1921年，他与沈雁冰、郑振铎等组织“文学研究会”。1923年起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主编或编辑过《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中学生》、《国文月刊》、《笔阵》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46年后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著有小说《隔膜》、《线下》、《倪焕之》（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版的长篇小说之一），散文集《小记十篇》、《脚步集》、《西川集》，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并编辑过几十种课本，写过十几本语文教育论著。叶圣陶（1894-1988）原名绍钧，汉族。字秉臣。江苏苏州市人，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1912年中学毕业后，因家境清贫即开始当小学教师并从事文学创作。五四运动前参加了李大钊、鲁迅支持的"新潮社"。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并与朱自清等人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诗》。他发表了许多反映人民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作品，出版了我国童话集《稻草人》以及小说集《隔膜》、《火灾》等。1923年，叶圣陶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并主编《小说月报》等杂志，同时继续文学创作，发表了长篇小说《倪焕之》和大量短篇小说。1930年，他转入开明书店。他主办的《中学生》杂志，是三、四十年代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写下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在四川他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支援抗日前线的将士。抗战胜利后，他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1946年，叶圣陶回到上海后，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还担任了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他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揭露和抨击当局内战、独裁、卖国的罪行，呼吁文化界教育界同人"要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广大的人民，为同一目标而斗争"，"汇为巨力致民主"，"转移风气，挽回世运"，开创"为万世开太平"的局面。 1949年初，叶圣陶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由上海经香港到达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6月，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文联全国委员；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职，并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届至第四届代表和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1962年，叶圣陶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1979年民进四代大会上，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1984年9月，出任民进中央代主席。 故居在东城区东四八条71号。
临证主张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在整体观点、综合分析的前提下，把握局部、微观识病，而治疗上则着重在中医的辨“证”上下功夫，认为“证”的临床动态研究，最能集中体现中医的诊治特色。擅长治疗内科杂病和妇科病等。作为一位中医临床家的同时，又是一位中医编辑家。他具有严格的审稿眼光、科学的加工方法和高度的编辑技巧。自1960年调入《中医杂志》社以来，他和同志们共同建立和完善了中医编辑的思路、方法和技巧，培养出自己的编辑风格。他不满足于及时地反映临床科研学术水平，而是注重通过编辑文章去支持、扶植、引导临床和科研工作的开展。他在《中医杂志》社任职期间，坚持稿件集体审评,择优选用的原则，抵制开后门的不正之风，对稿件一视同仁，坚持质量第一，他与编辑部同仁长期以来树立了选稿用稿秉公办事，不徇私情的严正作风。担任广安门医院院长期间，他关心群众，不谋私利，整顿纪律，推进改革。他曾把分给院长的住房让给缺房职工，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无私风尚。在中医界的学识与素养、人品与才德为社会各界所敬重，在退离院长岗位后他又担任了很多社会职务，如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中医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博士研究生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常务理事、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医编辑学会主任委员等，在群众无计名投票中，他连任北京东城区第九、十、十一届人大代表。他的事迹已收入中宣部出版的《编辑家列传》，并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有巴金、丁玲、赵树理、周立波、艾青、杨朔、孙犁、徐迟、贺敬之、新时期、莫言、王蒙、铁凝、厉声教、刘心武、贾平凹、路遥、张贤亮、新时期、莫言、王蒙、铁凝、厉声教、刘心武、贾平凹、路遥、张贤亮、刘绍棠、蒋子龙、张洁、高晓声、李存葆、残雪、温皓然、刘索拉、格非、马原、高行健、刘宾雁、苏晓康、叶文福、王土等1、巴金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原名李尧棠，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1982年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03年11月，中国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称号。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代表作：《家》《春》《秋》《雾》《雨》《电》等。2、丁玲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女，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共党员，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代表著作有处女作《梦珂》，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等。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多福巷家中逝世，享年82岁。3、路遥路遥（1949年12月2日—1992年11月17日），男，本名王卫国，出生于陕北榆林清涧县，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人生》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成员、副主席。4、贾平凹贾平凹，本名贾平娃，1952年2月21日出生于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中国当代作家。1988年，凭借《浮躁》获得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铜奖。1992年，创刊《美文》。1993年，出版长篇小说《废都》。5、莫言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东北乡文化发展区大栏平安村，中国当代作家。1981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1985年，因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中国当代作家
回答 一、贾平凹 原名贾平娃，后改“平凹”，陕西丹凤人，中国大陆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现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2016年12月当选第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二、莫言 本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中国大陆作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文艺学硕士，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兼职教授，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汕头大学兼职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三、王蒙 男，祖籍河北南皮，生于北京，中国当代作家，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 更多4条
你好，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叶圣陶（1894年10月28日－1988年2月16日）原名叶绍钧，汉族人。字秉臣。江苏苏州人，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叶圣陶曾担任多项职务。解放后，叶圣陶曾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他也是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民进中央主席。叶圣陶于1988年2月16日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
老舍，原名舒庆春；巴金原名李尧棠；冰心，原名谢婉莹；叶圣陶原名：叶绍钧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巴金茅盾（1896～1981）本名沈德鸿，字雁冰，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享年99岁，福建长乐人，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 。现代著名女作家，儿童文学 ，诗人 深受人民的敬仰。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圣陶，笔名叶陶、圣陶、斯提、桂山等 老舍（1899年~1966年），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
声明：词条人人可编辑，创建、修改和认证均免费详情臧克家（臧克家）7万 45"臧克家臧克家（1905年10月8日～2004年2月5日），著名诗人，[1]山东潍坊诸城人，曾用名臧瑗望，笔名少全、何嘉。国立山东大学[2]（今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大学）[2]知名校友，是闻一多的学生、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曾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第七、八届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第三届理事、顾问，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第六、七届荣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曾任《诗刊》主编，第一部诗集是《烙印》，主要讽刺诗集《宝贝儿》，文艺论文集《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其短诗《有的人》被广泛传颂，且被选入六年级上册人教版第二十七课；《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人教版教材经作者同意后改名为：《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2017年教材改版改回原题目）入选七年级下册人教版第二课。 2004年2月5日20时35分，臧克家因冠心病、尿毒症导致多脏器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98周岁零120天。[3]中文名臧克家别名曾用名臧瑗望，笔名少全、何嘉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山东潍坊诸城人物关系 郑曼妻子人物生平早年经历1905年10月8日，臧克家出生在山东潍坊诸城臧场。诸城在胶东半岛上，这个县属古琅琊，两千多年前，秦始皇东巡时曾在那儿刻石纪功，至今那儿还有非常有名的琅琊刻石。臧家庄在城西南十八里，它孤高地踞在一个小山岭上，村旁边有两座青山，一座是常山，一座是马耳山，苏东坡在密州作知州时，曾到常山打猎，留下“试扫北台看马耳”的诗句。臧克家的回忆录臧克家出生在一个中小地主家庭里。这是一个封建家庭，但它的文化空气很浓。他的祖父、曾祖父都在前清有过不大不小的“功名”，他的父亲是从法政学堂毕业的。他8岁时，生母便去世了，他父亲患有肺病，终年咳血，仅仅活了34岁。由于家庭的不幸，诗人在入私塾之前有机会和贫苦人家的孩子一起玩耍，从而对农民的悲惨、辛酸的生活有了深入骨髓的认识。又因为他家里文化氛围浓郁，他从小就对文艺感兴趣。诗人后来年老了还能清楚地记得他儿时听到的一些歌谣，如：山老鸹，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背到山沟里，媳妇背到炕头上，出啦出啦吃面汤，吃完面汤想他娘，他娘变了个屎壳郎，碰了南墙碰北墙。臧克家臧克家的祖父和父亲都爱诗。祖父为人严肃沉默，令人不敢接近，但一高兴朗诵起诗来，声音里就饱含情感，进入诗的境界而成了另一个人。他小时候，祖父教他念古诗，当时臧克家虽不了解，但却能背得滚瓜烂熟。什么“打起黄莺儿”；“自君之出矣”；“床前明月光”；“壮士别燕丹”；什么“少小离家老大回”……祖父又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春节临近的时候，祖父总是亲手写春联，而年少的臧克家就负责按纸，堂屋里的门联年年换，大都是古人的佳句。像“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水能澹性为吾友，竹附虚心是我师”；“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等。大约在八九岁的时候，臧克家上了私塾，12岁的时候上本村的初级小学校。在私塾读书的那几年，他竟能背熟六十多篇古文。长点的像《滕王阁序》《吊古战场文》《李陵答苏武书》；短些的像《陋室铭》《读孟尝君传》等。他后来回忆说：“相隔近七十年，至今仍能背得出来，当年啃骨头，今日始解其中味，获益不浅。”在初小的两年间，孙梦星老先生常常慷慨陈词：我们堂堂大中华，有几千年的光荣历史，竟被小小日本这样欺压!而当局又一味忍让，弄得国亡无日，四万万黄帝的子孙，全将变成亡国奴了!臧克家怀着悲伤而激烈的心情倾听，年少的心灵撒下了仇恨帝国主义的种子，也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年臧克家14岁，他考入县城“第一高等小学”。夏秋之间，北京学生运动组织派了当地的一名大学生丘纪明回乡做宣传鼓动工作。臧克家和同学们跟着他打着小旗到街头去宣传，还到商店去检查日货，登记封存、没收日货。在诸城县内有两处古迹，一处是秦始皇的琅琊碑，另一处是苏东坡的“超然台”。“超然台”是臧克家时常登临的地方。事隔千载，人隔生死，他似乎和苏轼心有相通。每临此境，臧克家北瞰潍水，南瞻“马耳”，东望庐山，西眺穆陵，口吟“大江东去”，时觉豪气满胸。他常默想：做一个诗人多好啊；千百年来，多少帝王将相，被东去的流水淘尽，而诗人的诗句，却永世长存，打动人心。著名作家臧克家 刘文韬编辑在“高小”学习了三年，臧克家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眼界和心智，都放宽了一些。“高小”三年毕业，当中因为丧父休学，臧克家推迟了一年毕业。1923年，臧克家到济南，升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该校校长王祝晨先生是高等优级师范学校毕业的，立志终生为教育献身，思想进步开明，常延请名人到校讲演，启迪学生的眼界和心胸，杜威、周作人、杨晦等人都曾到一师讲演过。在全班中，臧克家的国文成绩是数一数二的，他的作文经常得到老师的好评。就在那时，他开始写起了白话诗。一次，他向《语丝》投稿，周作人复了信，不久《语丝》将他的投稿登了出来，这是臧克家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大刊物上发表作品。接着他又向林兰女士主编的《徐文长的故事集》投去三篇稿子，又被采用，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书上，他真是“不亦乐乎”。著名作家臧克家 刘文韬 摄当时，山东第一师范算得上济南的一个开明学校，也是“五四”新思潮、新文化传播的一个阵地。在学校里，臧克家如饥似渴地读着许多新出版的书。那时，为了鼓励学生读书，学校还成立了“书报介绍社”，邓广铭就是它的负责人。1926年秋，奉系军阀张宗昌在山东的统治非常黑暗，臧克家感到压抑得透不过气来。正当此时，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中有几句话给了他很大触动：“彻底的个人自由，在现在的制度之下，是追求不到的。”他便和同学结伴到武汉，那时武汉成立了革命政府，“南军”声威震全国，许许多多青年心向往之。1927年初，臧克家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曾随部队参加讨伐杨森、夏斗寅的战斗。他的诗集《自由的写照》就是描写武汉大革命生活的。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故乡，不久，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臧克家逃亡东北。诗人用诗歌给我们记录了他在东北的生活。生平履历1905年10月8日，出生于山东诸城。18岁前一直生活在胶东半岛的农村。 共2张臧老墨宝1923年夏，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当时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影响，开始习作新诗。1925年，首次在全国性刊物《语丝》上发表处女作《别十与天罡》，署名少全。1926年秋（有说1927年初），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曾参与北伐，加入讨伐夏斗寅的战役，失败后逃亡东北。1928年农历四月，和王深汀结婚。1929年，入读山东大学补习班，在青岛《民国日报》上第一次发表新诗《默静在晚林中》，署名克家。8月10日，长子臧乐源出生在济南。1930年，入读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2] 前身，1931年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新诗创作上得到闻一多、王统照的鼓励与帮助。1932年，在《新月》4卷7期发表第一首诗作《难民》，另有《老马》等，描写旧中国农民的生活。1933年，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出版，获闻一多、茅盾等好评。1934年，出版诗集《罪恶的黑手》。毕业于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1934年至1937年，在山东省立临清中学任教，出版诗集《运河》和长诗《自己的写照》，创作了散文集《乱莠集》。1936年，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是中国现实主义新诗的开山人之一。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选为襄阳、宜昌两分会理事。年初，与王深汀离婚。1938年至1941年夏初，任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宣传科教官、司令长官部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三十军参议。他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三赴台儿庄前线采访，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他率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深入河南、湖北、安徽农村及大别山区，开展抗日文艺宣传和创作活动；他组织“文艺人从军部队”；赴随枣前线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工作，曾参加随枣战役。这期间，创作和出版了《从军行》、《淮上吟》等诗集及散文集《随枣行》，歌颂抗日军民的事迹。1941年秋，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参议、三一出版社副社长、代理社长，筹备出版了刊物《大地文丛》，创刊后，被当局查禁。1942年7月辞职，冒暑自河南叶县徒步赴重庆。8月，和邓曼结婚。1943年4月，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届年会上当选为候补理事。1943年夏，任赈济委员会专员，并负责编辑《难童教养》杂志至1945年秋。1943年，出版了回忆录散文集《我的诗生活》、诗集《泥土的歌》。1944年，出版了《十年诗选》。历任上海《侨声报》文艺副刊、《文讯》月刊、《创造诗丛》主编。1948年12月，由于国民政府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严重，一度逃亡到香港。1949年3月，由中共党组织安排来到北平。后历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文学创作研究室研究员，新闻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编审，《新华月报》编委，主编《新华月报》文艺栏。1949年7月，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1951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1954年，出版了《臧克家诗选》。1956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57年至1965年，任《诗刊》主编。经他联系，《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毛泽东的诗词十八首。1957年，和周振甫合著《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后改名《毛主席诗词讲解》）。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停止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1976年1月，《诗刊》复刊，担任顾问兼编委。“四人帮”倒台后，年逾古稀的臧克家恢复创作，出版了《忆向阳》、《落照红》、《臧克家旧体诗稿》等诗集；《怀人集》、《诗与生活》等散文集；《学诗断想》、《克家论诗》、《臧克家古典诗文欣赏集》等论文集。1988年4月，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文学期刊编辑荣誉奖。1990年8月，他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获得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和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1991年10月，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1月，获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奖”终身成就奖。11月，获“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届龙文化金奖”终身成就奖。2002年10月，被世界诗人大会和世界艺术文化学院授予荣誉人文学博士。12月，获第七届今世缘国际诗人笔会颁发的“中国当代诗魂”金奖；《臧克家全集》面世，共有12卷，近630万字。2003年12月，《臧克家全集》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004年2月5日20时35分，因冠心病、尿毒症导致多脏器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安葬于北京万佛园华侨陵园。
你好，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肖复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当过大中小学的教师。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80余部。近著有《音乐笔记》、《聆听与吟唱》、《纸的生命》、《浪漫的丧失》、《父亲手记》、《总有一处让你感动》等。曾获全国及北京上海优秀文学奖多种，《音乐笔记》获首届冰心散文奖。 肖复兴，北京人，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80余部。曾有长篇小说“青春三部曲”《早恋》、《一个女中学生的日记》、《青春回旋曲》，报告文学《和当代中学生对话》、《和当代中学生通信》。近著有《音乐笔记》、《音乐的隔膜》、《聆听与吟唱》、《浪漫的丧失》、《纸的生命》、《遥远的含蓄》等。曾经获得过全国以及北京上海优秀文学奖多种。《音乐笔记》获首届冰心散文奖。《那片绿绿的爬山虎》、《向往奥运》、《荔枝》、《银色的心愿》、《寻找贝多芬》等篇入选大中小学课本。 作者语：“人其实是很脆弱的，伤怀往事，尤其是蹉跎的青春往事，心里的感受无可言说。我知道，无论过去是对是错，是可以伤感，还是可以悔恨，都是不可追回的了。人可以回过头往后看，但路却总是要往前走。过去的路是一张弓，只能弹射得我们向前飞奔，这就是我们无法逃避又不可选择的命运。”
我国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精于编辑业务、成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在现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原名程扶铎，1916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不久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学问日增，思想上也不断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二秘书处秘书，兼任军政学院哲学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2年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晋察冀日报》编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直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工作。60多年来他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极大努力，有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建国后，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曾积极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总揽编辑、出版业务全局，并负责编委会，奠定了该刊的编辑宗旨和编辑风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王子野任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领导编辑职务，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大量理论翻译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坚持做学问，追求真理。1975年，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至1982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在国家编辑事业领导岗位上，拨乱反正，落实出版政策，重视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质量，关心和提倡书籍装帧艺术，并多次撰文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后，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仍一如既往，关心出版工作。他亲自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审同，并撰写该书“绪论”部分；经常在中央级报刊上推荐好书、评论作品。他关心和支持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为多咱编辑著述撰写序文。他说：“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的位置。”（1982年《韬奋与出版》一书序）王子野鼓励编辑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曾主持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编辑出版理论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还提倡编辑要读书学习、博学多能，成为通才，并要继承和发扬出版的优良传统。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编辑部建议，约请一些老编辑写一写自己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之后该刊开辟“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专栏，陆续发表了许多著名编辑所写的具体经验和切实体会，在编辑出版界起到了广泛的有益作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子野为出版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访问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跟这些国家的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绩，促进国际合作出版的开展。王子野是国内外公认的享有盛誉的出版家、编辑家。一王子野的编辑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他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长期主持编辑工作，1960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初期，除出版《马恩文选》外，还有马列原著单行本，王子野重视序言的校订工作，特别是列入“干部必读”的部分，经常亲自跟译者联系（曹葆华等）。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后，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进入更有计划、有系统的新阶段。继《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60年代，又开始了出版《列宁选集》的工作，王子野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介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子野满腔热情地发言，希望译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国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写的前方和注释；对《全集》的装帧设计要求成为善本书。这些真诚的意见，也是他一贯的主张。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时多次讲到普列汉诺夫翻译马恩著作时增加自己注释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费尔巴哈论纲》时，就附了普列汉诺夫写的注释。在“文革”中陈伯达曾以此作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学的根据，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作为编辑家的王子野，认真贯彻出版方针。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为了执行编辑出版分工原则，他坚决主张不出版专业分工以外的书籍，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在编辑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视出版物的质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亲自审稿，对各级编辑的审稿意见，总是写上自己意见、看法，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很有说服力。有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翻译书稿，编辑的审稿意见很简单，王子野看了书稿以后，写道：“虽然你们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遗留下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你们的校定者和审稿者也是有意见的。”接着指出该稿译文上的不妥之处、译者杜撰的名词术语，以及误译的例子。然后又说：“希望你们从这部稿子的校定、审读的错误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改正今后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不对，也可批评。”（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往往有些译稿原文比较粗疏，即使译者是名家，王子野总是要编辑把审稿意见告诉译者，让译者自己了解后进行校改。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不少从苏联翻译的哲学、社会方面的小册子。后来认识提高了，1954年9月间，王子野在一本重印书上批语：“不要重印苏联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对于选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书的选译，必须十分慎重，可缓就缓，可不译就不译，这样做，不会吃亏”（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的著作稿，同样认真审读。一部阐述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的书稿。王子野的审稿意见是：“这部稿子只是一些数字的堆积，再插进一些《共同纲领》的引文，使人无法读下去。照此样子不作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实血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讲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头，才能读下去。”另一部学术著作的审稿意见，是这样写的：“对苏联学者的见解要认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录。但是参考书在文末须作交代。”（以上均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还经常提醒编辑部的同志，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他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认真严肃、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社编辑的业务素质与工作作风的。王子野除了审稿，还要审读、修改编辑撰写的图书“内容提要”文字，有时改动得几乎是重新撰写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后就建立总编辑在审读、签发书稿时，同时要审读、签发书稿的“内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还重视出版社的书刊资料工作，认为做好藏书资料工作，对培养出版社编辑人员有很大作用。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诸如“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的校对错误等，都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做出的检查和认识。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员大会上提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三风”、“一严”问题。“三风”就是：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一严”就是一切从严，首先是政治上从严。从编辑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环节都要求严字当头。选题组稿、审稿、加工要严，出版校对也要从严，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要从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王子野还认为，提高书稿质量，首先必须领先著者、译者、编辑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强编辑工作，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外，同时还应当推动著者、译者和编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双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讲到出版社要团结一大批认真著译的作者，总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在编辑访问作者的“访问记录”上写意见、作提示，有时还在全社人员大会上表扬或批评，还提倡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出版社做学术报告；他自己跟曹葆华、曹汀、朱光潜、吕振羽、季羡林、戈宝权等一大批学者专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其实，王子野对于社会上人才的重视与爱护，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时，将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王荫庭，请到出版社来让他翻译作品，发挥专长。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子野满腔热情、鼓励安徽一位美学家郭因出版学术著作。郭因的两本专著《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和《艺廊思絮》，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和向王子野的赠书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学者徐学林，研究徽学，学有专长，对安徽出版史情有独钟，写出过大量的论文。王子野对他十分关心和鼓励。我很了解王子野对于人才的爱护和对有价值书稿的重视，只是他不愿意多说自己是怎样做的。图书质量是由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构成的。王子野对于图书的外观形式——装帧设计也是十重视的。无疑，这和他的哲学、美学素养，以及对艺术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编辑岗位上经常关心图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为封面设计出主意。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终结着王子野的心血和贡献。1985年纪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时，王子野用秀丽的行书写下这样的题词：“乐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对他自己服务、献身编辑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二早在建国前后，王子野有过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经说到自己对哲学、美学的爱好，到北京以后，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是编辑出版工作。不过，王子野又确实干了一辈子的编辑。王子野是编辑家，然而他又是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位勤奋的翻译家。他对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有很深的修养，对翻译工作也很有造诣，。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撰写哲学、美学、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出版过多种著译单行本。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槐下居丛稿》就是他几十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结集。1991年11月，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绩溪召开。王子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胡适的同乡和后辈，他作了题为《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的发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开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对胡适的学术思想采取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回来。……我以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作为学者，王子野博览群书，勤于钻研，他藏册极富，坐拥书城。他是珍爱图书的藏书家，又是广泛涉猎的学问家。人们很惊奇地发现，王子野面对大量藏书，但又随时能够找出来使用。在王子野的读书习惯中，对于外国文学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欢对照外文原文进行阅读。他懂得俄、英两种文字，去世前几年还在自学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这位白发老人正面对着电视机认真地学外文。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也是编辑家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是使他集编辑家与学者、评论家于一身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后，人们经常能够见到王子野的书法作品。从图书刊名题字、题词到条幅，生动的行草或古朴的篆隶，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书法家的王子野。其实王子野的书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过去忙于编辑业务和出版领导工作，无暇顾及。这几年他有更多的时间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书则倾慕于右任体，而又着意融合诸家，化为己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子野在书法上的成就，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基础。他很喜爱中西绘画，他的藏书有大量的中外画册，对作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经为画家袁运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评论。他能刻竹、治印，这些艺术修养使他的书法别具神韵，我曾见到过他挥毫书写碑记。三跟王子野共事合作过的，或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都会一致称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畅晓达；同时也会觉得他讲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讲话、做报告时往往缺少鼓动性和条理性。平时相处，容易见到他不苟言笑、严肃庄重的一面，不易发觉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一面。50年代在出版社时，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很爱聊天、说笑话。他称赞一个工友的工作有条理，说他有“大将风度”。一次，北京东城智化寺举办个人采集的蝴蝶标本展览，他见人就介绍。只要读一本好书，不住地向人推荐；如果是一本不满意的书，也要说出批评意见。跟他在一起开会，晚上喝了点酒，就会闲聊，从学问到生活，无所不谈。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极其认真、细致而又有条理。他日常伏案读书、写作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书本和笔纸放得很有规律。书桌抽屉里的东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净几，为他创造了文思如涌、学问日进的良好环境。1993年春天，我去拜访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在初中学习的孙子小遥。在小遥居室的墙上，我见到王子野用工整楷书写的几句话：多做好事，少说空话，先做后讲，做了不讲；别人的好事，一件不忘，自己好事，做了就忘。这是王子野赠给他后辈的座右铭。我觉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应该说，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铭。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同样需要在编辑出版界大大提倡和发扬的。[2]
答：叶圣陶原名（ 叶绍钧 ），我国现代著名的（ 作 ）家（ 教育家 ）家（ 编辑家 ）家和（ 出版 ） 家郑渊洁是著名的童话大王，写出他作品中的两个人物（ 皮皮鲁、鲁西西 ）
你好，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1] 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1916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学校执教，推出第一个童话故事《稻草人》。[2] 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1923年，发表长篇小说《倪焕之》。[3] 1949年后，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主席。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8年2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鲁迅，原名周树人冰心，原名谢婉莹。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茅盾，本名沈德鸿，字雁冰秦牧－原名林阿书,又名林派光、林觉夫、林顽石杨沫－原名杨成业郭沫若－原名郭开贞,文豹,号尚武田汉---原名田寿昌夏衍---原名沈月熙,字端轩曹禺－万家宝,字小石艾青－原名蒋海澄,笔名莪伽、克阿、林壁丁玲---原名蒋冰之沈雁冰笔名茅盾， 李芾甘笔名巴金， 舒庆春笔名老舍， 蒋冰之笔名丁玲， 赵平复笔名柔石， 张光人笔名胡风， 张遒莹笔名萧红 周树人笔名鲁迅 查良镛笔名金庸 熊耀华笔名古龙 陈喆的笔名琼
我国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精于编辑业务、成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在现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原名程扶铎，1916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不久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学问日增，思想上也不断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二秘书处秘书，兼任军政学院哲学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2年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晋察冀日报》编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直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工作。60多年来他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极大努力，有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建国后，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曾积极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总揽编辑、出版业务全局，并负责编委会，奠定了该刊的编辑宗旨和编辑风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王子野任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领导编辑职务，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大量理论翻译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坚持做学问，追求真理。1975年，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至1982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在国家编辑事业领导岗位上，拨乱反正，落实出版政策，重视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质量，关心和提倡书籍装帧艺术，并多次撰文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后，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仍一如既往，关心出版工作。他亲自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审同，并撰写该书“绪论”部分；经常在中央级报刊上推荐好书、评论作品。他关心和支持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为多咱编辑著述撰写序文。他说：“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的位置。”（1982年《韬奋与出版》一书序）王子野鼓励编辑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曾主持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编辑出版理论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还提倡编辑要读书学习、博学多能，成为通才，并要继承和发扬出版的优良传统。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编辑部建议，约请一些老编辑写一写自己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之后该刊开辟“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专栏，陆续发表了许多著名编辑所写的具体经验和切实体会，在编辑出版界起到了广泛的有益作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子野为出版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访问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跟这些国家的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绩，促进国际合作出版的开展。王子野是国内外公认的享有盛誉的出版家、编辑家。一王子野的编辑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他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长期主持编辑工作，1960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初期，除出版《马恩文选》外，还有马列原著单行本，王子野重视序言的校订工作，特别是列入“干部必读”的部分，经常亲自跟译者联系（曹葆华等）。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后，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进入更有计划、有系统的新阶段。继《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60年代，又开始了出版《列宁选集》的工作，王子野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介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子野满腔热情地发言，希望译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国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写的前方和注释；对《全集》的装帧设计要求成为善本书。这些真诚的意见，也是他一贯的主张。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时多次讲到普列汉诺夫翻译马恩著作时增加自己注释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费尔巴哈论纲》时，就附了普列汉诺夫写的注释。在“文革”中陈伯达曾以此作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学的根据，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作为编辑家的王子野，认真贯彻出版方针。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为了执行编辑出版分工原则，他坚决主张不出版专业分工以外的书籍，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在编辑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视出版物的质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亲自审稿，对各级编辑的审稿意见，总是写上自己意见、看法，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很有说服力。有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翻译书稿，编辑的审稿意见很简单，王子野看了书稿以后，写道：“虽然你们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遗留下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你们的校定者和审稿者也是有意见的。”接着指出该稿译文上的不妥之处、译者杜撰的名词术语，以及误译的例子。然后又说：“希望你们从这部稿子的校定、审读的错误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改正今后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不对，也可批评。”（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往往有些译稿原文比较粗疏，即使译者是名家，王子野总是要编辑把审稿意见告诉译者，让译者自己了解后进行校改。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不少从苏联翻译的哲学、社会方面的小册子。后来认识提高了，1954年9月间，王子野在一本重印书上批语：“不要重印苏联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对于选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书的选译，必须十分慎重，可缓就缓，可不译就不译，这样做，不会吃亏”（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的著作稿，同样认真审读。一部阐述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的书稿。王子野的审稿意见是：“这部稿子只是一些数字的堆积，再插进一些《共同纲领》的引文，使人无法读下去。照此样子不作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实血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讲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头，才能读下去。”另一部学术著作的审稿意见，是这样写的：“对苏联学者的见解要认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录。但是参考书在文末须作交代。”（以上均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还经常提醒编辑部的同志，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他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认真严肃、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社编辑的业务素质与工作作风的。王子野除了审稿，还要审读、修改编辑撰写的图书“内容提要”文字，有时改动得几乎是重新撰写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后就建立总编辑在审读、签发书稿时，同时要审读、签发书稿的“内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还重视出版社的书刊资料工作，认为做好藏书资料工作，对培养出版社编辑人员有很大作用。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诸如“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的校对错误等，都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做出的检查和认识。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员大会上提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三风”、“一严”问题。“三风”就是：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一严”就是一切从严，首先是政治上从严。从编辑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环节都要求严字当头。选题组稿、审稿、加工要严，出版校对也要从严，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要从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王子野还认为，提高书稿质量，首先必须领先著者、译者、编辑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强编辑工作，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外，同时还应当推动著者、译者和编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双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讲到出版社要团结一大批认真著译的作者，总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在编辑访问作者的“访问记录”上写意见、作提示，有时还在全社人员大会上表扬或批评，还提倡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出版社做学术报告；他自己跟曹葆华、曹汀、朱光潜、吕振羽、季羡林、戈宝权等一大批学者专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其实，王子野对于社会上人才的重视与爱护，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时，将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王荫庭，请到出版社来让他翻译作品，发挥专长。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子野满腔热情、鼓励安徽一位美学家郭因出版学术著作。郭因的两本专著《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和《艺廊思絮》，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和向王子野的赠书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学者徐学林，研究徽学，学有专长，对安徽出版史情有独钟，写出过大量的论文。王子野对他十分关心和鼓励。我很了解王子野对于人才的爱护和对有价值书稿的重视，只是他不愿意多说自己是怎样做的。图书质量是由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构成的。王子野对于图书的外观形式——装帧设计也是十重视的。无疑，这和他的哲学、美学素养，以及对艺术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编辑岗位上经常关心图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为封面设计出主意。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终结着王子野的心血和贡献。1985年纪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时，王子野用秀丽的行书写下这样的题词：“乐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对他自己服务、献身编辑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二早在建国前后，王子野有过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经说到自己对哲学、美学的爱好，到北京以后，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是编辑出版工作。不过，王子野又确实干了一辈子的编辑。王子野是编辑家，然而他又是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位勤奋的翻译家。他对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有很深的修养，对翻译工作也很有造诣，。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撰写哲学、美学、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出版过多种著译单行本。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槐下居丛稿》就是他几十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结集。1991年11月，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绩溪召开。王子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胡适的同乡和后辈，他作了题为《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的发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开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对胡适的学术思想采取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回来。……我以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作为学者，王子野博览群书，勤于钻研，他藏册极富，坐拥书城。他是珍爱图书的藏书家，又是广泛涉猎的学问家。人们很惊奇地发现，王子野面对大量藏书，但又随时能够找出来使用。在王子野的读书习惯中，对于外国文学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欢对照外文原文进行阅读。他懂得俄、英两种文字，去世前几年还在自学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这位白发老人正面对着电视机认真地学外文。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也是编辑家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是使他集编辑家与学者、评论家于一身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后，人们经常能够见到王子野的书法作品。从图书刊名题字、题词到条幅，生动的行草或古朴的篆隶，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书法家的王子野。其实王子野的书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过去忙于编辑业务和出版领导工作，无暇顾及。这几年他有更多的时间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书则倾慕于右任体，而又着意融合诸家，化为己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子野在书法上的成就，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基础。他很喜爱中西绘画，他的藏书有大量的中外画册，对作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经为画家袁运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评论。他能刻竹、治印，这些艺术修养使他的书法别具神韵，我曾见到过他挥毫书写碑记。三跟王子野共事合作过的，或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都会一致称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畅晓达；同时也会觉得他讲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讲话、做报告时往往缺少鼓动性和条理性。平时相处，容易见到他不苟言笑、严肃庄重的一面，不易发觉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一面。50年代在出版社时，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很爱聊天、说笑话。他称赞一个工友的工作有条理，说他有“大将风度”。一次，北京东城智化寺举办个人采集的蝴蝶标本展览，他见人就介绍。只要读一本好书，不住地向人推荐；如果是一本不满意的书，也要说出批评意见。跟他在一起开会，晚上喝了点酒，就会闲聊，从学问到生活，无所不谈。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极其认真、细致而又有条理。他日常伏案读书、写作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书本和笔纸放得很有规律。书桌抽屉里的东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净几，为他创造了文思如涌、学问日进的良好环境。1993年春天，我去拜访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在初中学习的孙子小遥。在小遥居室的墙上，我见到王子野用工整楷书写的几句话：多做好事，少说空话，先做后讲，做了不讲；别人的好事，一件不忘，自己好事，做了就忘。这是王子野赠给他后辈的座右铭。我觉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应该说，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铭。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同样需要在编辑出版界大大提倡和发扬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