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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二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三 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四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去百度文库下载。我原来下载过。我们是北京聚贤阁书画院。百度一下，就能找到我们。普通的字画装裱好的20元起。可以直接装饰或者送礼都行。如山水，牡丹。梅花，书法等。名气大点的200元起。您是从事书画行业么，不是的话也对您有用的。祝您生活愉快。
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并衍生出了一门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但莫高窟在近代以来受到许多人为的损伤，文物大量流失，其完整性已被严重破坏。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沿革概述】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为人注意。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死亡后掩埋的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艺术特色】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瑰丽华艳，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高深，而且与壁画相融相衬，相得益彰。第96窟是莫高窟最高的一座洞窟，其外附岩而建的“九层楼”是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高33米。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悠悠漫卷。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为人们打造了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炽热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吧！
敦煌莫高窟游记 文 / 西河居士 怀着对敦煌的憧憬与神往，在经历了茫茫戈壁的长途跋涉后，当我醒过神来的时候，终于明白自己已经站在了敦煌莫高窟面前，真想大声高喊：我来了。但是，出于对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敬仰、也出于对如来佛祖的敬畏，我只能默默地、虔诚地审视着这颗点缀在茫茫大漠之中的人间明珠。 步入寺区，环顾一下，莫高窟周围是戈壁、沙漠、不毛的秃山，而这里却独具一片青翠，泉水叮咚，树木繁荫，不能不让人感到神奇。首先映入眼帘的“大牌坊”雄伟壮丽，气势不凡，坊额上“石室宝藏”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系于右任先生题写。敦煌莫高窟以它创建年代之久、建筑规模之大、壁画数量之多、塑像造型之美、保存之完整，以及艺术之博大精深而闻名天下、享誉国内外。汉唐雄风吹拂着敦煌，丝路驼铃吟咏着敦煌。“敦，大也，煌，盛也。”莫高窟背靠鸣沙山，面对三危峰，上下五层，窟区南北全长1600多米，现存洞窟大小不一，上下错落，密布崖面，洞窟里有栩栩如生的塑像，婀那多姿的飞天，精美绝伦的壁画，构图精巧的莲花砖，烘托出了一个充满宗教氛围的佛国世界。莫高窟始凿于公元366年，从隋至元，历代多有增建，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是一个有1600余年历史的旷世奇葩。现保存有从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的洞窟492窟，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15尊。其中壁画是莫高窟艺术的精髓，规模宏大、题材广泛、艺术精湛无与伦比。壁画内容有佛像、佛教史迹、经变、神话、供养人等题材和装饰图案。窟中飞天壁画最为传神，飞天飞绕在上空，有的脚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挥臂，腾空而上；有的手捧鲜花，直冲云霄；有的手托花盘，横空飘游。那迎风摆动的衣裙，飘飘翻卷的彩带，使飞天飞得多么轻盈巧妙、潇洒自如、妩嵋动人。洞窟的佛像造型精美、栩栩如生，大小不一，最高的43。5米，最小者高不盈尺。造像为泥质彩塑，神态各异。1900年发现了著名的藏经洞，大量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精品震惊天下，同时也开始了外国强盗抢偷洞窟文物的丑恶历史。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随着电影《敦煌》的放映，使得敦煌更加驰名，来此游览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外国游客专程前来观瞻。有一位学者看后感慨地说：“看了敦煌石窟，就等于看到了世界的古代文明。” 现在，当魂牵梦绕的奢望终于变为现实的时候，面对无边大漠，面对苍凉遗址，万般感触涌上我的心头。我感慨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感慨帝国列强的凌强欺压与野蛮掠夺，感慨辉煌的过去逝者如斯，感慨今日之中国正在谱写着新的华章！ 敦煌莫高窟的导游词(转载)作者：李子栗子梨 大家好！我就是本次“敦煌之游”的导游，我姓肖，大家叫我肖导好了。今天，我就带大家游览具社会、生产、生活、交通、建筑、艺术、音乐、舞蹈、民情风俗、宗教信仰、思想变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情况。在我国三大石窟中，莫高窟是开凿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珍贵的价值。有“人类文化珍藏”、“形象历史博物馆”、“世界画廊”之称。 现在我进入洞窟参观，首先我们去参观有名有“藏经洞”。这个洞窟位于系统工程号洞窟甬道的北侧，编号为17窟，洞窟原是晚唐时期河西都僧统洪的“影窟”，有碑文载这一事实。1900年5月的一天，管理莫高窟的道士王圆录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打开了秘百多年的“藏经洞”，这些珍贵无比的文物终于重见天日了，但是清王朝的腐败加之王圆录的愚昧，使这些珍贵的文物遭到了帝国主义分子的肆无忌惮的掠夺和盗劫。1905年沙皇俄国的奥勃鲁切夫来到莫高窟，以六包日用品为诱饵，取了一批文物。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仅用数十块马蹄银，劫取了约一万多卷，同时还有佛教绣品和佛画五百多幅，现藏于大英博物馆；1908 年法国人伯希和盗走文物六千多卷，现在藏于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1911年10月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盗走约九百余卷。直到1910年清政府才将被劫余的文物运往北京，收藏在北京图书馆。在运输途中及运到北京后不少文物被偷、损坏、遗失，是中国考古史上一次难以估量的损失。 “藏经洞”发现的这些文书内容包括宗教经典和多种文字写的世欲文书，它涉及到许多学科，是研究古代宗教、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要资料，经过国内外学者几十年的研究、开拓出一门全新热门的学科--敦煌学。 那么藏经洞是什么时候、为何密封的呢？一说是：十一世纪初，西夏侵入敦敦煌时为了保护经典而藏；一说是：不用但又不能丢弃的神圣经典存放；再一说是：为了防止伊斯兰教徒破坏而藏。后来收藏了这些经典的僧侣，逃的逃了，还俗的还俗了，死的死了。直到本世纪初发现这个洞窟为止，再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下面我带大家去参观328窟，这个洞窟的精彩所在为塑像，在进入洞窟前，就彩塑的大致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莫高窟的彩塑有圆塑、浮塑、影塑等几种形式。小的不足盈寸，最大的高5米，是世界第四大佛。一般的塑像都是用木头搭架，上面缠上麦秆、谷草、芦苇、麻丝等，然后用特制的粘涂塑，整形雕刻，最后上彩绘画的。塑像主要有四大类：（1）佛像，包括释迦、弥勒、药师、阿弥陀以及三世佛、七世佛；（2）菩萨像，包括观音、文殊、普贤及供养菩萨等；（3）弟子像，包括迦叶、阿难；（4）尊神像，包括天王、力士、罗汉等，另外还有一些鬼神、神兽等动物塑像。由于制作年代不同，风格也截然不同，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秀骨清像”、“曹衣出水”和唐代的“吴带当风”等风格，充分地体现了当时的艺术巨匠超凡的想象和高超的思维。 塑像是石窟的主体，多为1佛2菩萨的组合，前期的粗壮而逐渐演变到后期的清瘦。隋、唐以来出现了一铺七身或九身的群像，也出现了大的造像，如148窟和 158窟的两身长16米多的涅槃像 时光飞逝，我的讲解完毕了。下面请大家自由活动。在活动之前，我还是那句老话：请大家保护环境，珍惜莫高窟的每一寸土地。她不仅是游览名胜地 ，还是我们中国的骄傲！好，12点到这里来集合。我们到旅馆去吃中午饭。
一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二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三 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四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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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的有：《楚辞研究史略》（《语文导报》1986年10期），《楚辞版本源流考索》（《浙江学刊》1987年1期），《浙江四十年楚辞研究概述》（《浙江社会科学》1990年4期），以上三篇皆经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转载；《论版本和善本》（《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4期），《〈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35辑）等。附论文不完全列表： [1]崔富章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6:74- [2]崔富章 四库提要诸本分析——以《四库全书总目》本为优[J] 文献,2012,03:3- [3]崔富章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崔富章,周晶晶 《世本集览》手稿本之文献价值[J] 文献,2010,04:52- [5]崔富章 《楚辞补注》汲古阁刻本及其衍生诸本——竹治贞夫等四家误判辨析[A] 中国屈原学会、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中国楚辞学（第十八辑）——2010年江苏南通屈原与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2010: [6]崔富章 读漆雕世彩《梅赋》感言[J] 职大学报,2010,01: [7]崔富章,朱新林 《古逸丛书》本《玉烛宝典》底本辨析[J] 文献,2009,03:144- [8]崔富章,柯亚莉 天一阁藏明人奏疏四种经眼录[J] 文献,2009,01:153- [9]崔富章,柯亚莉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J] 文献,2008,03:72- [10]崔富章 21世纪楚辞学的开拓与发展[J] 国际学术动态,2008,03:8- [11]方铭,张曦,石川三佐男,陈怡良,崔富章 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资料汇编[J] 职大学报,2008,01:35-37+ [12]崔富章 天一阁与《四库全书》——论天一阁进呈本之文献价值[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1:148- [13]崔富章 《四库全书总目》传播史上的一段公案——从傅以礼的《跋》谈起[J] 文史知识,2007,12:44- [14]崔富章 《楚辞书录解题》后记[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十四辑）——2007年浙江杭州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2007: [15]崔富章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十四辑）——2007年浙江杭州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2007: [16]崔富章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A] 东亚细亚比较文化学术会议、中国屈原学会2007年楚辞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东亚细亚比较文化学术会议、中国屈原学会:,2007: [17]崔富章,郭丽 《四库全书总目·韩魏公别录提要》补正[J] 文献,2007,03:59- [18]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八辑）——2007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一）[C]中国屈原学会:,2007: [19]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J] 中国楚辞学,2007,01:1- [20]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J] 中国楚辞学,2007,01:1- [21]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亘古常新[J] 甘肃社会科学,2006,01:46- [22]崔富章 《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实——“浙本翻刻殿本”论批判[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1:104- [23]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中国楚辞学,2005,02:99- [24]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中国楚辞学,2005,02:99- [25]崔富章,崔涛 《春秋繁露》的宋本及明代传本[J] 文献,2005,03:146- [26]崔富章 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J] 文献,2005,01:152- [27]崔富章 大阪大学藏楚辞类稿本、稀见本经眼录[J] 文献,2004,02:232- [28]崔富章 民俗节日里的屈原故事与士人向往的屈原形象[J] 职大学报,2004,01:40-43+ [29]崔富章 陆时雍《楚辞疏》引“晁无咎曰”辨证[J] 北方论丛,2004,01:1- [30]崔富章,石川三佐男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5:31- [31]崔富章 版本释名[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2:101- [32]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20- [33]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七辑）——2000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C]中国屈原学会:,2000: [34]崔富章 论嵇康的著述指趣[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1:44- [35]崔富章 嵇康的生平事迹及《嵇康集》的传播源流[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04:9- [36]崔富章 论嵇康对《诗三百》传统的继承与发展[A] 中国诗经学会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诗经学会:,1999: [37]崔富章 班固笔下的屈原[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04:81- [38]崔富章 屈原《卜居》与嵇康《卜疑》[J] 云梦学刊,1997,02:6- [39]崔富章 浙江的刻书与藏书[J] 文史知识,1996,10:65- [40]崔富章 《四库提要·诗类》补正[A] 河北师范大学1993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河北师范大学:,1993: [41]萧兵,赵逵夫,戴志钧,刘毓庆,崔富章,汤漳平,曹大中,潘啸龙,江立中,黄中模 楚辞学:现状与未来十人谈[J] 云梦学刊,1991,01:1- [42]崔富章 ,黄征 浙江敦煌学研究概述[J] 浙江社会科学,1991,01:29- [43]崔富章 浙江四十年楚辞研究概况[J] 浙江社会科学,1990,03:22- [44]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1:46- [45]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1:46- [46]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四则[J] 文献,1988,04:236- [47]崔富章 论版本和善本[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4:84- [48]崔富章 《楚辞》版本源流考索——兼及《楚辞要籍解题》之讹误[J] 浙江学刊,1987,01:120- [49]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史部地理类(浙江)[J] 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02:89- [50]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文献,1982,03:187- [51]崔富章 章学诚“方志为外史所领”说发疑[J] 晋阳学刊,1982,02:20- [52]崔富章 “秬秠”辨[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4:125- [53]崔富章 沈约籍贯考[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1:109- [54]崔富章 从《秦献记》《秦政记》写作年代谈起[J] 文史哲,1979,03:77+ [55]崔富章 关于《秦献记》的主题及其他[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03:127-
1949年：《荷泽神会禅师(668—760)语录》，收入《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31卷，河内1949年版，共X+120页；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1974年再版。1956年：《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收入《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39卷，西贡1956年版，共ⅩⅥ+332页，10幅图版；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1977年再版。中译本，耿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英译本正在付印中。1959年：《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巴黎，哈切特(Hachette)出版社1959年版，288页；1978和1990年由同一出版社再版。英译本，伦敦阿兰和昂温出版社1962年版，美国斯坦福大学1977年再版；匈牙利文译本，贡多拉，布达佩斯1980年版；中译本，中国文化大学，台北1982年版；意大利文译本，里佐利大学丛书，米兰1983年版；日译本，东京1990年版；中文新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964年：《前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现已5次再版。日译本，波兰文译本、英译本、意大利文译本均已出版。1970年：《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与吴其昱先生合作)。巴黎，辛格—波利尼亚克(Singer-Polignac)基金会1970年版，共408页。1972年：《中国社会史》，收入《世界之命运》丛书，巴黎，阿尔芒—科兰(Arman Colin)出版社1972年版，共766页和36幅插图；由同一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了修订第2版，共700页；同一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增订第3版，共700页。意大利文译本，埃诺迪译，都灵1978年版；德译本，安塞尔·韦拉克译，法兰克福1979年版；英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1982、1983和1985年再版本；罗马尼亚文译本，麦里丹娜译，布加勒斯特1985年版；朝鲜文本，汉城1985年版；西班牙译本，巴塞罗那1991年版；中译本，耿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英文再版本正在付印中。1982年：《中国和基督教》，收入《历史文库》，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82年版，共342页；1991年同一出版社再版本加入了一个副标题：《第一次冲突》。德译本，阿尔特米斯译，苏黎世和慕尼黑1984年版；意大利文译本，马里埃蒂译，卡萨列蒙菲拉托1984年版；英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和人文科学会馆出版社，剑桥—巴黎1985年版；西班牙文译本，经济文化基金会，墨西哥1989年版；中译本(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日译本正在印制中。1991年：《唐甑的<潜书>》，译自中文，由谢和耐作序和注释。巴黎加利玛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收入《东方知识》丛书，1991年版，共346页。1994年：《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收入《历史文库》，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94年版，共398页。 1951年：《神会禅师传，禅宗史研究》，载《亚细亚学报》第239卷，1951年，第29—68页。1952年：《中国古代的行为》，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第7年，第1期，1952年1—3月，第31—38页。1954年：《神会语录补编》，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4卷，第2期，1954年，第453—466页。1955年a*：《沩山灵祜大师遗迹》，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5卷，第1期，1955年，第65—70页。1955年b：《中国的经济和人的活动》，载《评论界》杂志第103期，1955年12月，第1092—1102页。1956年：《宋代城市中的商贾与工匠》，载《中国宋代的艺术》，巴黎，塞尔努斯基(Cernuschi)博物馆1956年版，第10—11页。1957年a：《从敦煌卖契（9—10世纪）看中国的专卖制度》，载《通报》第45卷，第4—5期，1957(1958)年，第295—391页。1957年b：《汉文中的颜色表述》，载由I·梅耶松(Meyerson)主编的《颜色问题》，巴黎，国民教育刊物出版与发行处1957年版(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6系《综合丛书》，第295—299页)。1959年a：《唐代的经济和社会》，载由戴密微主编的《中国的面貌》第1卷，巴黎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1—85页(吉美博物馆丛刊，可供出售类图书第63卷)。1959年b：《唐代的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载戴密微主编的《中国的面貌》第1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5—89页(吉美博物馆丛刊，可供出售类图书第63卷)。1959年c*：《中国的文字记载与历史》，载《心理学学报》第1卷，1959年1—3月，第31—40页。1960年a*：《中国5—10世纪的佛教徒中的火焚自杀》，载《汉学研究所论丛》第2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汉学研究所文库》第14卷)，第527—558页。1960年b：《中国的铁器时代》，载《人文》杂志第1卷，第1期，1960年，第68—76页。1962年：《远东的历史》，载《历史学报》第3期，1962年，第107—118页。1963年*：《中国文字的形态及其心理功能》，载由郭恩(M．Cohen)主编的《各民族的文字和心理》，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63年版，第29—44页。1964年：《中国和朝鲜于公元前5—3世纪的思想演变》，与韦尔南(J．-P．Vernant)合作，载《纪尧姆·布岱学会会刊》第4套，1964年，第3期，第308—314页。后转载于韦尔南的著作集：《古代希腊的神话和社会》，巴黎，马伯乐(Maspero)出版社1974年版；巴黎，新发现出版社1988年再版，第81—91页。1966年：《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载《为戴密微先生祝寿的汉学研究论文集》，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汉学研究所文库》第20卷)，第41—51页。1969年a：《中国车辆小考》，载由韦尔南主编的《古代希腊的战争问题》，海牙木冬出版社1969年版，第309—312页。1969年b*：《伊斯兰教鼎盛时期的中国城市考证》，载由胡拉尼(A．H．Hourani)和斯泰恩(S．M．Stern)主编的《伊斯兰城市》，牛津大学卡西雷书店1969年版，第77—85页。1970年a：为《中国佛教》和《中国》(1840年之前)而写的条目，载《世界百科全书》，巴黎，世界百科全书出版社1970年版(1989年版本的第4卷第399—403页和第5卷第510—532页)。1970年b：《中国的第2次“文艺复兴”》，载纪念奥德里古尔(A．G．Haudricourt)主编的《语言、技术、自然和社会文集》，巴黎，克林西克(Klincksieck)出版社1971年版，第33—36页。1972年：《论17和18世纪的中欧交流》，载《亚洲学报，东方文化研究所所刊》(东京)第23卷，1972年，第78—92页。日译文载《东方学报》第44卷，1972年，第1—21页。1973年a*：《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演变》，载《宗教社会学档案》第36卷，1973年，第71—89页。中译文载《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西宁1986年版，第281—297页；《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91—122页。1973年b：《中国文明中的占卜术和科学观念》(日文)，载《东方学报》第45期，1973年，第1—11页。1974年a：为《世界百科全书，宝鉴—索引》所写的《玄奘》、《黄巢》、《慧远》、《鸠摩罗什》和《李贽》等条目，巴黎，世界百科全书出版社1974年版。在1990年版中，“黄巢”条载第1658页，《慧远》条载第1665页，《鸠摩罗什》条载第1923页，《李贽》条载第2026页，《玄奘》条载第3736—3737页。1974年b：《小偏差和大偏差——中国》，载韦尔南主编的《占卜与理性》，巴黎，塞伊(Seuil)出版社1974年版，第52—69页。1974年c：《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演变》，载《宗教科学前景的发展，中国的革命运动》，佛罗伦萨L·S·奥尔斯基出版社1974年版，第115—144页。1976年*：《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讲座开课讲演》，1976年，共31页。1976年b：《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载《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17—18世纪的法国北京传教区，这次讨论会1974年9月召开)，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3—25页。中译文载《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55—67页。1977年：为托玛斯·德·博西埃尔(Thomas de Bossière)夫人的《17和18世纪中国宫廷中的一名比利时官吏——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年)传》，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Ⅶ——Ⅹ页。1978年*：《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责任观念》，载《中国的法律》一书，佛罗伦萨L·S·奥尔斯基出版社1978年版(《威尼斯文明研究丛书》第34卷)，第127—136页。1979年a：《论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的不同文本》，载鲍吾刚(W．Bauer)主编的《慕尼黑东方研究——中国中原和蒙古研究》(第25卷)，《福赫伯(Herbert Frank)纪念文集》，威斯巴登，法兰兹·斯泰纳·韦拉克GMBH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407—416页。1979年b：《戴密微，1894—1979年)传》，载《通报》第65卷，第1—3期，1979年，第1—19页。1979年c*：《在大海的附近》，载安田朴(R．Etiemble)主编的《神话》，巴黎，迪迪埃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87—88页。1979年d：《17世纪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世界观》，载《迪欧根尼》(Diogène)杂志第105卷，1979年1—3月，第93—115页；经修订的英译文载《中国的科学》，费城1980年版，第4卷，第1—17页；中译文载《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68—90页。1979年e：《敦煌写本中的一项缓税请状》，载由苏远鸣(Michel Soymié)主编的《敦煌学论文集》，日内瓦—巴黎德罗兹书店1979年版，第45—47页。中译文载《敦煌译丛》，兰州1985年版，第173—176页。1980年a：为荣振华(Joseph Dehergne)和李渡南(D．D． Leslie)的《从18世纪耶稣会士们的未刊书简看中国的犹太人》，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ⅩⅤ—ⅩⅦ页。1980年b：《普实克(Jaroslav Pruv? ek，1906—1980年)传》，载《通报》第66卷，第4—5期，1980年，第266—269页。1980年c：《帝国观念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载莫里斯·迪威执(Maurice Duverger)主编的《帝国的观念》一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97—416页。1981年a：《论17世纪的中国历史》，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81年5—6月，第3期，第467—472页。1981年b*：《静坐仪、宗教和哲学，论理学派的静坐》，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69卷(纪念戴密微的专刊号)，1981年，第289—305页。1981年c：《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1891—1980年)传》，载《通报》第67卷，第1—2期，1981年，第1—3页。1981年d：《人或文牍，唐甑(1630—1704年)的政治观一瞥》，载埃克梅(D．Ekeimeier)和福赫伯主编的卡尔·宾格尔(Karl Bünger)纪念文集《东亚的国家和法律》，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1981年版，第112—125页。1982年：为德罗绘(Hubert Delahaye)、戴仁(Jean-Pierre Drège)和戴文保的著作《长城》写的序言，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82年版，第6—14页。1983年：《明末的中国社会》，载《东西方的一次撞击，利玛窦》，巴黎，塞夫勒中心1983年版，第33—43页。1984年a：《利玛窦时代的中国文化形势》，载《利玛窦研究学术讨论会文集》。玛切拉塔1984年版，第101—120页。1984年b：《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生平与著作》，载《纪念马伯乐文集》，巴黎，辛格—波利尼亚克基金会1984年版，第15—24页。1985年a：《近代中国和传统中国》，载《中国研究》第4卷，第1期，1985年，第7—13页。1985年b：为斯拉姆(S．R．Schram)主编的《中国国力的基础与极限》一书所写的导言，伦敦—香港，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导言第27—34页。1985年c：《敦煌写本中的碾户和梁户》，载《敦煌译丛》，兰州1985年版，第157—172页。1985年d：《敦煌写本中的一项缓税请状》，载《敦煌译丛》，兰州1985年版。1985年e*：《裸葬》，载《学者通报》，1985年1—9月，第3—16页。1985年f：《明代的传教士，评斯宾塞(J．Spence)的《论利玛窦的记法》，当时文献的补充，1985年9月25日，第1059—1060页。1986年a：《法国科学院院士戴密微传记和著作》，载《金石和美学科学院报告》，1986年7—10月，第595—607页。1986年b*：《中国16—17世纪的俱乐部、书院和会社》，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报告》，1986年11—12月，第676—685页。1986年c：《利玛窦的归化政策与当时的中国政局》，载《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297页。1987年a*：《论胡人的道德》，载《从苍穹到大地，从花园到炉灶，吕西安·贝尔诺(Lucien Bernot)纪念文集》，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1987年版，第676—685页。1987年b*：《中国的历史和农业》，载《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报》第30卷，1987年，第221—228页。1987年c*：《论中国人的身心》，载《献给韦尔南的政治论文集》，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1987年版，第265—269页。1987年d：《在中国和反改革的欧洲之间最初撞击时另一方的看法》，载《第4届哥伦布研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热那亚，哥伦布基金会1987年版，第265—269页。1987年e：《11—19世纪中国官府的组织、原则和实践》，载布罗什—莱内(F．Bloche-Lainé)和埃狄纳(G．Etienne)主编的《为国家服务》论集，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1987年版，第11—29页。1987年f：为施拉姆主编的《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极限》写的导言，伦敦—香港，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9(15—27？)页。其法译文载《日佛会馆学报》1988年。1988年a：《他方的形象，中国的史学和人类学》，载《文集》第27卷，1988年，第65—76页。1988年b：为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的《中国数学史》写的序言，巴黎，马松出版社1988年版。1988年c*：《基督教在17世纪的中国的同化问题》，载由佛雷斯特(Alain Forest)和坪井主编的《天主教和亚洲社会》文集，巴黎—东京，阿尔玛塘—上智大学1988年版，第35—46页。1988年d*：《论儒教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东京亚洲文化研究所和上智大学1988年版，共17页(《亚洲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卷，第32期)。1988年e*：《论国家，17世纪中国和欧洲之比较》，载《日佛会馆学报》第50卷，1988年，第21—34页。1989年a*：《科学和理性，中国资料的新奇性》，载《科学史杂志》第62卷，第4期，1989年，第323—332页。1989年b：《中国思想概论》，载雅各布(A．Jacob)：《世界哲学百科全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1—1595页。1990年a：《中国社会中儒教传统的影响》，载《思想》杂志第792卷第6期，1990年，第50一56页。1990年b：为许理和(Erik Zürcher)的著作《佛教、基督教和中国社会》写的介绍，巴黎，朱利雅尔出版社1990年版(于法兰西学院所作的报告、论文和讲义)，第7—10页。1990年c：为詹嘉玲的《对三角和准确圆周率的速算法(1774年)，在数学方面的中国传统与从欧洲传去的因素》著作写的序言，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1990年版，第79—88页。1990年d：《王夫之有关汉代法律的某些考证》，载由出间和许理和主编的《中国秦汉时代的思想和法律》，莱敦不里尔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2页。1991年a*：《应该怎样读史书，王夫之(1619—1692年)思想的一条小注》，载《日佛文化》第54卷，东京日佛会馆1991年3月版，第70—72页。另一种文本载《东方学报》(布拉格)第59卷，1991年，第152—161页。1991年b*：《中国17世纪的哲学家王夫之的智慧》，载格多夫尔(G．Godoffre)主编的《世界的智慧》论集，巴黎，法国大学欧洲学院1991年版，第97—104页。1991年c：《基督教在中国的首次同化尝试》，载《许理和新作集》(文学和艺术类)，第213期，1991年9月14—15日，第67页。1991年d*：《论儒教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载由水口和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主编的《儒教和亚洲社会》，巴黎—东京，阿尔玛塘和上智大学，1991年版，第27—37页。1991年c：为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的著作《文士与政权，中华帝国时代的一次文字狱》写的序言，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出版社1991版，第9—11页。1992年a：为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的《为了生存和继续生存的三十六计》写的序言，巴黎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Ⅴ—Ⅶ页。1992年b：为《哲学百科全书，著作和辞书》所写的“戴震”、“王夫之”、“颜元”、“章学诚”和“张载”等条目，载第2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0—4011、4053—4054、4062—4063、4068—4069页(其实际出版时间为1993年)。1993年a：为詹嘉玲(Catherine Jami)和德罗绘(H．Delahaye)主编的《欧洲在中国，17—18世纪的科学、宗教和文化的相互影响》所写的导言，这是于高(Hugot)基金会组织的一次学术讨论会的文集(1991年10月14—17日)，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1993年版，第5—13页。1993年b*：《中欧交流中的时空、科学和宗教》，同上引书，第231—240页。1993年c：《易变与不变》，载《人文科学研究文集》第100卷，1993年12月，第27—31页。1993—1994年：《中欧交流中的时空、科学和宗教》，载《中国科学》第11期，1993—1994年，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版，第92—102页(1993年b一文的英译文)。1994年：《中国人的变化观念》，载《中国的变化观念和感知》，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1994年版，第1—12页。（注：每篇论文出版时间之后带有*符号者，系指该文被再版而收入1994年的《中国的智慧》的文集中了）
大神哦 ，能把要求直接发我么，可以做的、
麦积山的行不？
去范文里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