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推荐南风窗，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也可以……但没有以前做得好了。最重要的是看了之后学会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有自己的见解。相关的杂志《新周刊》，《财经》也可以看。。。
1 公共档案馆的社会理想 公共档案馆的社会理想是指人们对于作为一个事业整体的公共档案馆在社会生活中的性质、地位及作用等作出的合乎理性和逻辑的预期和展望，作为档案馆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话题，公共档案馆社会理想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外在因素和内在缘由的，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结果。从外在因素层面看，它意味着对公共档案馆传统藏用思想的反省，表明当代公共档案馆人由于人类面临的信息困境而转向对信息价值和利用者信息权利的关注：从内在层面看，它体现着档案馆人以哲学方式对自身行为及其效应的自觉检讨与自我批判。 如果说在古代中国作为政治附庸的“档房”的社会理想尚处于一种内向封闭、自我满足的状态，而近代中国档案运动也只是尚具人文主义启蒙的色彩。那么历史发展到今天，公共档案馆的社会理想则进入到了一个积极外向、多元开放的全新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完成了由“以藏为本”到“以用为本”的转变，形成了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信息公平、制度公正、利用自由的社会理想。随手翻检当代档案学者的论著，如冯惠玲的《开放：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之路》、郭红解的《开放亲民文化服务——未来城市档案馆的发展方向》，“开放”、“权利”、“自由”、“公平”、“制度”、“保障”等语词随处可见。蔡娜等人更是用“公民信息权的基本保障”这一概念来描绘公共档案馆，认为公共档案馆既是社会公共管理机构和信息保障体系，也是为了实现人类信息共享与信息保障而作出的一项社会制度安排。目的是让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地方能得到自己需要的所有形式的所有开放了的档案信息资源，这就是我们公共档案馆的最高社会理想。 2 当代公共档案馆社会理想面临的现实困境 2．1 社会认同存在巨大反差 对公共档案馆社会理想的颂扬和赞誉大都来自档案馆界本身，而社会对档案馆事业的认同与档案馆界对自己的职业认同存在着巨大反差。现实社会对档案馆工作人员及档案职业的认同程度，绝对难让档案馆员自豪起来。而更令人尴尬的是，在档案馆界内部对档案馆社会理想的认同也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是档案馆学理论界与决策层之间的分歧。理论学家提出的理想虽然合理，但在决策层看来却不切合实际，难以应用，理论成果往往被束之高阁。同时，理论学家又认为官员无视理论，致使公共档案馆事业缺乏逻辑，违背理论规律和原则，而且，档案馆社会理想在实践层也难以得到认同。因此，理论界高举信息自由、信息公平的大旗对实践层不断进行批判：而另一方面，实践层还在为自己的生存苦苦挣扎，认为理论界是在隔岸观火，站着说话不腰疼。可见，公共档案馆社会理想的光芒顶多只是闪耀在理论的象牙塔的塔尖，对社会的影响有多大还有待考量。 2．2 实践环节存在严重背离 公共档案馆的发展水平最能体现档案馆精神，是一个国家档案馆事业发展水平的标志，然而，我国公共档案馆发展的总体水平低下而且极不平衡，已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边远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公共档案馆数量及经费的极度匮乏，而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对档案馆的评估又促成了大量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一大批作为“城市标志性建筑”、“文化标志性建筑”不断出现。而且，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状况更是令人担忧。以2003年为例，我国档案开放率只有8％：利用人次只占到全国人口数量的285％；利用档案的卷、件次数只占当年馆藏档案总数的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民众的档案意识不高是一个方面，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要从档案馆界自身来找。档案利用中的各种收费问题已是不必多说，“为领导决策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当作搪塞“为公众服务”的思维方式更是由来已久了。 2．3 管理权责存在极大不明 在公共档案馆领域中，担当管理角色的是各级档案局等，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档案馆与档案局往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政策的制定者与政策的执行者是同一批人，这就犹如在运动场上某人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一样，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关系过于密切，使得监管规则很难得到有效执行。这种美其名曰“双重职能”的建制，实际上是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机构性质、职能、任务及工作对象，使其工作发生了极大的偏差，容易产生档案馆也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的误区，以至于淡化了本应有的服务意识和效益观念，弱化了档案馆本应有的社会化功能和作为“文化使者”的身份。虽然这种“合二为一”的体制为工作的开展取得了些便利，但也给档案馆带来了不小的困惑。因此，要想在这种体制环境下实现公共档案馆的社会理想谈何容易。 2．4 政府职能存在严重不清 由于制度的缺失、公共审计的不完善，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方面划分不合理，导致了为全社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不足、分配不公、效益不佳。在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公共用品领域，只有教育领域对财政的投入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其他如卫生医疗、社保、公共图书馆、公共档案馆等领域都没有把政府的责任提高和明确到法律的层次，对其投入的多少强烈地打上了长官意志的烙印。以2003年为例，我国GDP总量达到了116694亿元，而当年我国投入档案行政事业费和档案馆事业费却只有2111亿元，只占到GDP的0036％。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社会理想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建立在这种环境上的公共档案馆，要想实现其社会理想真是比登天还难。 3 实现社会理想走出困境的策略分析 3．1 策略之一：局馆分开，各司其责 局馆分开，构建新型的档案行政组织和档案事业组织既是行政改革、事业改革的要求，同时也是行政改革、事业改革发展趋势所在，更是为其实现社会理想扫除体制上的障碍的需要。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一是局馆职责分开。正确界定和划分局、馆各自职责，明确各自社会目标，实现各自社会理想。二是局馆经费分开。实现行政经费与事业经费的分开，有效地防止政事不分局面再度出现，加强财政监督。三是局馆目标分开和管理方式分开，由于局与馆具有不同的性质、目标、职责、功能和特点，其运行方式和运行结果当然不同，局馆分开最重要的就是管理体制的分开，构建新型的档案行政组织和档案事业组织。 3．2 策略之二：创新制度、完善环境 造成档案馆社会理想与现实反差这么大的原因，除了管理体制外，制度的落后与缺失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为此，我们要进行制度创新，完善档案馆实现其社会理想的环境。一是完善公共档案馆的财政供给制度，为档案馆实现其社会理想提供物质保障。二是完善法律制度，在法律的层面上保证公共档案馆服务工作开展的权力与义务，同时，协调不同部门与不同阶层法律之间的冲突，做到政出一门、法出一套。三是完善监管制度， 改变对公共档案馆的监督管理不力的局面，通过政府出台公共档案馆管理办法与管理条例等，明确其服务要求，以此来增强公共档案馆的压力、动力与活力，促使公共档案馆服务在不知不觉中实现其社会理想。 3．3策略之三：运用技术，提升服务 公共档案馆在其理想的实现过程中，外力的作用必不可少，特别是当今信息技术的触角已是延伸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涉及到社会成员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如E-mail、BBS、BLOG、QQ技术等，再加上电子文件的大量产生、新型载体的广泛运用。因此，公共档案馆要想跟上时代，改变传统的服务方式、手段，运用技术提升服务。 3．4 策略之四：广泛收集，丰富馆藏 广泛收集，丰富馆藏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一是收集与社会发展相关的社会记录。即收集范围应该扩大，除了政府机关形成的档案材料以外，还应该通过购买、接受捐赠等形式收集各种民间的历史记录，如民间契约、家庭族谱以及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手抄本等。二是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近几年启动的“抢救和保护中国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工程”等项目以及一些由地方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项目必将形成大量的文献、录音、录像资料，把它们作为一种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下来，可大大改善我国公共档案馆馆藏结构，三是与相关机构进行互通有无。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很多的档案资料本应该保存在公共档案馆却分散地保存在其他的一些机构之中，如“哥德巴赫猜想”的手稿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试验记录也在博物馆，《燎原》、《红色娘子军》的音乐总谱也存放于上海历史博物馆。对于这些历史记录，公共档案馆可以通过复印的形式与这些单位进行互通有无来达到丰富馆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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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华公共政策考研问题，可以查我名字咨询，希望帮到你《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第二版）陈振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美］卡尔•帕顿、大卫•沙维奇著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孙兰英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美］威廉•N•邓恩著公共政策分析导论谢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美］戴维•L•韦默、艾丹•R维宁政策分析：理论与实践上海译文出版社，4．［美］托马斯•戴伊．理解公共政策．彭勃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5．［美］托马斯•戴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鞠方安、吴忧译，北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首先管理学是一个大的学科门类，代码是12。（类似哲学01，经济学02等等）其次管理学下面是学科分类：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1202工商管理学120201会计学120202企业管理学（含财务管理学、市场营销学、人力资源管理学）120203旅游管理学120204技术经济及管理学1203农林经济管理学1204公共管理学120401行政管理1205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所以行政管理专业属于公共管理这个类别里。我好像没听说过有专门的公共管理这个专业，一般有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有的大学把行政管理专业放在公共管理学院，有的放在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有的放在文法学院。我觉得你可以报考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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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系列著作，如《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等；《第五项修炼》；《改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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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直接补贴是农业支持的世界性通行做法。从2004年起实施的直接补贴是我国农业政策的重大突破。从直接补贴政策实践看，地方政府的补贴负担与其粮食安全不对称，补贴模式存在着农户补贴所得与粮食生产不对称，农户补贴所得与优质品生产不对称等现象。这些现象导致了直接补贴政策的非公平性。补贴政策的非公平降低了直接补贴政策应有的效率。调整补贴政策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是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特别迫切的现实问题。本文认为，从补贴资金筹集和使用制度入手，完善直接补贴政策的组织系统、选择与粮食安全高度相关的农户即期粮食生产补贴模式、适度地增加补贴投入和扩大补贴范围是提高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和效率的关键。 关键词：直接补贴 公平 效率 受WTO农业协议的约束，直接补贴政策已经成为农业保护政策通行做法。从2004年起，我国农业保护政策重大突破就是在广泛试点的基础上实施直接补贴政策。我国直接补贴政策的预期目标是提高农户种粮收入、维护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保护农业资源和生态安全，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拟从实践的角度对直接补贴政策实施中的公平与效率进行尝试性探索。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表现 直接补贴政策公平与效率的含义 直接补贴政策的公平一是指一个生产年度内，凡是符合直接补贴范围的粮食生产都应该获得相应的补贴；二是指地方政府负担的直接补贴资金与其辖区所需要的粮食安全程度成同方向关系。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则是指直接补贴资金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提高国家粮食安全程度和推动农业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表现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之间关系表现之一是补贴资金发放公平有利于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即政策实施公平能够促进政策效率的提高。如果补贴政策实施公平，农户的生产项目只要是符合直接补贴范围，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收入，不符合直接补贴范围的生产项目就不能够获得补贴收入，为了获得直接补贴收入，农户的生产活动就必须与直接补贴范围高度一致。这样，农户生产项目选择与直接补贴政策的初衷就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农户的生产项目选择与直接补贴范围的一致性首先是稳定粮食生产面积和生产量。生产粮食越多，获得的补贴收入也越多。其次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深化粮食的“清洁生产”。农户生产的优质品越多，获得的补贴也多。为了获得优质品补贴，农户不仅会自觉地增加优质品生产，减少劣质品生产，而且还会自觉地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实施“清洁生产”。由此可见，直接补贴实施公平，能够提高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从而有助于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如何实现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公平性要引起特别重视。 直接补贴政策中公平与效率关系表现之二是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非公平性，会极大降低直接补贴政策应有的效率，阻碍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即政策实施非公平导致政策效率下降。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的非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地方政府承担的补贴资金负担与其辖区的粮食安全保证需要“背离”。直接补贴资金来于粮食风险基金。从1994年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建立粮食风险基金。从1999年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粮食风险基金负担比例是1:5，缺口部分按1:1分担。在这样的直接补贴资金负担体制下，地方政府辖区内生产的粮食越多，其承担的补贴资金也越多，地方政府辖区生产的粮食越少，其承担的补贴基金也越少。生产粮食多、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大的地方政府也是其承担国家粮食安全负担越重的地方政府。生产粮食少、负担补贴资金少的地方政府却享受着与生产粮食多、承担补贴资金也多的地方政府同样程度的粮食安全系数。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补贴资金效益外溢到了非主产区。根据经济学一般原理，如果地方政府补贴资金的外溢性不能获得补偿，那么，地方政府的理性行为是补贴资金不到位或尽量地减少补贴资金支出。在比较利益下，生产粮食农户收入因缺乏补贴收入下降后，农户会自觉地减少粮食生产。最终结果就是国家的粮食数量安全受到威胁。直接补贴的初衷——稳定粮食生产目标难以实现。 二是种植粮食的农户不得补贴，不种植粮食的农户得补贴。直接补贴运行一般是在生产开始前发放给农户。在具体发放补贴办法上，安徽、吉林所代表的模式是或者按照农户申报的粮食种植面积或农户计税土地面积发放、或者是按照农户以往几年交售的粮食数量或计税常产发放，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数量挂钩的方法。如果按照农户申报种植面积补贴，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农户的种植面积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所获得的补贴资金数量种植相应的粮食数量，更有一些农户是获得申报补贴后，根本没有按照补贴范围种植粮食。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农户由于各种原因，尽管在开始生产前没有申报，在实际生产上种植了符合补贴范围粮食产品没有获得补贴。这样，获得补贴的农户没有完成应该种植的产品，没有获得补贴的农户却种植了符合补贴的产品。补贴并没有补贴给真正应该获得的农户。如果按照计税面积补贴，无论是种植什么项目，农户都可以凭借其使用耕地数量获得相当的补贴。有多少地能获得多少补贴，不管耕地是否种植了粮食作物。补贴获得量完全取决于耕地量，与粮食生产与否、多少无任何关系。 直接补贴的范围是粮食生产。种粮食有补贴，不种粮食就没有补贴。上述补贴模式所选择的补贴方式实施的结果就是补贴发放了，但没有按照直接补贴政策所设定的补贴范围补贴给应该补贴者。补贴并没有让真正的粮食生产农户收入提高。补贴政策的运行对粮食生产农户不公平，也低效率。这时，无论是种粮农户收入的提高、国家的粮食安全、农业结构调整深化，还是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等预期目标都难以实现。 三是农户的“亲环境”粮食生产补贴缺失。实施“清洁生产”是提高我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特别重要措施，也是我国粮食安全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质量安全。而粮食“清洁生产”的实现一般是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为前提的。农户减少使用化肥、农药自然要减少产量，降低收入。如果农户因“清洁生产”而减少的收入没有获得相应补贴，农户就会终止“清洁生产”。到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可能提高，农业生产环境不可能改善。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整和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非公平性对直接补贴政策目标实现的效率有相当显著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克服直接补贴政策设计和运行中所出现的非公平性，力求公平，并尽可能地提高政策运行效率是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改革直接补贴基金制度 粮食安全是国家整体概念，而不是局部性地方概念。所以，粮食风险基金就要按照国家整体性原则统一筹集和使用。首先是中央政府把我国的粮食安全总量按照各地方政府辖区人口数量分解到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按照其辖区粮食安全数量所决定的直接补贴资金上交到中央政府。然后，中央政府下拨直接补贴资金到直接补贴政策执行机构，由执行机构根据各地区的粮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贡献率实际具体地发放补贴资金。生产粮食多的主产区多发放，生产粮食少的非主产区少发放。直接补贴资金制度这样设计，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粮食风险基金缺口问题，保证粮食风险基金数量安全，并进而彻底地克服直接补贴资金安全问题；也克服了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直接补贴资金负担不公平问题，充分地体现粮食生产中的公平与效率统一原则，从根本上克服粮食安全贡献率与补贴资金负担责任的不对称性。 完善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提高直接补贴政策效率 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是直接补贴政策实施以及效率的重要组织保障。一般而言，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包括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从2002年以来直接补贴政策实践过程看，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尚处于不完善状态。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不完善最突出表现是执行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二个方面。执行系统具体地操作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直接影响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高低。信息反馈系统负责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效率和所存在问题的及时监测，以便于提高直接补贴决策系统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所以，执行系统的不完善对直接补贴政策效率的影响尤为突出。目前，各地区直接补贴政策的执行系统基本上都是由财政、税收、物价（计划）、农业和粮食等多部门联合、县乡村三级干部全体出动模式。虽然这些部门确实都涉及到直接补贴政策，但涉及到并不一定都要参加。有一些部门是不适合承担直接补贴主体资格的。在具体实践上，由于各参加部门更多地是从本部门利益出发，因此，这种模式运行效率偏低，运行成本十分不经济。所以，建立科学、高效的执行系统是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鉴于直接补贴资金的特殊性和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建立以农业发展银行为主体，由农村信用社为依托的直接补贴政策执行系统是比较可行而又经济的。信息反馈系统则由目前的统计机构执行则是比较合适的。 范围应该扩大到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项目 直接补贴范围的大小既取决于直接补贴政策的预期目标，也取决于补贴能力。就我国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而言，直接补贴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但就我国直接补贴能力而言，直接补贴的范围又不可能太大。在这二方面条件约束下，结合我国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直接补贴范围还是有扩大空间的。在可扩大的直接补贴范围中，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是应该首先选择的。理由有五：一是对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补贴有利于国家的粮食质量安全和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等直接补贴目标的实现。二是直接原因就是农户实施“亲环境”粮食生产必须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农户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后，粮食产量也随之减少，农户粮食生产收入因此而降低。如果不对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所减少的收入予以适当补贴，农户就不会继续粮食的清洁生产，国内居民日益增长的粮食质量安全需求就不能满足。三是对农户的粮食清洁生产补贴是国际上直接补贴最新趋势。四是对农户的粮食清洁生产补贴符合农业多功能理论的要求。五是我国粮食生产的土壤资源污染已经相当严重。我国耕地中因工业和化肥农药污染的比重已占全国耕地的20%多。在粮食生产的土壤资源污染中，农业生产自身污染已经占35%-40%。在国际绿色壁垒日益趋升的形式下，粮食继续污染生产，别说是难以提高我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就是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难以维持。对农户“亲环境”生产补贴，从即期看既给农户增加了收入，又有助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从远期看则有助于保持农业生产潜力，防止未来农产品生产能力和农户收入的下降。 选择体现农户即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实际贡献率的模式 直接补贴方式的选择对补贴政策的公平和效率具有一定的影响。目前实施的直接补贴方式概括起来基本上是二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一种是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比较这二种补贴模式的结论是：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方式在实践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非公平现象。按农户计税面积补贴的结果是不管耕地是否种植粮食都可以获得补贴。按照只有粮食生产农户才可以获得直接补贴原则，这对粮食生产农户不公平。而按种植面积补贴时，农户即期实际种植粮食面积与所得补贴的面积不一定完全一致。得补贴的不种植粮食，不得补贴的反而种植粮食。这对真正种植粮食的农户也不公平。按以往几年交售粮食量补贴时，农户即期交售的粮食量大于补贴数量得不到直接补贴。补贴获得量与其粮食生产数量不对称，真正生产粮食的农户收入不能提高。这些农户因应得而得不到补贴收入会减少未来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政策效率也因此而受到了冲击。而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挂钩的补贴则比较好地实现了直接补贴政策运行中的公平与效率。至于补贴是按农户即期的粮食生产面积，还是按农户实际交售粮食数量则可以视具体情况确定。所以，应该本着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尽量选择与农户即期的粮食生产挂钩的直接补贴模式，以便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直接补贴政策应有的作用。 在可能的空间内增加直接补贴投入，减少农民 直接补贴改善粮食生产农户比较收入的程度取决于补贴力度的大小。补贴力度越大，粮食生产农户比较收入改善程度也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补贴力度越大对提高粮食生产农户收入越有利。如果按照1998-2001年我国粮棉油价格补贴平均数3775亿元为补贴资金。设补贴效率为100%。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年我国乡村人口78241万计算。这些直接补贴资金能够使农民人均收入增加37元。直接补贴收入占该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如果把“九五”期间农民收入平均增长和直接补贴收入加一起也不如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5%的增长率。事实上我国每年的直接补贴资金并没有达到3775亿元。要实现城乡收入均衡增长，就直接补贴而言，还需要加大直接补贴投入，提高补贴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例。从我国财政负担能力和财政支出结构看，适度提高直接补贴力度可行也可能。但提高直接补贴的收入效率的根本还在于减少农民。不从根本上减少农民，增加直接补贴支出的收入效率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已有或增加的补贴支出都要适应直接补贴范围变化新趋势，尽量地提高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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