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一些简单好写的古代汉语论文的选题，供参考。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许慎六书说论评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何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形声字起源试论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主谓间“之”字探源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 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 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 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 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 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 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 《论 语》 8 5 13 《孟 子》 4 9 13 《荀 子》 40 9 49 《韩非子》 50 22 72 合 计 102 45 147 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 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 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 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 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 三、 看是否读破。 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 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 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 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 引言 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 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 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 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 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 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 (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 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 (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 (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 (《庄子·徐无鬼》) 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 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 (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 (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 (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 (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 (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 (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 (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 (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 (二)语义场理论 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 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 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 (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 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 (11)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 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 (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 (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 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 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 (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 (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 (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 (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 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 (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 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 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
一、文字部分 《说文》部首的文化学研究（贝部研究、女部、玉部） 《说文》部首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说文》中农业文化探讨 《说文》重文研究 《说文解字》“女”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尸”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心”部字研究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的结构（论汉字的结构规律或者论汉字的结构类型等） 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形体演变中的文化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原因探讨等）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会意兼形声问题探讨 假借字与通假字 古今字和异体字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六书性质特点（六书文化探讨、从六书的演变看汉字的造字法等等）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浅论《说文解字》一书的历史价值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试论词义引申的规律与方式 说会意 说假借 探求本义的方法种种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形声字起源试论 形声字声符说略 形声字义符说略 许慎六书说论评 义符表义与声符表义异同论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二、词汇研究 《论语》（某个或某些）代词研究 《论语》常用词汇研究 《孟子》（某个或某些）语气词研究 《世说新语》第二人称代词研究 《儒林外史》某类虚词研究。 《诗经》叠音词研究 《诗经》连绵词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 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 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 古今词义变化(现象\原因\规律) 同义词和同源词浅说 先秦偏义复词研究 先秦同义复词研究（《左传》、《论衡》、《墨子》等）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专书的词汇研究 汉语词汇双音化动因研究 三、语法部分 “是”的用法及其发展 《韩非子》中的被动句 《老子》（某种）句型研究 《论语》句法研究（判断句研究、祈使句研究、疑问句研究） 《孟子》中的“其”字 《孟子》中的“之”字 《史记》（某种）固定结构研究 《荀子》副词研究 《战国策》中的“是”字 《左传》“焉”字研究 《左传》“之”字研究 《左传》被动句研究 《左传》判断句研究 《左传》祈使句研究 《左传》疑问句研究 《左传》中语气词“也” 被”字的词义演变 词类活用问题探讨(起源\新说\评价) 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 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 从唐宋元明清的白话作品切入考察近代汉语语法的有关问题 古代汉语“把”字句研究 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处置式考察 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 古代汉语词序研究 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 古代汉语活用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兼语式研究 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 古代汉语连动式研究 古代汉语判断句研究 古代汉语省略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使成式考察 古代汉语双宾语考察 古代汉语重叠词研究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近代汉语代词研究 近代汉语量词研究 秦双宾语句的类型 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唐诗句法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之”字探源 专书的语法研究 四、音韵研究 专书的用韵研究 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 陶渊明用韵研究 论音韵学在古籍阅读中的作用 联系古音考察现代汉语方音问题 汉语语音演变规律考察 联系汉语语音史研究现代汉语语音规范方面的有关问题 古代韵文用韵考察 五、方言研究 方言词汇研究 方言语法研究 方言音系研究 方言保存的古代汉语特殊成分 六、训诂学研究 标点研究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试论“据文证义”的训诂方法 试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 校勘研究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注释研究 反训研究 七、修辞研究 《左传》的外交辞令研究 杜甫诗文修辞研究 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 《红楼梦》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左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水浒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 《孟子》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策》外交辞令研究 八、其他相关研究 辞典学理论研究 中学文言教学研究 《说文》释义方式研究 古代汉语字词典释义辨正 总之选题尽量对专书、专人进行词汇、语音、语法研究。
佩服老兄在这里照论文，要原创吗，来不及了，哈哈郭本《古代汉语》“通论”部分商兑 由郭锡良等五位专家编写的《古代汉语》（简称郭本）是广大任课教师乐意采用，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一部教材。这部教材继承了王力先生首创的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体例，而又有所创新，特别是“词义分析举例”六个单元的编写体现出明显的进步。我认为，这部教材是适合教学的一部高质量的教科书。当然，“高质量”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多年来，我一直使用该教材作为教本，在历年的教学中陆续发现一些问题。对文选注释部分若干问题的讨论发表在山东省语言学会编辑的《语海新探》第四辑（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这里对“通论”中的若干问题谈谈个人看法。如果我的认识当中有错误，欢迎编者和广大同行批评指正。我个人的意愿是希望这部教材更臻完善，在古汉语的教学中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 本文所指版本是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版的上下册修订本。为了便于查对，本文行文次第依照教材页码的顺序，1－597页在上册，599－1126页在下册。� 一、举例不合� 1、97页第三段－98页：“在考察词的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时，还要注意语音、字体的变化，这种变化容易掩盖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使人误以为是毫无联系的两个词。……字形的变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代表本义的字形变了。如《诗经·曹凤·候人》：‘何戈与�’。这个‘何’字的本义是‘儋’的意思，因为假借作疑问代词，后来，用‘荷’字表示‘儋’的意义，‘何’字反而失去了本义。” 按：既然讲的是词的本义、引申义和由引申而产生的语音、字体的变化，那就不应该把“何荷”这种“因为假借”而造成的字形变化拿来作例子，因为“假借”是不存在引申关系的（是“假借”就不是“引申”，有“引申”就不能说是“假借”，二者是不相容概念），“假借”与“被假借”正是“毫无联系的两个词”。这个例子应换“原源”、“内纳”之类。� 2、285页，名词作状语例：“河渭不足，北饮大泽”。（山海经·夸父逐日）� 按：“北”是方位名词活用作动词，作谓语，“北”和“饮”是连谓结构。理由如下：（1）方位名词作状语的翻译只在前面加上介词就可以了（大江东去——向东流去，“东”前面加上介词“向”，谓语已经有了“去”），作谓语则还要补出适当的谓语（江水又东——向东流去，前添加介词“向”，后补出谓语“流去”），第7页注［3］对“北饮大泽”的翻译是“到北边去喝大湖的水”，“到北边去”也就是“向北走”。（2）后文有“未至”，可见夸父在“道渴而死”之前的确“北”（“到北方去”）了，只是“未至”而已。（3）“北”后可点断，“饮”前可加上能愿动词“欲”，变成“北，欲饮大泽”；如果“北”作状语，是不能点断和加上“欲”的。（4）《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对“连动句”下的定义是“相连的两个动词短语之间有目的、方式、先后等关系”，此例中的“北”与“饮”正具有这些关系。 3、281页对“名词的使动用法”下的定义是“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成为这个名词所代表的人或事物”，例二举了“生死而肉骨”（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为例，解析说“例二是更典型的例子，……‘生死’相当于递系结构‘使死生’，即‘使死者复生’；‘肉骨’相当于递系结构‘使骨肉’，即‘使白骨生肉’，也就是‘使死者复生’的意思”。�〖HT〗按：例二恰恰是不典型的例子。“生死”应该是动词的使动用法，这里只是附带讲解；“肉骨”是名词的使动用发中比较复杂的例子，“使骨肉”的“肉”又活用作动词，是“生长出肉”的意思，这并不是定义中的“成为”所能概括的。要使定义与举例协调，要么修改定义，要么更换例句。� ４、２９7页讲“……者，……也”式的判断句，例二是“吾所欲者，土地也”（韩非子·五蠹）。� 按：331页讲“所……者”的格式和“所……”相同，“所食者”等于“所食”；那么，“所欲者”显然是“所”字短语的一种格式，是一个整体，指“想要的东西”，这个“者”字跟例一“南冥者”、例三“陈胜者”中“者”的语法性质是不一样的。� ５、３０9页：古代汉语“但”则主要是表示范围的副词，和现代的“只”意思相当。例二：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三国志·华佗传） 按：此例中的“但”是“只是”、“不过”之义，表示轻微的转折，应归连词。杨伯峻《古代汉语虚词》，还有其他工具书都把这种用法的“但”归入连词。“但”的“只是”“不过”义是从“只”义向“但是”义发展的过渡状态。这个例子不典型。�〖HTK〗 ６、３２3页讲“谦称和尊称都是名词，不是代词”，例五“愚谓大计不如迎之”（三国志周瑜传） 按：“愚”表示自谦，但不是名词，性质与前四例中的“寡人”、“臣”、“妾”、“仆”不一样，而与３１9页上的“窃”等一样，同属表敬副词。“愚”在句中作状语，前面省掉了主语“臣”。 ７、３３6页讲介词“与”表示处所和时间，其中表示时间例三是“有志乎古者希矣”（答李翊书），讲解说“这种表示处所和时间的‘于’，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介词‘在’、‘到’、‘从’等”。�〖HT〗 按：此例中的“与”不能用“在”、“到”、“从”来替换，它相当于“对”、“对于，应该入第二种用法“介绍涉及的对象”（“有志乎古者”——“对古代的学问有兴趣”）。 ８、３４2页讲“而”用在偏正结构里，连接状语和谓语动词，例五是“为坛而盟，祭以尉首”（史记·陈涉起义）。� 按：“为坛而盟”是两种行为（教材１９9页注［１８］：筑起高台，在上面宣誓订约），两种行为之间有先后、目的等关系，这是连动句，而不是状谓式，“而”表示“两种行为的联系”。� 9、341页“则”的用法：第一，表示两事在时间上相承。例三：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论贵粟疏）� 按：此例当入第二种用法，“表示因果或情理上的联系”。� 10、350页：“用‘矣’表示将然，在表示假设和条件的复句中看得最清楚。”例二：“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战国策·燕昭王求士）例三：“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捕蛇者说）� 按：例二的前后两个分句之间并无“假设”和“条件”的关系，而应该是“顺承”的关系。例三中的“矣”不表将然，句中的“向”、“久”和“已”已经把“过去”说得明明白白。 11、351页“祈使句也可以用‘矣’字”，例一：“善哉，吾请无攻宋矣”。（墨子·公输）按:祈使句是用来要求对方或禁止对方行动的句子。此例中的“无攻宋”是楚王自己放弃自己计划的行为，“请”也不是表示“请求”的动词，而和319页“臣请完璧归赵”的“请”一样，是表敬副词。因此，这一例句应该属于陈述句，它表达了楚王自己的意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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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经》《尚书》《周礼》《春秋》《周易》《礼记》
集诗画乐禅，创谐和意境—论王维山水诗艺术与生命精神[汉语言文学] 【摘 要】王维山水诗的艺术与生命精神表现于其山水诗“画境”与自然美，内心感受与生活体验，个性与生命精神三个方面，最终又在王维身上集合，并相互融合，而艺术贯穿始终，最后达到情与景（情景交融）、实与虚（虚实相生）、形与神（形神兼备）、主观与客观融合并诗画乐禅于一体的谐和意境之最高境界。 【关键词】王维；山水诗；艺术；自然；生命精神；谐和意境 参考资料: -html 目录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Key words 引言 一、王维山水诗的画境与自然美 二、王维山水诗的内心感受与生活体验 三、王维山水诗的个性与生命精神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音转的“四有”模式 内容提要：音转的的定义、形成，音转的“四有”模式的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音转的理论价值。重点是我所理解的音转的“四有”模式，我称其为“三因一果”规律和“时”“空”的经纬学理论。 关键词：音转 “四有”模式 时 空 字 音 文史类的同学都会认为古代汉语是一门比较难学的学科，或者说是一门没有为什么的学科。往往是老师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或者书上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虽然，有很多的学者在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音韵上的问题。可是，真正的成就往往屈指可数。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一：音韵在古代没有具体可考的资料，更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很好的语音存储机器。一般是都是口述相传的，这也是音韵学难考证的重要原因。二：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很多的语音都存在了偏差，或者说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两中语言，那么就使得音韵学变得更为广泛和复杂，并且相当的繁琐和具体。没有一定的同意规律。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如人为的感情色彩等，都会在音上有所变化，使得音韵学变得困难重重没有规律。 我就与音韵学相关的内容——音转的“四有”模式做一个简要的描述。不过先得了解一下音转的定义，就是要知道音转是什么之后，才能做其他的了解吧。 通俗的讲就是字词失去其“正音”，即正确的读音。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在使用同一语词表达同一意义时，其语音有可能呈现出某种变异性。这种意义不变而语音有所变异的现象，便是音转。 音转是以同一个语词并表达同一个意义为基准来说的。所谓同一个语词，这就意味着其声或韵尽管发生了流转性变异，但终究还是一个“音”，变异中并没有失去其主要的共同音素。所以黄承吉曾多次强调：“凡字原只一声，故只一音，虽周流参差于各方之口舌，而原即此音也。承吉尝谓古无定音者，参差之口舌也；谓音实有定音，以虽参差而原即是此音也。”【1】所谓表达同一个意义，这就意味着音转尚未导致语词的分化，仍然是属于同一个语词的问题。如果代表的虽是相同的意义，但声韵了不相涉；或声韵虽然相关，但代表的意义各不相同，便都不能看作是音转，而是同义词或同源词的问题。 最早使用音转这个词语的，是三国时期的魏人张揖。他在《上广雅表》中说：“窃以所识择撢群艺，文同义同，音转失读，八方殊语……”所谓“音转失读，八方殊语”，【2】即就时代和地域的变化而言。音转是造成失读的原因。失读指失去字词的正确读音，古人又称“正音”或本音。音转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是地区语言和历史语言中普遍而又必然存在的一种语音变异现象。方言的形成，音转是其重要原因。一般来说，音转是异地异时的现象，不应同时同地而有转音共存。比如，“yǎng【3】”为“我”之转，“云”为“曰”之转。如果甲地的人施身自谓称“我”，乙地的人施身自谓称“yǎng”，那么，甲地之人便不会同时又自称为“yǎng”，乙地的人同时又自称为“我”。同样，如果彼时的人表述说话用“曰”，此时的人表述说话用“云”，那么，彼时的人便不会又用“云”，此时的人同时用“曰”。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许多本为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音转之词，难免发生交融互收现象。尤其在文献语言中，因为许多音转之词往往“音别为字”，异域性、历时性的音转现象便很可能以共时态而反映出来。所以，同一篇文章同一部著述便有了既用“曰”又用“云”的情况，甚至于出现了“yǎng须我友”“今者吾丧我”之类的语句。 基本的我们知道了音转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就音转的“四有”模式做一个描述吧。 音转的“四有”模式在吴泽顺老师著的《汉语音转研究》这本书里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吴老师将其列在了“音转原理”这一章节里的第一节。我觉着，音转的“四有”模式不能孤立，所以，他应该是和后面的“同源分化导致音转”以及“音转规律”，还有前面的“音转的时代层次”都是融合的。 所谓的音转“四有”模式里的“四有”指“时”、“地”、“字”、“音”。“时”指的是时间，当然就存在古今了，“地”是指地域，南北。“字”就表面理解就是文字了，不过应该是理解为文字的变革。“音”的理解就应该是读音了，不过也应该是读音的转变，可是，前三者是因，后者才是果。音转的“四有”模式如果在严格的意义上应该只有“三有”。或者说“三因一果规律”来的更为贴切。 音转是一种客观现象，究其原因，从宏观上讲，不外“时”“空”二字，也就是索绪尔讲的共时变化与历时变化。我国明代的陈第，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 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4】 因为汉字属表意文字体系，字音和字义关系密切，所以陈第将文字与时地相并列。在讲到音转的前三有模式是第四者的因时，问题就转到了音转的形成的问题上了，对于这个因果关系，陈第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然一郡之内，音有不同，系夫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地转，系夫时者也。况有文字后有读音，由大小篆而有八分，由八分而隶，凡几变矣，音能不变乎？【5】 除了将文字书体的演变作为音转的原因有些生硬之外，很明显，陈第将时间变迁、地域差异和文字变化看作音转产生的原因，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 这也是我说的，将音转的“四有”模式理解为音转的“三因一果”规律的原因了。这在以前的格里木音变的三大规律中同样有类似的讲解咯。 回到“四有”模式上，如果非有“四有”之说，那么必定要存在关系，很明显的就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吴泽顺老师将其理解为不是平列的关系。 而在“时”“地”关系上吴老师同样为之定位为交叉关系，而我在看过之后，我想我的理解除了吴老师的交叉关系之外，还应该有平行关系，即我定义为经纬关系。在时间或者空间的单独作用下同样可以产生音变，或者说音变就是一个运动的自由音韵体。这样可能有些难以理解，我们可以将音变理解为或假设为地球的表面的很多的自由体，但当经线或者纬线或者共同作用下就会产生变异，那么整个的球表面就是一个客观的音转体，它在不停的变化，却不为人知。 在“字”对音转的作用，吴老师说其具有超时空性质。我借伟人的肩膀再次采用。我们认为应限于文字书体的演变，还应包括通假字、方言错字、方言造字以及同源通用字等。超时空性也就体现在一下两个方面： 1）文字的变化时空交错。文字的变化可能是共时平面的，也可能是历时纵向的，它往往随语言的变化而变化，并不受时空的限制。 2）文字的使用超越方言 方言变异造成方言与共同语之间语音上的差异。为了记录方言词，人们往往采用方言造字和方言借字两种方法。 如此，音转的“四有”模式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关系和得到解释。 由此音转的“四有”模式的存在有着其理论的价值，我做一个简要的带过： 1）“四有”模式所彰显的语言历史观，推动古音的研究 2）“四有”模式所揭晓的音转原理，推动了古义的探索。
百度一下
以下题目作为参考：1、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性形象 （或其他形象）2、 试析《诗经》中的婚恋诗（或选“战争诗”、“农事诗”）3、 建安文学研究（需选定一个角度）4、 论宫体诗的审美情趣与文化心理5、 唐代宫廷诗研究（需选定一个角度）6、 浅谈唐代边塞诗的演变7、 唐诗中的女性形象8、 唐传奇中的侠客形象9、 唐五代曲子词研究（需选定一个角度）10、 宋词的跨文化传播（需选定一个角度）汉语言文学呢，我一向建议从三个方向去写，一个是文学，一个是语言学，一个是民俗学。对于文学呢，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明清小说居多。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明清小说其实研究得很多很多了，再难翻出新意了。真的。如果老师没有特别的要求，而你也没有什么好的方向呢，我建议几个题目，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参考。比如明代宦官专权对文人文风的影响，比如正德文坛的大佬，李梦阳啊，王阳明啊。比如你可以写才子佳人小说，将其中的媒介，媒约的叙事功能做一个演变对比。比如你可以写诗歌，如果选唐诗我建议你写李贺和白居易，一个诗歌辞赋化，一个诗歌通俗化。如果你写人，那么有很多比如袁枚，他的翻案诗值得研究研究。如果你写当代文学，我建议写金庸或者网络玄幻，金庸呢其实有一个点，关于对传统侠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在引申出一个点，如何处理情和义的关系。至于网络玄幻小说呢，我建议和先秦神话联系起来，比如山海经里面神话形象的重构。至于选择语言学呢，这个一般不建议写，很麻烦的。比如你要写语言暴力现象，可以从语义—语用角度分析，可以集中在动画动漫上。还有的写网络新兴词缀，要是从模因理论还行。至于民俗学呢，写的一般偏少，但是真心好写。
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零度和偏离，显性和潜性八大概念，和一条最高原则——得体性原则；学派同仁把这概括成为“三一语言学派”的学术思想体系。任何一种学派不是凭空想产生的，是沿着继承、发展和创新的道路逐步发展形成的。继承，是汲取前人先进的学术思想和优秀成果；发展，是推陈出新，对前人研究的成果加以改造，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创新，是提出新理论、新方法，解决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面临的新问题。继承是基础，发展是动力，创新是目的，对于一个新兴学派来说，三者缺一环不可。以王希杰为代表的“三一语言学派”就是沿着这个方向稳步前进的。王希杰师从我国语言学宗师，南派开创人方光焘教授。学人们认为，王希杰的语言学理论是继承、接受经过方光焘改造后的德•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发展起来的。这话总的说来不错，但具体说到他从索绪尔那里接受了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理论，从方光焘那里接受了言语没有阶级性的观点，这就太简单化甚至是误解。我们知道，人称索绪尔语言学说是“哥白尼式”的革命，是因为他的语言观和方法论与传统语言学截然相左，为理论语言学的建立和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新路。但是，索绪尔语言学说又存在诸多矛盾以致被人误解，引起后学者不同毁誉。方光焘毕生致力于索绪尔语言学说研究，对索绪尔的语言观和方法论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批判、改造和发展，推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促进汉语研究科学化和现代化起了重大作用。（2）对于王希杰“三一语言学思想，我已写了一篇《王希杰对索绪尔学说的发展》（3）拙文，现再作一些简要概括和补充，从而可以看清从索绪尔到方光焘再到王希杰的学术继承、发展和创新的道路。
“把”字句的语法、语义分析之各家浅谈“彼得•潘现象”的透视分析——由彼得•潘人物形象引发的思考“常常”和“往往”的词语辨析与词典释义“纯乎词人之词”----试论少游词对词的本体性认识“点”和“些”的对比研究“多少”字结构在语义的差异“孤独”的传承——试论卡夫卡对马尔克斯创作的影响“古歌旧曲君休问，听取新翻《杨柳枝》”——李碧华小说《青蛇》的“旧曲新翻”“积非成是”——浅析成语的误用合法化现象“绝望之岛”的希望——论《论鲁滨孙飘流记》中的人性探求“美国梦”的破灭——《嘉莉妹妹》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共同主题“民间围城”——论阎连科小说创作与河南文化“明目张胆”感情色彩探究“起来”语义虚化的认知机制初探“情”字牵桥，命里玄 ——浅谈李碧华小说的爱情与宿命“情生诗歌”与“自然灵气” ——浅谈汤显祖诗歌的两个基本主张“人”的复活——余华小说创作的人学视阈“三言”——话本小说的雅化“三言”中僧尼形象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因“上帝”的恩赐——论林语堂文学创作中的宗教精神“诗意现实主义”的文学史考察——以施笃姆的诗化小说为中心“疼痛”的女性——以毕飞宇中篇小说中的女性悲剧为例“伟大的哑巴”与“地窖中的穴鸟”——试论卡夫卡创作中早期电影的痕迹“现实+理想”的爱情——由“林语堂三部曲”中的爱情看林语堂的婚恋观“心猿”之踪——“心学”对《西游记》的影响“性”与“不幸”——解读王小波《黄金时代》“自今”释义研究《奥多芙的神秘》的“哥特式”特征《百年孤独》中后殖民主义的解读《尔雅》对复音词的认识观念研究